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平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桂林 541001）

复杂性科学（或称复杂性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复杂性和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它注重用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关系思维、非线性思维来研究事物，被称为“21世纪的新科学”[1]。由于“复杂性研究改变的不是个别学科领域，而是几乎所有学科领域”[2]，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及其所蕴含的思维方式已被广泛应用于生物、经济、管理、文化、伦理等各个学科领域。作为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生态道德治理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具有整体性、非线性和自组织等复杂性特征。为此，我们拟从复杂性科学原理及其思维方式的视角来对农民生态道德治理进行探究，以期为推进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现代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复杂性特征

（一）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整体性

复杂性科学在超越机械还原论的基础上，强调整体和整体性，主张“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3]注重考察事物的整体性、连通性、涌现性等，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系统的性质。近代科学持二元论世界观，以机械论、还原论思维把自然看成是被人征服和索取的对象，导致了“自然环境与社会被分割为许多部分，兴趣不同的小组分别征服、开发其中之一”[4]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把本是处在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之中、不可剥离的人与自然分离开来，使人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主要是以调整和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为旨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前提就是将人——自然——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科学的整体性特征。而且，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具有多层次性，就宏观层面而言，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建立；就中观层面而言，农民生态道德治理涉及到生态道德与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社会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与和谐共生关系。就微观层面而言，农民生态道德治理最终目标是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的生成，农民生态道德是生态道德认识、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意志、生态道德行为四个因素相互影响、相生互长的结晶。

（二）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非线性

非线性是相对于线性而言。线性指两个变量之间呈现一定比例或因果的关系，由一定的起始条件可以得到固定的结果。线性意味着单一性、均匀性、不变性和可还原性，意味着一切都是确定的和可预见的，无意外，也没有创新。非线性则指两个变量之间不必然具有因果关系，呈现出一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非线性意味着多元性、非均匀性、可变性、非对称性、可变性和不可还原性，具有新颖性和不可预料性。非线性思维是系统思维的主导部分，是复杂性之源，它表示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因果的非等当性。

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也具有非线性特征。因为，“物理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实在都是非线性的和复杂的。人类的生态、经济和政治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问题。”[5]我们知道，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的提升，进而促进农村经济、文化、艺术等的生态和谐发展，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而农民生态道德的形成由农民生态道德认识（知）、农民生态道德情感（情）、农民生态道德意志（意）、农民生态道德行为（行）四个因素构成，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生共长的。生态道德的知、情、意、行的生成过程，是个体不断将外在道德准则规范接受、认同、内化为自身内在观念，并由内在观念不断外显的过程，这一内化——外显过程以及外显的道德行为是否巩固和持久，会受到农民自身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其中不仅有是线性的因果关系，更多的是非线性的关系。如，对于一个在问卷中选择完全赞同“保护环境是否应该从我做起”的农民，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她）对于环境保护有一定的认识，但是难以断定是否会有相应的持久的环境保护行为，难以断定是否会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又如，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成功与否还涉及到农村生态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高低，农民绿色生活方式的生成与否，农村生态文化氛围的形成与积淀，农民自身已形成生态道德水平又影响着农村生态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接受。另一方面，农业生态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宣传、推广与运用又可以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的生成。

（三）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自组织性

自组织是指“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6]非平衡性、非线性与开放性是其生发的基础和前提。即只有系统保持与外部环境间的开放性，发生持续性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才能保持着它内在的非平衡性，而这种非平衡性又反过来可以推进交换的持续进行，从而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不断自我更新。

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的形成，进而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农民生态道德的生成及发展固然离不开外部的宣传、教育和舆论环境，特别是国家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规约，即外部的他律机制，但更重要的还是农民自身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判断及评价能力等决定着其行为及行为的持久性，即内部的自律机制起着重要和根本性作用。因而，农民生态道德的生成及发展具有更大的自组织性特征。国家、政府、社会和他人对农民个体生态道德的外在影响最终必须依靠其内部的组织力推动来发生自发性和持久性的行为。

