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诗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2)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出版170周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理论价值赋予了它持久的学术生命。2008年以来，我国针对《宣言》的研究集中在4个领域：对汉译版本、翻译与传播情况的考证；关于重要内容的理解和探讨；置身当下，运用不同理论新读经典；聚焦中国，全方位探究《宣言》同我国革命、建设和发展的有机联系。本文试图以此为纲，对十年来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帮助。

一、《宣言》版本、译介、传播的考辨

对《宣言》汉译本的考证与甄别历来是研究的重点。通过对文献资料的筛选梳理，学界对于汉译本种类、文本内容和传播情况有了更加细致全面的掌握。

(一)汉译本的版本考证

陈家新考证了建国前《宣言》的翻译情况，指出这一时期前后共存在7个版本的《宣言》汉译本。他以“是否能够找到实际图书”为判定标准，发现1949年以前一共有7版《宣言》汉译本：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1938年成仿吾徐冰合译版(下简称成徐合译版)、1943年陈瘦石版、1943年博古校译版、1948年乔冠华校译版和1948年莫斯科译本。[1]

陈红娟的研究表明，目前可考证的中文版《宣言》是由8个单独出版的译本和1个“译本系统”组成。她以译者、蓝本、文章内容的变更幅度为判别参考，指出建国前有7版汉译本，同上述陈家新的考证结果一致，不再赘述；建国后则有由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4个版本(1964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和2009年版)所构成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和1978年的成仿吾校译本。[2]

王保贤区分了“译本、版本、版次”和“中译本、汉译本”这两组概念，认为共有10版《宣言》汉译本。它们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1938年成徐合译版、1943年陈瘦石版、1943年博古校译版、1948年莫斯科版、编译局的4版译本、1978年成仿吾校译版、2001年台湾唐诺版、2004年台湾管中琪版。[3]

杨金海指出共有12版《宣言》汉译本。建国前出版和流传的共有6版，包括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1938年成徐合译版、1943年陈瘦石版、1943年博古校译版和1948年莫斯科译本。建国之后也有6版，分别是1978年成仿吾校译本和中央编译局组织翻译的5个版本，即1958年版、1964年版、1978年版、1995年版和2009年版。[4]

高放发现有3类共计23种的《宣言》中文译本。建国前共9版，分别为1907年蜀魂版、1908年民鸣版(这两本皆于东京出版，由中国留学生翻译)、1920年陈望道版、1930年华岗版、1938年成徐合译版、1943年陈瘦石版、1943年博古校译版、1948年乔冠华校译版和1948年莫斯科版。建国后有8版，分别是1953年成仿吾校译版、1954年莫斯科校译版、中央编译局的5个中文译本以及1978年成仿吾校译版。还有港台地区6版，包括1998年香港新苗社版、1998年台湾《当代》杂志校译版、2001年台湾唐诺版、2003年台湾启思社版、2004年管中琪与黄俊龙合译版和2005年香港三联书店版。[5]

(二)文本内容的译介辨析

第一，关于将首句“Gespenst”一词翻译为“幽灵”的理解与讨论。这一译法的支持者认为：“Gespenst”是马克思恩格斯借用敌对势力的称呼，以反讽视角看待共产主义的用语。它不仅生动描绘出了反动派和当权者对共产党人又恨又怕的主观态度，又引出了发表《宣言》的必要性和目的。将其译为“幽灵”基本上准确传达了文章原意。[6]也有研究者持相反观点。李田心指出德语单词“Gespenst”和英语单词“spectre”同时涵括褒义、贬义和中性义，“幽灵”译法是译者受词典误导而错将原文进行的贬义化翻译，这可能对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扰。[7]

第二，就尾句译文演变历程的研究。孙建昌在考证对于《宣言》尾句的风格迥异的翻译后指出，这是译介语言由文言到白话，从晦涩到通俗，理解阐释从模糊到清晰，译文措辞由含蓄到犀利，内容表达日趋凝练准确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革命话语得以建构，革命思想获得传播，革命行动受到召唤。[8]杨金海认为《宣言》尾句译介的演变是不断准确、通达、雅致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国化。[9]

