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与社会批判理论<br/>——基于文献史和理论史的考察

《启蒙辩证法》与社会批判理论
——基于文献史和理论史的考察

2018-04-03彭子细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彭子细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基础课部，湖南长沙410000）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于1940年合著出版的一部断片式哲学论证论文集，该书是法兰克福学派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本文把《启蒙辩证法》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发展过程中，着重从文献史和理论史的角度考察《启蒙辩证法》在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启蒙辩证法》是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著作，在法兰克福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的著作中都有所论及，是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及相关著作的重要文献。《启蒙辩证法》直接影响了霍克海默、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后期发展，间接影响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社会批判理论；随着时代变迁，该书自身的理论限度引起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比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霍耐特（Axel Honneth）、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等人的反省，从而推动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向或内部扩展。对《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体现在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中，贯穿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可见对《启蒙辩证法》的文献史研究与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史研究是一致的，而《启蒙辩证法》可以视为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史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一、《启蒙辩证法》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批判理论

从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来看，《启蒙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形成工具理性范式的标志性著作，也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到中期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并对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后期发展产生了影响。《启蒙辩证法》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性工作是由霍克海默完成的。1930年7月，霍克海默当选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的所长，聚拢了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一批学者，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局面。霍克海默主张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为社会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了任务并指出了新的方向。尤其是1931年1月，他的就职演说《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中就明确了研究所的研究主题，即强调社会哲学，认为社会哲学是“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之根源，它是‘普遍的整体将不会被遗忘’的一个架构”[1]67，这展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雏形。1937年，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批判理论，并区分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两种认识方式。前者指由笛卡尔（Rene Descartes）创立并运用于专门科学研究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就这种关于理论的传统看法表现了一种倾向而言，它倾向于纯数学的符号系统”[2]183；后者指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以人类社会本身为批判对象的方法，此时的批判理论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观点如下：（1）研究对象是人。人是社会历史生活方式的创造者，人的行为使现实发生变化，主张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2）批判对象主要是实证主义。认为实证主义遵循工具理性，掩盖了社会现实的批判。（3）追求的目标是“社会的合理状态”[2]206。社会批判理论不是认同现实社会制度，而是批判社会现实，揭示现存社会统治的秘密。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尤其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是社会批判理论产生的宣言，“它构成在思想方法上统一社会研究所各成员的理论纲领”[1]67。

