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翔彬　石琴

摘 要：安徽省九华山化城寺始建于唐代，在藏经楼前院落内，遗存有明清时期禁谕碑、禁约碑记等碑刻10余通，主要有明巡按直隶监察使司、徽安道，清代江南布政使、藩台府宪、池州府、池宁太道、青阳县等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府为维护九华山佛教名山形象、革除陋习、保境安民等公示禁谕勒石碑刻。这些“禁谕碑”反映了明清时期九华山的现状，同时也体现了地方官府在维护封建统治、加强基层吏治、维护佛教名山形象、强化基层社会管理的作用。

关键词：碑刻；禁谕碑；明清；佛教；社会管理；吏治

1 引言

九華山位于安徽省境内长江南岸青阳县境内，东临太平湖，南望黄山，西接池阳，北俯长江，方圆120平方千米，以优美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佛教文化著称于世，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

九华山确立为地藏菩萨道场，与唐代新罗国僧人金乔觉有关。唐开元末，古新罗僧金乔觉渡海来到九华山中，宴然独坐，苦心修持。唐元和八年（813）费冠卿所作《九华山化城寺记》[1]载：“时有僧地藏，则新罗国王子金氏近属，项耸奇骨，躯长七尺，而力倍百夫。尝曰：‘六籍寰中，三清术内，惟第一意与方寸合。落发涉海，舍舟而徒，睹兹山于云端，……岩栖涧汲，以示高洁。”据《神僧传》载，佛灭度1500年后，地藏菩萨降诞于新罗王家，姓金，名乔觉。卓锡九华，“遂证道于斯”。金地藏在九华山苦心修持期间，青阳人诸葛节等为其德行所感动，买下僧檀号的旧地重建新寺，作为金地藏修持之所。建中初年（约781）池州太守张岩奏请朝廷移旧额置于新寺，曰“化城寺”（图1）。在其精神感召之下，僧徒日众。贞元十年（794）农历七月三十日，金乔觉99岁，忽召众告别，示寂时，“山鸣石陨”“寺中扣钟，无声堕地”“堂椽三坏”。金乔觉肉身“趺坐函中”，三年后，僧徒开缸，“颜状亦如活时，舁动关节，若撼金锁”。经云，“菩萨钩锁[2][3]、百骸鸣矣”。于是，僧徒们就认为金乔觉是地藏菩萨应身（意即转世），建肉身宝塔供奉[4]（图2）。从此，九华山被称为地藏菩萨道场，四方善信纷来朝山，香客游人不绝于途，化城寺遂成为了九华山的开山祖寺。

及至五代的混乱时期，后周世宗灭佛，九华山佛教一度沉寂。两宋时期，皇权对佛教采取保护措施，九华山地区的佛教部分恢复，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僧众广建寺宇，开坛放戒[5]。元代，蒙古贵族崇信喇嘛教，汉地佛教发展迟滞，元末，长江中下游一带是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多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战场之一，信众无法朝山，山僧失去生活来源，生活陷于困境，寺宇长期失修或遭毁，相传元末至明初的三、四十年里很多寺院里没有和尚。明代，明太祖朱元璋系由和尚出身，他对佛教有感情，也有认识，他宣扬大明王朝的建立是佛的旨意[6]。所以，明朝初年，朝廷鉴于元朝崇奉喇嘛教的流弊，转而大力推崇佛教，给寺庙颁行印经、赐匾额田产、封赏出家高僧，极大地推动佛教发展，促进佛教的兴盛[7]。洪武二十四年（1391），朝廷赐银修葺九华山化城寺。永乐二十年（1422），明成祖封九华山妙峰寺妙广和尚为“护国瑜伽上师”，并赐金斓衣。正统六年（1441）道泰大师住持化城寺，正统十一年，明英宗敕授道泰大和尚为北京万寿寺戒坛宗师。此后，景泰、成化、万历、崇祯等时期，朝廷先后降旨颁赐《大藏经》、敕封百岁宫“应身菩萨”等等。清康乾期间，康熙颁赐《大藏经》并御书“九华圣境”，乾隆御书“芬陀普教”，极大地提升了九华山在佛教界的地位。自明代起，九华山逐渐成为了著名的佛教圣地，与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并称为“佛教四大名山”，在佛教界有着极高的尊崇地位。

