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宏，李 浩

（长治学院 中文系，山西 长治 046011）

一、稷下学宫概况

战国时期，齐国国君在其都城临淄的城门边，建立起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待遇优厚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在此期间，聚集了当时诸多学派的学者、贤士。他们评议时政、立德立言、聚众讲授、传业授道，先后历时约一百五十年。稷下学宫既是群英荟萃的中心和缩影，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学宫的名称由来

稷下学宫名称的由来与东汉安帝时期的“宫邸学”得名由来相同，都与其创办地点紧密相关。“稷门”是指齐国都城临淄城西南处的一座城门，在战国时期是作为抵御外敌入侵而修建的城门，因学宫地处稷门旁边而得名为“稷下学宫”。

（二）学宫的管理制度

每一机构都有独具特色的管理制度，稷下学宫也不例外，管理方法的正确与否，都将直接影响教育的质量。在管理教师方面，主要看其是否有真才实干，国君通过其学识、名望来授予不同的职位，并配之相应的待遇和地位。在管理学生方面，《管子·弟子职》成为稷下学生必须遵守的规则，它向我们全方位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的学校是如何管理学生，至今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

（三）学宫的创办条件

稷下学宫的创办不是某一国君奇思妙想的构建，它既是历史传统的重要成果，也是齐国特定时期的现实需要。

1.历史传统

泱泱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进程中，思想活跃的时期往往也是社会变革、政局混乱、改朝换代的时期。无数志士仁人在面对乱局时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同时，随着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及其生产工具的改进，原有的奴隶社会已被封建社会所取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同样也迸发出多样性。各家学派都在积极争取国君采纳他们所提出的政治主张。门派彼此之间都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这给学宫的建立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基础。

2.现实条件

为何在战国七雄争霸的混战中，齐国临淄建立起这一高等学府，而邯郸、咸阳等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学宫作为个例出现在一国，这其实是局限了教育的发展。但其余六雄不可能孕育出学宫也是历史的必然。

秦国是最富攻击性的国家，地处关中，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但是正因为秦国的优越地理位置使得人才难以进入秦地。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在当时士人眼中，这是一种以下犯上，违背礼制的僭越行为。燕国对待士人的态度是七国中最差的，燕惠王为了讨美人欢心意图“去诸大夫”。楚国地处南方，国土面积为七国之最，当地温度适宜、矿产资源丰富，相比齐国建立学宫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楚国当权者亲小人远贤臣，人才流失严重。而齐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为学宫的诞生提供了一片沃土。

（四）学宫的兴衰历程

据史料刘向《新序》中记载“齐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属七十二人皆轻忌”。[2]而齐威王执政时期的相国为邹忌，由此可推测齐威王创办了稷下学宫。齐威王之后稷下学宫进一步得到发展。到齐国末代国君田健，执政时期昏庸无道。公元前221年，齐国被秦国所灭，稷下学宫也就随之灭亡了。据此可以推断出，稷下学宫前后历时约一百五十年。

二、稷下学宫尊师重教的传统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原有的奴隶社会已被封建社会所取代。原本处于西周宗法制最底层的士在这一变革时期，靠着无双的智谋，成为战国时期极其重要的政治力量。各国国君深知“得士者得天下”的道理，礼贤下士的社会风气从此开创。同时，弟子也可以通过师傅的推荐入朝为官，一跃龙门，于是全社会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正式形成。稷下学宫的尊师重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自由，鼓励教师的学术争鸣

稷下学宫办学的初衷就是要招揽有识之士聚集到齐国，为其发展出谋划策。为了鼓励学者们能够放下思想负担大胆表达各自的想法，齐国的当权者采取了如下举措，第一，允许稷下学者“不治而议论”，稷下先生们在朝廷中不担任任何行政官职，但能够议论国事，同时不怕应自己“口无遮拦”而承担责任。第二，明确规定稷下先生“不臣之位”，即没有任何行政官职却享受着优厚的待遇，进而确保了稷下教师可以专心学术研究。但在此需要解释最重要的一点，各家学派佼佼者齐聚齐国，不是为了获得地位和财富，而是更加关注他们的学说是否能被统治者采纳。如果个人和当权者没有共同的目标，就会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离开这一高等学府。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齐国的当权者对待各家学派都一视同仁，无高低贵贱之分，不因个人喜好而做出不恰当的判断，凭借对诸子百家学说的深入了解，采用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主张。由于学宫营造了一种宽松的自由教学氛围，各家为了让自己的学说占得一席之地，必须通过公开的辩论，说服齐王采纳自己的意见。为了使辩论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稷下学宫还实行“期会”制度。其中演讲和争论是“期会”的重要形式，学宫全体师生和各地学子均可自由参加，不受约束。稷下先生可率先提出重大社会话题，大家相互辩论，再进行讨论。要想使个人的辩论话题得到他人的共鸣必须满足以下几点：一是辩论的核心要点必须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其根本目的在于定国安邦。二是辩论必须具有社会公认的理论基础，并严格按照逻辑推理讲述自己所认同的观点。三是能正确对待与之相辩的人，这样才会赢得其他辩论家的尊敬。稷下先生们认为辩驳主要是为了寻求治世良策，而不是出于感性的争议。因此，“有争于气者，无与辩之”。

