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方平 陈星雄

人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在反对中世纪神权观念时提出的进步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思想旨在肯定人的地位、价值、尊严，提倡现世生活的意义，反对把尘世生活看作是灵魂短暂的寓所。17世纪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在反封建专制思想过程中提出“天赋人权”观念，他们认为每个人都生而平等地拥有上天赋予的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如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居住权等等不一而足。在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人权作为反对君主专制的理论武器，为资产阶级吸引广大民众参加反对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19—20世纪，无产阶级也曾经利用人权口号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马克思曾把“要求人权和公民权”列入到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和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中。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也提出过保障人权的主张，提出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等各项权利的主张，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权的态度更加鲜明和坚定。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①。同年12月，习近平致信“南南人权论坛”，再次指出，“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想”，中国人民“愿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在人类斗争史上，争取人权是革命的旗帜；在人类思想史上，人权是进步的口号。为了充分保障人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对资产阶级人权观进行辨析，应对西方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挑战，正确引导人权舆情，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人权观念的两个颠倒及其缘由

在当代，人权观念在西方某些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头脑里显然是是非颠倒的。争取人权的口号，变成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御用文人”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革命的口号变成反革命的口号。这是第一个大颠倒。

争取人权是反帝的旗帜。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这是20世纪以来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争取国家的独立主权与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是争取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矛头是直指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可现在，一些新帝国主义者高唱“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在“人道主义干涉”的美丽谎言下掩盖其侵略他国和颠覆他国政权的野心。“人权外交”是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对外政策。人权成为对外殖民侵略的话语工具。反帝的口号变成了包藏帝国主义对外扩张野心的谎言。这又是一个大颠倒。

这两个颠倒不是历史的偶然。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由一国实践到多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建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当权者，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国家的主人。无产阶级关于消灭私有制、推翻殖民统治以真正实现广大人民人权的理论与实践，触动了资产阶级敏感的神经和餐盘中的奶酪。资产阶级开始了维护其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的“蓄意反攻”。20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日益复杂且发生“攻守易势”。新世纪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处于优势地位，使得它可以肆无忌惮地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它的舆论武器就是人权，堂而皇之的侵略口号就是“人道主义干涉”。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曾在其扬名之作《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文中，袒露了他们如此热衷人权问题的底牌。他说：“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进程。人权是现今时代最具吸引力的政治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③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也曾说过，人权问题是“摧毁共产党国家的一个主要因素”，“最终对历史起作用的是思想，而非武器”。可见，人权斗争表面看是理论交锋，说到底是政治斗争问题，即拥护什么样的制度，反对什么样的制度问题。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争取人权的斗争，实质上是争取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无产阶级争取人权的斗争，是争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当代国际围绕人权的斗争，核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

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学者及其政客在人权问题上的颠倒，更反对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但我们绝非要否定人权观念和人权问题的进步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权观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其理论局限性。

二、两种人权观的斗争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对立的表现

人权问题上的斗争是政治斗争，同时又是资产阶级人权观与无产阶级人权观之间的理论斗争。这两种人权观的对立，就其哲学基础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抽象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对立。

为什么西方某些政客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因为在他们看来人是目的，是最高价值，是高于一切的。所以，为了人，为了所谓的保护人权，可以利用“人道主义干涉”对他国领土实施侵略，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可见，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权为理论依据的。分歧的焦点首先集中在关于人权的本质上。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权？

按照资产阶级抽象人本主义观点，人权是人作为人的权利，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拥有人权，这是天经地义的。因而人权是超阶级的、超时代的、超国界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宣称，一切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享有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发表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也认为，“人权是一种无论被承认与否都在一切时间和场合属于一切人的权利，人们仅凭自己作为人类一员的身份就可以享有这些权利，而不论相互之间有任何实际差异”④。尽管上述文件都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曾经有历史进步性，但这种人权观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人权的本质突出地表现在人权的历史中。历史证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历来只有少数人的人权，人权从来不属于一切人，而只属于居统治地位的人。人类历史上，难道奴隶和农奴可以享有与奴隶主和封建领主同样的权利吗？广大无产者能享有和资本家同样的权利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能享有与帝国主义国家公民同样的权利吗？不错，奴隶社会的法律条文也规定任意打死别人的奴隶应赔偿主人若干钱，这与其说是保护奴隶的人权，倒不如说是保护奴隶主的财产特权。人权属于一切人，根本不符合人类历史事实。

