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娜

（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241）

一、引言

鼻烟壶从16世纪的欧洲引入中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渗透了中华民族的浓厚历史和文化内涵，以“视觉符号”作为其深层喻义和神秘的象征①在阿瑟·C.丹托的著作《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阐述到：首先艺术品总得要有关于某物，因此应当具有某种内容或意义；其次，艺术品必须要借助某种实物来体现这种意义。，是封建人文精神与宗法观念②这里面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宗法制度和血缘伦理观念，“这样一种基于父系氏族血缘伦理，以孝悌观念为核心的人生价值学说，在经过各种反复的斗争和折衷之后，最终被确立为从西汉中期至清朝末年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韩德民《孝悌伦理与“君子”人格理想之确立》，《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6年第2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鼻烟壶的繁盛体现了其艺术主体内在张力和艺术情境的创造力，它既提倡了一个时代节制、均衡以及优雅美丽的艺术情调中始终保持温柔敦厚的古典主义历史装饰风尚与格调，又是将儒学为标志、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封建精神日渐濡染于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之中，以此形成具有中西文化模式的“舶来品”。

在传统工艺美术的历史长河之中，鼻烟壶又称之“烟壶”，其尺寸较小，高度大约在7－8厘米，器形是随着不同时代皇权思想的发展而变化。“鼻烟壶”作为时代与历史共同见证的具有民族意向的皇家造型容器，细节的逼真写实极其符合统治者的审美标准，从而达到了愉悦帝王的目的。它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独特的材料与工艺，用隽永的思想与行动倡导并尊崇儒家传统思想。雍正就曾视鼻烟壶为吟诗对象，还将其赏赐给邻国君主。鼻烟壶形成了一个具有浅层公共意味的艺术形式，是不同阶层之间的一种天然联系的枢纽。这不仅凸显了帝王对民族美学思绪与个人命运的感悟与救赎，也是当时政治、宗教方针和政策的一个佐证。

二、艺术的定义

鼻烟壶是一种受到西方社会深刻影响的吸闻鼻烟的器具，它是鼻烟和盛装器皿的结合体，深受传统社会情趣价值和美学“意境”的影响。工匠们从形体到图案的填充十分注重内在精神意象化的描述，这种活动不能等同于鼻烟壶物理存在，它所依赖的是鼻烟壶意象性行为的生发机制：它不仅使物体的“象”显现，而且“韵味”也在这个行为中产生。

为了保证鼻烟的消除疲劳、活血、驱寒、提神明目等功效不失，清代康熙年间在借用囊（盒）器具的基础上，由宫廷造办处开始运用传统制瓷与绘画工艺对容器进行造型、装饰的设计与加工，同时又以隐性含义对艺术家生活视角的阐释作适当的深化和唯美表现。据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的《香祖笔记》记载：“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疲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类不一，颜色亦具红、紫、白、黑、绿诸色。白如水晶，红如火，极可爱玩。或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有仿之，终不及。”其实吸鼻烟这种习俗受到欧洲影响从明万历的皇帝（朱翊钧）到民国初期300多年时间里一直存在，皇帝身体力行并大力推荐，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叙事作品不仅蕴含着文化密码，而且蕴含着作家个人心灵的密码。”清朝康熙皇帝拥有鼻烟壶多达10000多件，世俗达官贵人也纷纷效仿，并成为清、民国时期的男人在闲暇时间的时尚品①把某物视为艺术，这牵涉到他自己置身于和某个物品或某事件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之中。原文是这样的：Cohen does offer an important insight when he insists that treating something as art involves putting oneself into a certain kind of relationship with an object or event.I have said that this relation consists of attending to intrinsic properties.More needs to be said about this，however.Being in Arelationship is an active pursuit.Noel Carroll《Theories of art today》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0：153.。随着“内画”鼻烟壶的出现也使其与工艺传统断裂，逐渐走向独立的视觉审美艺术，成为艺术品。②徐坚：《内画鼻烟壶：工艺传统的断裂和美术取向的确立》，《艺术史研究》，第11辑。鼻烟壶的纹饰、造型与合情合理的想象，让虚构事物或人物在壶体表面呈现隐喻特征，以此形成具有民族内省、人文品格的艺术品。

