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莉君

（长治学院 图书馆，山西 长治 046011）

长治县为上党首邑，称天下脊。自古以来，风土醇厚，人才辈出。殷商时为黎国，属冀州。秦汉至隋，置壶关县，属上党郡。唐、五代、宋、金、元称上党县，属潞州。明洪武二年（1369），废上党县，入潞州。嘉靖十年（1531）始置长治县，为潞安府治。后行政区划几经变更，长治县名一直沿用至今。

古人云：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又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更有甚者，天下大计，始于郡县。县志之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治县自建置以来，未之有志。县志之修，始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其后几经俢志，才成其规模。对《长治县志》的纂修源流及价值进行研究考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长治县的历史和文化。

一、明清以来《长治县志》的纂修情况

纂修方志是我国的文化传统，向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周礼》中已提到外史掌四方之志，且有“掌道方志，以诏观事”之说。明清以来，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全国各地纷纷掀起了纂修方志的热潮。《长治县志》的纂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最早的《长治县志》修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清代以来，经历康熙、乾隆、光绪三朝，俢志四次。民国时，县志曾被重印、续印多次，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然而，《长治县志》的纂修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由于资金匮乏、县令调任、战乱频仍等原因，县志未能纂修成功或纂成后未能及时刊刻行世的现象屡有发生。尽管如此，历任县令仍然不遗余力地组织修志，为保存地方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地不懈努力，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长治县志》的全貌。通过对《长治县志》在不同时期的纂修情况进行梳理，不仅可以使其源流分明、脉络清晰，而且从中亦可得见县志的编纂体例和特点。

（一）明万历《长治县志》

明马化龙修、李尚实纂，张主敬续纂。明万历十六年（1588）成书。马化龙，字云卿，别号在田，河南新野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任长治知县。在任期间，平反冤狱，注重文教，为人称道。万历十年（1582）擢兵部职。李尚实，字养虚，山西长治人。张主敬，字倩，号恒华，河北柏乡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任长治县令。他体恤民情，力治潞河，变祸患为福祉。

万历年间，《长治县志》的纂修工作曾进行过两次。据康熙六年（1667）《长治县志》于公允自序：“长治创自明之嘉靖十年。因青羊寇氛荡平而后朝议，遂改州为府，设县附郭。是时，草昧初辟，百务未举，县志末由成辑。越五十余年，前令新野马君欲讨论而修饰之，时有儒绅李裕州者共之。缀辑旧文，力董其任。适马君铨陟部曹，抱牍莺迁，未竣厥事。继而，钜鹿张君于万历戊子岁续纂成帙，流传至今。”[1]可见，第一次修志是在长治县建置五十年（1581）之后，时任长治县令马化龙主其事，乡绅李尚实修之。此次修志虽因马化龙的调任而未能成功，然其草创之功不可抹杀，且为后之修志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第二次修志是在马化龙调任（1582）之后，新任县令张主敬主修之，并于万历十六年（1588）续纂成功。此次修志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仅使前人之努力不至于功亏一篑、付诸东流，而且使其成果得以重见天日、流传久远。

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志：“张主敬《长治县志》，万历戊子修。令。”[2]万历戊子，即万历十六年（1588）。此志大约在明末已佚，《山西文献总目提要》中有著录。乾隆二十八年（1763）《长治县志》卷十二“名宦”篇称其“义例尤严”。

