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定府士人从政实践初探

2018-04-03王慧杰李素娟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王慧杰，李素娟

（1.石家庄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5；2.石家庄高新区教育研究室，河北石家庄050035）

北宋时期，真定府辖区随着中央政区的变化而变化，大致相当于今天石家庄市的主城区。学界对宋代真定府士人的研究多从家族角度①参见王善军《宋代世家大族：个案与综合之研究》，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后出站报告；杨际平《宋代桐木韩氏家族研究》，暨南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周静《德业风流，师表一世：论宋代韩亿家族》，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进行，对宋代真定府士人未见以从政实践角度论述的。本文拟对北宋真定府士人与宋初政治、中后期政治的关系以及真定府士人从政特征及原因进行探究，以期对今天石家庄市文化内涵建设有所裨益。

士人是知识和道义的承担者，而北宋在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之下，以文臣充任武将，大量选拔士人加入国家的官僚队伍中，开辟了孔孟以来的“学而优则仕”政治理想的实践平台。于是北宋真定府士人面对新的社会境遇，以自己的真才实学，关心政治，积极践行孔孟所说“仕以行道”的理想。

一、真定府士人与宋初政治

北宋建立后，首要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宋统治者制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因此，宋太祖、太宗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南征北战。直到真宗澶渊之盟后，宋朝获致了长期的和平，加上真宗时期实施的一些政策措施，阶级矛盾逐步缓和，生产恢复起来，北宋进入一个比较安定富裕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对政治的参与越来越多，其中真定府籍中有多位士人官至宰辅。

王化基，真定人，为人极宽厚，史载其“与僚属同坐。有卒过庭下，为化基喏而不及，幕职怒召其卒笞之”[1]卷八。有一次王化基与同僚一起闲坐，看见一个士兵从庭下经过，打了声招呼，士兵没有应答，因此而招致同僚的鞭笞。王化基笑着说我不知道会这样，如果知道就不打招呼了。此外他还爱主持公道，是个热心肠。史载：“初，柴禹锡任枢密，有奴受人金，而禹锡实不知也。参知政事陈恕欲因以中禹锡。太宗怒，引囚讯其事，化基为辨其诬。太宗感悟，以化基为长者。”[2]卷二六六至道三年（997年），自礼部侍郎晋升参知政事。

李至，真定人，曾经做过真宗的太子宾客，真宗每见必先拜。他为人刚严简重，当时请托之人罕登其门。咸平元年（998年），以工部尚书晋升参知政事。真宗向他咨询西北灵武的战事，李至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外交经验上疏论述河湟之地不可守，他说：“河湟之地，夷夏杂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李）继迁异类，骚动疆埸，然脐不足弭其患，擢发不足数其罪。然圣人之道，务屈己含垢以安亿民，盖所损者小，所益者大。望陛下以元元为念，不以巨憝介意。料彼胁从亦厌兵久矣，苟朝廷舍之不问，啖以厚利，縻以重爵，亦安肯迷而不复讫于沦胥哉？”[2]卷二六六后来历史事实证明灵武果然没能守住。

真定府文人除参与中央朝政外，在地方任职时，受儒家思想和地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为民做主、泽政惠民的特点。

韩亿，真定灵寿人，中进士不久就到亳州永城县当地方官，“公既至，刮划宿滞，去人所不便安者，又为兴起其利。未数月，一邑欢然从之”[3]卷一六。当时的亳州郡守皇甫选听说韩亿爱民惠民的事迹后，对韩亿颇为赏识，以后“他邑讼不决者”也“属亿治之”[2]卷三一五，别的都邑解决不了的官司都给韩亿裁定。

景德二年（1005年）“外台表韩亿永城之劳”[3]卷三一六，遂改大理寺丞，通判陈州。当时辖区内黄河堤坝溃毁，韩亿经过仔细调查研究，“不赋民而营筑之”[2]卷三一五。

刚正廉洁、不畏权贵是韩亿从政的另一特征。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韩亿以太常博士知洋州。郡内有一个叫李甲的，哥哥死了，想霸占哥哥的财产，于是诬蔑嫂子说侄子非亲生，逼迫嫂子改嫁，以达到占有财产的目的。他的嫂子告到官府，李甲贿赂收买了官吏，10年这个案子都结不了。韩亿上任后，对案子重新审理，发现以前的审理都没有乳医的证明，于是让李甲带乳医前来，其嫂子的冤情得解。[2]卷三一五天禧四年（1020年），韩亿到江淮两浙等地安抚遭受蝗灾的百姓，“问民疾苦，察吏理，慰荐廉善，核免贪残，散利薄征”[4]卷三九。以上两例可见其办案不收贿赂，居官廉洁。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韩亿升为屯田员外郎知相州。当时河北发生大面积蝗虫灾害，由于转运使掩盖消息不报，其他官员怕得罪转运使也不敢言语。韩亿“独言岁饥”，并为百姓申请免除赋役。