鼻烟壶的溯源，据清朝书法家赵之谦的《勇卢闲话》载：“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万历九年（1581笔者注），利玛窦③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1610年病逝于北京。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汛海入广东，旋至京师。献方物，始通中国。国人多服鼻烟，短衣数重，裹为小囊藏鼻烟。”在这里提到“小囊”便是盛装鼻烟的容器（盒）。然而，鼻烟壶最早是由蒙古族用传统地域工艺制成的，这种精巧细致的壶“比小药瓶增加了腹部容积以多装鼻烟，瓶口做盖，并做一小勺连于盖上，便于摄取鼻烟，以便于游牧时随身携带。”[2]封建皇帝为体现自身的地位威望常常将自己意志转化为人文思想，工匠们也竭力在“倾听”皇宫现实视角的伦理积淀去凸显“帝王色彩”的鼻烟壶命运，作为艺术形式的鼻烟壶，多种多样的人物、植物以及情节被揭示展览出来，“尽管它们像汉代浮雕似地那样薄而浅，然而它所呈现给人们的，却已不是粗线条勾勒的神人同一、叫人膜拜的古典世界，而是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了。”[14]在某种程度上讲“皇帝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皇权无所不包，无所不统，一切制度、机构、设施乃至臣民个人在皇权之下显得那么脆弱而渺小。”[3]

众所周知，清代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向西方学习人文科学并将制瓷技术。风韵题材以及相对自主的社会“儒、道、佛”精神，通过寄寓在鼻烟壶内部空间中表现出来，形成了这个时期的风格与实践表征，强有力地表现了认知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清代中后期也相继建造了宫廷玻璃厂④清代造办处是专门管理和制造或者修理宫中使用的器物，属于内廷制作单位。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有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在养心殿成立，这里面设立造办处有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传承传统的御制制作方法，二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制作技巧。光绪《会典事例》1173卷载：“初制，养心殿设造办处，管理大臣无定额，设监造四人，笔帖式一人。康熙二十九年增设笔帖式一人。康熙三十年奉旨：东暖阁裱作移在南裱房，满洲弓箭亦留在内。其余别项匠作俱移出，在慈宁宫茶饭房做造办处。”那么，造办处有六个平行的管理机构：档房、钱粮库、汇总房、督催房、查核房、活计房。康熙三十五年设立玻璃厂，随着时间推移，其设立的厂、房更多。，其制作精细、选材考究的金属胎画珐琅⑤这种技法是采用红铜制胎，在金属胎上施以单色珐琅釉涂底，然后在珐琅釉上绘制出不同的颜色的图饰，入窑烧制，出窑后经过打磨和镀金，分为三类：金属胎画珐琅、金属胎掐丝起线、金属胎錾花起线珐琅，这种技法17世纪初叶从欧洲传入中国。传入中国后，经过匠人依据中国实际的御用制品要求形成具有明清艺术特色的“景泰蓝”，雍正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五月初五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月初四日，怡亲王郎中海望呈进活计内，奉旨：……珐琅葫芦式马褂瓶花纹群仙祝寿、花篮春盛亦俗气。今年珐琅海棠式盆再小，孔雀翎不好，另做。其仿景泰蓝珐琅瓶花不好。钦此”。等多种鼻烟壶种类被贵族达官贵人作为标示身份地位和夸耀自身财富的一个社会符号，雍正更是将玻璃制品取代宝石作为官府配饰。赵汝珍在《古玩指南》提到：“盖有清友朋会晤之际，第一事即互惠鼻烟以示恭敬之意，宛如今日之招待友朋首须敬烟卷相似”，“明知友人吸烟，而晤面之时自己吸之不敬友朋，此最失礼者，清季友朋见面互惠鼻烟，即此意也”。说明当鼻烟壶艺术已经深入到不同的市民阶层，并得到大众的青睐。

三、传统艺术的审美文化意蕴

从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件鼻烟壶都凝聚着工匠对贵族与民间文化语境的诠释，以及对社会空间的多维度参照。工匠把这种多维度的空间想象，诠释为一种贴近封建宗法视觉符号体系的解怀。自明代中叶以来，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伪古典主义①古典主义哲学思潮其存在的基础是理性主义，17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极致崇拜，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其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已经深入到不同的阶层的内心深处。随着理性主义的极大膨胀，这种夸大的理性是以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为标榜，是按照一种社会工程的需要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从而强调人性本善和道德上的自身自律能力，并依照此法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矛盾。的浪漫主义情怀在传统的文艺领域内所表现出来，为鼻烟壶艺术的多样性发展铺平了道路。从1698到1703年之间，康熙总共设立了42个御用作坊并由养心殿和武英殿造办处承担，专门为皇宫生产御用器物，“通过‘为帝王’与‘为权贵’的理念对宫廷内涵提出自己的关注。”[4]

