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彤，张庆芳

社区精英能够通过对所掌握的社会优势资源的整合和提取来“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并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用，[注]王广强：《基于乡村性的乡村旅游精英治理模式探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因此能够为社区的各项工作、活动做出贡献。对中国大多数乡村而言，社区精英的存在对乡村社区的发展壮大具有保障作用，在乡村建设和扶贫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乡村旅游的兴起为社区精英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这些在社区旅游发展过程中诞生的新型社区能人被称为旅游精英。[注]吴其付：《从普通村民到社区精英:中国旅游精英的典型个案——以阳朔“月亮妈妈”为例》，《旅游学刊》2007年第7期。大量案例研究文献指出，旅游精英带动社区居民广泛参与旅游开发，在社区发展、文化传承乃至居民增权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其积极效应得到验证并被高度强调。[注]陈志永，李乐京，李天翼：《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旅游学刊》2013年第6期；王 林：《旅游社区的非体制精英与文化遗产保护——以宣科与丽江古乐为例》，《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5期。

相对于旅游精英的正面研究，旅游精英的消极角色也引发了部份学者的关注。受经济利益的驱动，那些把握了旅游企业命脉的社区精英不舍得将旅游经济返还给市场，[注]张骁鸣：《体制精英的个人经验及其对农村社区旅游的影响——皖南X村案例》，《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第1期。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处于中心地位的精英群体往往会控制社区和社区所依赖的资源，通过牺牲大众的利益来为自己服务，导致社区内部资源分配不平，社区居民难以摆脱被一个个精英群体轮流控制的厄运。[注]Tosun C，“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ourism Management，vol.21，no.6，2000，pp.613～633.学者们表现出对精英统治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认为旅游精英可能会成为社区发展的经济利益垄断者和政治操控者，[注]Brohman J，“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23，no.1，1996，pp.48～70.从而引起乡村社区中精英与民众、精英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注]Walpole M J，Goodwin H J，“Local economic impacts of dragon tourism in indonesia”，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27，no.3，2000，pp.559～576.旅游精英的负面性成为乡村社区旅游扶贫所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与挑战。

旅游精英积极与消极的角色反差，揭示了社区精英群体在社区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会出现因精英统治引致社区利益分配失衡的困境。学者们从社区增权、组织治理、集体基金等角度提出了应对这一困境的措施，[注]刘 俊，楼枫烨：《旅游开发背景下世居少数民族社区边缘化——海南三亚六盘黎族安置区案例》，《旅游学刊》2010年第9期；饶 勇：《旅游开发背景下的精英劳动力迁入与本地社区边缘化——以海南三亚为例》，《旅游学刊》2013年第1期。但这些依靠经济、法律等外来强制手段或政策的思路，却忽视了精英自身所具备的社会属性。精英首先是社区的成员，其行为会受到社区地位、价值观念、关系网络等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他们成为社区群体的榜样和模范，给普通村民以贡献和扶助，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并不完全是经济行为，更大程度上来源于旅游精英的社会理性动机，体现了其在社区中所履行的社会责任。[注]褚玉杰，赵振斌，张 丽：《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旅游学刊》2016年第1期；吴其付：《旅游开发下民族社区精英成长与文化认同——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五龙寨为例》，《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因此，强调旅游精英在社区中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治理，能够成为解决精英局限困境的刚性治理结构的有益补充。

在旅游为原本普通甚至处于弱势的居民群体提供创造经济财富机会的背景下，创办经营旅游小企业，通常是社区居民分享旅游开发利益的最主要形式。[注]Cone C A，“Crafting selves: the lives of two mayan women”，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vol.22，no.2，1995，pp.314～327.旅游小企业主由此成为旅游经济进入乡村社区后形成的典型旅游精英，既包括普通社区居民，又包括外来的旅游投资者。本文以广西桂林龙脊梯田平安壮寨为案例地，聚焦于旅游小企业主这类旅游精英，围绕其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展开分析。通过探讨旅游精英对乡村社区利他行为的驱动因素，重新认识旅游精英的责任意愿和动机，以期对乡村社区旅游精英群体正面性与负面性的理论研究进行回应与补充。

一、研究设计

(一)案例介绍

位于桂林西北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是以农业梯田景观为主要吸引物，融入壮族、瑶族民俗风情的4A级旅游景区。平安壮寨地处景区核心地带，共有190户约810人，村寨内98%的居民都是“廖”姓，其祖上为3兄弟，历经19代生息繁衍形成15个分支(本地人称之为“家门”)，是一个宗族式的壮族乡村社区。由于地处山区，平安寨社区相对封闭，村民间也因此联系紧密，关系融洽，至今仍保留着守望相助的社区文化传统观念。

