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

稷下学宫促进了先秦学术思想的繁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环，其辉煌的成就对后世影响甚远，从其促成中国文化史上巅峰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这一历史功绩看，其地位和贡献可见一斑。

在稷下这个自由、宽松的学术天地中，各大学术派别诸如儒、道、法等相互辩难，他们还对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内心德、欲、情、智的关系，以及人身与外界物、俗、时、俗的关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各家各派各抒己见，稷下学宫成了百家争鸣的主阵地。为何唯独齐国的稷下学宫却成为了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呢？从诸子六家的代表人物来看：儒家之孔子、孟子，墨家之墨翟，都是鲁人;阴阳家之邹衍、邹爽，都是齐人。儒家大师荀子虽为赵人，但十五之年即游学齐国稷下，“三为祭酒”，久居齐地三十余年，实可算作齐人。其余三家，情况各异，但都与齐鲁关系密不可分：道家之代表人物老、庄，虽皆非齐鲁之人（庄子为宋国人，一说为今山东东明县人，地近齐鲁），但道家思想之产生却与齐国有密切关系。诸子多半出自齐鲁或受齐鲁之风影响。这为稷下学宫的创立提供了人才资源。当时大多数学者以齐鲁为基地从事远涉近教的活动。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是各学派诸子学者聚集最多、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地方，这为诸子在稷下百家争鸣的展开，作了最重要的学派条件准备。另外，齐国发达的交通，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兼以齐国政治上实行开明君主制，又为学宫建在齐国，成为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创造了物质准备与政治条件。

稷下学宫是培育学派的沃土。不同学术思想之间的争鸣激荡，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思路，促使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思考问题，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方法，从而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学派，典型代表如黄老道家和阴阳五行学派。同时，稷下争鸣又使原有学派在与对手的论争中不断深化思想，理论体系亦臻于完善，同时又各有侧重发展，出现新的支派。如稷下的儒家，前有孟氏学派，后有孙卿一流，都是影响极大的学派，他们思想的变化发展，充分体现出对诸子各家思想的充分吸收与融合。孟子吸收了宋、尹学派中主张人欲固寡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主张，其善养“浩然之气”的理论，明显含有宋钘“精气”说的成份。一方面继承孔子之儒学，另一方面又大量融合稷下诸子的思想，才使孟氏之儒更多带上了战国时代的特色。在稷下争鸣中原有学派有了深入发展。

稷下学宫是大师的摇篮。稷下争鸣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留下了大量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稷下学术中心存在时间长达一百五十余年，各派学者至此计以百千数，共同在稷下讲学、争鸣、辩难，彼此吸取对方观点，弥补自己不足，在争鸣中融合，又在融合后争鸣，多家思想并争，各派观点齐鸣，稷下实是一块产重大学术成果和“集大成”式思想家的肥厚土壤。几乎每个思想家的思想都不是纯属哪一派的，都带有集大成的特点。齐宣王时曾将稷下著名学者七十六人封为上大夫，从有关资料记载及其学术观点分析，传名后世者，儒家有孟子、荀子，道家有彭蒙、田骈、环渊，法家有慎到，阴阳家有邹衍、邹爽，名家有儿说、田巴等人。

稷下学宫是博士制度的先声。稷下之学对秦汉博士制度的建立和發展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齐之稷下先生，在汉人著作中，有称其为博士的，如《说苑·尊贤》言“博士淳于髡”;亦有“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许慎《五经异文》）之说，这说明稷下学宫很可能就是博士制度的滥觞之地。其次，汉代博士官有被续称为“稷下”者。如博士叔孙通即被称为“稷嗣君”，说他是“嗣风于稷下”。郑玄《书赞》也称“我先师棘（稷）下生孔安国”。可见，汉人将博士之官视为稷下后继。再次，稷下先生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而秦汉设置博士之数“博士七十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与之相似，博士的员额等制度很可能是直接沿袭了稷下之制。可见稷下之学对秦汉博士制度影响之大。

稷下的百家争鸣，已是两千年前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遥远的亮光了，但是它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星空中。千百年来，它时时撞击着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它对民族未来的文化建设乃至世界文明发展的走向，所具有的启迪作用与重大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