明清时期，九华山佛教的香火极其旺盛，每年到九华山朝山敬香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数以万计。《出示勒石永禁事案》载：“青阳县境九华山为地藏文佛化城之所，显应素著，香客往来，几成闹市。”《池太安道刘老爷严禁弊害碑》载：“九华山素称胜境，为天下士民瞻仰，四方登谒者多。”《奉示碑记》载：“香客往来，络绎不绝，贸易营生，时常聚集，人烟辐辏之地。”然而，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种种弊端已经同佛教名山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冲突，严重影响了九华山僧人及平民的生活，如：“官胥蠹吏索取洋蚨、逐户派人夫沿门备办草料及无穷差遣”“外来斋使及无籍棍徒占据绿云庵，窝藏匪类，恣意呈横”“窝藏娼设局赌”“府县奸胥蠹役垂涎肆骗，遇事生波，间有不宵县令亦俱恣行鱼肉，众僧受害，莫敢申言”“索要硃价及衙门使费，役肥囊众僧苦累”“贿嘱衙门强卖货物，货则以粗为细，利则以子过母，逼令胁从”“无赖棍徒不务正业，开场聚赌，坏人心术，废人家产，扰佛地、荡民业”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九华山佛教名山的形象有着巨大的冲突。因此，自明代起，历代地方官吏为了维护九华山佛教名山形象，革除陋习，强化地方社会的治理，发布文告并在九华山化城寺勒石，刻谕禁碑10余方，以官府文告形式或由官府在民间组织配合下，订立条规，镌石公布，起公告警示和规约作用[8]，以达到加强地方管理、震慑地方恶势力、强化基层吏制之目的。

这些发布文告、勒刻禁谕碑的有明代巡按直隶监察使司、徽安道，清代江南布政使、藩台府宪、池州府、池宁太道、青阳县等地方官员。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禁谕碑的历史背景看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对九华山的管理以及基层吏治的状况。

2 九华山“禁谕碑”禁示的主要内容

化城寺现存明成化四年（1468）纪事碑1通，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禁谕碑2通，清康熙三年（1664）禁谕碑1通，康熙二十年（1681）禁谕碑1通，康熙五十一年（1712）禁谕碑2通，清道光七年（1828）禁谕碑1通，道光十二年（1832）禁谕碑2通，光绪十二年（1886）禁谕碑2通，光绪二十三年（1897）龙印碑1通，光绪二十九年（1904）禁谕碑1通，其他碑刻10余通。现录其中3通碑文如下：

《察院明文禁约》（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图3）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

钦差整饬徽安等处兵备兼理钱粮驿传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张孝

池州知府胡芳桂，前任知府金本高

推官周汝玑，查盘池州府事安庆府推官王孙昌，文林郎知青阳县事李如桂，儒学教谕徐鸣皋，训导陈尧道、戴光郯

直隶池州府青阳县为清弊剔蠹事奉 本府理刑厅纸单 蒙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 批据本厅呈详，犯人熊兆等蒙批 熊兆等逢迎县令，鱼肉山僧，陋规种种大抵始于近日，法宜坐赃，徒创仅止杖惩尚似过纵，姑各依拟赎决革役，该厅罗列多款，勒碑申禁，如有故违，许僧人赴院陈告，吏究革官另议等因，行厅转行到县，合行勒碑遵守施行。

计开

一本山每年举保住持乃祝延圣寿，供奉香火之类，近因衙蠹耸禀本县勒令住持给贴纳银①以此积苦难堪，当从禁革。

一上司经临，其上山自有夫马应付，该县毋许擅起乡夫致累众僧雇募，如违申报定行严究。

一王阳明先生春秋贰祭始因县官临山本寺出办祭品，骚扰繁苦，先年众僧公派价银五十两买田壹则，听县收租致祭，壹契存山向无异说，近因租被侵克，仍扰本山，除前不究外，以后止许收租办祭，毋得累及众僧，其跟随人役，不得需索常例②，如违，许被害僧人告发，坐赃究革。