乾兴元年（1022年），韩亿除河北转运使，朝廷让其监督原丞相向敏中的诸子分家之事。当时正是丁谓当权，丁谓想购买向氏的华严川田，派亲信前去与韩亿私下沟通。韩亿到了向家，非但没有劝说，还告诫向氏诸子：“土田，衣食之原，绝不可鬻。”[5]卷九八最终向氏子弟没有卖田，并且顺利地解决了分家事宜。由此可见韩亿主持公道，不畏强权。

范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后。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人也”[2]卷三一四。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诞生于真定，其父范墉时为成德军节度章书记。[6]范墉在真定为官期间娶真定高平村谢氏，生仲淹，后范墉去世，谢氏带着仲淹再嫁长山朱文翰，范仲淹度过其备尝艰辛的青少年。举进士，为广德军司隶参军，后被晏殊选中以充实府学，“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2]卷三一四，开创了一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风。今天正定县的弘文中学创建范公亭，高平村筹建了范公祠、范仲淹纪念馆，以纪念生于斯的这位历史名人。

二、真定府士人与北宋中后期的政治

北宋中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国内农民起义不断，各地士兵反抗也越来越多。保州云翼军和贝州的王则起义，都是河北地区社会危机的突出表现。

庆历四年（1044年）八月五日保州兵变，朝廷下令围剿，欧阳修以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身份到达真定。[5]卷一五一叛军坚持28天，在大军围城和政治招诱的情况下，开城投降。欧阳修对保州兵变的善后事宜非常慎重，他对富弼说到：“祸莫大于杀已降。昨保州叛卒，朝廷已降敕榜，许以不死而招之，八井之戮已不胜其怨，况此二千人者，本以胁从，故得不死，奈何一旦无辜就戮？”[7]卷七一坚决阻止了富弼密谋屠杀保州投降叛军。

庆历七年（1047年）爆发贝州王则起义。当时河北地区有民间宗教弥勒教，信奉的人很多。宣毅军军校王则，习《五龙滴泪》等经与图谶之书，宣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5]卷一六一，暗指宋王朝将衰败，新的持世者当取而代之。他建安阳帝国，年号得胜，自称“安阳武烈皇帝”。当时王则的“党人潘方净怀刃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5]卷一六一。贾昌朝，真定获鹿人，天禧元年（1017年），赐同进士出身除晋陵主簿，国子监说书，他得到贝州的消息后觉察到他们要反叛朝廷。由于计划事前被泄露，于是王则仓促起义，原先联络的河北、京东等数十个地方都因联系中断而未能及时响应，后起义于庆历八年（1048年）被镇压，王则英勇就义。贾昌朝由于镇压贝州王则起义有功，迁山南东道节度使。此外他还有29篇奏疏之文，都是因一时一事而请之的奏请皇帝批示之文。其中有申论郊祀礼仪的，如《言仪卫三事奏》谏言罢南郊祭祀中的球仗引导和羊车列前之仪，同时强调南郊祭享时要严肃仪仗，当官执事人吏，要稽古之法，各司其位。有申诉致仕退休制度，如《乞令臣僚年七十即致仕表》，并列举了一批老人不任事的现象，表明贾昌朝的耿直性格。还有议论奢侈之风的，如《乞省不急之费奏》，针对朝野奢侈之风，提出节俭，减去不急之费，以应对仓促之需，为忧国大计。还有论述边防的，如《论备边六事疏》，从将帅、士兵、营卒、外域、蕃部、探候六个方面深入论述。贾昌朝文章文辞畅达，自然流畅，善于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论述颇有力度。后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宋王朝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政治危机加深的同时，对辽夏的战争也节节失利，军事危机加深。与此同时，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官俸，又造成国家财政的困难，形成冗官、冗兵、冗费。面对宋王朝统治的危机，统治集团内部的士大夫，开始研究挽救危机的办法，于是便出现了北宋中期的变法运动。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进行以整顿官僚机构为主要目的的“庆历新政”改革。范仲淹上疏条陈十事，包括官吏赏罚、选拔、重农、减轻赋税等。这些建议都被宋仁宗采纳，并以诏令形式颁布全国。由于改革的重点是吏治，因此遭到官僚阶层的强烈反对，他们先是以范仲淹等改革派结为“朋党”为由上疏，宋仁宗不予采信。夏竦等人令女奴临摹石介的笔迹，仿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代富弼拟定的废皇帝的诏书，欲置范仲淹等人于死地。由于宋仁宗不信，夏竦一伙人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是这一事件后，范仲淹等人不敢自安于朝廷，此时，边地奏报西北形势紧张，范仲淹坚持请行，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自请罢官，自此改革失败。

