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玉平，张 玉

（1.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1）

在人类的早期时代，人们往往认为本氏族的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这一物种大多是某种动物或植物，它便是该氏族的图腾。图腾除了承担追溯祖源的功能之外，它也常被视作为群体的标志和象征[1]，以此来区别并描绘彼此。除图腾制度之外，人们也常用一定的动物来描绘自身或者他者的族群形象，华夏人民亦是如此。然而，与原住民的图腾制度不同，华夏人民用以描绘自身的动物不再是神圣的“祖源”，而是作为“文化符号”传达着强烈的时代诉求。

一、东方帝王的象征：“龙”的至尊地位

中华民族往往自称为“龙族”或“龙的传人”。而龙的历史，则远远可以追溯到史前。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大约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蚌塑龙虎墓。“墓中成型的蚌塑图案共有三处，东为蚌龙，西为蚌虎，北为一蚌塑三角形。我们认为，这些蚌塑图案正组成了一幅二象北斗星象图。”[2]而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中则出土了“龙形玉雕”。红山文化的玉雕龙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被称之为“C字龙”。“龙体弯曲成C字形状，头似猪，梭子形眼，有长长的鬃飘在颈后，故被多数人认为是猪头龙身，简称猪龙。也有少数人认为是鹿头龙身。”[3]第二类龙则被称为“猪龙”或“熊龙”，“最初将这类龙鉴定为红山文化时，也曾从猪首形象产生联想，并与亚形I以环体的变化排列为前后演化序列。但从这类龙的头部、吻部、眼睛形状，特别是有耳无鬃等主要特征来看，它同亚型I似为两个序列。亚型Ⅱ除吻部有多道皱纹外，都非猪的特征，其短立耳、圆睛却与熊的一些特征相似。这与女神庙中泥塑龙具熊的特征正相吻合。牛河梁积石冢还多次出土过完整的熊下颚骨，可知红山文化有祭熊的传统，故此类龙应为熊龙。”[4]然而，不管是猪龙、鹿龙还是熊龙，这些玉雕都称为龙。它们在身体部位大致相似，只是头部有所不同罢了。而距今4500年左右的山西襄汾陶寺文化遗址中则又出土了彩绘蟠龙陶盘[5]。

虽然“考古”出土了不少早期龙的形象，但对其功能和作用的解释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而相对于考古出土的器物，“文献资料”则较易于解读。“先秦文献中出现的龙，以升天和潜渊为能事，充当人与天界——神界相互沟通的媒介或运载工具。屈原在《天问》中发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或许可以借黄帝有熊氏骑龙升天的神话来解答。作为坐骑的龙之形象，在此显而易见。人借助于龙而升天，获得神意、神赐或天命、永生，这是天人合一神话的真正底蕴所在。其观念背景在于如下远古信仰：人神之间的沟通需要借助神圣物来充当中介。神圣物可以是玉石、金属等天赐良材所打造的礼器法器（玉礼器或青铜器），也可以是龙凤龟鳞等神话生物。这些圣物能够协助人间的通神者实现升天的旅行。”[6]《山海经》中也有龙为坐骑的记述，《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

龙在先秦文献中充当与神界沟通的工具，然在后代历史中帝王却被称作为“龙”或“真龙天子”。而最早将龙与“帝王”相结合的应该是秦始皇，他也因此被称为“祖龙”。《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7]裴駰集解曰：“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帝也。’”唐章碣《焚书坑》亦曰：“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8]宋刘克庄《杂咏一百首·荆轲》：“把袖谋几售，开图计忽穷。空遗千古恨，不中祖龙胸。”[9]

秦始皇被称为龙之后，各代的帝王也多喜欢把自己比附为“龙”。帝王们将自己比作龙是因为“龙”具有一定的神性，也意味着他们自己有着一定的神性。《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豐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贞索引云：“《诗含神雾》云：‘赤龙感女媪，刘季兴’。又《广雅》云：‘有鳞曰蛟龙’。”[7]可见，刘邦亦可被称作为龙。

直到清代，帝王们仍喜欢把自己比附为龙，“皇帝穿的衣服上绣满龙纹称作龙袍；皇帝坐的椅子上满布雕龙称为龙椅；皇帝应用的食具、茶具等器皿上也都用龙纹作装饰。紫禁城既然是皇帝的宫殿，当然要大量运用龙的装饰……有人统计，在太和殿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共有12654条龙，数字可能并不精确，但这里的确可称得上是龙天龙地，一走进这座大殿，仿佛到了龙的世界。”[10]而帝王们之所以喜欢把自己比作为龙，是因为龙具有一定的神性，其目的是将政权神化，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二、西方解读下国家的象征：东方“沉睡的狮子”