第三，对其他翻译细节的推敲。俄罗斯《真理报》政治理论部的一篇文章引发了我国学界就《宣言》内容应当译作“扬弃”还是“消灭”私有制的讨论。通过考证德文单词“Aufhebung”在《宣言》及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中的意涵用法，殷叙彝回答了这一争论，认为原有译法“消灭”翻译准确，符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贯观点。[10]刘大生在考证1888年英文版《宣言》后，认为德文版可能误将“法学”(Rechtswissenschaft)一词错排为“法律”(Recht)。因此，我国法学界非常流行的《宣言》语句“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中的“法律”一词应改为“法学”。[11]

(三)传播进程的场景还原

关于《宣言》在我国传播进程的研究愈发细化丰富，其传播的历史场景更为清晰。首先，以微观视角探索传播的不同群体。刘招成聚焦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指出这一时期《宣言》的传播主要依靠青年学生通过翻译渠道来进行，其关注内容主要集中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唯物史观等。由于影响因素繁多，《宣言》的重要内容并未完全体现在其早期传播过程中。[12]王海军认为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群体在内，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与目的，有选择性地译介与传播《宣言》。这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其中国语境建构的起点。[13]

其次是传播进程的特征与相应启示。王海军认为《宣言》在中国从节译到全译、从秘密到公开、从文言到白话的历程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的历史轨迹，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极具借鉴意义。[14]张国伟借助传播学理论指出，得益于新式传媒这一平台，《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引发社会力量的激烈互动，这样的历程与经验对网络时代下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具有启发意义。[15]

二、《宣言》理论问题的再探讨

纵使距离《宣言》发表已经170年，这本小册子的内涵依然有待发掘分析，一些论述仍存争议。回归文本、重读《宣言》，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基本理论问题的不同认知

第一，何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针对时代特征和我国实际，高放认为《宣言》包含6项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进程；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需要广大工人阶级长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每个人的自由解放；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有共产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首要关键，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掌握政权，争得民主；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政党掌握政权后要依靠政权，经历3个历史阶段的长期发展，即过渡时期、第一阶段、高级阶段。[16]

周新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现况为依托，指出《宣言》的6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取得政治统治权；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7]

秦宣则在界定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内涵的基础上，归纳出《宣言》的基本原则：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前提；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18]

第二，什么是《宣言》的核心思想。高放通过引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宣言》序言、1867年《资本论》第1卷第1章和1894年《新纪元》周刊的文字和言论，论证了《宣言》核心思想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并非“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19]

郝贵生在梳理学界关于《宣言》核心思想的5类认识(阶级斗争、“两个必然”“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球化”)后指出，一、二种认识是基于客观规律性角度揭示核心思想，三、四种认识是基于主观能动性角度揭示核心思想，“全球化”是《宣言》核心思想的认识则是错误的。所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都是《宣言》的核心思想。[20]

(二)重要提法的多样理解

黄楠森在文章中自问自答了“‘两个彻底决裂’现在到底还灵不灵？”的问题。在他看来，私有制虽然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带来的弊端不容忽视且难以克服。为了人的真正解放，私有制最终需要被消灭。另外，同传统决裂是一个根本态度问题，但这并非一刀切，而是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21]

与此相似的还有沈步珍的观点：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主要内容就是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指扬弃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并为之服务的社会意识；这两个决裂的关系是辩证的，且前者为后者的前提。[22]

学界对于“消灭私有制”的理解形成争鸣。李惠斌认为，《宣言》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私有制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而另一种私有制已经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被灭亡了。这样，“消灭私有制”的意指便很明晰了，专指资产阶级私有制。[23]耿步建论述了“消灭私有制”是指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而非一般所有制，也并非要剥夺公民个人的私有合法财产，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24]

董德刚在肯定“消灭私有制”有一定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消灭私有制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现实世界并未发展到这一水平；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消灭私有制是手段，手段从属于目的，将共产党人的理论仅归结为手段不够妥当。[25]汪亭友的观点与其对立：《宣言》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并非将其作为当时就要实现的纲领；文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能一下废除私有制，要在掌握政权的前提下逐步实现这一目标，而1848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实现条件。“消灭私有制”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后者不能取代前者。[26]

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再读《宣言》

《宣言》发表至今，生产力水平、社会环境和全球局势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而学术研究领域则涌现出不少新的观察视角和理论工具。由此，学者们与时俱进，对其进行了全新的研读。

(一)解读经典理论的当代价值

在高放看来，今天解读《宣言》不仅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当今时代特点和人民群众迫切需求等因素，还应当充分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历史积累的经验教训。由此，他指出需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做出当代解读，而将“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纳入其中则具有根本重要性。[27]