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人权不是人作为人而是人作为特定社会成员的权利。人权是以法律的形式表现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个社会的人权状况，极其鲜明地表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表现了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和社会地位。马克思正是从以法律的形式规定的个人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人权的。他说：“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的关系通过权利表现出来，正像等级行会制度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一样。”⑤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同封建社会的人权一样，都是以法定权利的形式表现的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设想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自由活动是纯粹的虚幻；而如果说存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权利，那它其实就是资产阶级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同的是，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权利称之为“人权”，它表现为一种超阶级的普遍权利，表现为人作为一种“类”的权利，表现为属于一切人的权利，而特权表现为一种非普遍的、属于特定阶级的权利。其实，“资产阶级的‘人权’也是一种特权，以人权为掩护的特权——资产阶级的特权”。由于资产阶级人权采取普遍权利形式，从而掩盖了它的阶级本质。

由于资产阶级人权观以抽象人本主义为立论依据，因此引出一系列不同于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人权观的政治结论：

首先，按照抽象人本主义观点，人权是人作为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因此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它的内容和标准是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西方的某些政客和理论家正是把他们的人权观念作为全世界必须遵守的普世价值来推崇，以希冀实现其政治图谋的。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权是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因此人权的内容和标准由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决定，并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影响。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有国界的。“国家是自由的支柱，国家在保障权利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它不仅仅提醒公民具体情势允许他们享有哪些权利，而且还直接提供这些权利。”⑥人权国界的规定并不取决于主观意志，因为国家是以一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实体，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的、普遍的人权观念。正如抽象的人是被普遍化了的资产者，抽象的人性是被普遍化了的资产阶级的人性一样，在当代被作为普世价值的人权观念，无非是被普遍化了的美国的人权观念。

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抽象人本主义人权观，并不否认人权内容的某些共同性。正如恩格斯所说“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候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的要求”⑦。这就是说，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一方面，资产阶级人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重点批判对象；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因此，两种人权观的对立，并不是人权内容和标准的绝对对立。在当代，人权有国际性的一面，国际社会也可以在某些方面缔结人权的国际公约。如各国关于公民权的某些规定，关于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言论、出版和信仰的自由与权利的某些规定，以及关于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的某些规定，都可以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可是，这些相同或相似性并不是根源于人性的共同性，根源于我们都是人因而都有作为人的权利的起码要求这一抽象人本主义原则，而是根源于社会，根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某些共同性。例如，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观和人权内容有共同性呢？ 恩格斯认为，“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⑧。同样，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人权内容规定上也可以有某些共同点，可以缔结一些国际性的公约，这也不能用人性来解释，用我们都是人，是生活在同一地球的人之类的人本主义原则来解释，而只能从社会发展来解释。同样具有社会化生产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的人权观念和人权规定是可以高于资本主义的，同时，并不会也不能摒弃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是要取消这些权利，而是要把由少数人享有的权利变为大多数人的权利，即颠覆资产阶级人权的狭隘的阶级性，并把资产阶级“口头上的、虚幻的、残缺不全”的权利变成“真实的、公平的、有保障”的权利。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人权内容的规定上可能存在某些共同点，但这不是抽象的共性。这种共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即使是某些类似规定，不同的国家对它们的内容、外延与司法保障也是不同的。因此人权的国际方面以及人权国际公约的制定和解释往往会发生分歧甚至斗争。

