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成贵

邓演达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著名的中国国民党左派，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百折不挠，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呕心沥血，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如同百川归大海，邓演达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也是争取中国革命伟大胜利的组成部分。正如不久前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①。回首来时路，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前行的道路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一大批党外朋友相伴同行，他们中就有邓演达的伟岸身影。所以，邓演达研究具有鲜明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特征。

学术事业具有时代性。这是因为学术终归不能与时代脱节，不能不满足时代的需要。后人研究历史，总要基于现实的视角，倾注时代情愫，赋予当代价值。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抵就是这个意思。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今的邓演达研究，也就是新时代的邓演达研究。基于此，我们需要从新时代角度去思考如何深入推进邓演达研究。

一、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理解中研究邓演达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②。党的十九大报告阐述了“进入新时代”的伟大意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前途的意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定义了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决胜全面小康，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这一内涵与邓演达研究具有密切的联系。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历史事实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大气磅礴、继往开来的历史进程，是全中华民族、几代人的奋斗目标。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兴中华民族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这体现为孙中山所提出的“振兴中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客观上有几个阶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九大宣布进入的新时代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冲刺阶段。邓演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作出的奋斗，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至新中国成立这个历史阶段中。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③。那么，邓演达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邓演达在其革命生涯的最后阶段反复指出：“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④。他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的新中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前提，也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之所在。这在总体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致的。

正因为“初心”如此，所以后来中国农工民主党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共建新中国，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展新时代邓演达研究，需要从“初心”和“复兴”来展开考察，以深化对邓演达历史定位的认识。

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际关系中研究邓演达

1931年底，邓演达殉难。此时，中国的政党格局是：中国国民党通过北伐统一全国，建立了南京中央政府，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从失败中奋起，走上了中国苏维埃革命道路，是全国范围的群众性革命党。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还有若干党派，如中国青年党、中国致公党等，它们的政治影响，都不及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也称“第三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际关系中研究邓演达，就是研究他作为“第三党”创始人，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

邓演达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积极追随者，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忠实继承者。他拥护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决断和三大政策，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建设；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出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占武汉，成为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员之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其主席团委员，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坚决主张讨蒋；不支持汪精卫的“分共”政策，最后毅然辞职出走。1927年11月，在苏联莫斯科起草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三人名义发表，打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号。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制定了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上述“宣言”和“政治主张”，明确了邓演达与“第三党”以及国民党的关系。

第一，确认中国国民党的行动纲领，在于孙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其真正意义是：民族主义即反对帝国主义到底，要得到中国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并使国内各弱小民族能自由独立。民权主义即要推翻封建特权阶级和一切少数宰割多数的反动势力，由大多数劳苦民众自己建设平民的政权。民生主义即要推翻少数剥削多数的经济制度，把中国从贫困惨苦的地狱中拔出，以劳动民众所生产的一切归劳动民众享受。⑤实践这个行动纲领的责任，落在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身上。

第二，确认南京政府实为“新军阀及土豪绅士地主及剥削农工分子的集团”、“欲取反动势力而代以新的反动势力”；武汉中央上层分子，“与南京叛徒连合构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⑥

第三，确认与汪精卫、陈公博改组派的区别，认为改组派只是一群旧社会的统治者和半统治者的集团，既没有共同纲领，也没有实现革命主张的决心，反蒋而不反南京统治。“临时行动委员会和改组派不同，我们不但要和现存一切的统治势力绝缘，而且坚决的要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⑦

第四，确定“第三党”目前的行动纲领是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建立平民政权。“推翻了南京统治才能铲除帝国主义的势力，才能肃清军阀官僚的毒害，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权——平民政权，才能消灭内战得到永久的和平，进行经济的建设，由民族的完全解放达到社会主义之路。”⑧

邓演达创建“第三党”，但不脱离国民党谱系，力争其革命正统地位，与南京政府敌对。他在政治上另树旗帜并发展组织，在“黄埔系”军队中做分化工作，威胁蒋介石的统治，故为蒋介石所不容。

国民革命阶段，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我们与共产党的分界”一段话，反映了邓演达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说明了邓演达和“第三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这段话以对比方式说明两党的区别：共产党是国际的，“第三党”带民族性；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手段，“第三党”以中国革命为目的；共产党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第三党”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障碍不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对症的药方；共产党利用农民，建立部分工人的独裁政权，“第三党”主张建立平民的政权，工农的利益得到平行的发展；共产党的追求是盲目的空想，“第三党”要求解决现阶段问题；共产党的方式使中国社会更穷乏混乱化，“第三党”要使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早日形成。⑨

邓演达列举的以上七点区别，应当说有的属于对共产党的误解，有的属于与共产党思想理论与行动方式的不同。他批评中国共产党，但也肯定共产党“尽过很多的劳作，而且曾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打破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沉睡”。他强调中国革命自主性，指出中国革命的命运不能交给苏联、交给共产国际去把握，认为“如果中国革命由中国人民自己去复兴，那不但是可以恢复中国人民自信的活力，恢复中国民族自信的活力，而且更进一步可以促成世界的转变，促成世界大同的实现。”⑩

