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艺函 陈实

摘要：碑刻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傳统与艺术形式。显陵碑刻的艺术特征包括平面性线描、烂漫纵逸的意蕴与尊龙崇凤，它是研究社会历史文化与艺术发展的宝贵资料。文章从碑刻图式元素的造型装饰出发，结合书法特征对碑刻展开研究，追寻其艺术特征与价值，助推显陵碑刻研究的深入，改变大众对陵墓碑刻的固有印象。

关键词：明显陵;碑刻;图式元素;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J3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13-0-03

碑刻包含宝贵的图案纹样与书法篆刻，是历史文化与视觉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较高的艺术与历史文化研究价值。东汉时期，碑刻的特定形式布局特征就已显现。整体由三部分组成，由上至下分别为碑首、碑身与碑座，这一基本布局也被后世所沿用。以往的碑刻研究多从历史文献角度与书法篆刻角度，以当代历史事件与文字篆刻内涵等为主题进行研究，更常见的是它的传拓品形成的各类书籍，少有从碑刻图式元素的造型装饰出发，结合明朝书法特点来讲述它经过历史沉淀打磨出的苍劲力量。另外，多数集中于描述明皇陵、明孝陵碑刻的尺寸与基本造型，偶尔会提到明显陵碑刻，鲜少深入研究其艺术元素，整体上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因此，文章从碑刻图式元素的造型装饰出发，结合书法特点，来展现显陵碑刻的艺术特征与价值。

1 碑刻与图式

1.1 碑刻

碑刻是指铸刻有文字的历代碑、褐、墓志铭、造像碑、摩崖、经幢、石幢、画像石等石刻[1]。清代文学家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根据功能对古代碑刻进行了划分。“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秦之纪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曰碑者汉以后之语也。”[2]也就是说，以功能来区分，古代碑刻有三种，第一种用于判断时间，在《仪礼·聘礼》书中有记载，曰：“上当碑南陈。”第二种用于祭祀与祭祀之前的准备，《礼仪·聘礼》郑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3]第三种用于墓地下棺，刘熙《释名·释典艺》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其辘轳以绳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兼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4]由此可见，古代的碑刻是根据功能划分的，内容与功能大于表现形式，主要强调其教化、警示等功能与纪念性意义。但这三种碑刻现已消失，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以纪念性功能为主的皇陵碑刻，如显陵的敕谕碑是纪念租田亩的出现，这与朱元璋时期的田地政策有关。敕谕碑刻的造型意义鲜少为人所知与研究，比如为何此龙趺碑坐南朝北。

1.2 图式

在艺术创作中，图式指的是头脑中所固有的一种认知框架或思维模式，主要用于指导创作，与母题、样本的含义相似。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图式一是指作品所呈现的外在视觉特征，二是指作品的内在思想与社会性寓意。碑刻作品的外在视觉形象主要体现在造型、装饰、书法、文字排版等方面。

2 显陵碑刻的现状

碑刻众多是显陵八大特色之一。我国现存最早的碑刻是由时任丞相的李斯所书的《泰山刻石》，碑刻选取石头为制作材料。随着历史的发展，碑刻的功能逐渐多样化，出现了功德碑、记事碑、应用碑、墓志碑等，但碑刻仍然发挥着“树碑立传”的纪念性叙事功能，寄托着深沉的情感与厚重美好的愿望，并像镜子一般折射出当时的社会思想与文化状况。

显陵中现存的碑刻大多是纪念性碑刻，这与明代碑刻整体设计思想相符，一是具有象征性和寓意性，二是颇为神化和理想的造型特征。显陵碑亭的数量远多于明十三陵和明代诸陵。从敕封纯德山碑算起，有“敕谕碑”、“睿功圣德碑”、“纪瑞文碑”、“纯德山祭告文碑”、“加上尊谥记文碑”、“御赐祭文碑”、“御赐谥册志文碑”、明楼“圣号碑”、下马碑等。

“敕谕碑”饱经历史岁月而风化严重。首先，在内容上，“敕谕碑”记载了陵区的占地范围和“皇庄”收租田亩与管理人员的姓名、人数等内容，这与明代朱元璋的田地举措有关。明时期皇室手中有大量官田土地，既是籍没之田，也是赏赐田地的主要来源。明代盛行土地的赏赐与捐赠，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卷八《宫庄子粒》中论及此例，书载“历朝以来，各府州县没官田地渐多，奉旨征银济边，而以其余系之进宫项下，备不时拨给赏地之用”[5]。其次，在装饰与造型上，这座龙趺碑是非常罕见的，它未遵循以往龙趺碑的“坐北朝南”原则，而选择“坐南朝北”。这可能与嘉靖皇帝尊崇其父亲有关，有降服与守望的含义。也可能与地形有关，碑亭南面是天子岗，山脉挡住了神龟视野，因而在建造时，选择朝北向。