然在清末，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龙”也因为代表着软弱腐朽的清政府而被西方人所嘲讽。“尽管大清朝廷不断地使用一条腾飞的黄龙作为天朝象征物，可是，在西方人的漫画世界，这却是一条拖着pigtail的老迈的龙，也有些歌谣直接将华人称作pigtail dragon。”[11]而龙之所以被西方人所嘲讽，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力的疲弱。“16－18世纪中国形象尚未衰落的时候，龙是帝国皇权的象征，尊贵而时尚，可是当历史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形象日益滑落，龙也只能跟着倒霉。中国形象有多怪诞，中国龙就有多丑陋。说白了，不是龙形象拖累了中国形象，而是反过来，中国形象拖累了龙的形象。即使没有中国龙，西方漫画家一样可以造出其他丑类来象征中国，正如英国漫画家把满大人画成猪，美国漫画家将华人画成蝗虫、老鼠、青蛙、蝙蝠、吸血鬼或者猪。”[12]而从根本上来说，龙并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它是人类思维及文化所建构出来的产物。因此，它被人们认可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人们的心态和需求。

在饱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屈辱之后，爱国人士们开始了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在寻找民族出路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一种精神力量来鼓舞人心，进而凝聚力量。于是，寻找一个合适的形象来标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便成为当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11]这样，“沉睡”的或者“醒着”的“东方雄狮”便应时而生了。丘逢甲在《二高行赠剑父奇峰兄弟》一诗中写道：“画虎高于真虎价，千金一纸生风雷。我闻睡狮今已醒，一吼当为五洲主。不然且画中国龙，龙方困卧无云从。东鳞西爪画何益？画龙须画真威容。中原岂是无麟凤，其奈潜龙方勿用。乞灵今日纷钻龟，七十二钻谋者众。安能遍写可怜虫，毛羽介鳞供戏弄。”[13]据说最早将中国比作狮子的是拿破仑，他说：“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这只狮子一旦惊醒，全世界都将为之震颤。”[14]关于拿破仑将中国比作睡狮，费约翰在《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中说：“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形象和语言来描述他们的复兴？说明中国人认为那些受尊敬的西方人如拿破仑之流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借助拿破仑的唤醒睡狮论，有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借助昨天的状态来强调今天的状态：睡狮不会永远沉睡，中国将会再次强大。”[15]施爱东先生则认为，中国“先睡后醒”这样的表述很有可能是曾纪泽从基督教的“唤醒”一词中借用来的，而将“唤醒”与“睡狮”相结合，并且借用拿破仑之口将中国狠狠地恭维一番，这样民族主义者们的虚荣心才得到了充分的满足。[11]

然而，“睡狮”及“醒狮论”也有着一定的时代诉求。“早期的睡狮概念，多为日本留学生以及革命宣传家用来形容执迷不悟的伟大祖国。1900年之后的几年，待唤醒或者被唤醒的睡狮形象开始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而且被赋予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11]他们的“睡狮”、“醒狮”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为“民族救亡”任务的完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三、民族复兴的标志：“狼”

在完成了民族救亡的任务之后，民族的根本任务便转变为实现民族自身的复兴和富强。于是，《狼图腾》一类的寻求民族复兴和富强的作品就产生了。姜戎在《狼图腾》中借主人公“陈阵”之口说：“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16]他进而认为历史上由于中国民族的性格太软弱，狼性不足，因此饱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屈辱。“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16]

为了让国人更乐意接纳这种“狼性”，主人公“陈阵”还比较出了“狼图腾”与“龙图腾”的七个相同点，并认为“中华龙图腾很可能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就像华夏农耕民族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演变而来的一样。”[16]《狼图腾》一书虽然引用了不少史书和著述来证明龙图腾与狼图腾两者的渊源关系，但是这样的结论却未免有点主观。如果说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蚌塑龙、红山文化的“龙形玉雕”与现代大众所认可的龙在形象上还有较大差异的话，那么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龙则已经很接近今天我们所常见的龙形象了。而要想证明龙图腾源于狼图腾，则要借助于比商代妇好墓更早的资料（特别是考古学资料）来说明问题[17]。显然，《狼图腾》中这样的资料比较少。

