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庚子事变后，在内外政治压力下，风雨飘摇的清政府终于全面启动新政改革。在法律方面，1902年5月13日，一道“上谕”下达：“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以为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①中国的法律现代化由此起步。修订法律的第一步，是出洋访问考察，这时期的日本是公认的优先取法对象，原因是，在社会方面，“近来日本法律学分门别类，考察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该国系同文之邦，其法律博士，多有能读我会典律例者，且风土人情，与我相近，取资较易”②。地域方面而言，“我国与日本相距甚近，同洲同文，取资尤易为力”③。总之，“近日日本明治维新，亦以改律为基础，……卒至民风丕变，国势骎骎日盛，今且为亚东之强国矣。中日两国，政教同，文字同，风俗习尚同，借鉴而观，正可无庸疑虑也”④。于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沈家本、伍廷芳专折奏请派员考察日本，在奏折中，首先，阐明考察的必要性，其次，确定董康等三人为此次赴日人员，最后确定此次考察的三项任务：(1)“调查法制刑政，并分赴各裁判所，研究鞫审事宜。按日报告，以备采择。”(2)“凡该国修订之沿革，颁布之次第，以及民事刑事之所以分判，并他项规则之关于刑政为译书内所未赅载者”，均应查其要领，带回国内。(3)日本监狱制度，久为西方国家所称颂，“尤应详细稽考”，直接绘图贴说，调查了解清楚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