二、复杂性科学视野下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思考

（一）树立整体性治理观

就治理观念而言，复杂性科学视域下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应从碎片式、孤立式的治理观转向整体性治理观。复杂性科学理论的整体论是对部分决定整体的还原论的一种超越。还原的方法，将系统或事物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高层次系统还原成低层次系统，然而将各部分的性质相加，得出整个系统或事物的性质，或者依据较低水平上的事物的性质解释和预言较高层次事物的性质。然而，还原论思维强调将系统或事物整体逐层分解，直到找出构成该整体的最基本元素，并以此基本元素的性质来阐释较高层次事物的性质。还原的方法或许适用于研究比较简单的系统，但对于农民生态道德治理这样的复杂系统并不合适，为此，必须树立整体性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观。

首先，要注重使农民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道德伦理观，关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生互长与和谐整生。埃德加·莫兰曾说：“整体主义与它反对的还原主义同属于简化的原则（前者是关于整体的简化思想和把一切都划归为整体）。”[7]因此，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道德伦理观既要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人际生态伦理的建设，更要关注人与自然界的大地伦理建设，把人与自然看成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

其次，农民生态道德的治理不能仅仅是对农民进行生态道德知识的传授与灌输，停留在知识的授受层面上，更要注重农民生态道德情感的激发、生态道德意志的锤炼、生态道德行为的引导和强化，注重农民生态道德的知、情、意、行的相辅相成和协同共生，即整体性生成和发展。不仅将人看作是一个生理与心理统一、物质与精神统一、知情意行统一等诸方面统一的整体，还要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不仅要注重人的知识或技能的侧面，还应当重视身体的、社会的、道德的、审美的、创造的侧面……将生命和宇宙的神秘纳入视野。”[8]

再次，整体性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观，还要把过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孤立性、分散化、碎片化的生态道德治理思想倾向转变为以协调、整合、整体性设计和运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注重治理的多元主体、权责划分、资源保障、奖惩机制、监督检查等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设计与具体可操作性措施的安排，既要注重农民生态道德自身的建设，又注重农民生态道德与农村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社会的耦合性与整体性发展，以解决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中存在的各自为政、利益冲突、责任和困难转嫁等现实问题，特别是使广大农民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不能仅从科学技术是否可行和合理的工具理性出发，还必须要有伦理道德上的考虑。”[9]由此，才能达成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目标，使农民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道德伦理观，从而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的知情意行的统一与整体性生成，既可避免其出现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又可以防止生态道德治理与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社会的发展相脱节，特别是防止出现人以宇宙主宰者的身份肆意破坏或无限制开发自然的现象。

（二）倡导开放性多样性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方式

就治理方式而言，复杂性科学视域下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具有非线性、开放性、自组织性等复杂性特征，因而，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倡导开放性多样性的治理方式。

首先，“硬约束”与“软约束”相结合，“硬约束”主要是指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中的规范性、强制性约束和刚性治理，国家及地方政府可以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伦理规范方面制定系列法律法规，如关于环境保护、关于社会信用系统建设等，通过强化强制性、权威性的约束和惩戒；如依据公平性、正义性原则，建立生态道德治理的补偿机制，创造可信赖的治理环境，确保正义者获益等。“软约束”主要是指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中的非强制性、柔性治理和约束，主要包括通过民俗节庆文化、文艺下乡、广播、电视、宣传、教育等途径对农民进行的生态道德伦理文化的熏陶感染，以达成提升农民生态道德素质的目的。如宣传教育中，可以运用榜样示范法，凭借科学技术，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途径，借助微信、公众号等现代化媒体手段，把生态道德治理的典型、模范（个人、团队或村庄）进行宣传，增强其典型、示范和引领作用。同样，也可以把那些破坏、污染环境的一些不良现象、个人与群体行为公开曝光出来以起到批评、鞭策和警示教育作用。