作为龙脊梯田景区的核心村寨，平安壮寨集中了“七星伴月”“九龙五虎”等梯田景观，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乡村旅游发展，村民纷纷利用自家房屋开办旅游小企业参与旅游经营。[注]文 彤：《家庭旅馆业的发展——以桂林龙脊梯田风景区为例》，《旅游学刊》2002年第1期。全村190户家庭目前大多经营着家庭旅馆、餐馆、酒吧/休闲吧、特产商店等类型的旅游小企业，整个社区在较高程度上形成了对旅游发展的“路径依赖”。在平安寨180多家旅游小企业中，约有60家企业常年经营(其余仅在旅游旺季或“十一”“五一”等假期经营)，这60余位小企业主通过企业经营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不仅迅速实现了脱贫致富，而且逐渐积累了优势资本，成为平安寨社区内有影响力的旅游精英，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指示牌”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的研究围绕着以旅游小企业主为代表的旅游精英社会责任展开，但是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行为深深镶嵌在乡村社区发展的真实情境中，将其独立分离出来进行分析具有现实难度，案例研究法是探索难以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时经常使用的有效方法。[注][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周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页。因而，笔者计划选择案例研究法来开展研究工作。事实上，学者们对旅游精英的已有研究，也多采用单一案例或多案例研究方法。[注]朱 璇：《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和作用机制研究——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例》，《旅游学刊》2012年第6期；吴其付：《从普通村民到社区精英:中国旅游精英的典型个案——以阳朔“月亮妈妈”为例》，《旅游学刊》2007年第7期。考虑到旅游小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多种多样，单个案例难以包含所有类型和内容，而即使增加很少的案例也能显著提高案例研究的分析效力，[注]Eisenhardt K M，Graebner M E，“Theory building from ca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0，no.1，2007，pp.25～32.因此，笔者最终选择采用多案例法进行研究。案例研究分析单位为平安寨内的旅游小企业，理论抽样主要遵从典型性原则和可复制的逻辑原则，[注][美]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周海涛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0页。基本的复现问题是备选案例在企业经营发展的特定情境下有相似的行为实践，对社区产生了一定利他作用，力求形成全面充分的描述和解释。

由此，研究团队分别于2014年8月(5天)、2015年1月(5天)以及2015年5月(21天)先后3次前往案例地进行田野调查。在分析相关材料和旅游数据的基础上，团队人员首先对60余名平安寨旅游小企业主、普通村民、村干部、龙脊旅游公司员工进行个体访谈，形成了对平安寨乡村旅游及旅游精英整体状况的全面了解与掌握。面上调研发现，平安壮寨的旅游小企业经营年限都较长，企业主的经验、能力和知识得以不断增长，并且具备明显的资金和社会资本优势，从而区别于一般的村民。在当地居民甚至是外来游客眼里，他们都是乡村社区中很有本事的能人。而在这一旅游精英群体中，有5家旅游小企业的经营年限、企业规模和效益位于整个平安壮寨前列，已经是当地知名的旅游小企业，地位非常突出。并且，这5家旅游小企业中，有4家经营家庭旅馆，1家经营餐厅；企业主涵盖LQ、YT、LY共3位本地精英和YLW、LD共两位外地精英，[注]笔者调研发现，在平安寨村民心目中，那些经营好、收益高、有前景的“精英”都是以旅馆名字相称的，旅游精英的身份象征不再是个人，而更多地被标记为旅馆名称，因此本文在对这5个案例进行分析时，也以旅馆名称来进行标识。具有非常明显的典型代表性；5个旅游小企业组成的案例群也有助于更好地丰富拓展研究工作，因此笔者通过理论抽样，最终选取这5家企业作为研究分析的典型个案。为了获取更加详实的数据，研究团队进一步采取“自述+旁证”的定性分析框架，围绕5个核心精英个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为21位相关人员，平均访谈时间为30～45分钟，并在后续资料整理阶段，结合人物、事件和观点等基本判断指标进行真实性评估筛选，以明确旅游精英群体社会责任表现及特征的客观性。