其次，抽象人本主义从人性出发，把自由、平等、博爱看成是人的本性要求，因而在资产阶级的人权观中把政治权利——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自由放在首位，作为人权的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产阶级提出人权要求时，他们已经是资产者，在经济上已经超过了封建贵族，他们有的是金钱，缺少的是政治身份、地位和权利。对他们来说，经济方面的生存权已经解决了，他们要求的是政权，是与政权密切联系的自由、民主权，以及利用政权保证他们的安全和财产的权利。他们贬低生存权，表明他们是地道的资产者。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其中特别是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核心问题。在一定社会，各种自由权的法律规定属于上层建筑，它的性质和适用范围取决于经济基础。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首先要解决经济基础问题，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才有可能真正保证并发展各种政治权利。这是一个生存权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是否生存和独立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解决衣食住行、解决生活问题是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的原则，把生存权放在首位。不解决生存权问题，其他一切都是空话。饿着肚子空谈自由、民主，不是蓄意欺骗就是政治傻瓜。

再次，按照抽象人本主义观点，人是出发点和归宿，是一切价值中的最高价值。因此人权是至高无上的，人权高于主权。西方某些国家完全无视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在“治理暴力”而不受谴责的口号下，发动对所谓的“邪恶国家”及其政府的军事干涉，对他国实施狂轰乱炸，造成无数无辜平民包括妇女、老人及儿童的伤亡。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他国人民的生命就不具有最高价值？”正如中东各国人民所言，“你永远不知道它（美国的飞机）投下来的是炸弹还是食物包裹，它们可以为所欲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也不存在属于这种人的所谓人权。马克思说过：“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⑨因此，社会和国家是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生活在一定的国度之中。因此，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人权的首要前提。主权和人权并不是彼此分裂的，更不是对立的，相反是不可分割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成员，离开了他们生活其中的国家的主权，谁来保护和实现自己的人权呢？19世纪后半叶苦难的中国人民、20世纪末叶的巴拿马、索马里和卢旺达人民对此深有感触。21世纪以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与欧洲难民危机不就是又一个明证吗？

最后，人本主义所宣扬的一般的人，实际上是作为资产者的个人，他们把资产者提升为一般的人。因此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核心是个人权利观，片面强调个人权利，把个人人权置于集体人权之上，这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一致的。资产阶级人权的功能，是对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和集体相互关系的观点，任何无产者个人的解放，必须依赖整个阶级的解放。因此，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反对个人至上，重视集体人权。这是完全合理的，是符合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和社会主义本质的。但唯物史观并不否定个人权利，更不以集体人权来妨碍和损害个人人权的实现，而是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规定个人应享有的权利和个人对国家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就是正确处理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关系的体现。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和抽象人本主义的对立绝不是无谓之争。正是在两种不同历史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两种不同的人权观，并从中引出了根本不同的政治结论。基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和历史传统，两种人权实践各自具有内在的不同的发展规律。

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权发展规律

按照抽象人本主义观点，人权是人作为人的权利，与社会无关，人权的根据在于人自身，是人的自然属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权是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因此他们享有的人权，无论就性质、内容、外延，以及司法保障来说都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有两种不同的人权发展规律。

争取人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政权和封建门阀制度的口号。资产阶级的先驱们是普遍人权的真诚捍卫者和追求者。他们把憧憬中的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天国，是实现普遍人权的伊甸园。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诞生、壮大和发展，恰好是对普遍人权理想的否定和践踏。

翻看资本主义的发家史，映入我们眼帘的，难道不是充斥着野蛮征服与残忍杀戮的“血与火”的肮脏史？资产阶级先驱者们关于普遍人权的许诺，同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是矛盾的。

当资本主义越过了它的野蛮的原始积累阶段，进入到当代所谓发达的、文明的资本主义阶段，是否实现了他们先驱们的普遍人权的理想呢？没有，也不可能。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同普遍人权的许诺是根本矛盾的。恩格斯曾经深刻揭示这一现象：“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⑩