陈学明认为，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出现一系列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离了《宣言》的基本原则。所以，当今急需进行《宣言》的启蒙教育，并把实现民族的振兴与实现《宣言》的伟大理想结合起来。[28]

陈朝汆把《宣言》的当代价值划分为两层。精神层面，经典的求实精神激励后人不断解放思想；理论领域，他特别提出《宣言》所蕴含的全球化思想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世界指明了最佳策略。[29]

(二)探索经典文本的新兴议题

借助于新的观察视角与分析工具，新读《宣言》从经典文本中发掘出不少新议题。

首先是人本主义关怀和人文精神。陈世珍认为，革命主张和科学逻辑是《宣言》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则是其精神主旨，三者统一且不可分割。历史地看，《宣言》的人文精神作为方向指南和方法指导，必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继续在场并承担相应的指导使命。[30]与之相似，艾新强认为《宣言》阐明的阶级斗争学说、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消灭私有制以及党建学说等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饱含人本主义思想。“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宣言》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体现了规律性和人民目的性相统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31]

另一关注则是全球化思想。刘明华发现《宣言》语境的全球化特征不仅内含于绪言、主体、结语和序言等各部分，还显现于文本的整体框架和宏观脉络。[32]工人阶级自身的全球性、社会主义运动的全球性、共产党人目的与策略的全球性构成了《宣言》的社会主义全球性思想。[33]张雷认为《宣言》揭示了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而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则证明《宣言》的传播进程同社会主义全球化的推进过程具有历史的一致性。[34]

(三)发散与延伸研究的尝试

《宣言》不仅是经典思想的主要承载，还赐予学术研究重要灵感。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不乏发散、延伸性质的探索与尝试。

郭春生从社会存在的“冲突论”和“功能论”两类解释路径着手，详细论述了《宣言》既强调阶级分析也包括阶层分析的观点，并指出当今社会分层日益复杂，应当以阶层分析方法补充阶级分析方法，以功能主义分析路径补充冲突论的分析路径。[35]

杨丽珍论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四部著作同《宣言》在文本内容、价值判断和现象分析方面的联系，从而阐释出《宣言》同青年恩格斯理论探索之间的关联性。[36]

从《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入手，高兆明从自由精神的普遍性与历史性、自由的精神与自由的生活、历史观与道德观三个方面解读了马克思主义道德哲学的基本思想，展现了历史视野中的道德。[37]

四、《宣言》带给中国的根本改变和深远影响

自传入以来，《宣言》给中国带来了根本巨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扭转了中国的国运，改变了历史的进程，重塑了中华民族的道路，是无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红色经典。

(一)指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改变中国命运

从大历史角度纵观，《宣言》是中国国运转危为安、中华民族否极泰来的思想要素。高放表示，《宣言》在我国最有深远影响、改变我国面貌最大的思想精神武器，是“红色中华第一书”。[38]得益于《宣言》同我国实际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使身陷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与绝境的中国避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灾难，为中国开辟通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华丽转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相应地，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因《宣言》而发生了3次巨变，即已经完成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变为现代化社会主义。[39]

置身我国的具体历史和特殊国情，《宣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张荣臣认为《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较为集中论述其政党思想与政党理论的著作。它不仅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同我国的现实全面结合，在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是《宣言》原理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的实际运用。[40]

(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

《宣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宣言》的践行。俞可平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宣言》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有了《宣言》才有科学社会主义，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宣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将马克思、《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它表明社会主义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的，通过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大限度地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符合这一根本界定。[41]

高放认为我们党领会和运用《宣言》的历史经验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在民主革命、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第一阶段，党完全正确运用了《宣言》原理；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第二阶段，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实际上背离了《宣言》的基本原则；第三阶段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按照《宣言》的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全面贯彻《宣言》的基本原则，全面吸收苏联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改革苏联模式的弊端，才能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6]

赵曜指出，1872年德文版《宣言》序言中“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正如《宣言》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表述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原则必须同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最早经典表述，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原则。由此，他阐释了《宣言》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论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42]

五、结语

根据前述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就2008年以来国内对于《宣言》研究的状况总结出以下特征。

这十年间，《宣言》研究的推进表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是研究方法。以修辞学、人本主义、现代西方经济学等为代表，多元且新颖的分析路径与理论工具的运用，既可以进一步阐释经典理论，又能够丰富研究层次，为接下来的深化研究提供助力。