1942年《启蒙辩证法》出版，该书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启蒙精神、德国法西斯主义、文化工业和现代性的反思，揭示了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的理论根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启蒙辩证法》作一个总体了解：（1）《启蒙辩证法》的文本内容。《启蒙辩证法》主要由《启蒙的概念》、两则附论、《文化工业》《反犹主义要素》和《笔记与札记》构成。（2）《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启蒙的概念》揭示了“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3]前言5这两个核心主题，两则附论则是用一些例子对这一主题的说明，《文化工业》则是说明启蒙意识形态的衰退，《反犹主义要素》揭示了已经启蒙了的文明在现实中又倒退到野蛮状态，《笔记与札记》则主要涉及辩证人类学。可见启蒙辩证法主要以启蒙的批判为主旋律，意在揭示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一主题。（3）《启蒙辩证法》的论证逻辑。启蒙之所以走向反面，是因为抽象同一性原则。抽象的同一是人们在思维中忽视具体事物的个性或特性，把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的一面即事物的共性绝对化而形成概念。人类征服自然的逻辑，与人类社会中人统治人的逻辑是一样的，都遵循同一性原则，“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3]6。（4）《启蒙辩证法》的工具理性。启蒙对工具理性的依赖是启蒙演变为神话的根源。启蒙理性已经退化为工具理性，表现为数学逻辑的可计算性、手段和工具目的性。人的自我持存依赖于工具理性的扩张，随着工具理性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目的理性带来了社会对人的奴役。人为了自我生存滥用工具理性，必然在征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带来毁灭性灾难。总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关涉意识形态、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现代性、统治、大众文化等主题的批判，表明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范式的确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后续著作中延续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可见《启蒙辩证法》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后期发展的影响。（1）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霍克海默通过五次题为“社会与理性”的讲座完成了《启蒙辩证法》的霍克海默版本：《理性之蚀》。[4]霍克海默谈到“社会与理性”的讲座时指出：“我想把它搞成启蒙辩证法有点大众味的版本，启蒙辩证法哲学已经在我们目前完成的这本书的一些章节中初现端倪了。”[5]454《理性之蚀》延续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和工具理性批判，认为在工具目的理性支配下，人们不可能获得自由和幸福的生活，他在《理性之蚀》中指出理论的任务就是批判地、否定地“揭发现在叫做理性的那个东西”[6]58。魏格豪斯（Rolf Wiggershaus）作过评价：“《理性之蚀》和《启蒙辩证法》虽然都是在论述相同的主题，但是与后者相比，前者更加贴近现实生活。”[5]460（2）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再现了《启蒙辩证法》中的同一性思维方式和工具理性批判。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主张客体的优先性，这是该书的纲领，否定的辩证法是对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否定，从概念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中把特殊之物和非同一性解放出来，这是对《启蒙辩证法》中的理性的自我批判。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概念牺牲了具体事物的特殊性，因此必须确立“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依赖性”[7]119。哈贝马斯认为：“否定辩证法向人们展现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内容，即非同一性概念的困难。”[8]368工具理性主张工具性、目的性而忽视主体的价值性，实际上就是遗忘了客体的优先地位。在社会生活领域，工具理性的同一性思维借助商品交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社会统治。《否定辩证法》以同一性原则以及工具理性批判延续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阿多诺一再指出，他认为自己后来的所有大部头著述都是《启蒙辩证法》的附注”[9]50。

二、《启蒙辩证法》与社会批判理论的两次转向

左派学生运动失败之后，德国知识界也逐渐放弃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启蒙辩证法》因为其否定立场以及悲观主义论调引发了法兰克福学派年轻一代的反省。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史上代际承接紧密的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反思和批判了《启蒙辩证法》，从而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两次转向。

哈贝马斯在19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对工具理性的物化批判中专门讨论了“启蒙辩证法”。1982年发表《启蒙与神话的纠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一文，该文反思了《启蒙辩证法》，后收录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综合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我们认为他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转向。

哈贝马斯反思了《启蒙辩证法》中的工具理性思想与韦伯（Max Weber）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我认为《启蒙辩证法》是接受韦伯的关键。”[8]348在这里，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的工具理性批判与韦伯形式合理性之间存在密切的理论关联，并把启蒙辩证法揭示的物化意识与工具理性联系起来。他认为“决定物化意识的是‘工具理性’”[8]362，工具理性是用主-客体关系概念来加以阐述的，这说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唯心主义的角度把物化概念重新放到了意识哲学的语境当中”[8]362。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范式存在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在理论层面的表现形式就是同一性原则，在实践层面的表现形式就是处理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人出于自我持存的目的而与外部自然保持密切关系，而同一性思维追求的是用科学技术征服外在自然，人出于自我持存的考虑，运用同一性思维必然导致由对人的外在自然的控制扩展至对人的内在自然的控制，“工具理性使得‘对内部和外部的控制成为生命的终极目标’”[8]362-363。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理性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干预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回顾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他指出，批判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凭借“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纲领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目标”[8]368。“正如《启蒙辩证法》前言明确所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兑现批判理论早期承诺的希望。”[8]369哈贝马斯追究早期批判理论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早期批判理论纲领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它坚持一种意识哲学范式，这种反映主客体关系的探究范式必然强调客体满足主体的目的性关系，从而采取工具理性的分析模式。哈贝马斯在指出早期批判理论问题的同时也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向交往理论的范式转向”[8]369。这种转向便是反思工具理性重视交往理性。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而是强调工具理性的运用具有一定的界限，在工具理性不能适用的领域则需要发挥交往理性的作用，“这就允许我们把社会批判理论未完成的使命重新承担起来”[8]369。启蒙之所以退化为神话，是工具理性扩张突破界限的结果，无视交往理性的作用，恰恰是交往理性发挥了社会规范潜能，“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10]384。哈贝马斯主张社会系统由政治和经济子系统构成，遵循工具理性运作模式，追求目的合理性，生活世界遵循交往理性运作模式，实现人际交往的规范性。启蒙所反映的现代性问题与其说是源于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还不如说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干预。在哈贝马斯看来，要摆脱现代性或启蒙的困境，我们必须发挥交往理性的作用，让社会批判理论重新获得规范基础。

