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志军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问责(accountability)作为促使政府官员对其行为负责的重要制度保障，不管是相关的政治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非常丰富。而就在问责理论与实践持续推进的同时，与之相对的另一个重要现象也引起了决策者和研究者的关注，那就是作为应对责罚行为的避责(blame avoidance)。非常巧合的是，基于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国内外关于问责和避责的研究几乎同时兴起。相关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聚焦于对公职人员失责行为的责任追究；二是聚焦于失责人员应对问责的避责策略。从字面上看，问责与避责看似相对立，但事实上，两者在现实政治场域中处于共存状态，问责与避责相伴而生。基于此，本文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问责与避责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及其背后反映出怎样的问责政治逻辑？

一、问责政治与避责行为的产生

在政治学语境中，问责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治理的标志，从广义上讲，问责所涉范围广泛，几乎政府治理中的所有问题都与问责相关。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认为，“良好的政治秩序”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注][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注]马 骏：《实现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而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学者们的普遍共识是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