（二）清康熙《长治县志》

《长治县志》八卷，清于公允纂修，姜愃增订。清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西省·晋东南地区》、《中国地方志综录·山西省》、《山西地方志综录·长治市》著录：“《长治县志》八卷，清姜愃修，于公胤纂。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稀见地方志提要》卷三之“《长治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条：“此志公允继万历县志重修，纂成于康熙六年，未之梓而去，越六年，知县姜愃始为刊行。”[3]以上四种书目，皆以为此志纂成于康熙六年（1667），刊刻于康熙十二年（1673）。然而，据于公允自序所述，“敬编成帙若干卷，条分缕析，付诸剞劂，用备采择，以俟后之君子文其阙略而广其传”[1]，他在康熙六年（1667）不只是完成了《长治县志》的编纂工作，可能同时已将之刊行于世了。姜愃在其所修之志序中亦云：“时异则事迹必纷。六年之间，时和年稔，废者兴，阙者补。凡地方之事纲举而目张之，慨然于邑乘之未尽备也。适奉有纂修县志之檄，为之博考典籍，昭示章程，咨访闻人，参订全史，俾数千年之人之事燎如观火。”[1]由此可知，姜愃对于公允所纂县志所做的并非只是刊刻工作，而是在其基础上征文考献、广搜逸闻以求完备，可以说是做了参订补修工作的。

公允，字公胤，湖南善化县人。副贡生。顺治十八年（1661）任长治知县。到任后，有感于世事之变迁无常，邑志之因革损益，而守土者整日逐鹿于征输、手版，对所守邦土之志的搜罗考订工作漠不关心，致使其地之典章制度有所欠缺。故而，他身在其位，力谋其事。在借鉴前人所修县志成果的基础上，披阅书籍，寻访旧闻，增辑补缺，以成完帙。此志成于康熙六年，有白允谦、张道湜二人为之作序，称其“体格详整，考究精核，于田赋、徭役诸大务，登载必晰；盐筴、织篚二端，犹厪长虑焉。其他指陈伦贯，靡巨靡细”[4]。姜愃，字孟宣，号西岩，湖北华容镇人。顺治十六年（1659）进士。康熙六年（1667）任长治县令。在任六年，重视文教，鼓励耕种，当地风俗为之大变。政绩卓著，县民立生祠以报之。因认识到县志的重要性，又感于公允修志后六年间人事之兴废无从考起，加之因缘际会，他得以奉命重修县志。志成于康熙十二年（1673），有卫周祚、吕和钟、万代尚三序。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地理所。上海图书馆藏有抄本。《稀见地方志提要》卷三著录，称其“拾摭颇繁，犹详于藩邸幕佐之事，体裁尚为雅正”[3]。可见，县志在康熙年间经过于允公纂修、姜愃增订之后，体例已经较为完备。又因编纂者勤于搜罗，精于考证，此志蕴含资料丰富，在当时颇有影响。

（三）清乾隆《长治县志》

《长治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吴九龄修，蔡履豫纂。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荣晖堂刻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皆有藏本。吴九龄，字景文，江苏沭阳县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任长治县令。后以政绩卓著擢升广西梧州知府。又调任广东粮驿道、雷琼兵备道、长芦盐运使等职。曾主修《长治县志》和《梧州府志》。蔡履豫，字囟安，安徽江黄人。

此志凡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为目四十六，又子目九。以正史体例为标准，以旧志为参订依据，在旧存县志、府志，并雍正十二年（1734）所修省志的基础上，搜罗遗文故实、考订古今文献而成。关于此志的纂修缘由、方式、特点以及刊刻始末，吴九龄在自序中皆有详细叙述。就其缘由而言，他重修此志主要是因为旧志自身存在很多问题。旧志因年久失修，不仅难以穷尽数十年间名物制度之变化，而且之前所刻之文也已漫漶不清。又因旧志所修在明末兵燹之后，当时书籍散佚较多，很多内容难以稽考，故所成县志很难做到较为翔实、完备。正如吴九龄所言，“此诚非可以因陋就简者也”。然而，真正将修志之事践行，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当时吴九龄已有修志之心，又应邑人修志之请，故面陈修志之事于郡之长官，并得到许可。为了排除己见、博采众长，吴九龄采取开馆修志的办法：“因于城内莲花池梵宇开馆，远延名下士暨邑中缙绅耆旧共襄厥事。或为分修，或为参校，或采于集录，或缮写编订，或监理一切诸务，罔不同心协力。而（九龄）凡有见闻及意拟所至，必公诸同志，一一斟酌损益焉。”[1]此次修志延请名士耆旧，集众人之力以成其事。在修志过程中，既做到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同时也注意集思广益，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同心协力把工作做好。