哈贝马斯的学生，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在《权力的批判》中用大量篇幅反思了《启蒙辩证法》的限度，指出了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重建方案之不足，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作了理论准备。

霍耐特认为《启蒙辩证法》实现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转向，提供了一种支配自然的批判模式。这种模式背后隐藏着启蒙的逻辑，“那个没有言明的指导对该研究的文献进行阐释的基本概念，是工具合理性的概念；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解释文明退化过程的起因和动力”[11]36，霍耐特注意到启蒙转变为神话，是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扩张的结果。霍耐特认为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史前史，逐渐实现了从最初征服自然的方式转向对人类社会的征服，或者说，人们模仿自然的活动方式，并用这些方式成功地征服了人自身。霍耐特认为构成《启蒙辩证法》“理论基础的是一种以人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为出发点的统治理论”[11]40。人们为了自我持存而运用技术和科学使自然客体化这一事实被视为文明毁灭的指标，文明的退步反映了人的自我持存与人类自我否定之间不可避免的制约关系。因此，《启蒙辩证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历史哲学把文明史解释成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个体本能的控制，因此不可避免地无视社会行为的分析，“以致相互作用的社会群体自身在其间进行创造性活动的那个社会中间领域不复存在”[11]52。也就是说，《启蒙辩证法》反映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对社会分析的无能为力。

霍耐特承认哈贝马斯对社会批判理论作出的贡献：“他在那种对批判理论所作的交往理论转向的尝试中使社会互动的维度成为其方法论的中心。”[11]196他也指出由于哈贝马斯社会理论存在两种解释模式，即工具理性模式与交往理性模式，其理论的发展继承了批判理论的传统，但存在忽视交往关系的潜能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没有重视作为交往关系媒介的社会斗争的作用。正是在这种考虑的基础上，霍耐特认为必须重视那些与工具理性无关的社会问题，而那些处于边缘人物的承认关系更值得关注，因为这些边缘人物对于社会关系的分析更具有理论价值。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霍耐特系统地阐释了他的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他吸收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以及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理论，以社会边缘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认为为承认而斗争与工具理性无关，而主要与人们在社会生活遭遇的蔑视经历有关，而人们要获得自我实现，必须通过斗争获得主体间的承认，不同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人们能不能自由地进行交往，而是人们之间能不能获得社会承认。霍耐特推动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

三、《启蒙辩证法》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内部重建

马尔库塞因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关系的相对疏远，战后无法进入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其学生芬伯格作为美国学者，也没有像哈贝马斯和霍耐特那样成为学派研究所所长，他们的批判理论自然并不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主流的批判理论，然而他们对《启蒙辩证法》的看法及其对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及其学生芬伯格扩展了早期社会批判理论，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技术理性范式。