(三)数据处理

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在本质上是企业主连续选择的结果，但是高度的社会镶嵌性使得其社会责任更为复杂，[注]汪 浩，曾钦正：《意外的结果？台湾中小企业的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台湾企业绩效学刊》2011年第1期。Morsing因而强调在研究中小企业社会责任时，还是应该回到“为什么”，即社会责任动机这个最初命题上。[注]Morsing M，“ Driver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MEs”，Conference paper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SR in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Denmark，October 26，2006，pp.1～9.早期，Swanson理论概括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三种主要动机——经济动机、积极义务以及消极义务：经济动机指企业因为工具性目的去承担社会责任；积极义务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基于帮助他人改善的善意或者主动承诺；消极义务则意味着承担社会责任是为了遵从那些环境中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或者社会规范。[注]Swanson D L，“Addressing a theoretical problem by reorient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ode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0，no.1，1995，pp.43～64.后续，Mark和Sehwartz又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制度、道德三个方面，[注]Schwartz M S，Carroll A 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three-domain approach”，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vol.13，no.4，2003，pp.503～530.并为国内学者广泛接受。[注]唐 艳：《利益相关者导向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经济动因分析的实证研究综述》，《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事实上，Swanson提出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动机和道德动机是互通的，笔者也因此将经济动机、制度动机、道德动机作为案例研究分析的三个维度，对个案的材料和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梳理出5家旅游小企业(旅游精英)在平安壮寨乡村社区中的社会责任具体表现。

二、精英群体社会责任履行的利他分析

旅游精英群体可以很便捷地影响整个乡村社区的旅游发展，对社区福祉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这些影响和贡献也体现出，乡村社区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行为，是受到上述三种动机驱动而展现出来的利他行为。

(一)经济自利驱动下的潜在利他

企业的创立动机就是利润导向的，其主要角色就是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以获取利润，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是基于经济责任的实现得以完成。[注]Carroll A B，“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Business Horizons，vol.34，no.4，1991，pp.39～48.每个企业都在追逐利润，都会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在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提高竞争优势的优先事项上。然而，企业要想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使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最大化，这其中也包含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应要求。因此，在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逐利动机恰恰可能是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注]杨春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非道德解读：资源基础与背景依赖的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事实上，旅游提高或维持着平安寨乡村社区的平衡，当旅游精英为建设自己的旅游小企业而努力工作时，社区的整合度也潜移默化地得到提高，旅游小企业所代表的精英群体利他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其他居民提供参与机会和经营示范效应上。

参与的机会与渠道是决定乡村居民能否进入旅游业的关键，平安寨的部分居民受限于资金、位置等因素而无法通过创办企业参与并分享旅游效益。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多，旅游小企业需要雇用员工来满足经营发展需求，“……客人多了，忙不过来了，需要请人帮忙，是村里的，她们白天来帮忙，晚上回家住，也方便，而且她们可以把自己做的手工艺品拿到店里来寄卖……(LQ)”，从而为其他居民提供了参与旅游的机会。“我们家开店缺本钱，家里有老人和小孩，也不方便出去打工，在店里工作，离家近，还是很方便的(LQ员工)”。这些村民不仅有了工作岗位，而且可以通过寄卖手工艺品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身为外来旅游精英的YLW餐厅企业主同样如此，不仅雇用社区居民作为餐厅员工，而且其特色竹筒饭的竹筒也是直接向员工采购。虽然这些都是企业获取经济利润的必需业务内容，但无形中惠及了其他村民，有助于社区居民整体的经济收入增长。

另外，“现在客人的要求越来越多了(LY)”，为了“吸引或留住客源”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YT、LY、LQ等家庭旅馆不断提升服务设施和服务项目。例如增加“热水供应”及“卫生间”“建立网络销售平台”等来“满足客人要求”。这些经营实践在使企业获得成功的同时，亦使精英群体成为平安寨社区居民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当时在木楼里面加装卫生间还是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村里的人纷纷来参观，陆陆续续开始跟进重新装修(YT)”；“我们做(网络)的时候也有很多效仿，现在我们跟“携程”啊、“去哪儿”啊、“艺龙”还有“美团”都有合作，后来大家也知道了，就开始学习，很多店都上网了，这个带动效应还是蛮大的(LD)”，对精英企业的学习和模仿亦形成了良好的精英示范效应，平安寨其他居民和旅游企业通过“参观”学习旅游精英群体的创新，企业的硬件设施得以更新升级，整体走向标准化与现代化，提升了平安寨乡村旅游的整体服务水平和游客接待能力，社区游客接待量从2006年的20万人次提升到2014年的36万人次，[注]数据来源：龙脊旅游公司，2015。形成社区层面的潜在利他作用。