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就决定其社会成员必然划分为资产者和无产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使普遍人权成为根本不可能。马克思主义通过对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的历史与逻辑分析，科学地抽象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表示着人对自然力的控制、驾驭和调节能力。所以，单就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言，它代表了全人类的利益，具有人类学的意义，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最重要标志。但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总体利益，具体落实到每个人、不同的阶级，又必须通过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中介，因而在最终结果上，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因此，如果说人在自然界面前还可以保持人类平等的外观和整体形象，并在其他动物面前感到骄傲与自豪的话，那么在社会生活即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就迥然不同了。在这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及由分工和财产差别所造成的权利的界限和鸿沟。普遍人权是以抽象的人为依据的，而现实存在的人是阶级的人。只有傻瓜才会相信：一个流离失所的人同雇得起保镖的人拥有同样的人身安全保障；一个除了嘴巴别无所有的人，同拥有电台、电视、报纸和出版社的人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一个谋衣谋食的人同能花几千万、几亿元竞选的人拥有同等的被选举权。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权立法尽管可以越来越多，可是公民的法定权益并不能真正付诸实践并得到有效的司法保障。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也可以具有某些权利，但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服从资本主义法律。你服从我的法律，我给你以人权，这是一种“卖身”契约。服从资本主义法律，意味着永远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是在人权掩盖下的奴役权。资产阶级所说是自由、平等、博爱，掩盖着的是劳动和资本的殊死搏斗，当无产阶级企图尝试兑现资产阶级以“人”的名义所允诺的权利时，资产阶级便会将“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⑪。“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⑫。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和巴黎公社都为此作了最好的明证。恩格斯在讲到资本主义自由时说过：“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一种最坏的奴隶制；这种自由只是徒具空名，因而实际上是奴隶制。政治平等也是这样。”⑬在人权问题上道理是一样的。总之，资产阶级的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呈现出二律背反。

从法律意识的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立法方式来保障人权，其中不乏可借鉴之处，但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普遍人权的保护者，资产阶级不是“人权卫士”，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决定普遍人权的观念是虚伪的，决定资本主义制度越发展离他们先驱者们的“普遍人权”的理想越远。尽管早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确实怀着真诚的动机、满腔的热情、美妙的理想，自以为是为“人”的一切而奋斗，但它的实际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压迫。这种观念中的起点与实际终点之间的对立，是历史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2001年10月，由小布什总统签署颁布的《爱国者法案》，允许警察机关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通讯、医疗、财务和其他种类的记录；同年11月，小布什总统颁布军事命令授权军事委员会可以“无限期拘留”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非公民。2013年夏，斯诺登“棱镜门”事件充分暴露了美国所谓的保护美国公民及盟友安全与权利的承诺的欺骗性。2014年8月，“弗格森事件”反映出美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与人权问题。2017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川普颁布《禁穆令》，是对整个穆斯林民族人权的侵犯。以“人权”起家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践踏人权，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权发展的规律。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越来越背离他们先驱者们的人权理想，社会主义社会则正好相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是实现真正、广泛人权的前提与基础，社会主义越发展、越成熟，离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目标，离彻底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三大差别，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越近。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法制不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够完善，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原因，完全有可能发生一些侵犯人权的事例。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并不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我国近40年来的改革创新实践的历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⑭这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实现所有的人权，所以一定要有轻重缓急，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的逻辑去做，我们把消除贫困作为核心人权，改革开放近40年实现了四亿人脱贫，这是人类人权发展史上的巨大成就”⑮。2004年3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郑重提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明确指出尊重人权首先注重对全体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保护。这是政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观念及实践的不断进步。

注释：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30页。

② 习近平：《致首届“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人民日报》2017年12月8日。

③ 冯卓然、谷春德主编：《人权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④ 董云虎、刘武萍主编：《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2页。

⑤⑨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2、452、440、576页。

⑥ 熊万鹏：《人权的哲学基础》，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3页。

⑦⑧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145、408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0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70页。

⑮ 张维为著：《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