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敬芝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江苏 南京 210009）

参考文献是学术著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近现代文献的整理引用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点和疑点，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与解决。本文结合编辑工作实际，依据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以《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以下简称《互文研究》）为例，分析近现代参考文献引用和著录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供编辑同仁参考借鉴。

一、《互文研究》的文献、收集、整理

《互文研究》为通俗文学史，除小说研究之外，建构了一个完备的学术体系，一手资料的挖掘和研究，展现出该书的学术拓荒意义。主编范伯群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围绕着“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这一课题，深入挖掘资料，清晰地勾勒出相关领域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些课题研究需要大量的近现代文献资料作为支撑，其中的资料大多集中在清末至1949年之前，包括图书、期刊、报纸、手稿、历史档案、海报、电影、唱片、非正式出版的日记以及商业契约和票据等，名目繁多，藏地分散，数量宏富，因而，该书对近现代文献的整理与引用，可以为编辑和该领域的作者提供些许值得借鉴的经验和范例。

《互文研究》的编写者尽可能查找并引用原始文献，以上海为收集资料的基地，除查阅上海图书馆馆藏资源外，还到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此馆原为北京通俗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芜湖阿英藏书室等地查阅。在此基础上，编写者对文献进行考证、鉴别、分析、研究，直至凝成论点与论据，并串联成史的线索。

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的相关资料繁多，《互文研究》的编写者扎扎实实地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很多资料未曾被系统地使用过。在整理资料时遇到了很多难点和疑点，为了确保引文的正确性，编写者做了大量的核实工作，使本书的引文质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准。在编辑该书稿时，编辑又将所有引文一一核查了一遍。笔者总结了编写者引用原始文献的一些经验，并从中梳理了引文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结合近现代文献的特性，对引用中普遍遇到的情况进行整理与分析。

二、近现代文献引用常见问题与实例

（一）电子资料著录信息差错率

随着年代的推移，一手文献日益散佚和损坏，普通的研究者获取一手资料难度很大，所以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电子图书馆的修复和完善，对于资料的保存与后人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而大数据时代，学术出版资源得到共享，将原始纸质资料与图书馆及数据库的电子资料①电子资料的来源主要是各地图书馆的电子图书馆和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读秀、超星等网络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目前电子资料还存在一定的差错率，如果完全以电子资料为依据，会造成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疏漏和结论的偏颇。

《互文研究》引文、注释约2600余条，大多集中在近现代文献中，在核对这部分资料时，出版者、版次、作者等信息和原始文献均有不吻合之处。通过与作者提供的一手资料的原件照片比对后发现，电子资料的信息常常有误，差错主要集中在出版年份、作者与篇名、报刊年份及期数等方面，这是以后引用电子资料时要注意的方面。

1.出版年份或报刊期数错误。如周天籁《一张小报出版的经验》，1940年2月发表于《上海生活》第4卷第2期发表，[1]599而电子资料显示是1930年，由于《上海生活》是1937年创刊，很明显这里有误。再如，施济群评、不肖生所著的《江湖奇侠传》第二回、《江湖奇侠传》第五回、《江湖奇侠传》第六回分别在《红杂志》1923年第25期、第30期、第32期发表，[1]616而电子资料分别为第24期、第29期、第31期，均与原文献有出入。

2.作者名张冠李戴。如程瞻庐《同心栀弹词》，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1]19而在电子图书馆查到的作者名为王蕴章，经查证，王蕴章没有在同年出版过同名的书籍，因而电子资料提供的作者名有误。再如，2002年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评弹艺术》第31集第191页为《听书话旧录（下）》，作者应为“顾锡东”，[1]118而电子资料中的作者为“顾锡乐”。

综上所述，著录信息有误的方面主要集中在作者、篇名张冠李戴 ，出版年份错误，期数混乱等。笔者研究发现，电子资料的正文都是扫描件，不太容易出现问题，但是有些书刊的版权页没有扫描件，需要手工将图书的目录、版号、出版时间、出版社以及报刊的年、卷、期号或年、月、日顺序号等信息录入电脑，然后对所有图片、录入信息一一进行核对。此项工作繁琐且技术性很强，每个环节都要一丝不苟，如果扫描加工人员未经专门培训，没有仔细复核，出现作者、篇名张冠李戴，年份错乱等现象就不足为奇了。由此可见，即使在技术发达的大数据时代，查阅原始资料依然非常必要。在电子资料正确率没有达到百分百情况下，研究者引用时还需要多加辨别，不能完全信赖电子资料的全部信息。

