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云飞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发动叛乱，汉景帝误判当时的形势，将晁错腰斩，使其成为中央与诸侯王对抗的牺牲品。忠心为主却最终被诛，这已成为研究晁错之死的主流观点。不过，若仔细分析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晁错之死当另有原因，需进一步探索。

一、晁错与众大臣之间矛盾深刻

晁错为太子家令时，以其高超的辩才深得刘启的信任，成为刘启的“智囊”。与此同时，文帝亦“奇其材”[1]2746。刘启继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内史，“掌治京师”[2]736。

汉时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变更的基本程序是：先由丞相召集众大臣进行商议，再交给皇上裁夺；决策形成之后，交有关部门执行。[3]“掌治京师”[2]736的晁错，本无更改国家法令之权，但他却多次私自与景帝商议国家法令的变更：“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1]2746他的擅权之举，无疑破坏了朝臣集议制度，故“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1]2684。引起了以丞相为首朝臣的极大不满，如袁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1]2742。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日益加深。

二、晁错提出的削藩策违背祖制

申屠嘉去世后，晁错为御史大夫，拟施行削藩之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违背祖制之举，不仅遭到朝中大臣的反对，诸侯亦反响强烈，并直接导致七国起兵。因此晁错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刘邦定都关中之后，其头等大事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要确保汉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他认为，秦未实行分封制是导致其速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立郡县的同时大封同姓王：“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2]393与此同时，刘邦亦积极防范诸侯王反叛，以确保政权的稳固。

晁错曾经向文帝建议削藩，且方式激进，文帝未采纳。景帝即位后，晁错再次建言削藩，并认为宜尽快施行：“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1]2825景帝于是召集宗室公卿商议，众公卿“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2]2300。尽管窦婴激烈反对，但晁错在景帝的支持下，仍强推削藩政令。

吴王于是趁机联合其他诸侯王，云：“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1]2828晁错的削藩策不仅遭到诸侯王的反对，其父也认为不妥，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1]2747可见祖宗之法已深入人心，而晁错却强推削藩策，吴楚等国因此发动了叛乱。

三、晁错应对叛乱不力

吴王反叛后，其他诸侯王亦迅速响应：“膠西正月丙午诛汉使二千石以下，膠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1]2827东南少数民族也参与反叛的行列，一时形势十分危急。

消息传到京城后，晁错却竭力排除异己：“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1]2742袁盎得知此事，便与窦婴商议，向景帝进言斩杀晁错。司马迁认为，晁错在关键时候应对不当，即“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1]2748。

景帝即“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然而“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1]2830。景帝希望依靠众大臣平叛，必须先取得众大臣们的支持，故采纳了窦婴建议，诏见袁盎。《汉书》云：

会窦婴言爰盎，诏召入见，上方与错调兵食。上问盎曰:“君尝为吴相，知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盎对曰:“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今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错曰:“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上卒问盎，对曰:“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盎曰:“愚计出此，唯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密装治行。[2]2301

袁盎觐见前，晁错与景帝商议调配兵粮，并建议“令上自将兵，而身居守”[2]2301。苏轼认为：“使错自将而击吴楚，未必无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4]苏轼没有看到晁错并无领军的能力，更无法指挥文臣武将，但苏轼看到了晁错的不当之处，即“欲自固其身”，使“天子不悦”。叛乱发生后，景帝希望依靠窦婴等大臣领兵平叛，而晁错却将景帝推上前线，自己则居守关中指挥，这实际上是在让天子冒险。此外，此时晁错已与其他大臣水火不容，却仍坐镇后方，无异于自掘坟墓。由此可见，晁错根本没有平叛的周密计划，更无平叛的实际能力。景帝已意识到，不诛杀晁错势难平息众怒，故发出了“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2]2301的感叹。景帝决定杀掉晁错，即使七国未能就此罢兵，至少也会失去反叛的正当理由。同时可以重新取得袁盎、窦婴等大臣的信任。实际上，袁盎的计策也是窦婴、周亚夫等人的意愿。

综上所述，景帝诛杀晁错，既有使吴楚失去反叛借口的用意，同时还有其深层原因。晁错无视三公九卿制度，擅权变更国家法令，引起了朝中大臣的集体反对；其削藩策，尽管有利于国家，但其方式方法不当，急躁冒进，不切实际，进而使吴楚等国有了反叛的理由；当吴楚等国发动叛乱之后，晁错又始终未能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更引起朝臣的不满。总之，一切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晁错身上，所以斩杀晁错，似已在“情理之中”了。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臧知非，沈华.分职定位——历代职官制度[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36.

[4]苏轼.晁错论[M]//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九十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