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桂莲

20世纪50年代，胡风及其追随者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这一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在80年代平反后，胡风研究、“胡风派”研究、“胡风集团冤案”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但囿于政治思维、史料不全等主客观因素，目前学界对上述课题的研究仍未能脱离政治诠释的思路，大体仍局限于对其文艺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关系的界定或反思。这种界定或反思虽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胡风及“胡风派”的政治观念和文艺思想，了解胡风及其流派与时代政治话语既相携相适又疏离紧张的复杂矛盾关系，但由于单一思维的限制、时代语境的隔膜和事件传播中的流变、抵牾，上述研究很难拨云见月，绕过历史迷雾，抵达历史的真实与本质，因而也就难以对胡风、“胡风派”、“胡风集团冤案”及其中的“政治纠缠”、“人事纠缠”进行全方位解析和历史还原。

吴永平先生的新著《舒芜与胡风关系史证》，在克服固有思维定势的努力下，从更宏阔的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独辟蹊径，以舒芜、胡风关系为视角，对胡风、“胡风派”及“胡风冤案”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一些莫衷一是或众说纷纭的故实进行了查证和还原。其主要创见有：

1.该著从作家关系史的角度，全面梳理了舒芜与胡风关系演变的全过程，从而对胡风、“胡风派”及“胡风集团冤案”进行了全面解读和历史还原。研究胡风及其冤案，舒芜确实是一个绕不过的存在。就目前现有资料来看，学界对舒芜其人其品，要么斥之以“犹大”，对其进行妖魔化，要么进行“翻案”，为其进行辩护、理解。但无论是前者的道德评判，还是后者的人道同情，都必须将人物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结合历史场景和具体事实去考察，否则就可能是不顾历史事实，自说自话的呓语。基于此认识，著者抛开单一的政治或道德视角，秉持实事求是、突进历史的态度，以建国前舒芜与胡风相识、相携到建国后决裂等长达十余年交往的全过程为“经”，以两人的书信往来、文艺活动为“纬”，以人事勾连历史，将研究对象放置于时代、历史的舞台之中，审视个体在特定政治、时代语境中的活动、思想，探讨他们各自的文化观念、社会实践和相互影响，以及其关系演变的主客观因素。

2.该著通过文本细读，通过胡风、舒芜、路翎、绿原等人的交往、通信及他们的文艺活动，全面审视了“胡风派”主要成员交往的历史状态及演变过程。在写作中，著者力图超越单一的政治环境的限制，将人物活动置于广阔的多元的历史文化环境，将政治祭坛上的“神”、“鬼”还原为历史活动中活生生的人，把立足点从泛泛的或单一的政治、道德和人格层面转移到对其不同的文化追求及社会角色位置的确定与分析上，由此展示相关人物关系的演变契机、过程和结果，揭示出“胡风派”有别于其他现代文艺社团的特质。通过对“胡风派”内部运动状态及矛盾状态的细节描述，揭示了“胡风派”与“胡风案”形成的主客观因素，进而有助于把握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特点及建国初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某些特征。

3.该著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考据、细读，对历史运动中的一些语焉不详或众说纷纭的说法、人事进行了证实或证伪。如关于《论主观》的写作动机，胡风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过“为了批判说”、“双簧说”、“失察说”，著者经考证、细读后认为，舒芜《论主观》的发表，是为了声援在党内受到批评的陈家康等人，胡风当时非常清楚该文的锋芒指向，并对该文的写作及后续发表给予了非常具体的指导和督促。又如“胡风派”与“七月派”不同的文化特征、“舒芜反戈说”、“舒芜交信说”、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写作动机等，书中通过大量的资料考据，分析、解读，联系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语境，都作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解释。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以时间为序，将舒芜与胡风从相识、携手，到矛盾、决裂的全过程尽展读者眼前，并以此为主线连缀相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而对舒芜、胡风关系的演变及“胡风派”的形成，“胡风集团冤案”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全面解读。纵览全书，该著的特点在于：

1.视野宏阔，持论公允。该著虽以舒芜、胡风关系为视角，但并不孤立研究舒芜、胡风，而是把“胡风派”其他重要成员，如路翎、阿垄、绿原等人也纳入研究视野，并兼论及舒、胡二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后与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胡乔木、周扬、陈家康等人的交往。在多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既考察政治时代变动中胡风、舒芜等人的活动、处境，同时也考察他们各自在政治活动中不同的文化定位、角色转变，既将政治化的“人”和“人”的政治化有机统一，又将人的文化气质、禀赋与社会角色定位综合考量，从而避免了单一的政治化解读和道德评判，力求多方位、多角度地将历史事实客观呈现于读者眼前，供读者自己判断。

2.资料翔实，考据有理有据。该著在研究过程中，著者特别注重原始资料的考据，博采细读，既注重对大的重要历史事件如“胡风集团冤案”、舒芜“交信”还是“借信”等的爬梳考证，又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的细节如舒芜、胡风初识时间等的查证。在爬梳、考证的过程中，书中既大量援引当事人（胡风、舒芜等）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又佐之以其他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如聂绀弩、胡乔木等）的日记、回忆，细心甄别，客观阐述，有理有据，力求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实。

3.文本细读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结合运用。作家是历史进程中的“人”，他既要服从顺应时代的环境和要求，同时也参与改变这一时代。脱离具体的时代语境，脱离当事人的历史文化属性，简单地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头论足，无疑是对历史的亵渎。有感于此，著者从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的角度出发，贴进历史，贴进人物，通过对胡风和舒芜书信、日记的解读分析，通过两人的交往，窥其全貌，洞察端倪，还原其在历史风云中的活动、思想，以及各自因性格、志趣等不同而选择的不同人生道路，从而对两人关系及造就他们各自命运的时代政治文化予以科学理性的整体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