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泽华，张 俊

（山西大同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调查，应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角度出发。通过对马克思这一主义的原理进行继承与发展，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探究。毛主席于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应基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及我国的发展能力上限。这一观点，得到了全体与会成员的共识。至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重要议题。不仅包含了许多国内外著名史学研究者，对于我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本质原理的深刻研究。这引发了一场我国学术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概述

近些年，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不断深化。从这一研究的命题出发角度，和研究目的来看。我国已经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程中，取得了较为不错的成就。笔者通过对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梳理，得知，现阶段我国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单主体说

单主体说在学术界的争论，主要有这样三种观点。即人群群众主体说、先进知识分子主体说、中国共产党主体说[1]。

部分学者指出，从大局观角度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体，也就是出发点应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基础上。也就是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实践与理论的主体，是我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态转变，之所以从原典形态，变化为中国化形态。正是因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我党实践的应用改变。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维度，既包括了主体化，又包括了具体化，两者相互吸引，相互扶持。并在认知、解释到实践认识的循环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单方面中国共产党影响作用。变理论为方法，采取中国式的应用手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内化。此外，运用了化理为德、转识成智依靠于我党的先进积极性，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建设。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演变进程中，中国化的意识主体研究，同样是一个十分值得商榷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共产党保持着高度的理论与信念统一，是阶级性政治组织。是由不同领域、不同文化、不同年龄结构，及不同职业与性别组成的复合文化群体。这种由不同群体、个人所组成的主体，在本身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个体价值、阅历经验、知识结构呈现出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而这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二）双主体说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由两大主体一同构成的。相对来说，这两种主体的内涵意识，既有着一定的相似，又不完全的相同。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中的哲学理论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体，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主体，并不是指的单个具体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或组织。不难看出，这一学者群体的主观思想认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其本体和本质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完成中国化演进的道路上，两者缺一不可。正是依靠着两者的互动及共存，才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设。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期的创作主体。这一部分学者认为，是因为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与群众领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化，才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事业的建设。知识分子，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转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三主体说

还有一些学者，从三位一体角度阐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内化的主体问题。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人民群众、知识分子、领导集体三个角度。其认为，领袖群体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与确立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偏差纠正者与诠释者。而知识分子则担负着传播与引进马克思主义，参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探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及传播者。最后则是人民群众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马克思的践行、素材、坐标、理论去向的推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检验的标准尺度。

（四）四主体说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包括领袖、共产党、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这四个部分，全都具备阶级性、社会性、实践性特点。领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深化的主导因素，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领导核心，无产阶级则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道路上，承担了骨干的作用，而人民群众则是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动力。

（五）五主体说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主体，应当是基于我国实际国情发展并进行指导认知活动的组织与人。其观点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包括领袖、思想理论家、共产党、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五大部分。领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设计师，思想理论家是马克思中国化发展与传播的精英，共产党则是马克思中国化核心力量，无产阶级仍旧是马克思中国化骨干，人民群众则是中国化马克思的中坚力量。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内涵构成与分析

（一）类别划分

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中国化马克思的本体，用做两个层次来区分，一种是从组织结构角度区分，一种是从组织成员角度区分。

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中国化马克思本体应当是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下辖组织组成。共产党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带头者，同时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发挥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使命作用。由共产党所领导的组织，包括民主党派、共青团、妇联、工会、军队、人大、政协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过，在我党的领导方针指引下，坚持贯彻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付出了应有的贡献。

从组织成员角度来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则是由我党的党员与党外干部、群众所扮演的。在我党内部，同样存在普通党员及党员干部、普通干部和高级干部之分。毛主席曾经说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依靠的是无数个掌握马列主义的同志[3]。当然，除我党组织成员外，其他非党人士及拥党群众同样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道路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理论家李达。他是我党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一度当选中央局宣传工作成员，后虽离开组织，但仍旧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研究。

（二）层级划分

从系统论的概念来看，无论是哪一事物，都是由多层次结构体组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相对复杂的整体，其内涵要素众多，结构复杂。既有人设组织，同时也有组织属性。以内部层级划分，才能够帮助我们论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根据我党的章程与纲领来看，党员服从党的意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组织服从全代与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的这一规定，规定了我党的行为组织原则，及组织纪律制度。同时，这也是区分中国化马克思层级的重要思路。具体来说，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以层级划分，有中央、地方与基层这三个维度。

从中央角度看，其又有央委、央政治局、央常委等区分[4]。有能力、有威信的组织核心，对于中国化马克思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从地方角度看，我国目前约有30余个党组织与党领导组织。这股力量，是我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在中国化马克思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

从基层角度看，党基层组织，是我党社会中坚力量，是我党的全部战斗力与工作基础。社区、人民解放军、科研单位、学校、机关等作为我党组织体系的前沿和基层，承担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此外，基层组织在我党进行决策与领导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在分析地方、中央与基层三者关系的时候，必然会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局部与全局关系。唯有正确把握领导与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帮助我们确立和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建设方向。

（三）群体划分

从推动中国化马克思进程力量群体划分，可以将主体分为，领袖、知识分子、人民群众。

领袖群体，是中国化马克思进程中的主持者与领导者。列宁同志从领袖与政党关系出发，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政党通常由最具威信、影响、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列宁同志揭示了领袖具有集体与个体统一的属性。领袖个体性，可以从领袖个体表现来看，即人们平日谈及的领袖，往往指的是领袖个人。而领袖集体性，则是从集体的发展与表现角度来看的。即在民主的集中制条件背景下，领袖依靠集团内部的讨论和酝酿，将个人想法付诸于实践，成为集团行动的思想核心。当然，我们对于领袖的理解，既不可以用个体的属性，代表集体的属性。同时也不可以用集体的属性，代表个体的属性。而是要强调，应在某种条件下的属性权重大小，分析个体及集体的个性占比。不难看出，领袖个体与集体的两种属性，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领袖的两者属性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密不可分。

知识分子，即理论工作者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枢纽。不仅要具备普通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同时还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与研究社会新情况。将经验升华为理论，使晦涩难懂的理论奥秘，转化为普通群众更为容易接受与掌握的内容。此外，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者与理论验证者。还要敢于向社会错误问题亮剑，不可模棱两可。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主体，同样的，也是精神财富与社会物质的创造者。当然人民群众也是中国化马克思的基础力量。人民群众在实践当中，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践行，提供了客观基础。而历史的发展演变，也正是沿着这一逻辑循序渐进展开的。不论是建设还是改革，改革还是革命，全都离不开人民群众在此过程中发挥的实践作用。如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便都是由人民群众提出来的。这既是集体的智慧，也是群众的智慧。我们应将这些功劳归结于人民群众，并加以提倡。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由多个细致内容组成的整体结构部分。其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客观性的同时，又包括了一定的价值主观性。既包含了一定的现实意义，又包含了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因而，我们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从实际角度出发，观察在转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变化条件、规律及特点。同时，还要从不同的逻辑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变化的内部要素。尊重个体的同时，兼顾整体意识。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当然，从文中也不难发现，在时代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人的意识和对事物的界定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因而，展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既是我国发展的根本需要，同样也是这一学科理论建设的根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