其次，单纯式治理和融合式治理相结合。单纯式主要是指着眼于生态道德的内部建设和治理，是农民生态道德的专项治理，突出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自组织性特征。融合式主要是指突出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开放性特征。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把系统分为开放系统与封闭系统，认为不与外界交流物质和能量的孤立封闭系统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后会形成静止的“死”的状态，混乱无序的状态，“只有与外界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开放系统，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10]为此，针对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开放性特征，必须把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与农村的经济、文化、艺术、社会发展相融合，使农民生态道德的生成与农村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艺术、生态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和谐共生。

再次，外部治理与内部治理相结合。外部治理主要是指通过国家政府各级部门及企业、社会和社区等部门和机构运用各种手段和措施进行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以外部的影响和力量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素质的提升。内部治理主要是指农民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内省等方式进行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外部治理为他律式治理，内部治理则为自律式治理，它们相互联系、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二者结合能很好地发挥农民生态道德形成和发展的自组织性，最终使农民生态道德不断地从他律向自律提升，生成自觉的生态道德意识和责任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习惯。

（三）建立协同合作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网络

就治理主体而言，复杂性科学视野下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应建立互动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网络。基于农民生态道德治理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其内部因素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呈现出无序、多样、非线性的复杂性特征，要使农民生态道德治理取得好的效果，必须建立立体化、网络化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结构，建立相互制约、协同合作的规范及其相应制度。

首先，要建立多元参与的、互动协作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主体网络，把由政府主导（或主宰）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金字塔型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主体结构，转变为包含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各类中介组织、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协同合作的网络化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主体结构，实现生态道德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注意组织和引导过去被忽视的具有自治性、灵活性、多样性和贴近群众等优势的社会民间组织，以及农民个体等社会力量和主体的参与，搭建和深化政府与企业、社会民间组织及农民之间的合作互动网络。这样的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把社会、民间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了，体现了生态道德治理的全员参与性和民主性。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把权利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下放给农民，就是最大的民主。”[11]

其次，加强政府与企业、社会民间组织及农民等各类生态道德治理主体的合作，实现农民生态道德治理重心的向下位移。主要是要把过去的农民生态道德主要是政府治理，农村、农民处于被动地位的状态，转变为农民生态道德是在政府引导下的农村（社区）自治、农民自治的状态，突出农村民间组织、自治组织和农民主动性、积极性。如由政府引导或民间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在参与生态道德治理过程中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柑橘协会可以制定出生态柑橘生产标准，养殖协会制定出生态养殖标准等可以有效地规约生产者和养殖者的行为，是农民生态道德治理过程中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不仅弥补了政府参与生态道德治理过程中的不足，更是拓宽了社会力量参与生态道德治理的渠道。为此，政府应该积极转变职能、转换角色，积极促进农民生态道德治理重心的向下位移，从“划桨者”变为“引航者”，从指挥转为协作指导，加强与企业、民间组织和农民个体等主体的相互协作。

再次，要规范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合作的网络化治理过程。在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合作进行生态道德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各子系统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支持、鼓励、引导各级各类力量参与生态道德治理的同时，既要营造协同共生的开放性环境，又要在基于权责、利益、制度等要素的基础上，设计科学可操作的协同合作模式，明确合作目的和依据，形成和签订合作规范和协议，最终才能达成生态道德治理各类主体切实可行的合作行动，避免出现“不知道该谁管、怎么管”等错位、缺位、越位现象，避免个体主义或各自为政现象，才能确保生态道德治理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形成关联有序运动，并最终产生协同共生的整体性效应。

综上，复杂性科学视域下的农民生态道德治理是一种突出整体性治理、倡导开放多样性治理方式和建立协同合作治理网络的治理方式，这种方式既重视和承认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和国家权力在其中的作用，又强调了平等、合作、协商、共治等理念和实践策略，因而，突出了民主性、平等性、对话协商性等现代性特征和意义，对推进农民生态道德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农民生态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等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