无论是雇佣员工还是设施改造，实质上都是旅游精英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行为，但无形当中也给其他社区居民提供了分享收益的新机会。而作为榜样和模范给社区群体带来更多利益，正是旅游精英的社会属性体现，[注]李 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建构》，《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即便是追求经济利润的自利行为，旅游小企业所代表的旅游精英群体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责任行为实践，也潜在地对社区产生了利他作用。

(二)制度伦理驱动下的强制利他

制度环境是指企业所处的社会规范、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等人们认为顺理成章的社会事实，企业始终处于制度环境中，而企业感知制度环境施加的压力，则是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重要因素。[注]郝云宏，唐茂林，王淑贤：《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理性及行为逻辑:合法性视角》，《商业经济与管理》2012年第7期。Scott将制度压力划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认知压力三个成分：规制压力通常指政府、行业协会制定的针对该行业的法规、政策等具有法律权威的各种文件产生的约束；规范压力主要源于社会上普遍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即伦理规范；认知压力则是指企业通过对同行中已经存在和较为流行的各种经验与行为方式的认知，依赖于企业在社会环境影响下而产生的组织理解。[注]Scott W R，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CA：Sage Press，2001，pp.21～22；李 彬，谷慧敏，高 伟：《制度压力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基于旅游企业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1年第6期。

具体到平安寨，制度压力促发或改变旅游精英社会责任行为的“强制性”过程，较为典型地体现在梯田的保护工作。“以前大家都种梯田的，后来搞旅游忙不过来，有些家就不种了……现在种水稻没有罗汉果赚钱，附近寨子都改种罗汉果了，我们这儿也有人想换……旅游公司给大家开会说种地的重要性，梯田受到了损害，旅游也会受到影响……政府也开始要求大家种好梯田，每年还给一些补贴(YT)”。政府规制压力位于制度性因素的首位，为了维护梯田景观，政府制定了“种好梯田”的政策要求，“大部分还是种地的……没有田了还发展什么旅游啊……(YT)”。在规制压力的强制性要求下，忙于企业经营的旅游精英被动地作出了策略性回应，“没有人种啊，就给别人种了。有些人他们没有开旅馆的，他们就有时间种啊，我们开旅馆的就没有时间种啦，太忙啦，家里人不够，现在给别人种了(LQ)”。旅游小企业主通过“给村里面的人种”这一策略行为来履行政府规制下的社会责任，“种我们的田，稻谷给他们，现在旅游公司一亩田补助1000块钱，这个也给他们。就是他帮我们种，避免变荒(LY)”。制度压力直接导致了平安寨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行为，并形成了普遍的认知压力[注]徐二明，左 娟：《合法性对电信运营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及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田地是村寨的共同财产，维护还是要每个人都出力的(YT)”，成为社区居民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

此外，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行为也受到伦理规范的压力影响。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规范，形成了旅游精英差序化的社会责任观，即优先对某些人履行社会责任，但难以做到对所有人履行社会责任[注]陈婉婷，罗牧原：《信仰·差序·责任:传统宗教信仰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基于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在平安寨，社区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实践往往依照亲人、熟人、生人的差序位次展开，“竹筒每天用得很多，先买我们自己员工家的，他们跟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了，有的时候他们大米种多了也给我们拿过来些(YLW)”。YLW企业主在购买材料时会优先考虑自家服务员，“先买他们的”甚至将其内化为“家人”。其他的旅游小企业主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也以血缘、地缘为关系本位，对族人、亲戚和同乡的照顾较多，利用自身拥有的优势资源来谋取更多的亲友或家族利益。

旅游精英在政府规制、伦理规范以及群体认知等压力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责任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强制被动，甚至局限于血缘、地缘的熟人圈层，且关系越亲密，社会责任才越容易展现。然而，一旦旅游精英在熟人关系上做到了，便也可能随着关系网络的扩展推广至生人关系，[注]翟学伟：《关系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6页。这种利他仍然对社区发展具有正面意义，这一正面价值在中国传统乡村社区中尤其普遍和突出。