（一）“材料美”是传统鼻烟壶审美文化重要物质基础

清代鼻烟壶艺术通过选用上等的材料并极其谨慎地把文化的历史视野赋予拟人化的造型。这样，贵重材料和装饰就形成了工艺美术内外两个结构层面的框架结构，艺术家的“个体心灵”也被这些材料语言所打动，透露出对整个人生的空幻情思。鼻烟壶艺术不仅运用了“金、银、铜、瓷、玻璃、玉松石、玛瑙、碧玺、水晶、翡翠、青金石、孔雀石、珊瑚、象牙、琥珀、竹、木、葫芦、漆、紫砂、蚌壳、碳晶、果核、端石以及铜胎珐琅”等上等材料，[5]还将“赋性疏朗，狂逸不羁”的气韵神采的壶面效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清沈豫在其著作《秋阴杂记》记载：“……壶则水晶、羊脂、玛瑙、翡翠、茄、瓢、瓷、石等质，而盖则珊瑚、珍珠、猫眼，无不镂其错彩。最行者，烧料套红以藕粉地为上，久贮不乾者名老皮，价甚郑重。”同时，他们将鼻烟壶的表征意义作为壶面文本的符号直接向受众传达，极大地解放了壶自身视限的艺术化空间。如清中期的黄色玻璃垂胆形鼻烟壶，整个壶呈敞口，垂胆且扁腹、平底，瓶身整体施以“鸡油黄色”的色彩，质地温润，整体朴素无纹。

（二）“工艺美”彰显着传统鼻烟壶审美文化“匠心独具”

清朝封建宗法习俗也是鼻烟壶艺术自身特别理性的“内宇宙”话语，这种习俗将皇权、民权、生活、艺术等多方面人文学科置于工匠自身生命感悟的意义中，将富有精致、富贵吉祥、富丽堂皇等民俗特征的隐性寓意通过工艺材料题材、色彩表现②“色块的均衡在一幅画中是一种审美价值，在这幅绘画中存在色块的均衡，所以这幅画是美得。它也可能是一幅空洞无物、平庸不堪、没有对我们表现任何意义的绘画。”【德国】莫里茨·盖格尔 著，艾彦 译《艺术的意味》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的第124页。巧妙地体现在壶体或内面上，从而表现出创作者对于审美价值的内在考虑，这是工匠现实心灵深处迸发的深层意旨；以玻璃、金属胎珐琅、玉石、瓷以及有机材质鼻烟壶物理属性体现出来，这种呈现更在乎鼻烟壶自身生命体的动态艺术化构图世界。如清代乾隆的玻璃画珐琅花鸟纹鼻烟壶，铜镀錾刻金花，玻璃胎面施以金色珐琅釉，瓶内画白头喜鹊、牡丹、山石、菊花、月季等自然化的题材，展示了民俗视角的情感关怀：富贵长寿。

清代的鼻烟壶艺术是由工艺、材料、题材、寓意等各种叙事视角所融合并蕴含在工匠心灵的内在编码的审美活动，它“是从万象在人的自由感觉里表现自己，是情景交融而创造的一个独特的宇宙，”[13]“超越了古典时代的贵族与平民的二元结构，建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群体，因此它需要一个全新的文化认同，而且这认同必须具有普适性”[11]的原则，它将为封建社会的礼仪等级提供广泛意义的生存法则。

“工艺”是清鼻烟壶艺术的客观审美特性，其个体生命意义也影响着工匠对美术品外在视觉表现形式的把握③造物的客观规律是影响创作者的思想、情感和造物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讲，造物规律是要符合一个物的本身的功能性和装饰性需求，对于某种的造型的限定其实就是对创作者自身对物的生命进行限定，我们可以说，审美的表现往往通过某种带有生命意义的方法或方式去体悟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清代造办处的工匠们将“皇家风尚”这种关键的意旨贯穿在整个鼻烟壶中，他们通过运用料器、古月轩、铜胎画珐琅、雕刻、镶嵌、绘画等技艺，把艺术家心灵世界的生活资源作为一种视觉素材，以满足工匠们的心灵表达，他们更是不惜工本，将鼻烟壶做成灿烂夺目的时尚品。