四、远古历史的文化探寻：“熊”

民族的复兴不仅仅表现为政治上的富强和繁荣，也表现为文化自信等民族精神内涵的提升。2007年，叶舒宪先生撰写了《熊图腾》一书，他通过对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熊龙”以及黄帝、鲧、禹、启等熊神话的考察，积极尝试构建华夏古史的传说时代。叶先生认为与“狼图腾”的无实物证据相比，考古器物及文献资料显示早期华夏民族很有可能是“熊的传人”，华夏民族的第一图腾动物“龙”也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与“熊”有着直接关系。“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熊氏集团不仅开启了虞舜时代以及鲧、禹、启的夏代熊图腾神话之先河，并通过颛顼将熊祖信仰传承到秦、赵、楚等国的广大地域，并且还通过通古斯人的亲缘族群的传播作用，一直将熊图腾神话根植到朝鲜族的远古记忆之中，遗留下目前东亚地区保留最完整的的熊母生人神话。”[18]而龙的一部分特征也很可能来自熊，“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熊龙，非常清晰地体现着从熊到龙的演化痕迹。那熊头蛇躯鹿角的三合一造型，分明是将三种动物的死而复生象征，组合到一个神话形象上。其渊源当然要上溯到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玉雕熊龙。”[18]这样，按照叶先生的分析，从中华共祖“有熊氏”黄帝到夏、商两代及之后的秦、赵、楚等国，都与熊有着莫大的关系。而至于熊为什么能进入人类文化的视野，有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见解：早期人们将“熊”作为图腾崇拜是因为在当时人民的心目中，熊的冬眠意味着能死而复生，象征着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后代华夏族群不再有“熊崇拜”的现象，则可能也与民众的心态及需求有关。熊因为是杂食动物，有时候可能会糟蹋田地里的庄稼，加之行动看起来笨拙，所以熊在农业社会中便被赋予了负面价值，骂人“熊样”、“瞎熊”等一类的词语便产生了。[19]

五、当代和平理念的追求：“熊猫”

进入新时期和平发展的年代，“熊猫”往往成为国家领导人赠予他国的礼物。它作为中国的“外交大使”，向外传达着友善的理念，这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和平发展”。而这些“和平”的观念也广泛深入到了西方人的心目中，如影片《功夫熊猫》的发生地之一就在“和平谷”（valley of peace）。“《功夫熊猫》中场景与人物设定的都十分中国化。故事发生地已然就是中国本土，崇山峻岭绵延不断，犹如中国传统山水画一般，透着一股朦胧的迷人气息。片中和平谷的建筑风格更让人们想到了武当山的古迹。而片中的角色设计也独具中国特色，胖胖的国宝熊猫阿宝，代表中国传统武术中几路最知名且最具特色的拳法武术的猴子、毒蛇、丹顶鹤、老虎、螳螂。还有片中的‘针灸’、‘马褂’、‘面店’皆来自于中国乡村的普通生活；剪纸、泼墨、皮影，则是纯正中国味的艺术……这些中国表层文化的生动逼真的解读与再现将西方观众带入了一个东方世界。”[20]“功夫”与“熊猫”则是中国所特有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文化的标志。[21]“熊猫”虽然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是《功夫熊猫》中的熊猫阿宝则是披着中国文化外衣的“西方式英雄”，它有着西方式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阿宝坚信，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梦想，所以他苦练“功夫”，乃至悟出了浣熊师傅的绝招——无极断骨指。它最后历经艰险，单枪匹马地战胜了雪豹桃太郎，拯救了和平谷的父老乡亲。[20]而这种西方式的“英雄”，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比比皆是。

可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夏人民便赋予了不同的动物以不同的意义。如早期帝王将自己比作龙是因为“龙”具有一定的神性，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清末的“睡狮”、“醒狮”论等则带着民族救亡的目的；姜戎的小说《狼图腾》则宣扬“狼性”，强调民族的复兴与富强；叶舒宪的著作《熊图腾》则通过考证“熊崇拜”，意在构建华夏古史的传说时代；电影《功夫熊猫》则从侧面显示了中国努力向外传达着“和平发展”的理念。这些动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夏人民对于自身族群形象的建构。与图腾制度不同，它们不再被视作为神圣的“祖源”，而是作为符号传达着强烈的时代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