(三)道德动机驱动下的纯粹利他

旅游精英对社区的贡献有多种方式，这些贡献并不完全源于对其经营企业的好处，而是出于旅游精英表达帮助他人的善意，依赖于社区精英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旅游小企业主为代表的旅游精英个人道德修养直接影响企业“是”或“否”履行社会责任行为，这种纯粹利他动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旅游精英们不求回报、体现良好“公民”形象的利他行为。[注]黄 伟，陈 钊：《外资进入、供应链压力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世界》2015年第2期。相比经济和制度驱动下的责任行为，这种基于对帮助他人的善意或主动承诺而承担的责任行为，是一种积极的责任义务，直接对社区发展起到纯粹的利他作用，也来自于旅游精英群体对社区的认同与主动融入。对于本地旅游精英而言，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其社会利益己经嵌入到所在村落的文化圈和日常生活中，[注]任 轶：《政治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角色:一种比较发展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社会责任的履行使得社区精英进一步深入到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中；而在外来旅游精英的视野中，社区就是其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与当地居民建立良好的社区联系，有利于自身企业的发展，[注]王亚娟：《社区参与旅游的制度性增权研究》，《旅游科学》2012年第3期。同时也能为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分配。正如LD所说，“我们是扎根在这个地方的对不对，你不能脱离这个环境……能包容的地方就包容，我们尽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这里的老人小孩好一点，培训村民学会互联网啊等等这些”，由于“扎根在这个地方(社区)”，旅游精英们会尽可能表达自己的善意，在道德动机驱动下自觉履行对社区居民的社会责任。

随着旅游的发展，游客们对平安寨家庭旅馆共用卫生间普遍感到不方便，希望能有设立独立卫生间的标准房间。但是，在壮族木楼加装卫生间的难度很大，YT企业主为了留住客源，开始在自家旅馆中尝试加装独立卫生间，并凭借专业的木工技术取得成功。“我父亲是村里的木匠，他经过琢磨在我们家进行尝试修建，最后成功了……寨子里很多人都到我家参观，我爸就告诉人家怎么怎么弄，有的还上门去帮忙弄，后来村里的家庭旅馆基本上都是标间了(YT)”，本来可以形成自己的独家技术优势，但YT企业主却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企业学习借鉴，这种牺牲经济利益来促进社区整体服务设施完善，实现整体利益增长的行为，真实呈现了旅游精英的社区公民道德形象。

外来旅游精英同样如此，虽然严格意义上他们并不是本地居民，但当他们开始在社区创办经营旅游小企业，其社区身份就得以正式建立，加强与社区及本地居民的联系是实现社区身份认同的主要方式，而基于社区提供支持和援助的社会责任实践，就成为外来旅游精英构建社区联系的必然选择。[注]Fitzgerald M A，Haynes G W，Schrank H L，et al.，“Socially responsible processes of small family business owners: exploratory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family business survey”，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vol.48，no.4，2010，pp.524～551.“既然我们有这个需要(买菜)，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给这里的村民，他们(社区的老人)种田也不容易，我们不管有没有菜，有老人经过这边我们多少都会买他一点的，一把也好几把也好，我们都会买，哪怕我们已经有了，宁愿倒掉烂掉吃不完我们也跟他买，就是这样子(LD)”；“……前年过那个重阳节，老年人的节日嘛，我们在村小学操场那里弄了好多桌，60岁以上的老人，全请了，他们都很开心……(YLW)”，通过改进社区居民的社会福利，外来旅游精英表达出自己对社区居民最大的善意，这种道德承诺的积极结果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认可，道德动机驱动的社会责任行为凝炼出更加紧密的社区联系，促进社区发展的整体和谐。

三、结论与讨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Pareto在其社会精英理论中，将“精英”视为“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并且仅以行动能力作为主要指标来对精英进行考察，并未考虑名声等道德因素。随着对精英群体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内外学者开始重视精英的道德层面：Duara早期对社区精英从“保护型经纪”向“盈利型经纪”的角色转变分析中就蕴含着对道德素养的评析。[注]狄金华，钟涨宝：《从主体到规则的转向——中国传统农村的基层治理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精英除了拥有更多的经济、关系、权力等资源优势外，还要具备良好的为人、正直的品德、丰富的知识等硬性的个人能力条件；作为群体的榜样和模范，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是精英的社会属性；[注]旷宗仁，杨 萍：《乡村精英与农村发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陆学艺甚至强调增加了社会道德的因素，那些拥有优势资源但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人，自然被排除在精英群体之外。[注]陆学艺：《内发的村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0～271页。因此，精英群体的道德属性，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其在社区发展中的积极角色，资源优势加上良好道德使精英能够为社区做出贡献，如果他不能给当地带来任何利益，那么这个精英就不是社区的精英。