（二）兼容并包，促进诸子百家的发展

每一学派为了得到诸侯国的欣赏，不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将其发扬光大，使其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大量的著作留传后世则向我们说明了诸子百家的努力程度之大。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稷下学宫中所著之书多达上百篇，而这些著作都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史记·孟荀列传》的叙述更为夸张，各家学派“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3]虽然该记载在某些方面夸大了事实，但也充分说明了各家发愤著书对时局走向有着精准的分析。在立言的同时，稷下先生们也逐步重视传道授业，从而推动其学派发展壮大。当时淳于髡接收弟子数量是整个学宫中最多的，在他去世后，更出现了“弟子三千服丧”的宏大场面。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稷下学宫中诸子百家，不管是立言，还是传道受业，在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并没有桎梏其他学派的发展。相反，由于定期举办“期会”各派学者凭借其铁齿铜牙相互辩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取各家之长。从客观上增进了诸子百家之间的交融，使去过稷下游学的各家学派呈现出兼收并蓄的特征。例如荀子，本是儒家的门生，但在游学稷下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感悟，冲破了儒家固有思维的拘束，兼容儒、法、名等各派学说，最终成为法家的开山鼻祖。

（三）专心治学，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地位一般被认为是按照个人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和责任来划分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位置。而这一位置无论处在社会中的何种地位都将是构成社会的必要元素。而社会地位的高低有需要通过外在因素来衬托和反映，其中包括名誉、声望以及经济实力等都可以从侧面显示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举个例子，教师这一社会性职业就是随着学校的形成而衍生出的社会角色。不同于现代的是，当时的学校实行“官师合一”——有教师这个职业但属于兼职性质，因此教师一般都身任两职，一般只有官员才有资格身兼教师，而评判教师的职位高低只需要按照其在官场中的职位高低即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大部分人不足够重视教师这一职业。

众所周知，在战国时期，齐国君王礼遇下士，尤其对稷下先生格外尊重，这也是历史上“官师合一”开始消除的先例。在政治上，稷下学者没有官职在身的占据大多数，但却可以参与国事。在经济上，稷下先生们享受非常丰厚的待遇。在学术上，先生们可以不受政治的影响，没有任何的功利色彩，有权自由选择教学的内容和方法，更有权选择研究的方向。同时，如果稷下先生们自身具有足够的才能和智谋，他们也可以去其他诸侯国进行游说，如果被君王看中就可以成为谋士——高级幕僚。由此可以窥见稷下先生们的地位开始逐步提升。

由此规律演化发展，直到战国时期形成了较为典型的社会地位分布，即士、农、工、商，“士”阶层成为了仅次于贵族而高于平民百姓的阶层。

三、稷下学宫尊师重教传统的当代意义

（一）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吸引教育一流人才

管理规范、要求严格是高等学校学术繁荣的保证。一所大学能否成为培养出一流人才的特色学校，主要看管理是否规范，要求是否严格。稷下学宫虽然强调自由的学术氛围，但在师生管理上是明确的，教师的任用是由当时齐国的最高统治者齐王决定的，教师的待遇是严格按照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来确定的，弟子的学习以及衣食住行由《弟子规》来约束，学宫的一切大小事务由祭酒来主持等等。正是由于稷下学宫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对教师和学生的严格要求，才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才。从稷下学宫的管理角度上看，学宫抓住了学校发展的第一要务——教师综合素质，抓住了学生发展的核心——学生德智体美，因此，它占据了齐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取得的成就颇多。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广大民众对教育越来越重视。为了规范校内的各项活动可以正常有序的进行，同时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来约束学生和老师的行为，所有高校越来越重视本校规则制定的严密性和合理性。为了切实将可能遇到的每种情况做详细的说明和处理意见，每份规则都可以被制定成一本比一般书籍还厚的小册子。但值得所有人反思的是，依然会有人找到其漏洞所在，进而钻空子，那么应采用何种措施和方法才能既规范校园秩序又能够促进教学发展，以上问题需要相关人员仔细斟酌。本文认为在制定以上各种规则之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在相关人员制定规则之前，必须做到不越过法律规范的底线，以法律为基石；其二，在制定规则期间需要考虑到其运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广泛调查并研究本校人员的具体行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规范措施。此外，还需注意在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前，尽量举办一些公开的活动，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最大程度的调动师生们的积极性，从而最大限度的消除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