宋仁宗朝还有一个真定人韩亿。景祐三年（1036年）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上《百官图》，指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平，将之喻为汉代奸臣张禹，并推荐韩亿可重用，说他有宰相之才。吕夷简大怒，斥责范仲淹越职言事，结果范仲淹被贬到江西做官。皇上将此事告诉韩亿。韩亿表白：“仲淹举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举臣以私，则臣委至以来，未尝交托于人。”[2]卷三一五也就是说，范仲淹出自公心，而绝非韩亿请托为之。于是韩亿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

庆历新政失败后，宋王朝内部的社会矛盾仍然没有解决。宋廷财政日益空虚，农民起义一伙强于一伙，这种危险的局面迫使一部分官僚重新考虑如何改变宋朝日益贫弱的局面，要求改革的呼声渐渐高涨起来。宋神宗即位后，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真定府的士人韩绛、韩维加入了这场斗争的行列。

真定灵寿人韩绛，字子华，韩亿的第三子。韩维，字国华，韩亿四子。真定韩氏家族，在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如“庆历中，一日，丞相将出中书，候午漏未上，因从容聚厅闲话，评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续阀阅之盛。诸公屈指，文臣惟韩大参亿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赟之家”[8]30。在嘉祐治平年间（1056-1067年）更是人望高涨，如“嘉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韩琦）将老，置辅非韩即吕”[9]17，也就是在韩琦退了之后，会从韩家和吕家（吕蒙正、吕夷简家）寻找接班人，可见韩氏家族在当时盛极一时。

韩绛和韩维兄弟，是援引王安石为相的主要人物。《邵氏见闻录》记载：“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名于朝，安石之名始盛。”[10]24从中可知，王安石与韩绛、吕公著是同年，都是庆历二年（1042年）的进士。当时天下之士，不是出自韩家举荐，就是出自吕家举荐。王安石与韩维的关系也很好，当神宗皇帝还在潜邸时，韩维已经向还是颖王的神宗推荐了他。“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韩维）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10]24后来神宗即位后启用王安石为相。这至少说明真定的韩氏家族在北宋中期政坛是有一定影响的。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着手推行变法，他认为密友必定会支持自己的变法。然而韩维，这个当年力荐王安石的人，因在反对保甲法及反对罢归孔文仲事上与王安石交恶，并由此离京外任[2]卷三一五。韩绛在变法之初是王安石的大力支持者，被王安石“恃以为助”[2]卷三一五。熙宁三年（1070年），韩绛拜参知政事。七年（1074年），复代王安石为相。但王安石二次拜相后，“颇与绛异”，最后，二人因为是否用刘佐的事，争吵到神宗皇帝前求裁决，皇帝虽然顺了韩绛的意思，没用刘佐，“未几，韩绛亦出知许州”[2]卷三一五。随着韩维、韩绛到外地做官，其后果是，不仅王安石失去了当初真定韩氏家族的支持，而且韩氏家族此时在北宋中期政坛中也处于远离东京这个变法中心的状态。这一局面在元丰八年（1085年）得以改观。是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由于此时哲宗才10岁，无力执政，所以英宗皇后高太后（史称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执政。她在神宗生前就对变法不满，在执政之后遂任命居洛多年的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力求恢复旧制。此时，在变法期间远离京城的真定韩氏家族的韩维等人也纷纷重新回到东京。韩维“元祐初起为门下侍郎，宣仁、哲宗眷礼尤异。维自四朝旧臣身任天下之重，庶几行其所知”[11]卷一七。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主政之时被废除。韩维等人在“元祐更化”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得真定韩氏家族进入后世的“元祐党人”之列。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对宣仁太后一味打击变法派、废除新法的政策不以为然。权柄回收之后，他意欲承继神宗遗志，继续推行新法，于是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改元绍圣，启用新党，贬逐旧党，一系列绍述新政就此展开，反对重新实行新法的苏辙、范纯仁等相继被贬，变法派重新控制了朝政。元祐主政群臣及其家族遭到打击报复。韩维“坐元祐党，降左朝议大夫，再谪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安置”，此时韩维“诸子乞纳官爵，听父里居”，才得以准奏。[2]卷三一五

元符三年（1100年）初，哲宗病逝，其异母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徽宗元符年间，元祐诸臣悉复旧职，韩维也在其列。[2]卷三一五宋徽宗重用“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蔡京等人打着绍述的旗号，把王安石变法时期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称为奸党，刻石于文德殿门外，各地也树立“奸党碑”，凡是看着不顺眼的，都打入“元祐党籍”，进行打击。崇宁年间，韩维等人又被列入元祐奸党碑，其家族成员也受到牵连。崇宁三年（1104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12]八八，党人子弟被逐出京城，元祐时期的真定韩氏也成为新党打击的重点对象，其家族地位可谓一落千丈。