一各上司经临本山，该县照常办送下程，近来动辄出票，如春取茶、如冬取笋，但本山不产，屡累住持，赔苦难堪，当以禁革。如有仍前，衙棍指称诈骗者，许众僧赴院陈告，以凭究遣。

一本山佛殿原系清净之处，近来诸民搭蓬宰猪卖酒，铺摊贸易，竟将佛殿前淤塞，秽污甚是不堪，业经详查，当以禁革，蓬舍尽行拆毁搬移，毋许仍前违抗，如有不遵，听众僧赴院陈告，以凭重处。

一本山毋许容留四路面生可疑之人在山背包卖货，诚恐乘机混抢香客衣囊，如有此等，尽行驱逐，不许僧家容留在山及将空房空地招人开张造酒养牲，如有此等，以犯清规论罪。

赐进士第北京兵科都给事中 吴文梓

赐进士第北京河南道御史 刘光复

赐进士第文林郎 罗尚忠

皇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

《池太安道刘老爷严禁弊害碑》（清康熙三年六月）（图4）

钦差整饬池太芜管安庆兼钱粮驿传江南布政司恭议管按察使副使事刘 为 严禁诈害，匡安僧众，以护名山事。

照得九华山素称胜境，为天下士民所瞻仰，四方登谒者多，住持僧众邀其饭值，香资衣食颇裕，无籍棍徒以及府县奸胥蠹役垂涎肆骗，遇事生波，间有不宵县令亦俱恣行鱼肉，众僧受害，莫敢申言。本道监司兹至今已三年，访闻最确，恨未告发，姑不深求，所有廉访害弊七款，勒石严禁，敢有违犯，许僧人据实赴道陈告，定行严拿，追贼重惩，慎勿以身命尝试也。特示。

一该山七十二庵每年立东西住持僧二名总理公事，从无给贴之例，今该县蠹胥每年于十月初一拘赴该县给贴，索要硃价及衙门使费不下百金，役肥囊众僧苦累，示后永行禁革。

一上司间或登山谒游，僧献茶果尚且给以香资，岂有责其供应，今该县胥役每借端索要僧家牲礼，下程围屏铺设等项折乾 已是，上司登览一次反为胥役需索之阶，示后永行禁革。

一名山隶在境内，官斯至者所当加议护持，今反恣行作践，或有遠来游玩士夫，望县投刺，倂官带来熟识托散货物及无籍棍徒贿嘱衙门强卖货物，货则以粗为细，利则以子过母，逼令胁从，大为僧害，示后永行禁革。

一该山旧有李太白王阳明二先生祠，设有祭田，每岁收卖田租以备祭物，今查胥役将租侵渔，每逢祭时，应用祭品押令住持买办，且不祭于其祠，乃将木主搬移佛堂受祭，勿谓祭非其所，神佛来享，而猪羊腥膻污秽佛殿亦非所宜，示后永行禁革。

一春茶冬笋岁次献新，出自僧人诚意，受之犹可，今查该县官胥沿为成例，每岁于笋不抽芽、茶不吐嘴之时，先期需索，竟将敬上之谊视为噬下之端，示后永行禁革。

一该山海内胜境，清静禅林，断酒戒荤屡有禁示，今查有无籍棍徒交结胥役，依仗衙门势焰，于山中要道，开张酒肆铺面，秽污山场，大非所宜，示后永行禁革。

一青阳县额仅食盐数千，九华一山勒令领盐三千，不为不多，何以又贴银贰拾肆两于盐店经纪，嗣后即令食盐上价，而帮贴之贰拾肆两永行禁革。

以上七款皆该山切害，以前姑免不究，禁后犯者法在必行，更祈后之分盐司至者严加稽查，有犯必惩，永为禁绝，供□众僧安堵而名山胜境可护持于无替矣。

大清康熙三年六月

当年住持僧广成融理同众遵立

《禁革夫草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本府江防府摄县事王 为 叩饬严查，赏示禁革，迅据转详，以惠穷黎，事据九都乡约众姓等状

