张占杰

（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5）

孙犁虽然在193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但作为一个作家为人所关注，是在参加革命，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以后。他是地地道道的解放区作家。与其他解放区作家不同的是，他所受的文学影响复杂而多样，既有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的影响，也有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还有解放区文学“工具论”的影响。它们左右着孙犁的文学活动，也促使他对文学以及新文学的发展有更多思考，由此造就了解放区文学中独特的孙犁。《夜渡》是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的一篇小文章，它的形成、发表、被弃过程，可以使我们了解孙犁在写作策略上的诸多考虑，在主流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学影响之间寻求契合的努力。探讨其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解放区文学的复杂与多姿以及孙犁作为解放区文学代表的独特性。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孙犁在解放区时期心灵所经历的曲折与震荡，它同样具有标本意义。

一、《夜渡》故事的另一个来源

《晋察冀日报》1946年6月8日第四版发表了孙犁一组总题为《故乡纪事》的文章，该文由两篇文章组成：一篇是《投宿》，另一篇是《夜渡》。前者写于1941年，后者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从内容以及和《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的关系来看，成文时间应当在1945年至1946年之间。

《投宿》是否在1941年就发表过，目前尚未找到相关的资料，虽然孙犁私下里对这篇作品不甚满意，但鉴于它的历史价值，还是编入了《农村速写》。①孙犁1949年曾请康濯代为编选自己的代表作，说明了自己的意向，曾明确说：“所指《投宿》，没意思，以后也就不用它。《走出以后》我看也不要它了吧。老兄，弟有时虽然斤斤，但对自己的作品是不姑息的。”后来这两篇作品被收在他自己所编的《农村速写》中。详见《孙犁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作为《故乡纪事》的另一篇，《夜渡》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入任何文集。最早发现《夜渡》的是刘佳慧，为此，她写了《佚文〈夜渡〉：〈琴与箫〉故事的第四种讲述》。刘佳慧的论文后面，没有附上这篇佚文，为了说明的方便，笔者将全文附在此处：

又有一天，我坐着那一只捕鱼的小艇，经过白洋淀，转过几处苇荻的遮拦，到了淀中央，因为是顺水，小艇近乎奔驰的前进。老人站在船尾，用一支划板划着船。月亮升起来，照在水面上。

老人又向我诉说着他的鱼鹰的惨死。自从鬼子们到了水淀，沿岸各村所有的鸭子，鸡，鹅，鱼鹰，都叫他们“以战养战”了。但我却想起了前几天，敌人清早袭击堤村，村人逃了出去。一群鬼子在街上肆虐，从一家宅院里赶出一只大花公鸡，鸡拼命的奔跑，飞腾，鬼子们冲着它开枪，它钻到河边的一个高大的苇子垛里去了。

高大的苇垛像一座高房，鸡钻进洁白整齐的苇子，就没有声息了。一个鬼子赶过来，鸡不见了，他就扔下枪拆起垛来，把苇捆扔到地下。突然他跳起来，张着大嘴笑：

“姑娘的！”

他向后面的同伴招手，他们也就裂开嘴向前越近，这时站在垛上的那个鬼子，同两个苇捆滚下来了，一个姑娘立在垛顶上，她瞥了那跌下的鬼子一眼，嘴角上笑了一笑，就拉开一个手榴弹的弦，抛到那一群跳跃向前的鬼子中间。

鬼子死掉了几个，跑掉了几个，他们抬来机枪，冲着这用苇荻围成的堡垒扫射。

姑娘一直站在苇垛上，手榴弹抛了一个又一个，她始终没有再掩藏，以后，她也许被枪弹穿过胸膛死掉了，也许被不久就起火的苇荻焚化。其中也许还有她的伙伴们。

但是无论如何，像前六年的命运是不会有的了，那时是被捕的，剥下衣服，被掳在船上带走，凌辱在爹娘兄妹的眼前，被阳光照射。现在姑娘们不会再有这种命运了。顶不行的在绝望的时候孤注一掷，宁为玉碎，普通的是去袭击敌人。

鸡鸭和水鹰的命运，这一带的姑娘们，早知道是愚蠢而可笑的了。[1]