一是雕琢工艺的运用。在清代鼻烟壶艺术的造型中，由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极力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欧美的一些国家的贵族生活用器传到中国，“社会奢靡之风使人们对装饰风格爱好逐渐转向雍容华贵、繁缛、雕饰的风尚，加上清宫的追随和提倡，清代中叶以后运用各种的工艺造成各种新奇的式样。”[6]通过对于宏大叙事的渴望，成为“扁方瓶式、圆罐式、动物形象、六棱瓶式、八棱瓶式、背壶式、瓜瓣式、桃式”[7]媒介和兴趣，这些鼻烟壶的造型成为这种雕琢工艺的灵魂载体，其雕刻技艺从所叙事的创造空间中找到具有繁贵气息和人文情怀的审美语言。如清代中期的核桃雕西洋长老图鼻烟壶，整个鼻烟壶呈核桃造型，盖运用黄杨木雕琢，外壁一面以浅浮雕形式雕出山水、树石、流云以及两位吃杖长老。另一面将对人生的记忆和观照阴刻成诗句，即：“有香自鼻，无火名烟。入华池中，通绛宫前。洩宣是赖，导引所先。善藏其用于兹取焉。”

二是从某种程度上讲，金属胎画珐琅工艺是工匠们打开自己情境世界的一把钥匙，将工匠们的自我救赎放在这种复合工艺体上，金属胎画珐琅作为反映“传统儒家思想”和“文以载道”的装饰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12]它运用画珐琅、掐丝珐琅、银烧蓝三种工艺在壶体上构建色彩绚烂的釉色精美、对比明显的精神世界。这种工艺装饰题材包含人物、花卉、花鸟、植物、漆片作为工匠对伦理生活的眷顾和对视觉效果的艺术思考，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教化功能和教育作用。如清代乾隆时期的画珐琅西洋母婴图鼻烟壶，整个壶体呈现扁圆形、圈足的造型，壶体装饰有两面开光并内绘福态祥和的母子两人物，背景为树木花草以及西洋建筑局部，主体人物之外用绿色填充并配有錾花镀金的卷草纹，整个瓶体造型圆润、颜色端庄大方，画面绘制饱和。

（三）“题材美”展示出创作者丰富的人文内涵

“装饰题材”是工匠们为了展示自身内省的使命而采用强大的形式表现，它在鼻烟壶绘画题材指涉一种现实视觉语言方式，即：图像的秩序性。清代鼻烟壶的题材使用广泛，包括：“花鸟鱼虫、山水草木、亭台楼榭、珍禽瑞兽、人物故事、神话传说。”[8]也有造型生动传神的祈福纳祥的图案，如“松鹤延年、马上封侯、喜鹊报春、安居乐业、婴戏图”等题材，这些题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映皇宫贵族和民间生活的个体生命回归为彼岸，从植物纹饰到富贵图案使用，这不仅仅指出了作为某种创作素材在生活空间中的生生不息，“更暗示了童年作为心灵故乡对作家的永远诱惑以及面对这永远逝去的彼岸作家职能以文字的方式得到想象性满足的生存尴尬。”[9]鼻烟壶装饰题材运用了色彩、造型、线条等元素建构了一个栩栩如生能呈现生活涵容的历史画卷。如清代乾隆画珐琅婴戏图鼻烟壶，此壶呈扁椭圆形，壶体两侧开光饰有婴戏图，其中一面一童举灯、一童持谷穗，另二人拍手欢笑；在另一面，则有的儿童吹长笛，三只羊立卧于儿童旁，寓意为三阳开泰，壶颈回纹和云纹装饰，底部圈足用蓝色印有“乾隆年制”楷书款。

四、结语

综上所述，鼻烟壶的审美装饰性是建立在传统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传统哲学思想又是传统工艺美术的核心和生存基础。清代鼻烟壶艺术经过历史与现实的磨炼，其已经形成了巧夺天工的视觉时尚风格，它创造了一段富有中国传统诗学文化视野，也可以说，它运用哲学思辨的方式积淀了理性的感性，更是在实践过程中积淀了情感、知觉、想象以及内容的形式，以盛装容器塑造人文社会的精神观念为视角的鼻烟壶，打破了原有艺术的时代特征，将工匠与受众的生命活动折射到工艺品造型与绘画中，深深扎根于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土壤中，它“包含着作家对原乡的渴望和重构精神家园的尝试，是作家在乡愁冲动下的以此自我精神寻根。”[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