（二）转引

当实在无法获取一手资料时，作者可以选择转引权威出版社的出版物。但是在转引过程中，作者要进行适当的甑别。比如有部作品《惊变》，载于《紫罗兰》“电影号”上，是1926年第1卷第12号。书稿给出的作者名叫“朱忏”，就是“忏悔”的“忏”。“忏”字用在人名里比较少见，编辑对此觉得很可疑。查证资料来源，是转引自一家正规出版社的出版物，原文确实是“朱忏”，而且是忏的繁体字“懺”。编辑进一步求证原始文献，发现来源资料是“朱”，的意思同“翼”，该字不是常用字。从字形上看，“懺”和“”相去甚远，读音也完全不同，不管使用哪种输入法也不应该有混淆的可能。如果不是出现在姓名里使人生疑，一般核对到正规出处，编辑就不会深究了。进一步研究致错的根源，笔者发现，原来这个字在计算机字库里没有，是需要用电脑造的字，这些造字在排版文件转换时很容易出错，该出版社恰恰是在文件转换时出现了这一错误。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对于一些不常用的、需要用电脑造的字在编辑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在印刷前要再次逐一核对。在转引现有出版物的资料时，资料的准确性需要研究者加以判断，在无法确定或有疑问时，可以与电子资料配合起来核对，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料引用的准确性，及时纠正现有出版物中的错误。

（三）近现代文献的识读

1.原始资料字迹模糊造成形近字的误读

近现代时期距离现在也有近百年的历史，距离产生了隔阂，对原始资料的辨识，就成了避不开的问题。“民国时期正处于从手工造纸向机械造纸转换的初期，所产纸张酸性高，加之印刷、 装订等工艺的自身缺陷，造成了文献印刷质量上的先天不足，致使很多文献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或损毁现象，其保存难度大大高于传统手工纸文献。”[2]文献保存难度大，加大了研究者识别的难度，加上有些资料只是影印件，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导致的字迹模糊，往往造成形近字的误读。此类问题出现频率较高，需要作者积累大量繁体字、异体字识读的经验。如有一部作品的作者，书稿写作“康达”，实际上是“康逵”，[1]302“达”和“逵”今天看来字形差异不小，但是他们的繁体字形极其相似。又如张恨水《啼笑因缘》第一回的题目“豪语感风尘倾囊卖醉，哀音动弦索满尘悲秋”，[1]586“满尘悲秋”应是“满座悲秋”。“座”和“尘”的繁体字“塵”形接近，而且原文年代久远，印刷油墨溢出纸面，字迹非常模糊，造成识读错误。这时就需要通过上下文的文意进行辨识。再如“有吸阿片，土匪绑票及描写垂辨打呵欠等下级社会情形，宁特暴我之短”，[1]264这里原稿的“辨”字中间的部首很难看清，但是明显没有“垂辨”的说法，从上下文看应是指辫子下垂的意思，故而应为“垂辫”。“因当时上海书坛上演的弹词书目不过十部左右，翻来复去，听众也听腻了，而《再生缘》一书没有人说过，当即决定师生拼双档说《华丽缘》，在城陛庙‘春风得意楼’”，[1]33“陛”和“隍”极为相近，但上海只有城隍庙，联系上下文，此处应将“陛”改为“隍”。《江湖奇侠传》的一则广告中写道“杨继新逃跳五十里，竹竿上的雉鸡，代他送死，至今遂平县，人人皆知。”[1]623“雉鸡”即野鸡，行文从意思上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但原件中此字极为模糊，编写者联系小说上下文内容确认，此处应为“雄鸡”。

2.繁体字的保留

繁体字不仅带来识读问题，在保留的时候，也出现了不少周折。有一类书稿中仍然保留了繁体字或者异体字，需要作者熟悉繁体字或者异体字的简化字。如幼稚的“稚”，繁体字为“穉”，[3]276右边从“犀”，常常被当成非常用字而疏忽。还有一些异体字已经成为不规范字，在书稿中不应保留，也要注意识别并转换成对应的简化字。例如“只因俺脚儿好勤，成年傢东西南北，见的世界人，多是信鬼好神。”[1]57“傢”为“家”的繁体字，此处应改为家。又如“这事迹载在《金壶遯墨》中。”[1]60“遯”已经不用，应为“遁”。