魏格豪斯认为《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12]649，并认为“此书都是最有资格被认为延续了批判理论的成果”[12]652。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表达了《启蒙辩证法》对启蒙批判的主题，提出了一种“文明辩证法”。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因为缺乏，使得生存斗争永恒化，所以人们不能自由满足他们的本能，只能按照现实原则生活，文明以自由的压抑为代价。马尔库塞认为这不适用于发达工业社会这一富裕社会，他认为建立和维持文明所需的基本压抑是必要的，问题是发达工业社会还存在附加的压抑，即“产生于特定统治机构的附加控制称为额外压抑”[13]27。马尔库塞则认为虚假需要是社会施加的额外压抑，并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在虚假需要的支配下，人们只能把为生存斗争永恒化，不得不受物驱使，成为满足虚假需要的工具。换言之，当技术和物质进步扫除了文明发展道路上经济匮乏的障碍之后，额外压抑对于维持文明的任务来说日益显得多余，愈来愈成为一种维持社会统治形式的多余压抑。

作为《爱欲与文明》姊妹篇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则侧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理性分析。额外压抑要变得可能，必须借助于技术，因为正是技术满足了这个社会所需的物质财富和条件，改变了社会物质缺乏的境况。马尔库塞认为技术适用于生产模式，采用工具、设备形式是机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反映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并成为非常重要的统治和控制工具。马尔库塞认为技术是物化的重要工具，理由是技术带来了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14]153的物化，在这个以技术为中介的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最终以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工人受到机器的控制，人的尊严受到伤害，企业中技术被运用于管理中，最终导致不仅工人而且“组织者和管理者本身就愈来愈依赖于他们所组织和管理的机器”[14]32。芬伯格指出，马尔库塞“主张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先验的联系”[15]34，这是马尔库塞遭受批评较多的一个重要观点。随着技术理性与统治的联盟，统治的逻辑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得到复制，这造成极权社会的产生。马尔库塞的精神分析及其技术理性批判与《启蒙辩证法》异曲同工，揭示了文明辩证法。我们认为马尔库塞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发展中的地位不容忽视，他提供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技术理性范式。

芬伯格师从马尔库塞，他有关技术的相关观点深受马尔库塞的影响，他也把技术批判和政治结合起来，沿着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路线，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在《可选择的现代性》一书中他讨论了“启蒙辩证法”，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拓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芬伯格对《启蒙辩证法》有明确的评价：“《启蒙辩证法》是一部深沉的悲观主义著作，它没有为克服它所谴责的罪恶提供策略。”[15]89但它表现出来的技术治国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的文明辩证法以及对单向度社会的分析与《启蒙辩证法》揭示的人利用工具理性采用征服自然的方式征服人类社会的观点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他遵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所开启的思路，他的目标无非就是提出一种贯穿历史的形式主义和阶级统治之间联系的普遍理论”[16]211。芬伯格进而指出哈贝马斯批判了《启蒙辩证法》的不足，把交往还原为技术控制，然而社会批判理论交往范式存在一些不足难以让他信服。“哈贝马斯通过交往理论的运用对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修正克服了它的一些最严重的缺陷，但失去了它许多批判的锋芒。”[15]90芬伯格承认霍耐特对《启蒙辩证法》以及哈贝马斯消极观念的反驳，认为“霍赖特的讨论使当代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社会思想家中的自我批判过程达到了顶点”[15]90，然而芬伯格认为，“他的书尽管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一样从技术问题上躲开了”[15]98。

芬伯格用技术批判理论回应了《启蒙辩证法》和社会批判理论的不足。在《启蒙辩证法》中，随着工具理性的应用，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在哈贝马斯那里，这一主题被理解为系统的工具理性运用干预了生活世界，因此需要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芬伯格认为系统的有效组织不能从哈贝马斯的角度理解为技术合理性的胜利，而只能理解为特殊利益集团利用技术合理性的组织方法有效地控制了社会。“问题因而就是在一种社会理论内部重建启蒙的辩证法，而不是用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15]96启蒙的问题是由于启蒙的工具理性及技术应用造成的，因此可以考虑从对技术的反思着手。对技术反思的结果便是我们必须坚持一种技术的辩证法，在反思技术带来统治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技术具有走向民主的潜质。芬伯格认为：“技术的完整定义必须包括次级工具化，次级工具化与对象在初级工具化中被否定的方面共同发挥作用。”[16]222这个概念既可以打破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完全消极的评价，又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启蒙反思的积极研究成果。芬伯格主张技术批判理论能够不断地以反思和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作为批判技术统治的基础，这样以《启蒙辩证法》为依据的早期批判理论的替代性选择方案将不再强调范式的转变，而是实现以技术为中介的制度民主化，也就是说，通过政治的民主制度设计更好地发挥技术的解放潜能。芬伯格描述了技术批判理论的前景：“技术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能够克服现代工业主义在人类和环境上造成的与自然的破坏性关系的替代形式。”[16]3

