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爱梅

（1.广西财经学院 商务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2.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732）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1]党的十九大在总揽国际发展大势、国内发展全局的基础上，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变动的结果，其在本质上是发展现实与发展目标之间的差距，是人们的需求目标与现实不能满足其目标需求之间的矛盾。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科学判断，体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实践自觉、使命自觉，这一科学理论判断必将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理论遵循和科学指导思想。面对当前的发展形势和发展基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不断深化全党全社会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认识，努力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凝聚全社会最强大的智慧和力量，探求最有效的破解举措，确保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形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

理论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任何科学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酝酿理论的实践土壤和对已有科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时代发展到什么程度，理论创新就应推进到什么程度，确保每一时代的先进理论来源于发展实践，以及对发展趋势的规律性把握。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具有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特质，才屡次在重大历史关口不断实现历史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突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发展进入瓶颈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时，以历史为鉴戒、以现实为依托、以党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全力推进的重大理论创新，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使命担当精神。

（一）历史依据。历史是现实发展的起点和参照系，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基本经验，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紧紧立足国际国内形势，准确把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科学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分别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不同时期，区分不同的主要敌人，竭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对势力，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巩固新生国家政权的宏伟目标，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并以此为依据确立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八大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这一科学判断契合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并对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总牵引作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过程中，由于毛泽东等部分领导同志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形势产生误判，错误地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最终导致十年“文革”浩劫；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提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巨大飞跃。总之，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对认识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科学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和历史鉴戒。

（二）现实依据。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理论，伟大理论指导伟大实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自觉理论反映。40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发生的沧桑巨变，推动中国特社会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社会主要矛盾产生历史性转换具备了现实基础。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实现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转变为拥有整体较强的社会生产能力，其中，GDP总量已突破80万亿，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拥有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相关配套网络，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革，消费贡献率达到近60%，服务业比重超过50%；居民收入和消费持续发生重大变化，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445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955元，居民已总体上具备较强的满足自身物质文化消费需求的能力和更高层次的消费水平，且基本上告别了一般层面的物质文化消费短缺与绝对贫困现象，这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准备了现实条件。

（三）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的社会矛盾思想，党的历代领导人继承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需要是一切社会行动的源泉，一切社会矛盾都是基于实现人的需要而产生的矛盾。社会发展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人们不同的消费层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剖析人的物质消费需求出发，创立了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社会形态理论，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口与资源环境、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这为党科学分析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打下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客观分析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以此作为确立党的战略方针、工作重心的根本依据，从而推动党的理论和事业不断获得新发展。毛泽东在传世名篇《矛盾论》中，以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为指导，精辟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提出了主要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重大理论，并对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党的八大，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创造性阐发，其理论本质是揭示社会主要矛盾在基于形势变化的情况下，已从阶级之间的矛盾转换为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矛盾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党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推动党中央及时纠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实事求是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南。

二、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内涵

学理论的目的在于用理论，用理论的前提在于科学掌握理论的独特内涵和本质规定。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核心要义，并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必须全面把握其科学内涵，自觉将这一重大理论学懂弄通做实。

（一）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内涵。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由生产和消费构筑而成的有机大系统，社会的发展进步最终体现在人民消费内容的不断丰富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升等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依次经历了为解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而努力奋斗的温饱时代，社会物资文化生活消费品较为充裕的基本小康时代，以及追求能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来看，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渴求与向往，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契合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总趋势。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准确把握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丰富内涵，努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着力满足人民对更高层次物质文化生活消费品的追求；实现人民内心对民主、自由、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强烈需求；更加注重公民个人的体验、感受和幸福感的增强；使国民的人格、国格、尊严等需要得到满足；全面助力人民实现对“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的美好追求”。[3]

（二）科学把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反映。社会系统各要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保持平衡与充分发展，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根本保障。形成社会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生产和供给水平的提升幅度，滞后于人民生活需求的增长变动和层次提升程度。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有效供给不足，产生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剩现象，严重影响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动态均衡，使得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法实现。党在新时代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必须要清晰认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社会现实，及时出台有效举措推动社会平衡充分发展。当前，从社会物质文化生产和供给端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体现在一般的传统落后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能规模不够，导致有效供给与需求失衡；从社会物质文化需求端看，不同地域、城乡、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本质上是发达地域、城乡、行业、群体与落后地域、城乡、行业、群体之间呈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消费水平之间的差异和失衡；从制度层面看，人民对保障其公平、正义和安全等有效社会制度的需求愈发强烈，而国家对此则供应不平衡不充分；从人口、资源、环境的系统均衡角度看，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以及人民对于干净水源、清晰空气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均存在失衡现象。

（三）准确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与基本国情的关系。基本国情在本质上是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程度、国家综合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的综合判断与层次定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设想，“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国家整体发展程度不充分，人民生活水平处于较低阶段。立足当前发展实际，从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国家发展战略来看，21世纪中叶我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整体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民的总体生活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富裕幸福程度将极大提升。从2017年全球人均GDP排名来看，我国人均GDP接近9500美元，排全球第70位，距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仍属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来看，还是从国家发展战略步骤来看，抑或是从人均GDP在世界排名来看，党的十九大对基本国情的定位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换，但是从发展的时空坐标来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未发生改变。其基本缘由在于，决定社会主要矛盾转换的客观背景和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时代特性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属性与内容，而新时代仅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特定阶段，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换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转换而已，并未改变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的基本国情。

三、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举措

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解决重大实践问题，推动实践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发展实现阶段性转换之际，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其目的就是为了从实际出发，探寻有效举措，科学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中国实现由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跨越。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升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领导水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史有力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发展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中国一切事业发展的最根本政治保证，是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核心领导力量。当前，国家发展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适应新时代、引领新时代，顺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必须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本领与定力，确保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牢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力打赢“三大攻坚战”，确保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协调发展；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入整治“四风”问题，全面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选拔重用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干部，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

（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引领。五大发展理念是党中央在深刻总结改革发展基本规律，准确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之上，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的重大理论创新、实现的重大理论变革，这集中体现了党对自身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全面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是适应和引领新时代发展趋势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有效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发展理念，全党全社会要牢固形成高度的思想共识，切实认识到这一新发展理念对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要着力深化供给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动力，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基础研究和瞻性领域研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农村改革力度，释放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大区域协调发展力度，建立和实施更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提升重大城市群发展辐射带动能力，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稳步推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创新宏观调控手段，提升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三）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汇聚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强大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力量。党领导人民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要有效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政治立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激发民众积极参与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磅礴伟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加强人民当家作做制度保障，保证党领导人民有序有效参与国家治理；健全和实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扩大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建设法治政府，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权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严厉查处司法腐败，全力维护司法公平正义；全面普及和提升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升人民守法、护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利外部环境。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球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带来了广泛的发展机遇，但也使各国面临贸易摩擦、环境恶化、疾病跨国界传播等全球性难题。“大道至简，实干为要。”[5]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基本国情，高效合理运用好国内资源、挖掘国内发展潜力，更要与世界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力克服和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全力营造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利国际环境。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对话协商，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另一方面，要坚持共建共享，树立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充分发挥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机构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统筹协调作用，动员全球力量有效应对共同挑战；再者，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各国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着力解决深层次国际问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