禀前来词称，情缘九华名魁天下，声重江南，凡上司名宦朝上进香，车尘马足，络绎不绝，每次经临，迎送夫役纷纷差遣，不一而足，身等居住九华山脚，实当朝谒通衢，寥寥数丁，无非佃种，即今朝夕耕作，尚且衣食冻饿备尝，更向能逐户起派人夫沿门备办草料，以供无穷差遣，欣逢太老爷即府宪马太爷莅任，洞悉民间疾苦，每逢用夫役草料俱属于县发价，深恩厚泽，穷黎均感二天，奈官高帝远，下民疾苦，难以尽达，兼之书差作弊，无论发价与未发价，祗凭空票差遣。私派威勒，愁苦万状，情出无奈，恳赏示禁，夫役草料永免空派，穷黎均感等情，据此，查凡遇上宪经临需用夫役草料，俱令给价雇办，不许私派里闾，开空票索取，扰害穷黎，历经饬禁在案，但遵行日久，玩法书差故智复萌，仍滋空票索取情弊，除将前令任内空票索取草束差役严究追给外，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九都乡约民人知悉，嗣后，凡遇上宪经临九华，一切需用夫役草料本防府俱给现价雇备（办），不差役派取乡约民人供应，倘有不□差役敢仍前空票索取扰害者，许尔等立即指名赴县呈禀，以凭严拿重究，枷发该都地方示众，断不轻恕，慎毋畏缩隐忍，自干扰累

特示 奉

本府正堂加四级太老爷马

江防府太老爷兼摄青阳县事王

捕听李老爷

众姓乡约

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日给 勒石

3 九华山“禁谕碑”禁示的主要作用

从以上谕禁碑碑文可以看出，这些碑刻勒石公示谕禁，其作用主要在于维护佛教僧众利益、建立“和谐共生”的信仰环境、强化治安、保持社会稳定，以达巩固封建统治之目的和佛教名山应有的佛教信仰氛围和文化气息。体现在对佛教的管理上，仅限于对佛教一般事务的管理，作为维护皇权与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工具，地方官府并不干涉宗教信仰的基本内核，且扶持多于抑制。同时还可以看到，传统社会中的地方官员们，在对佛教名山的社会管理和对佛教的管理以及对基层官吏的管理上是有所作为的，其间不乏人性化决策。

3.1 对官员巧夺豪取的示禁和基层吏治

自进入奴隶社会时期以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官民矛盾关系问题，这其中就有许许多多官员利用职权巧夺豪取的现象。明代起，九华山作为佛教名山，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寺庙香火旺盛，“积银甚多”，致使一些贪官污吏乘机向寺庙伸出了勒索之手。明万历时期青阳县“虎吏熊兆复钻礼书串党孙祚等，丈（倚仗）去任张县主宠爱，冤设新例住持，官尊登山索取常例……”[《察院明文禁约》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1619）]这段话的意思是青阳县衙门有一个叫熊兆的曾经被处理过的礼房衙役，串通孙祚等人，依仗县令的宠爱，每年向化城寺住持索要担任寺庙住持职务的费用，并将其作为“常例”每年索取。“衙蠹耸禀本县勒令住持给贴纳银以此积苦难堪”“上司经临，擅起乡夫致累众僧雇募”“上司经临本山，该县照常办送下程，近来动辄出票，如春取茶如冬取笋，但本山不产，屡累住持赔苦难堪”。[《察院明文禁约》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1619）]针对青阳县礼房衙役熊兆利用职权大肆侵害僧人利益的行为，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田生金、钦差整饬徽安等处兵备兼理钱粮驿传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张孝、池州知府胡芳桂等地方官吏接到僧人告状陈述后，本着维护社会安定的前提，对这些现象加以禁谕，同时对严重违法的污吏进行从严处理。“批据本厅呈详，犯人熊兆等蒙批，熊兆等逢迎县令，鱼肉山僧，陋规种种大抵始于近日法宜坐赃徒创仅止杖惩尚似过纵，姑各依拟赎决革役，该厅罗列多款，勒碑申禁，如有故违，吏究革官………”对索贿的腐败衙蠹以“革职”的处分，并且允许“许僧人赴院陈告”。在《察院明文禁谕》[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1619）]碑记中，按察院周爷的判决在充分体现人性化的前提下，亦体现有对基层污吏的保护，“审得熊兆以革吏而复充礼书（礼房书办。作者注），其盘踞公门久矣，纠党孙祚等凭城肆害殆非一日”“诸僧不过丐十方之施以充供养，而在诸设一寺之积以充囊余，秃厮何辜，而堪此重困乎？固宜赴宪伸鸣，以求为山灵作主耳。然弊非始于一朝，而害已流于多日，兆等今且踵之为众僧发端之籍，而实非兆等作俑创始，庶犹可从末减也”。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代理学家二程、朱熹儒佛之辩以后[9]，其理学思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佛教和僧尼处于儒家伦理思想的支配之下。在地方官员眼里，佛教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地方官府对佛教僧人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对腐败蠹吏的处理也是“从末减也”。