四、小结

虽然学术界考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视角、理论关注点存在一些差异，但一致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已经延续了三代，本文也认同这一观点。目前社会批判理论主要形成了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社会批判理论和以霍耐特为代表的第三代批判理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从文献史和理论史角度考察《启蒙辩证法》与三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一方面梳理了与《启蒙辩证法》相关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文献，另一方面考察了《启蒙辩证法》影响下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发展路径。

从文献史研究角度看，与《启蒙辩证法》相关的文献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启蒙辩证法》发表之前的文献。《启蒙辩证法》回应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以及《批判理论》的理论主题，质疑20世纪30年代批判理论研究实施的跨学科研究计划，“我们在这里组织起来的断片充分表明，我们必须放弃对当代意识的这种信任”[3]前言1。第二类，与《启蒙辩证法》主题类似的文献。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是《理性之蚀》，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是《否定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启蒙辩证法”是《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一书也表达了《启蒙辩证法》类似主题。从文献史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著作都延续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或作为《启蒙辩证法》的附注。第一代批判理论深受《启蒙辩证法》的影响。第三类，反思《启蒙辩证法》的相关文献。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交往行为理论》、霍耐特的《权力的批判》、芬伯格的《可选择的现代性》等著作专门开辟了相关章节讨论了《启蒙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一样，成为研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多朝向有利于自身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方向展开对《启蒙辩证法》的批判。可见《启蒙辩证法》不仅是研究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其他著作的重要文献。因此，从文献史角度研究《启蒙辩证法》及其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关系显得十分必要。

从理论史研究角度看，依据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对《启蒙辩证法》的回应，除了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延续了《启蒙辩证法》的主题之外，我们还可以简要梳理出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另外两条路径，一条是开拓创新的路径，另一条是内部重建的路径。针对《启蒙辩证法》确立的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范式，哈贝马斯采用交往理论成功实现了第一代社会批判理论的转向，形成了第二代批判理论的交往范式，霍耐特在反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范式和交往范式的基础上，确立了第三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范式，又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承认转向。社会批判理论从工具理性范式到交往范式和承认范式是我们研究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条重要路径，或者说，“用一种理论取代另一种理论”[15]96。从理论承续关系看，哈贝马斯、霍耐特都担任过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所长，他们的研究代表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主流，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不过还有另一条路径，也值得关注。马尔库塞和芬伯格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在工具理性范式内部拓展出一条技术理性发展路径，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启蒙辩证法》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芬伯格，他在马尔库塞影响下注意到技术带来统治效应，同时开辟了一条技术民主化的应用路径，试图“在一种社会理论内部重建启蒙的辩证法”[15]96。比较而言，这种内部重建的路径在社会批判理论中产生的学术影响并不显著，但为了完整了解和研究《启蒙辩证法》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这条研究路径不容忽视。

总之，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文献史和理论史角度考察《启蒙辩证法》和社会批判理论，我们认为《启蒙辩证法》是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自己的著作中都回应或批判了《启蒙辩证法》，丰富了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理论资源，且都没有回避《启蒙辩证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画地为牢囿于《启蒙辩证法》的主题之中，而是拓展社会批判理论的主题，甚至独辟蹊径实现了范式转向。我们认为《启蒙辩证法》是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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