其次是文本内容的理解。《宣言》篇幅不长，但内涵极为丰富厚重，因而，对其理解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什么是《宣言》的核心思想”“如何理解‘消灭私有制’”“怎样把握‘两个彻底决裂’”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两类研究范式，即“冲突范式”与“发展范式”，二者观点鲜明、激烈交锋。

再次是《宣言》同社会现况结合的紧密程度。时光飞逝，世界巨变，如何置身当下深刻理解《宣言》内涵，怎样运用其中原理指导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是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问题。近来研究在协调“从经典理论出发、以社会现状为平台、充分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发掘和探索《宣言》在新时期新背景下的价值与作用，回应了现实需要，彰显了时代意义。

最后是译本版本和传播的考证。《宣言》的汉译本考证研究进展显著，研究者们充分考辨资料和回溯历史，探明了更加丰富的汉译本类别。而传播研究则呈现了不断细化的趋势，相关学术成果主要关注了传播的历程、特征和局限，并在历史语境下还原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传播场景和扩散轨迹。

但与此同时，对于《宣言》的研究依然需要探索和深化，经典文本对于社会现况的具象意义仍旧亟待发掘和建构。近年来，有关《宣言》现实适应性的研究成为学界的关注重点，相关文章数量颇丰。这类文献普遍指明了结合现实理解经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对于具体“如何将它同当今社会科学、合理地联系结合”这一最为重要的议题却并未论述充分。这有待学者们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予以更多的关切与思考。

实质上，以社会实践为根本取向的理论学说，一个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宏观的基本原则如何同不断变化的具体环境合理结合，进而对现实形成有效指导。所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充分、更深入、更思辨地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共产党宣言》，是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时代任务与社会担当。对这本小册子的研究永无止境。

注释：

[1] 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

[2] 陈红娟：《概念厘定与版本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2期。

[3] 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 ‘中译本’的再厘清》，《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9日。

[4] 杨金海：《〈共产党宣言〉的12个中译本》，《学习时报》2008年7月7日。

[5] 高 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6] 徐 洋：《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称共产主义为‘幽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7] 李田心：《〈共产党宣言〉首句翻译探析》，《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6期。

[8] 孙建昌：《〈共产党宣言〉一段经典译文的演变》，《学习时报》2016年2月18日。

[9] 杨金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头一瞥》，《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10] 殷叙彝：《‘扬弃’私有制还是‘消灭’私有制》，《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4期。

[11] 刘大生：《法律是被奉为法律的吗》，《江苏行政学院院报》2013年第6期。

[12] 刘招成：《建党前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接受述论》，《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13] 王海军：《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6期。

[14] 王海军、黄家茂：《试论中国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早期传播特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3期。

[15] 张国伟：《〈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出版：基于传播学视角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6] 高 放：《〈共产党宣言〉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视野》2008年第7期。

[17] 周新城：《必须坚持〈共产党宣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

[18] 秦 宣：《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

[19] 高 放：《〈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辨析》，《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3期。

[20] 郝桂生：《如何认识〈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1期。

[21] 黄楠森：《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22] 沈步珍、周太山：《论〈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彻底决裂’思想》，《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3] 李惠斌：《重读〈共产党宣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

[24] 耿步建：《论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思想》，《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25] 董德刚：《〈共产党宣言〉三个论断之辨析》，《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26] 汪亭友：《岂能如此曲解〈共产党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5期。

[27] 高 放：《〈共产党宣言〉当代解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

[28] 陈学明：《论〈共产党宣言〉在当今中国的意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9] 陈朝汆：《〈共产党宣言〉的现代价值》，《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30] 陈世珍：《论〈共产党宣言〉的人文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31] 艾新强：《论〈共产党宣言〉中的人本思想》，《改革与战略》2014年第4期。

[32] 刘明华：《〈共产党宣言〉全球化语境解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33] 刘明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全球性思想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34] 张 雷：《〈共产党宣言〉与当代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探讨》2016年第1期。

[35] 郭春生：《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36] 杨丽珍：《青年恩格斯的理论探索与〈共产党宣言〉的关联性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37] 高兆明：《历史视野中的道德：马恩道德思想解读》，《哲学研究》2015年第10期。

[38] 高 放：《〈《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序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院报》2011年第4期。

[39] 高 放：《〈共产党宣言〉对我国的深远影响及其核心思想辨析》，《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40] 张荣臣：《〈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41] 俞可平：《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3期。

[42] 赵 曜：《〈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