清康熙五十一年《禁革夫草碑记》记载，九华山“名魁天下，声重江南”。朝山者不仅是平民百姓，也迎来众多大小官宦。“上司名宦朝山进香，车尘马足，络绎不绝”，官员们朝山敬香，“每次经临迎送，夫役纷纷差遣，不一而足”，官吏“逐戶派人夫沿门备办草料”。乡民“寥寥数丁，无非佃种”，衣食难保，如此“无穷差遣”，真是苦不堪言。清代中后期，青阳县官府的官吏经常以各种理由勒索九华山寺庙僧众，《府宪严禁弊害碑记》[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示（1886）]载：“该山被差役泛兵地方土棍以查山为由，假公济私，索取陋规等情。如果属实，大干例禁。”官府污吏的贪腐行为严重损害了寺庙僧人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行为，当时江防府兼署青阳县事王姓官员“洞悉民间疾苦”，规定游览、朝觐九华山的大小官员，一切需用夫役草料，官府具给现价雇备，不许私派里闾，开空票索取。另碑文以立“众姓乡约”的形式明示九都乡民（即现在的九华乡一带），凡遇官员“敢仍前空票索取扰害者，许民指名赴县呈禀，以凭严拿重究，枷发该都地方示众，断不轻恕，慎毋畏缩”。（图5）

3.2 对危害社会治安的黑恶势力、流民和“无籍棍徒”的示禁

九华佛教名山是一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地区，在这些众多的流动人口中，鱼龙混杂，拜佛敬香者有之，伺机坑骗者有之。《察院明文禁谕》（明万历四十七年十月）载：“背包卖货面生人等，不论早晚，突入僧房卧室，强搬台桌，拥摊货物，逼勒交易，施主买货，乘机混抢香客衣服僧室物件，以致僧众赔偿，苦莫堪言。”地方“无籍棍徒”聚众设局赌博，坑骗香客钱财是另一个重要的不安定的因素，《奉示碑记》[道光七年（1827）]载：“近有无赖棍徒不务正业，开场聚赌，坏人心术，废人家产，扰佛地、荡民业”。“虽敛以潜踪，但恐日久废弛”。为此，青阳县正堂（县令）葛老爷批示，“据此查，赌博最为民害，久经本县出示严禁在案，况九华乃名胜之区，胆敢肆行开场赌宝，扰害胜地，实属可恶。除饬差查拿究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仰该山约保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如有不法棍徒在山开场聚赌，许该约保人等指名赴县具禀，以凭严拿，从重究治，如有徇情容隐，一经察出或被告发并干究处各宜凛遵毋违，仍将此示勒石永禁，特示”。《出示勒石永禁事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3）]碑记载：“该山绿云庵，近有外来斋使霸住，勾结游民，窝藏匪类，时事凶横。观音殿前隙地并被棍徒架造草屋，开设饭铺，招致流娼，出卖洋烟以及局诱赌博，僧人香客均受其害。”从以上碑记可以看出，由于流动人员极多，成分庞杂，按现时说法，在基层社会面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任其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为切实制止这些弊害的发生，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府有所作为，采取一些兴利避害的措施，加强对社会基本面的管理与治理。《出示勒石永禁事案》[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3）]“外来流娼，冶游饭铺烟馆，窝匪聚赌，均责成该山约保随时查禁，驱逐禀究。倘敢徇庇窝顿，房产入官，并提屋主该约保等重办”。《奉示碑记》[清道光七年（1827）]“自禁以后，各窝开场压宝一经查出从重处责。恃顽不遵送官究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