刘佳慧认为孙犁1942年的《爹娘留下琴与箫》，因为思想和艺术探索等方面的原因，在原来故事的基础上，又经历了三次重写，分别以《芦花荡》《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战斗》和《夜渡》呈现。《夜渡》“故事脉络几乎与《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一模一样的文本，在《爹娘留下琴与箫》两度改写后重新回归悲剧主题，采用‘哀而不伤’的克制性写法，以稳健的英雄主义豪情遮盖了原版本中催人泪下的悲伤情愫，是众多版本中与《爹娘留下琴与箫》最不形似却又最神似的一篇”[2]。将《夜渡》与《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对照，笔者发现，并不像刘佳慧所说得那么简单。

就故事而言，尽管都有白洋淀、老船夫、打鬼子等要素，但与其说它们都来源于《爹娘留下琴与箫》，不如说来源于当地发生的一件实事。《杨成武回忆录》中有这一故事的原型：

同口镇到了。码头边的大场上，耸立着一座座苇垛。他们告诉我，每年秋后，几百顷芦苇收割完捆成捆，用船运到这里垛起来，一部分运到外地，一部分慢慢地织成席子。可是有一回，三个日本兵为追老百姓一只鸡，一直追到这里，鸡猛地飞到一个大苇垛顶上。一个日本兵上去没抓到鸡，倒发现那里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高兴极了，连忙扑过去，不料被那姑娘用力一推，从那苇顶上仰面朝天地跌了下来。下面的日本兵刚刚围拢过去，从苇垛顶上掉下来的一颗手榴弹爆炸了，三个日本兵上了西天。街上的日本兵闻声赶来，架起机枪朝苇垛扫，打得苇垛着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可是那位姑娘早就跑到淀里去了。[3]770

由此看到，《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和《夜渡》源于同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在艺术表现上作了不同的探索，通过叙述手法和故事侧重点变化，使作品呈现了不同的主题，这种做法在孙犁的创作中屡见不鲜，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

二、解放区文学语境下的写作策略

参加抗战前，孙犁在育德中学读书，之后又经历了一段北平小职员生活，1936年经同学侯士珍、黄振宗介绍，在白洋淀边的同口镇找到一份小学教员职位，1937年暑假回家后，因七七事变和冀中大水缘故不能返校，1938年春季，在同学李之琏等鼓动下，到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一个人虽然身处革命队伍，对工作充满热情，向往为抗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队伍中就会如鱼得水。往大处说，是能否适应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对革命的复杂性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往小处说，是每日面对的同事、战友，尽管大家有崇高的理想，但也会有个人之间的名利、权势之争，也会有人死非其命或死非其所，对这一人群的复杂性是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暂时隐藏、甚至改变原有的思想、行为是一个人的生存本能，这是一个观察、触动、适应或改变的过程。《爹娘留下琴与箫》是孙犁在整风运动前的作品，以五四新文学惯有的人性视角看待战争的残酷，弥漫着美的毁灭与年轻生命的陨落带来的伤感情绪。经历了边区肃托、整风等政治运动的洗礼，孙犁意识到自己抗战观察视角上的问题，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使自己的创作向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孙犁在《怎样认识解放区文学的内容和主题》一文中曾说：“抗日战争就其性质来说，就是人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里担任主角的是广大的农民。这一战争，直接抵抗成为死敌的侵略者，同时，要使战争胜利进行，还必须减轻和进一步解放农民身上的封建的重荷，使得他们身手自由，轻快热情地来从事战争。”[4]36因此，在解放区文学中，“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结合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在自卫战争的这几年间，表现得更鲜明了”[4]36。孙犁所说，是抗战文学的两个基本主题：抗战和启蒙。就解放区文学而言，两个主题有其特定的内涵。解放区的抗战文学，应主要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军民的英勇无畏和“抗战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应以正面表现抗战为主，以起到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启蒙主题应正面表现边区群众在抗战洪流中，经济上摆脱贫困，思想上、精神上获得自由的过程，以妇女的经济独立和婚姻自由为主要标志，展现她们在抗战生活中的主动性和乐观精神。