至其发凡起例，“大率以通志为宗，然后参订以郡志旧志，考诸正史而厘辨之。此言乎其旧存者也，自依前有之项而续入；因前未有之项而新增者，则先稽之于成案，次准之于碑文；或得之于访闻，或得之于举报者，尤必广为咨询，以求其实”[1]。具体而言，此志在内容和体例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从内容上看，此志采摭浩繁，有详有略。如在城池、公署、学校、书社、堡市、祠祀、职官等条目的收录上，不论其废兴迁改，都搜罗详记，尽收不遗，以资考证。而对于因浩繁而不能尽收之艺文，此志在诗赋赞歌之外收录短章，兼采金石遗文及古今著述之有裨观感者以备稽考。在旧文的收录和考订上，皆阐明渊源所自，并据实以录，不敢妄加评骘。如在官师著绩方面，即使是委吏、乘田这样的小官，也不埋没其功绩；对于近代循良，更是载其良法美意，以待后贤之论。对条目所载事实不详者，此志仅述其可知者，绝不妄加增删。从体例上看，此志一改旧志分类欠妥且著录不详之弊，使读此志者可以因类以求、据实以考。如旧志“沿革”条著录简略，并附以坊都、乡约、保甲、镇堡、铺递等条目，分类有失妥当。针对这种问题，此志在编纂时遵循通志义例，独标沿革颠末。至于坊都、镇堡、铺递等子目，详见疆域内；乡约、保甲子目，详见赋役内。又如旧志艺文以诗、赋、序、记等名目分类而不分世次，此志则以有韵、无韵分类并列其朝代，对旧志之未录者进行增补，对其已录者进行去取。在考订轶事上，皆有所本。凡所采录，必注明出处。如姜志，即康熙十二年（1673）《长治县志》之后九十年间的轶事，除了考之于《山西通志》外，绝大部分取自程之玿《潞志拾遗》，且所采之处皆注“见《拾遗》”字。

此志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始于孟春之朔六日，脱稿于季夏之十五日”，历时六个多月。志成之后，吴九龄以捐修学校所剩之资将之刊行于世，即今所见之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四）清光绪《长治县志》

《长治县志》八卷首一卷，清李桢、马鉴修，杨笃纂。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方志库收书总目》、《山西地方志综录》等著录，国内各大图书馆皆有藏本。李桢，字澄周。先后任陵川、长治两县令。马鉴，字保三，广西桂林人。光绪十九年（1893）冬任长治知县。杨笃，字巩同，号秋湄，山西乡宁县人。

光绪年间《长治县志》的纂修，可以说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是役也，实始于光绪之己卯年，刻竣于甲午年之夏月。时阅十五年，官历八九任，而志始成。”[1]光绪己卯年，即光绪五年（1879），甲午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历时十五年之久，历官八九任，足见修志之不易。关于修志的情况，马鉴在《续修<长治县志>序》中进行了详细地叙述：

光绪五年，前州爵宪曾中丞于首会设通志局，前令铜仁李君适奉纂修县志之檄，邀集绅耆，设局采访。是时，事属初举，经费无出，县志末由成编。嗣是十余年，前令朝邑徐君、楚北徐君历相纂辑，书已垂成。迨后，仁和蔡君询知志稿就绪，欲付手民，仍以款绌未果。继而，中州白君莅任，以事寝多年，举意刊刻，奈经费无多，几至因噎废食。适奉宪饬，筹办斗捐，因禀郡中宪陈，借款开雕，规模甫就，而白君调任洪洞。（鉴）以癸巳冬量移是邑，爰咨掌故，首询邑志。乃自李君编纂后，事经数任，尚有未竟之功。……急加编次，以付锓梓。又以年捐不敷，另筹别款，始蒇厥工。[1]