“睿功圣德碑”的碑文源于明朝的“大礼议”事件。这是皇统问题上的政治争论，该争论因嘉靖由藩王入皇位而坚持追封生父母而引发。其实嘉靖这种行为也是在效仿祖先。追封父亲为皇帝，并移其牌位至太庙，在先前早有发生。如先帝朱元璋，其追封父亲这一行为在封建社会属于行孝的一种方式。这些碑文内容均出自嘉靖帝之手，用于记录其生亲的生平和嘉靖帝渴望的父子故事，如碑文记载的“乐善好古之心”“爱育朕躬”“又至于口授诗书，手教作字”“方当日听严训，膝下承欢”等，均表达了嘉靖帝渴望与思念父亲的陪伴。碑文最后的“悲号伏前”“以报昊天”“永奠万年”等展现了嘉靖帝对其父的深深悼念，仿佛昨日的失父之痛近在眼前。

明楼“圣号碑”是汉白玉石碑，碑头有盘龙向北而望，篆书刻“大明”，碑身刻“恭睿献皇帝之陵”，恭维为睿智之意，其字体端正圆润、布局均衡。该碑是嘉靖皇帝亲自下令，让尚宝司少卿周令题写，委派郎中张纶与礼部右侍郎严嵩等人送到安陆竖碑雕刻。《兴都志·典制二》记载：“嘉靖七年九月戊辰钦定显陵碑式。闰十月乙未立显陵尊号记二碑，并题明楼。”

除立于祾恩殿内的“加上尊谥记文碑”外，其余都建有碑亭，远非明代其他帝陵可比。显陵前七陵，均增建了神功圣德碑亭一座，只是后来碑文的撰写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才搁置不写，成了无字碑。此后，天寿山各陵都遵从其制，建有一通无字碑。

3 显陵碑刻图式元素的艺术特征

3.1 平面性線描

平面性线描，即碑刻用边角纹饰来统一画面。显陵碑刻纹饰图式中多用平面的图案式布局，即画面用边饰衔接，与画框的作用类似。这种方法有利于统一碑刻的整体画面，使其在原本冰冷的材质上增添了一丝温度与趣味。同时，有利于在平面空间将边角画面连续呈现，使观者时刻注意碑刻内容，如画框一样增强视觉效果，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工匠的想象力，在边角四周进行创作。这种碑刻的雕刻手法也影响了明代山水画散点透视法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碑刻图式元素的装饰造型与篆刻布局多采用长条状的竖构图，常用几何纹饰或二方连续纹饰等来填补画面的四周与边沿之处，增强画面的饱满性，中间则书写文字内容。这些纹饰多采用二维形式的平面性线描，通过连续排列的装饰形式展现，但碑首部分较为特殊，多采用古希腊时期的三度空间技法，对神龙或凤进行精细雕刻，更注重其神韵。显陵碑体的部分平面化装饰还体现在线条上，在汉白玉石上，线条如书法般行云流水。其刻画也是丰富多姿的，流畅或顿涩，体现明代书法中不同书写技巧在碑刻中的运用。

显陵碑刻图式元素的艺术特点与明代书法相关，毕竟雕刻以内容为主，以装饰为辅。明代书法前期发展学宋代，具有复古倾向，呈现空前盛世局面。例如，祝枝山的书法作品线条突出，《前后赤壁赋》中点质线条、笔画时时出现。这和显陵碑刻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富有平面性线描的特点。祝枝山与黄庭坚也有相似之处，黄庭坚的《诸上座》卷等大草作品的线条流动感很强。两者相比，黄庭坚的草书更追求达到“引绳贯珠”的审美效果，而祝枝山的行笔速度感更强，侧笔的运用也更多，显得更为锋芒毕露，这与碑刻上书法雕琢的行云流水相似，更显皇室的地位与锋芒。王宠《真行草十册》中的小楷，简远静逸，与具有平面性线描特点的显陵碑刻非常契合，一样的沉稳端庄，与明代帝王所崇信的道儒思想中的禅意相通。明晚时期，董其昌的书法守旧多于创新，书风倾向于简淡，这与明朝整体风格相契合，就如嘉靖皇帝要打破陈规，为父追封为帝时发生的“大礼议”事件一样，遭到了众多反对与劝阻。