3.繁简字的转换错误

繁体字转简化字，也是近现代文献引用中容易出错的地方。如“瞽”字，误看成“旧”繁体字（舊），结果转成了简体的“旧”，文意相去甚远，这是由于不需要简化的字简化处理了。如“于此类著作颇夥”，[3]247此处“夥”常被简化为“伙”，而“夥”在表示“多”的意思时，是需要保留此词，不需要简化的；当表示“伙食、伙伴”，用于人群时，才需要简化为“伙”。再如，“蔡氏名蕙，贡生蔡孕奇女，住栟茶场……父以仇陷下狱，罪当大辟。……康熙二十八年，仁庙南巡，幸维扬。蔡闻，属舅氏买舟偕行。至郡，驾已渡江。时奇在郡狱，蕙遣报其父，大惊，亟止之。”[1]61原文为“贡生蔡孕琦女”，“时琦在郡狱”，这里“琦”在古代也通“奇”，改为简体字似乎没有问题，但是联系下文“琦在郡狱”，蔡孕琦为名字，因而此处不必改。

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处理不当，会造成歧义甚至误解。繁体字或异体字的部分字义被保留并延用下来，此类字尤其要根据意思进行辨析。如“黑狱沈沈未有涯，捐金兴学望何奢，吴中不少闲田地，种遍桃花与李花。”[1]66此处“黑狱沈沈”应改为“黑狱沉沉”，“沈”旧时有“沉”的意思，还有“汁”的意思，现除了保留姓氏地名外，其他意思都用“沉”字代替。

近现代文献由于年代特性以及保存的难度造成引用上错误频出，电脑排版软件繁简字体的漏转、误转也时有发生，还需研究者多方识别，比对其他文献，或者结合上下文，才能提高文献引用的正确率。

（四）引用资料纪年错误

清末至1949年前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家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文化却繁荣昌盛，这一时期的文献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时期。仅文献资料中的纪年方式就有多种形式，既有皇帝年号的历史纪年，又有民国纪年，还有刚传入中国不久的公元纪年。作者引用时要在前两种纪年后统一括注公元纪年，这既有利于理清资料的时间顺序，也容易发现引用文献年代上的错误。比如书稿中叙述《大陆报》创刊于1911年，而引文中有作“光绪二十八年”[1]519的《大陆报》，不转换看不出问题，转换后发现光绪二十八年是1902年，这两者必有一误，经核对，原来书稿中提到的1911年是《大陆报》英文版的创刊年份。笔者并不建议使用时全部修改成公元纪年，应尊重文献原貌，引用时应保持原样，但是应在其纪年方式之后统一括注公元纪年。

（五）引用体例不规范

引用体例其实是学术规范问题，是一些作者容易忽视的方面。有些作者认为引用内容是众所周知的或者是已经成为经典的片段，反而漏标了出处或者只在行文中交代作者，篇名，这些都不符合学术规范和出版规范。还有的章节因为需要引用的资料较多，就采用了句末括注的形式，在整本书都统一成页下注的形式时，部分章节用句末括注就失去了统一性。学术图书不推荐用句末括注的形式，一是容易打断阅读的连续性，二是括注没有引文的版权信息，需要读者自己整理作者、篇名、出版信息，这就有可能出错，也不利于研究者核实与再次使用。尽管学术图书文献格式并没有学术期刊严格，但是基本的著录信息如作者、篇名、出版社、年份等都应全书按统一格式标示，一般均采用页下注的形式。[4]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献引用的准确性与规范性是做好学术研究的基石和根本，因而，需要研究者在整理引用近现代文献时调动自己的学术储备，对原始资料加以判断性地辨别与使用，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电子资料著录差错、转引造成的偏差以及原始文献老化等原因而带来的文献引用上的谬误。引用体例的规范使用也有利于研究者更好地查找和使用资料。研究近现代文献需要研究者付出极大的细心、耐心与恒心，在资料的整理、挖掘等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互文研究》对文献资料进行了极为科学严谨的梳理，这样的学术著作的生命力必然是持久的，这种持久，可能要远远超越人的寿命，也就是常说的“书比人寿”。本文是编辑《互文研究》书稿后对查找和使用引文的总结，希望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的研究者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1]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上册[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

[2]王志刚.从《南京图书馆民国文献珍本图录》看民国文献整理[J].图书馆工作研究，2015（19）：31.

[3]田本相.中国话剧艺术史[M].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

[4]阳建国.编辑校对实用手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