在这样的语境下，孙犁要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他先是隐藏了《爹娘留下琴与箫》①《爹娘留下琴与箫》易名为《琴与箫》，载《新港》1980年第2期。这样不合时宜的作品，直至20世纪60年代重新阅读，觉得与主流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冲突了，才有了重新发表的想法，但这一想法直至1980年才得以实现。同时，孙犁以积极的姿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努力创作符合时代潮流的作品，在主题、体裁、题材等方面尤其注意。尽管孙犁没有正面战斗的经历，但借助自己的采访及必要的想象力，还是写出了一些具有震撼力的表现正面战斗的作品，如小说《村落战》《杀楼》《碑》、通讯《冬天，战斗的外围》、散文《她从天津来》《游击区生活一星期》《三烈士事略》、诗歌《大小麦粒》等作品。在创作方法上，他利用自己报社记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对采访素材重复利用，有的以通讯形式出现，有的则在此基础上加入合理的文学想象，通过变化作品人物的地位、关系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完成一次成功的文学创作。抗战后的《农村速写》是孙犁采访后写的特写，其中一些题材、人物被他放到了《村歌》中，有些则直接对采访内容进行艺术加工，形成文学作品，如《芦花荡》②《芦花荡》同样来源于真实的故事，我们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找到了故事的原型，参见沈冶英、黄义国的《战斗在白洋淀上》，载《星火燎原》第十辑，第143-144页；《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70页。《“藏”》《第一个洞》，都是在对采访素材加工基础上的创作。他有时还对同一题材进行重写、改造，使作品主题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以配合抗战的需要，如《爹娘留下琴与箫》《芦花荡》，由此形成了解放区文学中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使得作品有着明显的历史印痕，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在不同历史时期，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抗战和启蒙的侧重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时会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孙犁与这种变动并不完全同步，在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他会有自己的侧重点和关注点。他当然尊重解放区文学的革命文学传统，也同样尊重自己所受的五四新文学的深刻影响，并由此对新文学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建构观念，正是有这样的思想观念，在解放区文学中才造就了不一样的孙犁。在十几年的抗战文学创作生涯中，孙犁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出发，形成了以表现敌后抗战生活为中心、以展示妇女们由经济独立到精神自立的历史过程为核心的创作格局，他尤其关注妇女们在这一过程中的精神状况，将她们挣脱枷锁的强烈愿望和这一过程中的彷徨细致而充分地勾勒出来，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描写，孙犁的文学史价值也由此显现。

三、“五四”妇女启蒙命题

《夜渡》和《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是上述创作方法的代表，即利用同一素材，根据不同需要，通过调整人物关系和地位，形成不同的创作主题。

《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最初发表在重庆1945年6月2号的《新华日报》上，并配有副标题——“解放区生活报导”，从体裁上说，属于“通讯”，但作者并未严格遵循体裁规范，而是有所想象，有所加工。如当中的通讯员“我”，孙犁说“也不真是我自己”[4]91，是虚构的，而这一报道也并非自己实际采访所得。之所以作了一定的虚构，并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旨在展现解放区军民“在炮火里坚定地跌倒爬起、充满胜利信心的笑语”的精神风貌，表现“在空前的灾难里战斗、培养、用民族的宝贵的血泪浇灌起来的，民族的新生的灵魂”[4]261。其内在精神是真实的，也是符合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主旋律”作品。这篇文章由于有文体规范上的瑕疵，在收入文集时，孙犁始终将它以“散文”归类。