我们携手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不断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以及教学创新能力，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为了能够使教师管理制度更趋完善，管理方法更加合理，就要致力于打造一批优秀的教育人才，能迅速的更加主动地适应信息化时代，灵活运用人工智能进行高效教学，并使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4]教师管理制度的完善，锻造出一流的教育人才。

（二）改革学校教学模式，创新教育发展理念

高等学府作为法人单位，拥有很大的自主权。能够根据学校的发展特色自主地管理学校的一应大小事务、积极地采取与大社会大环境相接轨的方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以此获得生存与发展。只有办学自主权被高等学校所掌握，才可以创建更好的学校，聘请海内外热心于教育事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招收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学生，这样才能够实现创新发展，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的需求，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同时，办学自主权也是高等学校学术自由、师生自主发展的基础。建国初期，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高等教育教学的管理强调统一性和计划性，学校的办学自主被严重限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状况有所好转。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在相关会议中明确提出了高校在办学过程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21世纪初期，教育部为了鼓励各大高校按照适合自己的道路发展，特别最先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允许自主设置课程专业。但就目前情形看，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首要因素依然是高校办学的自主权。国家投入大量教育资金加强对学校的管控和学校独立自主办学就像天平的两端，如何在彼此之间找到一个制衡点，由政府出资、私家办学的稷下学宫办学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稷下学宫拥有政府雄厚的财政支持和自身高度的办学自由，这是由于齐国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金，外加不以行政权力随意干涉学宫的自由，这样才使其更加繁荣发展。

今天，只有继续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尊重高等学校的自主权，才能够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从政府角度来看，要做到一抓一放。一抓，即政府要抓宏观管理，高等学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对高等学校没有约束。既然政府必须对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加大资金投入，那么高校同样也要对政府和社会公众负责，受政府的监督。但政府管理必须从宏观上进行，政府可以通过拨款方式调节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协调东中西部高校的发展。为了更加规范高校的教学方式和行为，相关法律法规对这方面的规定应该更加规范和完善。教育部也可以通过制定不同高校的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质量等来督促高校保证教学实力和办学水平。此外，相关政府还需要适当放权，在允许范围内保证高校招生和教学的自主权以及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

（三）博采众长鼓励争鸣，促进学术交流繁荣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这一做法极大的促进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让各界可以自由的表达其个人观点和研究成果，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可以通过激烈的辩论。自由对于高等学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让教师拥有充分表达的权利，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们的创新能力。纵观以往的发展历程，可以知道要想高等教育可以健康完善的发展，在学术研究当中保证一定的自由性是非常有必要的，当今社会多数具有创新点的理论和突破性的研究结果都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下诞生，这也是现代高校教育的一大亮点。反观近些年，高校教育一直以重视经济、政治等为主流，因此多数学校学术氛围不浓厚，气氛也比较压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内对于其他科技方面的进一步探索的脚步并阻碍了相关学者进一步创新的热情。而历史上的稷下学宫很好的说明了，要想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达到影响社会发展的程度，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各界学者对学术追求的自由度。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教师必须拥有一定的对学术自由追求的能力，相关部门必须全力支持教师的所有研究成果，而这也是教师们通过长时间的历练和不断的尝试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耗费了多数学者大量的时间甚至精力。因此，高校应尊重教师的学术研究自由，让教师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让教师可以自由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建立相关制度，给予教师必要的学术保护。创新是巨大的生产力，教师在学术中追求创新，难免会受到保守派的攻击。高校对此要采取措施，避免教师因受到外界的干扰，而磨灭了创新的积极性。建立自由公正平等的学术交流平台，提供开展学术交流的条件，囊括硬件和软件，如定期举办学术交流会，大力弘扬稷下学宫的“期会”精神，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众人争鸣和辩论的过程中，加深与会者对研究领域的思考，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和理论水平。第二，学生们也需要有追求知识的权利和自由，学校应该支持并鼓励学生自主选择。举个例子，高校应该允许学生在上课之前可以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程和喜欢的老师，此外还可以自由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并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学习计划。以上高校模式已经在近几年在许多高校流行，但是部分高校依然只是流于形式，依然强制学生在大学期间必须修满一定数量的学分，而对大学生也依然按照班级模式进行管理，可供学生们自由选择的课程依然少之又少，此外也会对开设的课程制定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我们不妨从稷下学宫中学习经验，在高校进行选修课的学习，每学期的第一周或第二周，学生可以参加同一课程中由不同老师授课的课程，经过体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老师。此外，为了充分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发扬自由发展的理念，高校应该留出一定的时间为部分学生开设其感兴趣的选修课程。在未来几十年间，高校可以尝试消除传统的强制性达标条件，不需要刻意管控学生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可以尝试从另一个方面为学生发展提供方向，并为学生制定较多种类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并提供大量的相关资源，指导学生做出自己的选择。

故大学者，非大楼也；在于大师也，在于有尊师重教的管理制度和实践理念。新时代，高校要借鉴两千多年前稷下学宫尊师重教的办学理念，牢牢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