旅游带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打破了乡村社区原本封闭固定的经济结构，也意味着社区社会结构的改变，旅游小企业主在旅游发展的支撑下在社区中占据重要地位，掌握并支配一定的社会资源，成为一批新的社区能人——旅游精英。从平安壮寨的个案分析中可以发现，以旅游小企业主为代表的旅游精英群体，基于经济、制度和道德等三方面动机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行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实现或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利益，验证了旅游精英在乡村社区旅游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驱动下，旅游精英的经营行为选择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利己特征，但仍然通过带动其他居民参与旅游和经营示范效应，实现了间接的利他，潜在地促进了平安寨社区利益的整体提升；制度伦理的强制压力旨在实现社区群体利益，并不能完全保障企业的运营效率，旅游小企业主所被动做出的策略性回应，实际上也体现了社区整体利益，这种强制履行的社会责任实践往往会转化为认知压力，促使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行为覆盖更为广泛；道德动机驱动下的社会责任是真正意义上的利他表现，无论是本地精英还是外来精英，都会在一致的社区身份基础上出于道德善意，主动承诺对社区居民提供一定的技术援助和经济支持，不仅构建和强化了乡村社区的社会福利，而且形成与社区及居民的和谐紧密关联。

由此，本文进一步形成三个研究结论：(1)旅游小企业主所代表的乡村社区旅游精英群体确实呈现出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并且紧密的地缘关系成为其社会责任实践的强大驱动力，[注]Shaw E，Carter S.“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oretical antecedent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ntrepreneuri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 Enterprise Development，vol.14，no.3，2007，pp.418～434.旅游小企业主更倾向于对本地社区履行社会责任，这使得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履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根植性；(2)旅游小企业主要履行的是经济责任，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首要内容，因此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履行主要源于利己动机，利他本质上属于利己主导下的利他，纯粹利他的社会责任行为更多取决于旅游精英的社区依赖性；(3)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主要依据“家人—熟人—生人”的中国社会关系展开，呈现出围绕“亲人、熟人、生人”层层减弱的“差序格局”状态，关系越远责任覆盖就越弱，并未满足全部社区居民的群体利益。这也导致一部分人认为，旅游精英的责任是基于个人或家庭等私人关系上的一种“私德”，甚至是旅游精英不负责任的负面表现。但这种责任随着社区关系网络的拓展与紧密有可能不断延伸，从而在更大覆盖面形成整体利益提升，依然具有其正面价值。

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往往是由与众不同的社区精英带动或激发起来的，未来在旅游热潮不断冲击下，旅游精英的数量增加及示范带动作用发挥的程度，可能对社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注]金太军：《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齐鲁学刊》2002年第5期。因此培育更多的旅游精英将是扩大社会责任覆盖、提升社区整体利益的重要措施。上述结论在验证旅游精英群体的正面作用和负面局限同时，也揭示了其内在的驱动因素。以往学者对此提出的解决措施多采取外部制度上的政策约束，然而，如果仅从制度和道德层面强调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奉献，忽视其个人利益，那么将会难以激发其为社区共同体做出贡献的积极性。个人(企业)利益的实现仍是旅游精英实现社会责任的重要前提，要让精英群体在促进社区利益扩展的同时能够保证自己的利益所得，这的确是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发展实践中社区精英群体的行动逻辑。[注]莫艳清：《从保护人到企业家:乡村精英的角色演变及其内在逻辑》，《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本质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道德、信誉与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逐利动机越强，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动机就越强，尽管有人斥之为虚伪的利他主义或功利主义，但在客观上，旅游小企业确实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而且这种客观上创造的价值比其主观上想为社会、为别人作贡献时创造出的价值还要大。[注]杨春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非道德解读——资源基础与背景依赖的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而对“自家人”“乡里人”尽义务的差序化社会责任是一种特殊主义社会责任，不是普遍主义社会责任，它所关照的不是大我的社会，而是小我的社会。费孝通在论述“差序格局”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只在私人关系中发生意义，只是这种“私”有别于西方文化中绝对的“私”，是一种相对的“私”，与社区的联系紧密程度能够促进旅游精英更大范围地表达帮助他人的道德善意，为社区提供帮助和支持。采取措施推动旅游精英形成更紧密的社区联系，旅游精英可以将“熟人、生人”内化为“家人”，从而积极运用资源来满足村民需要和改善村落福利。[注]任 轶：《政治精英在村庄治理中的角色:一种比较发展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一旦这种社会规范和价值认知形成，数量不断增多的旅游精英的社会责任履行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行为选择，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旅游小企业行为，乡村社区旅游精英的正面效应就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

鸣谢：感谢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硕士闫婷婷、黎结仪参与调查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