3.2 烂漫纵逸的韵律

明代碑刻图式元素的造型与装饰和明代的书法构图与运笔等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主要表现在姿态、造型中烂漫纵逸的韵律令人回味无穷，书法与图样纹饰相组合，采用连接、变换排列等手法表现静态的运动、节奏与韵律之感。在显陵碑刻的图式元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明代书法艺术的审美韵味，如祝枝山的字以烂漫纵逸的书姿，跳荡、支离破碎的点画，打碎草书惯有的一些连带，着力于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穿插和布置，通篇给人一种满盘散沙的感受，初看外表散乱不堪、纵横有象，实则有一股敢于抒其心发己意的精神蕴含其中。《徐文长传》一文中写道：“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他写道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这是袁宏道先生的书法理论。简单来说，雕刻与书法的这种浪漫主义艺术是追求一种理想和幻想，也是精神的解放和自由，它是主体对独立自由的认识。它沉寂于心灵深处，具有韵律感，能够抒情达意，充满激昂之情，是在一种无以言表的精神力量推动下形成的书以言志的审美效应。

显陵碑刻纹饰实现了多种变化与不变的和谐统一，注重意向形态的写意性与神化性，图案元素的纹饰造型注重神韵感与灵动感。波状式的二方连续纹饰具有烂漫纵逸感，显陵碑纹饰中的祥云纹具有纵逸的韵律感，经一波三折而呈现翩翩起舞、环环相扣的上升飞翔姿态奇观，连端正的几何纹通过不同方位、不同朝向的排列组合都具有烂漫纵逸的韵律感。明代碑刻图案元素的造型纹饰特点与其书法的形态相呼应，使显陵碑刻在视觉感官上形成以静之态达动之意的纵逸韵律感。这在气度风格上继承了荆楚艺术的激扬神采，展现出深沉宏大、豪放洒脱的艺术气质。

3.3 尊龙崇凤的追寻

明显陵碑刻中有很多地方饰有龙凤纹，多是采用“升龙”与“降凤”，以显示男尊女卑与皇权至上的思想。龙凤纹饰图案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对龙凤的崇拜大概可以追溯到黄帝和炎帝时期，以龙为图腾的北方黄帝部落与以凤为图腾的南方炎帝部落，气度非凡。显陵位于荆楚大地，楚人更是尊龙崇凤，作为南方图腾的凤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楚人的思维和情怀，受楚文化影响的地区，现在仍有划凤舟的习俗。唐宋之后，凤与龙相对应，逐渐被雌化，成为女性的代表。皇帝作为真龙天子、九五之尊，常以龙纹为装饰，凤纹则与龙纹对应，作为吉祥图案来象征拥有高贵皇室身份的女性。

显陵碑刻图式元素的艺术特点可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充满烂漫纵逸的韵律感，纹饰结构注重连续性与流动性，通过流动的边角纹饰，展示龙凤的生生不息之态;第二，突出动态感，祥云纹、动物纹、几何纹均取其向上的动势之态，龙凤持向上姿态与几何纹、祥云纹相结合，使画面十分生动且富有节奏感;第三，运用平面性线描技法，多采用线条与书法特征，在生生不息的流动与变幻中，将气韵变化贯穿碑刻的字里行间。

3.4 显陵碑刻图式元素的艺术研究价值

碑刻作品通常能体现出专属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与文化面貌，因而一直是研究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史实资料。显陵碑刻的建造与艺术特征表现受到理学、道教等观念与孝文化的影响。这是厚葬父母、敬传其名以崇孝心意识的逐步增强与体现。为了突出思念父亲与祖先地位而大量树立碑刻，因此，碑刻多描述逝者的生平功绩，追忆逝者的功德，纪念其不朽的精神与身躯，抒发哀悼之情。

碑刻图式元素的造型与装饰特征也反映了明代帝陵墓葬制度、重孝思想的价值观与雕刻审美观的变化。明代的碑刻边饰以简约为主，碑首多采用装饰性的祥瑞之物，以龙凤为主，边角纹饰作为辅助，多采用几何纹、祥云纹等简单的纹样连续排列，彰显气魄。这些纹样装饰朴实而厚重。

4 结语

显陵碑刻是壮观的历史文化遗迹，饱经沧桑，蕴藏着深厚的文化魅力与玄机，它突破了文字与民族的限制，生动地记录着当时的科学技术、历史文化、政治时事、军事发展、民俗风情等，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皇陵的树碑雕刻思想，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艺术特征，有巨大的爆发力与艺术研究价值，是研究人类历史的宝贵史料。

参考文献：

[1] 李小云，孙琪.山西历代碑刻图式的应用价值探析[J].工业设计，2019（6）：116-117.

[2] 陈传龙.钟祥传统墓碑雕刻艺术考察报告[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8.

[3] 李贵银.先唐纪功碑与墓碑的发展与演变[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5.

[4] 王松.从明代敕谕碑看明代皇室对佛教的护持[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25（1）：177-178.

[5] 张学峰.论明朝的书法艺术[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52-54.

作者简介：马艺函（1997—），女，河北秦皇岛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陈实（1972—），男，湖北钟祥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