《夜渡》和《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比较，明显感到《夜渡》这篇作品的重心是在表现妇女自我觉醒、独立，属于抗战文学中的启蒙主题，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前方打仗，共产党在后方发动、吸纳广大妇女参加到生产之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妇女们参加生产，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也逐渐摆脱了对丈夫的经济依附，一些家庭，妇女织布的收入超过了男人的农业收入，这为她们的人格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妇女们的人格觉醒，还得益于政府一系列启蒙措施：大力推行扫盲教育，大批妇女进入扫盲班，一些妇女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推行反虐待妇女政策，改变丈夫肆意打骂、虐待妻子和妻子逆来顺受的状况，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推进夫妻地位向平等的转变；推行婚姻自由政策，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大力提倡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各级妇女组织，走家入户，为家庭和睦、夫妻恩爱而积极工作。[5]作为一个崇尚现实主义的作家，根据地的这一现象不可能不引起孙犁的注意，这也和他长期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长期关注妇女的启蒙问题紧密相关。妇女启蒙问题是孙犁的创作以一贯之的主题和题材，这构成了其抗战文学的显著特点。《芦苇》《女人们》《丈夫》表现了尚未走出家门的妇女面对日寇侵略，为男人在外抗战感到骄傲，同时又担心他们生死的矛盾心理。抗战的烈火烧遍晋察冀，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乡村妇女们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到抗战工作的前沿。她们自强自立，也获得了家庭其他成员的支持和帮助，家庭地位逐渐上升。在孙犁这类题材的作品中，1942年发表的《走出以后》是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真实而直接地表现了以王振中为代表的广大妇女如何冲出婚姻家庭束缚，为自己开辟一片新天地所付出的努力。之后的作品，如《第一个洞》《“藏”》《荷花淀》《嘱咐》《钟》《光荣》《蒿儿梁》，直至1950年的《婚姻》《村歌》、1956年的《铁木前传》等，都是“走出以后”的故事，展现了妇女崭新的精神面貌，她们识大体、勇敢、自尊，是抗战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完全和男人一样，在抗日和随后的土改洪流中，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孙犁这一系列作品体现了乡村妇女从经济独立到精神自主的全过程，是一部新时代乡村妇女觉醒的历史。《夜渡》将《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的主人公由老船夫换成了妇女，表现的是妇女“走出之后”昂扬的精神风貌，在被到村里扫荡的日本鬼子追赶时，她们不再害怕，不愿再做任人宰割的鸡鸭和水鹰，而是拿起武器，和敌人战斗，最后机智地逃脱。妇女们以自己的果敢宣告，经历了抗战的洗礼，她们勇敢地走出了家门，正在努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孙犁这一创作取向并不仅仅是顺应主流意识形态，也和他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自觉继承对新文学传统建构的独特思考等密切相关。孙犁的深刻性、充盈的创作底气相当程度上由此而来。在解放区文学语境中，孙犁文学创作中讲究“为政治服务”。但孙犁的“政治”，不是狭隘的阶级论下的政治，而是民族利益下的政治，这与当时边区政府所谈的政治有重合，也有不同。孙犁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在保持自己作为作家主体地位的同时，避免以一种政治观代替另一种政治观，使自己始终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和姿态生活于革命队伍中，防止走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让自己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多余人”而遭到不必要的打压。这里有孙犁精神深处对革命的认同，也有他生活智慧方面的原因。在对新文学传统建构的思考中，孙犁从来都认为解放区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一部分，是它的继承与发展。但解放区文学要想在新文学发展中留下自己的印痕，就必须为新文学加入自己的质素。为此，1942年以后，孙犁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研究民间文艺，写了很多研究、评论文章，亲自“下海”创作民间形式的作品，他对大众文艺的思考延绵不绝，直到1980年代还写有《谈赵树理》，进一步审视赵树理关于民间文艺传统建构的实验①赵树理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中提出五四新文学以后，“中国文艺仍保持着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胜利后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虽然也产生过流派，但进步的人占压倒优势），另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后一种传统，“因为得不到进步思想的领导，只凭群众的爱好支持着，虽然也能幸免于消灭，可是无力在文坛上争取地位”。（赵树理《赵树理文集》，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 544页。）对此，孙犁在晚年《谈赵树理》一文中说“民间形式，只是文学众多形式的一个方面。它是因为长期的封建落后，只是我国广大农民，文化不能提高，对城市知识界相对而言的。任何形式都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逐步发展，要和其他形式互相吸收，互相推动的”。（孙犁《晚华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这些思考和实验也为孙犁的创作带来了变化。人们称孙犁的小说是抒情小说，但和五四以来的抒情小说相比，他更讲究故事的完整性，讲究故事悬念的设置，这些以往被淡化的质素在孙犁的小说中得到了明显加强，由此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的显著影响，而它的抒情气息也并没有因此削弱，显示了孙犁小说的独特气质。