光绪五年（1879），曾国荃奏请补修《山西通志》，并饬令各州县纂修县志以备采择。檄文初下，各地纷纷设局，为一时之盛。时任长治县令李桢董其事。他邀集乡绅耆旧，采摘遗佚，缀辑旧文，然终因经费欠缺未能成编。继李桢之后，知县徐芮南、徐熙亭二人相继纂辑，以成是编。又历李其滋、蔡世佐等任，皆未能将之刊行于世。究其原因，“或以经费不足止其役，或以莅任未久去其官”。直至光绪十八年（1892），《长治县志》的刊刻事宜才被提上日程。时任长治县令白昶奏请郡中宪史陈泽霖补修县志，并设法开雕以成其事。未竣，而又调任洪洞。光绪十九年（1893）冬，新任知县马鉴到任后继其事，历时几个月以成之。

光绪二十年（1894）《长治县志》八卷，体例精核，记载详尽，堪称“清代方志中之佳作”[5]。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类目设置上，此志一改以往志书之法，分四体，即表、志、传、记。卷首有序、序例、目录和圖。卷一为表五，仿司马迁《史记》之表“条分件系，整比年月”的方法进行绘制，分地表、晷度表、封爵表、职官表、选举表。卷二至卷四为志七，包括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学校志、赋役志、艺文志和金石志。其中，地理志分沿革、疆域、乡都、山川、津梁、古迹、冢墓七子目，建置志分城池、公署、仓廒、营汛、铺递、市集、坊表等子目，祠祀志分摊、庙、祠，寺观附之，学校志附义学和书院二目，赋役志分户口、田赋、额贡、额税、盐课等目；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历代著述散载各部之下；金石志分泉布、摩崖、碑碣和经幢四目。卷五至卷七为传六，有史传、集传、列传、别传、循政传、列女传；卷八为记三，即大事记、风土记（附物产）和杂记；卷末为跋，另附捐资姓氏。二是在誊抄方法上，保留原书的叙述之法，“以纲为断，文悉顶格；以目为案，文悉低格”[1]，以存旧籍之原貌。三是在著录方式上，存旧志以明渊源，对旧志采录之处，必详细注明出处；对所征引之古籍、官书，以及名家著述、府志、旧志的内容有所辩证者，则以加案语的方式来清其眉目。

（五）民国时《长治县志》

民国时期，并未对《长治县志》进行再度纂修，而是对光绪二十年（1894）所修县志进行重印、续印的工作。据曾广钦《续印<长治县志>序》可知，县志在民国十一年（1922）被赵芷青重印百余部。其后十余年，付之阙如。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曾广钦由闻喜县调至长治县，因“奉大府明令及邻省来咨，征取《长治县志》以备中央政府及图书馆之陈列”，故询访县志纂修之始末。对四十年（光绪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二年）来县志“失于续修”、“有原板而不续印”之情形，深感遗憾，遂与财政局长裴骏声等进行商议，并依照财政局所藏县志原板续印一百部，存之于县府和财政局，“用以公诸同好，兼备后之輶轩采风者之一助”。

二、《长治县志》的价值研究

长治县地处山西省东南部，居上党盆地腹地。上党，因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而得名。北宋词人苏轼有词云，“上党从来天下脊梁”，其赞美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山西方志和上党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长治县志》具有的价值不言而喻。一是在保存地方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其中，既包括历代乡贤的著述成果，也包括弥足珍贵的文物资料。二是在传承地方历史文化方面首屈一指。县志中不仅记载了其锦绣山川、名胜古迹，而且包含了其丰富的物产资源和独特的民俗风情。通过对其价值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为山西地方文献特别是上党地区的文献研究提供重要资料，而且在服务长治县文化建设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下就其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进行分别论述。