在北宋王朝日趋腐朽之际，北方的女真族却蒸蒸日上，迅速发展起来，并建立了金王朝。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联合灭辽之后，宋得燕山。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国破之际世家大族被迫举家南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真定韩氏来说，“歼于颍昌，群从散亡”[13]附录，南渡后各支星散于东南上饶（韩元吉一支）、芜湖（韩元杰一支）一带。此后康王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年）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南宋建立后，其统治区域主要在江南，因而北方士人对政治的参与相对减少，从此真定府士人对政治的影响更是日渐减弱。

三、真定府士人从政特征及原因探析

其一是泽政惠民和刚正廉洁与真定府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

北宋时期真定府的王化基、李至、韩亿、贾昌朝和出生于此的范仲淹，都具有泽政惠民和刚正廉洁的从政特征，而这与真定府的质朴忠厚、尚儒知礼地域文化有关。自然环境与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有密切联系，自然环境对人类体质有着重要影响。北方气候寒冷，宋代北方居民普遍具有质直忠厚这一共同特性。[14]2《宋史·地理志》中记载河北路，“人性质厚少文（修饰），多专经术”。宋人记真定人韩亿时谈及真定府：“土风淳厚，人性质朴，则慷慨忠义之士，固宜出于其中。”[15]卷中元初马端临称：“山东（太行恒山之东）人性缓尚儒。”[16]卷三一六具体到各县，大都如此。据《乾隆正定府志》记载，平山人“民俗多尚淳朴从令如乡质任自然”，获鹿“性质朴，士夫彬彬多畏法”，井陉“俗尚气多真率有古者直道之存士”，元氏“地辟风淳”，晋州“土厚风淳”，藁城“颛朴而尚气节”。不仅是质朴忠厚，尚儒知礼也是真定府赵州一带积久民风，据《乾隆正定府志》：元氏“士重科目”，无极“风气攸萃，礼仪渐兴”，藁城“崇礼让输纳不敢延期，服役如趋父事”，获鹿“齐民也知尚廉耻”，灵寿“士勤诵读”，赞皇“好尚儒学”，晋州“士重科名喜骑射，甲乙二榜无脱科，文风亦视他邑为优”等。这种尚儒知仪之风在正史中也有记载：曹彬征西蜀，伐江南返回时，橐中仅图籍衣被。其子曹璨“习知韬略，好读《左氏春秋》”，另一子曹玮“喜读书，通《春秋三传》，于左氏尤深”[2]卷二五八。赵州平棘的宋绶、宋敏求父子“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其笔札尤精妙”[2]卷二九一。真定韩亿家族更是由于子弟爱读书，中进士，做高官，“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5]卷下，成为一个科举型新兴家族。

其二是宋初真定士人参政人数多，且有官置宰辅者，但仁宗以后对政治参与渐渐减少，这与宋代对官僚队伍选材的科举制度有关。

宋初真定府籍的王化基、李至、韩亿、贾昌朝参政并最后位至参知政事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然而仁宗朝以后，真定籍士人参政减少，仅有韩维、韩绛一家，并且在北宋中后期受党争牵连，其家族地位几经沉浮，渐渐远离权力决策中心。这与皇帝对官僚队伍选材的科举制度有关。宋朝科举中以进士科最重，考试内容是诗赋文辞，较量的是文学水平的高下。而这正是北方人弱点。正如赵州人宋敏求所说：“河北、陕西、河东举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等第者少。”[2]卷二九一而且燕赵多康慨悲歌之士，他们不屑于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辞上。如苏轼曾提出：

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17]卷二

可见北方人适合干大事，而不愿意在诗词上争高低。

宋人李清臣就曾提及的10名大臣中，在文武两方面有重大历史作用的人物都是河北人，尤其真定府赵州籍有赵普、曹彬、窦仪昆弟和宋绶，占三分之一。如：

考诸《国史》，则累朝将相，颇多河北人，若赵韩王普，实保塞人；曹冀王彬，灵寿人，潘太师美魏人，李文正公昉及窦尚书仪之昆弟真定人也，王太尉旦，莘人；张尚书咏清，丰人；柳公开，元城人；李文靖公沇，肥乡人；张文节公知白，清平人；宋宣献公绶，平棘人；讳忠献公琦，安阳人，余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数。[15]卷中

宋初三朝多用河北人，宋仁宗以后，南方籍人材渐渐增多，北方人渐渐减少。陆游曾写到：“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18]卷三

综上所述，宋初真定府士人对政治参与较多，且有官至宰辅者，但仁宗以后对政治参与减少，并渐渐远离决策中心。从其从政实践看，多泽政惠民和刚正廉洁，这与真定府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从其从政人数看，宋初多而仁宗后渐少，这与宋代对官僚队伍选材的科举制度有关。总之，真定府士人在北宋一朝积极践行了孔孟所说“仕以行道”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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