在解放区文学大的历史语境中，接续五四新文学的命题是孙犁在创作上继承、发扬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一种方式。五四文学妇女叙事有一个显著的“走出家庭”主题，鲁迅、丁玲、冰心、郁达夫、郭沫若、胡适等大多数作家都有相关主题的作品，他们表现了青年女性觉醒后的奋斗历程，勇敢地反抗强加于自己的婚姻、家庭，努力追求男女平等，但终因封建势力的挤压，有人陷入精神上的苦闷、彷徨，有人因经济上的困顿，最后又回到旧式家庭。孙犁在抗战期间所写的“走出之后”系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乡村妇女冲破婚姻、家庭束缚的过程。这些系列故事它的特点在于，妇女们不是先觉醒后走出，而是由于外部形势的变化，不得不在家庭中承担起男人应当承担的工作，经济自立，同时又接受解放区政府的扫盲、现代婚姻观教育，她们的主体意识逐渐苏醒，在走出束缚她们自由的婚姻家庭后，就再也不回头，没有五四青年的犹豫彷徨。孙犁在五四文学妇女叙事“走出家庭”的主题基础上继续开拓，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抗战时代妇女精神层面上的变化。与五四时代不同的是，解放区妇女经济上的独立和对她们的启蒙同时进行，妇女们的自立才显得果决，其精神才少有城市妇女的那种犹豫、彷徨，更多的是获得解放的爽朗、愉悦，孙犁的作品的风格由此才会如此明朗、清新。

解放区文学中，涉足妇女问题的作者并不只有孙犁，比较著名的还有马可、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和阮章竟的《漳河水》、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这些作品都延续了革命文学的基本视角，以阶级论看待妇女问题，并未有意识地承接五四对妇女启蒙问题的思考。而丁玲等人以五四“国民性”视角思考解放区妇女问题的时候，所写出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因与主流意识形态有一定的抵牾而受到批判，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视角转换，黑妮儿的形象才得以承认。赵树理在这一问题上与孙犁有相似之处，他们把妇女问题放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使主题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同时摒弃了阶级论视角，以五四启蒙视角着力关注妇女的精神成长，在主题上契合了解放区主流意识形态，又没有放弃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坚守，在遵命与坚守之间找到了平衡。孙犁的特点在于，他以系列作品的形式强化了妇女问题，尤其是她们的启蒙问题，有意识地在解放区文学中继承、发扬五四文学的精神传统。

四、“艺术至上”

《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基本复制了杨成武留下的故事，但在讲述方式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孙犁虚构了一个交通员的形象，他的好奇使其具有了新闻记者的功能，故事在他和老船夫之间的一问一答中有序推进，老船夫乐观、开朗、健谈，两人虽然是过封锁线，但怀着对敌人的藐视，心情放松、漫无逻辑地“扯”，由他的两只鱼鹰扯到鸡，又由鸡扯到了这篇故事的核心内容：姑娘杀死鬼子，并轻易地从魔掌中逃脱。本来故事惊心动魄，但老头的轻松愉快消解了其中的紧张气氛，我们看到的是军民和敌人的斗争，充满勇气、智慧和胜利的信心，大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潇洒。可以说，《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是一篇抗日英雄传奇。作品有着较为复杂的叙事形态，交通员既是叙述人，又是观察者、评判者；老船夫不仅是叙述人，也兼具作品主题的呈现者功能。表面上是交通员和老船夫聊天的故事，但又套着姑娘们反抗日本鬼子的故事。孙犁的叙事自如老道，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英勇”与“乐观”，这两个解放区文学抗战叙事的关键词以这样的叙事方式得到了近乎完美的诠释。《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也成为孙犁叙事艺术的代表作。