（一）文献价值

长治县作为上党首邑，征文考献必先焉。县志对历代人物传记、地方艺文和书目存佚等资料的著录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长治县志》记载了长治县从西周至清代忠臣孝子、节妇烈女的生平事迹。它采用《史记》列传的形式，为长治县的历代乡贤作传，使之流芳百世。他们或以忠孝节义显（如汉冯参、明任环、周伦、王夫人等），或以德行文章著（如汉冯衍、刘宋鲍照、明栗应麟、清程之玿等）。在记述先贤的事迹之后，有时会附有府志的记载和编者的议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程之玿。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县志所载，“程之玿，字二漳，岁贡生。博学好古，文辞诗赋精雅，艺林推之。亦通岐黄术。著《舌耕堂诗》、《古文随手录》、《续乘余录》、《潞安诗选》、《程氏人物考》、《金刚经集解》、《医海勺波》百余卷，而《潞志拾遗》一书，考覈典核，鉴古者尤激赏焉”[4]。仅用简短的几行字，就将其生平、著述、功绩表现出来。

方志中著录艺文，历来为方志学家所重视。其重要性不仅表现在保存地方文献，而且表现在反映一地的学术源流，对发展地方学术文化、提高地方的知名度至关重要。清代章学诚曾说：“况夫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所自出，治功业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其何以使一方文献无所缺失耶？”[6]可见，艺文在方志中是必不可少的。乾隆县志以有韵、无韵进行分类，以五卷之多的篇幅，记载了长治县从周朝到清代的艺文。光绪县志“艺文志”分经、史、子、集四部，按年代先后详细记载了历代乡贤的著述成果。足见，编纂者对地方艺文的重视。在著录艺文的过程中，以“存”、“佚”、“未见”等方式反映文献的存佚情况，并将有关的序跋以及其他文献的著录情况分列其下。如：史部“后赵程玑《上党国记》”：“佚。案：《太平寰宇记》数引其文，似宋初尚存。益以《水经注》、《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约得十余条。”又“程正绪《程氏乘余录》附《乘余续录》”：“未见。案：《续录》为其子之玿所撰，今并佚。之玿又有《程氏人物考》，今亦不传。以皆谱牒之属，附存其目。”从以上两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文献的著录和流传情况，亦可得知与文献相关的其他信息。

（二）史料价值

作为千年古县，长治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长治县志》中记载了长治县的历史沿革，既包括疆域、建置、祠祀、学校等的沿革，又包括风俗、兵制、职官、艺文等的变化。通过对这些方面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长治县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上党历史文化。

金石文献历来为文献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所重视，因其在保存碑刻、墓志等文物资料方面意义重大。与乾隆县志相比，光绪县志在著录地方艺文之外，还注重对金石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在卷四之中，以“金石志”与“艺文志”并列，志中收录了长治县从后魏至元代的碑刻、摩崖石刻、塔铭、墓志、经幢、石刻等资料。摩崖石刻，如后魏之《赠代郡太守程哲碑》。碑刻又分普通碑刻、德政碑、碑阴和寺庙碑记等类型。如《李抱真德政碑》、《唐故义阳王碑阴记》、《宝云寺碑记》等等。志中不仅详细记载了碑刻的存佚情况、内容特点、大小形制，还明确说明了刻碑缘由、始末和保存地点。除此之外，于每篇之后附加按语，对碑刻、墓志等的相关情况进行评价，且对旧志著录有误之处进行辩证。如《王府君墓志》篇末所附按语：“此志明天启中濬隍于城东南隅所得，唐初府治在隋子城中偏西北，故文云葬城南五里也。可以证旧说壶关故城在城东南七里之误。前志乃据其文，谓隋唐以来之上党县皆不在今城，以五龙山之故城当之，则谬甚矣。”志中记载的关于这些文物资料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其价值的重要参考。