邓演达对共产党的批评，是争夺中国革命话语权、领导力的需要。我们应当看到，这其中有些是误解，有些也针对了当时共产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所盛行起来的“左”倾错误。但最终，这方面的错误共产党都自行予以纠正。

共产国际对邓演达和“第三党”很注意。1928年2月，“第三党”字样就在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出现了。开始，共产国际高级干部米夫对邓演达抱有争取的态度，建议积极去做宋庆龄的工作，取得成效后，邀请邓演达到苏联，并试图说服邓演达，“使他采取与共产党更紧密合作的方针”⑪。不过，共产国际执委会排斥中间党派的态度一开始就很明确。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强调对“想要建立所谓的‘真正共产党’、‘工农党’新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的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⑫。1928年7月，共产国际指出，“‘第三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工具”⑬。此外，共产国际还认为，“‘第三党’虽然现在反对南京，但它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的。”⑭基于此，1928年5月开始，中共留守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制定了关于“第三党”的策略。

邓演达后期的思想和活动，有思想理论中反对共产党，与其争夺思想理论阵地的一面，但这并不是主导的方面，他的斗争锋芒始终对准南京蒋介石集团的统治。相反，他的思想理论蕴含着许多与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相同的因素，如：革命目标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以工农为基础，政权以工农为中心，不搞“三权分立”，以“耕者有其田”的方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经济上采取市场原则，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文化上破旧立新，通过平民政权的建设最后达到社会主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应把邓演达后期的思想内涵，与同时期、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主张加以比较、鉴别。这样就会发现，邓演达的一些基本观点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十分珍贵。他的革命实践活动，在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是一致的。

三、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研究邓演达

中国农工民主党（也称“第三党”） 的创建，最早可以追溯到1927年11月莫斯科宣言所打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旗号。“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初期的创建工作是由邓演达在国外、谭平山在国内分头进行的。1928年春，谭平山主持建党会议，定党名为“中华革命党”，这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重整组织所采用的名字。使用这一名字既继承孙中山的思想，又区别于掌权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反对国民党以及改组派，又不同意中共路线，形成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外的第三种政治力量，所以一开始就被称为“第三党”。社会上称呼“第三党”，初时是泛指，后来他们自己也以“第三党”自称，就成为专属名称。“第三党”并非什么自贬的称呼，相反“第三党”是自信的称呼，表示“第三党”人自信地站到了一切中间力量的领头位置。

1930年5月，邓演达从海外归来。同年8月，“第三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确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为总干事。自此之后，邓演达主持党务，直至被捕牺牲。

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立和发展进程中研究邓演达，主要是认识邓演达对建立和为“第三党”奠定基础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包括组织建设、制定纲领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其思想和精神上的贡献。正如1932年邓演达牺牲1周年之际“第三党”发表《告同志书》所说：“邓先生的精神，是永远存在人间，他的牺牲，只是像太阳一样的西沉，光辉是要永远普照大地的。他的躯体虽然幻灭了，他所遗留给每个革命者的斗争武器，早已深刻在万千邓演达信徒的心底，而且永久深刻在万千邓演达信徒的心底。他的热血，开辟了未来的革命大道，将要熔成光明灿烂的结晶——农工平民政权”⑮。

1935年，面临日本扩大侵略的深重危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七七事变”以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立即放弃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主动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7年2月，抗战胜利后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无论党名如何变化，邓演达的精神始终是“第三党”前行的支撑和向导。在纪念邓演达殉难15周年之际，当时“第三党”的主要负责人章伯钧和彭泽民分别总结了邓演达的道路、邓演达的基本精神，并阐述了邓演达道路和精神的引导作用和党内的传承。

章伯钧指出：邓演达的道路，就是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的道路；是孙中山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民主联合发展到邓演达以农工为中心的民主联合道路；是中国人民解除资本独占和地主剥削、由平等机会发展产业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在抗战胜利以后，“第三党”努力争取走“肃清官僚政治，废除专制，树立民主联合政府，解决全国人民要求，实现永久和平统一的道路”。⑯

彭泽民指出：邓演达的基本精神，就是农工平民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透彻了解中国社会性质和特质的产物，也是推动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估计了中国各阶级力量关系与革命动力的产物，也是运用和组织革命理论的方针和方法；是继续和发展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并汇合了世界革命思潮的结晶；是根据农工平民主义精神而制定的具体实践方案，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⑰

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认是社会主义政党，强调来自工农平民，回到工农平民。1948年9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在香港召开扩大会议，强调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不仅现在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战友，而且在今后也是建设新中国的合作者。邓演达的理想、信念、理论、精神，融进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血脉，并与时俱进，落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形成并坚持了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邓演达研究可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获丰收的基础上，取得更多、更新、更大的进展。

注释：

①《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 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

②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238、333、334、371、278、370—371、317—318页。

⑪⑬⑭ 中共第一党史研究室：《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390、520、523页。

⑫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⑮ 《邓演达纪念集》，1932年。

⑯⑰ 《邓演达的道路》，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