《夜渡》和《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故事框架基本一致，但老船夫“扯”的内容被大规模地压缩，只保留了几个基本意象：鸭子、鱼鹰，主要写它们由于日寇“以战养战”而被宰割的命运，为后面写姑娘面对强暴的反抗作铺垫，由原来近一半的篇幅，变成现在的130多字，只占全文的1/5。老船夫的“扯”不再赋予其性格塑造功能，而只是一种过渡：他让交通员感到厌烦，走思了，想到前些日子听说的姑娘们的故事。这一过渡显得很生硬，完全丧失了《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那种叙事的流畅性。《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的双重故事变成了单纯的姑娘们的故事，叙述视角看似第一人称而实际上则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加之老船夫在作品中功能的单纯化，使这一作品的叙述没有了《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的引人入胜，显得过于简单。另外，尽管《夜渡》故事还是关于抗战英雄的，但角色的变化使得主题也发生了位移，由表现百姓对抗战的乐观态度转变为表现抗战中妇女们的自强、自立精神，作品内容悲壮，但不失英雄主义精神。

《夜渡》与《投宿》被整合到一起，以《故乡纪事》为题刊发在《晋察冀日报》上，一方面，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孙犁在八年抗战时间中，回家的次数非常少。他作为独子，没能为父母尽孝；作为丈夫，没能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和妻子厮守在一起；作为父亲，自己的长子在12岁时因盲肠炎病亡。因此，故乡对他来说，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有太多的心酸，也有太多的遗憾，但这一切随着抗战的胜利而烟消云散。1945年8月，孙犁从延安返回冀中区，到达张家口，11月23日，又步行15天，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故乡安平，当时的情况和孙犁的心情在《嘱咐》中有真切的描绘。另一方面，孙犁所关注的妇女启蒙问题由于政府的介入，在解放区有了实质的进展，旧文新作合二为一并在故乡的报纸上发表，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双重欣喜和对故乡的礼赞。《夜渡》带有急就章的性质，艺术上的不完美也就可以理解了。《夜渡》还使我们对孙犁的写作策略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应看到孙犁在艺术上的实验。一个故事实验不同的讲述方法，不是孙犁的独创，而是新文学史上的另一种传统。最典型的是沈从文，他的《月下小景》就是这种实验的代表作。鲁迅的三部小说集，也是这种实验的成果。《月下小景》之所以成为新文学的经典，和沈从文对小说叙事艺术，对文学语言、对文体殚精竭虑的追求有直接关系。在文学作品中，思想的深刻性固然是衡量其艺术成就的重要因素，但艺术上的探索与思想的追求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宝贵传统显示的是作家们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对艺术主体地位的尊重。1939年，晋察冀边区曾有过一次反“艺术至上”主义的运动，被批判的主角大多是从国统区过来的、受新文学影响较深的一些作家、诗人，如田间等，他们的“艺术至上”论针对的是抗战文学初创时期的粗糙甚至标语口号化问题，还有一个潜在的目的是在创造新的大众文学中，首先要向大众普及新文学，文学大众化的前提是化大众。尽管他们的作品因为“洋化”、带有“小资产阶级情绪”而与抗战文学的主潮不相适应，但错误不在于“艺术至上”，而在于对边区生活的隔膜，对新文学与大众文学互动关系认识的肤浅。当他们认真深入民间，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努力理解民间艺术真髓的时候，这种互动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文学的发展就会有新的开拓，田间的《赶车传》不正是这种互动关系深化的结果吗？孙犁的《夜渡》正是这种艺术理念下的实验。但就实验结果看，明显不成功。《夜渡》与《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相比，确实显得粗糙。既然是艺术上的实验，难免有残次，这或许是孙犁不将《夜渡》收入文集，使之人为成为佚文的原因。舍弃《夜渡》，也是孙犁坚守五四新文学艺术至上、尊重文学艺术品质的体现。它使人们认识到，解放区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两者之间的血脉关系紧密相连，对于艺术形式精益求精的传统也应当是解放区文学坚持的方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解放区文学足够的艺术品质和精神品质，才不至于沦为宣传品而被湮灭，也才能够承担起接续、建构新文学传统的重任。

[1]孙犁.夜渡[N].晋察冀日报，1946-06-08（04）.

[2]刘佳慧.佚文《夜渡》：《琴与箫》故事的第四种讲述[EB/OL].（2013-05-27）[2017-08-20].http://blog.sina.com.cn/s/blog-7562d8f1010ap8v.html.

[3]杨成武.杨成武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

[4]孙犁.孙犁文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5]郑立柱.从夫妻关系看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J].保定学院学报，2013，（3）：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