县志中单列“事迹”或“大事记”一类，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法，以年系事，记录了长治县从商周到清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我们研究长治县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光绪县志中明确记载了明清两代长治县多次发生的旱涝、地震、饥荒、蝗虫、瘟疫等重大灾害，以及朝廷采取的减免赋税、赈灾救济的措施。以正统年间为例：“正统七年岁饥，斗粟银三钱；八年三月大雨雹（有大如鸡卵者）；十七年免泽潞去年夏秋税；十八年大雨连旬，高河水溢，漂流民舍，溺死人畜甚众；十九年大饥；二十二年大旱，禾尽稿，人相食；二十三年岁荐饥，疫作，饿殍盈野。遣刑部侍郎何乔新赈济。”不仅如此，还记载了流寇入侵、戍兵叛乱、农民起义等史实，以及朝廷派兵剿匪平叛的过程。如对“清顺治元年（1644）二月李自成伪将刘芳亮陷潞安府”至“顺治六年（1649）十月大兵复潞安”这一事件的叙述，是研究农民运动史的重要史料。除此之外，县志还有关于潞绸由盛转衰之历史命运的记载。在其繁盛之时，织绸机户超过数千家，织机九千余张。后经兵火凶荒，丝织业遭到严重破坏，到明末织机只剩下二千余张。到清初织机止存三百多张。而丝绸工料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加剧了丝织业的衰落，使得丝绸堆积难售。加之官府又减造贡绸，更激化了官府和机户之间的矛盾，最终酿成了“顺治十七年（1660）织绸机户焚机罢市”的事件。正如《中国方志大辞典》评价乾隆二十八年（1763）县志：“利民济世资料较多。既写明清潞绸的织机数，绸的产量、品种、花色，又记清顺治十七年织绸机户焚机罢市的事迹；既反映了全县一百五十余座煤窑的情况，使《革里煤碑记》成为山西煤炭史的重要文献，又录存了紫金梁、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入潞事迹，使‘事迹篇’成了农民运动史的珍贵史料。”[7]

此外，县志中还保存了大量关于长治县风俗、物产、方言等资料的记载。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社会需求，同时反映了此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俗、语音等变化。这些资料，在研究民俗学、经济学和方言学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民俗学方面，如婚丧嫁娶礼仪、岁时节令习俗等。在经济学方面，如县志“物产篇·货之属”：“近桑蚕□废，出无几。潞?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铁，刀锥之利，近亦渐衰。”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了潞绸和铁货的兴衰之状，无形中也透露出了当时长治县丝织业、铁矿业等经济发展状况。在方言学方面，从县志所载方言与现今方言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长治县方言的发展变化。如“家里”条：“沈休文《山阴柳家女》诗‘还家问乡里，讵堪扶作夫’。乡里，谓妻也。《南史·张彪传》‘我不忍乡里落他处’。今会稽人又称家里。潞称妻与会稽同，其义一而已矣。见姚宽《西溪丛诂》。”又“生分”条：“分，读去声。师古注曰：‘生分，谓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也。’见《汉书》。”此二条，时至今日还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流中，虽词义有所扩大，但其原义仍旧保留。当时方言中已有“爸爸”的称呼，但与今义不同，是叔叔的意思。

通过研究《长治县志》的纂修源流，不仅使我们对其主要内容、编纂体例和特点等纂修情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能使我们从中认识到其价值所在，从而更好地珍惜和保护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具体来说，一要充分利用县志所保存的文献资料为上党学术研究服务，特别是县志中所包含的地方风俗、艺文、金石、历史事件等资料；二要继续致力于上党文献特别是县志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不断传承上党历史文化。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努力发扬严谨求实的文献整理精神，体现地方文献的应有特色，注重文献的保护和修复；三要占据上党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提高文化的软实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清]陈泽霖鉴定，杨笃纂修.长治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650，652，654，657-658，658，46，41-45，54.

[2][清]黄虞稷撰，瞿凤起，潘景郑整理.千顷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68.

[3]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1987：153-154，154.

[4][清]吴九龄修,蔡履予撰.长治县志[M],乾隆二十八年（1763）刊本：13，55.

[5]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词典[M].合肥:黄山书社,1986：182.

[6]张莉.民国《闻喜县志》史料价值初探[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9，25（3）:54.

[7]中国方志大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方志大辞典[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