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雅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日常物象是古代小说中重要的叙事道具。赵毓龙指出，“箱笼”作为一种物象，“有助于完成叙事话语对古代妇女生活常态的‘再现’”，它“与主题、情节、人物等叙事结构相结合，成为全书女性书写的有机组成部分”①。笔者认为，这种日常物象与女性书写的关系具有普遍意义。而与“箱笼”一类容器相比，贴身长随的衣物饰品，与女性的情态、行为具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唐传奇中，衣饰物象与女性角色的关系已渐趋紧密，作者不仅借其描绘女性的容貌、体态，更使之同其他叙事结构结合，承担一定的叙事功能。“钗”即为典型例证之一。作为女性的身份标识，钗在唐人小说中多次出现，在女性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拟以钗为考察对象，探究唐传奇中的女性书写。

一

钗是中国古代女性的常见发饰之一，由古笄演变而来，马缟在《中华古今注》“钗子”条言其“盖古笄之遗象也”②。其形制为双股，如毕沅在《释名疏证》卷四“释首饰”条言：“钗，叉也。象叉之形，因名之也。”③其作用是固定发髻，如阮孝绪《文字集略》载：“钗，叉髻也。”④作为首饰，钗亦具有“饰”的功能，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如秦嘉《与妇徐淑书》载：“今致宝钗乙双，价值千金，可以耀首。”⑤女性以钗及笄、梳、步摇、花钿等饰物，搭配各种发式装饰头发，突出女子的形态美。

钗的种类不一，其命名主要基于形制与质地，如雀钗、花钗、玉钗、玳瑁钗等。东汉时钗流行开来，并出现在叙事文本中。据笔者所见，最早为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卷二所载玉燕钗事：“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諃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言吉祥也。”⑥这里的钗类似于主题物，怪异之事围绕其展开。这种为异物作传的叙事程式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并非叙事者已经意识到物象的功能而有意为之。六朝时，干宝《搜神记》多有记录。如卷十一“头语”条：

渤海太守史良姊一女子，许嫁而不果。良怒，杀之，断其头而归，投于灶下，曰:“当令火葬。”头语曰：“使君，我相从，何图当尔。”后梦见曰：“还君物。”觉而得昔所与香缨金钗之属。⑦

在此钗并没有承担叙事功能，仅为再现生活中的一般性物象。由于文言语体的限制，这种现象在“丛残小语”的六朝志怪乃至唐代叙事文本中都不多见。六朝时钗为日常器物，不再是方外异物。作者不再依凭钗的特殊属性，而是借助超现实的情节来表现志怪题材。如刘敬叔《异苑》卷五所载：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盗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致讨执。东阳长山县吏李瑫，义熙中遭事在郡，妇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落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散。⑧

银钗本身并无奇异之处，由其寄身动物重归物主的过程体现“神”的洞察与威权。

钗作为女性起居日用的重要器物，亦常见于抒情文本。早期如曹植《美女篇》有“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⑨句。南北朝时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的宫体诗中，更不乏对钗的书写。如费昶《咏照镜》有“正钗时念影，拂絮且怜香”⑩，庾肩吾《南苑还看人》有“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鬟”句。诗人以钗细致勾画女性的体态美，但未发掘其内涵。唐代钗意象应用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拓展。如杜甫《负薪行》“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白居易《议婚》“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李商隐《圣女祠》“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老妪、贫女之钗皆可入诗，表现对象不再局限于宫闱。此外，由于有“托物言志”的传统，诗歌发展到唐时钗意象的抒情功能不断强化。诗人将感兴之情包裹到意象的糖衣中，使诗歌的内涵含而不露，符合诗歌含蓄蕴藉的审美风尚。

二

钗意象主要服务于描写和抒情，叙事文本中的钗物象则可用于叙事。这主要源于两种文体的表达需求不同，同时也有叙事文学自身发展的因素。唐时叙事文学异军突起，但仍处于过渡阶段，一些小说的创制技巧并未完全成熟。具体到利用物象营构叙事这方面，唐人已经意识到物象在叙事中的能动作用，并开始自觉地将物象应用于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中。李鹏飞提出，“对‘功能性物象’的自发运用应该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但与宋代“明显的自觉性”相比，唐人的物象使用可以说是“并非完全自觉”。原因之一便是唐传奇在物象的应用方法上较为质朴，因此可以说唐代是利用古代小说物象营构叙事的萌芽期。但与前代相比，唐人在物象的设置上仍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例如，唐传奇中钗无论在文本数量上还是叙事功能上都远胜于前。这一方面得益于“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传奇取代了“粗陈梗概”的六朝志怪。另一方面则源于唐代重装饰的社会风尚。陈东原指出，“妇女之重视修饰，以及修饰之进步”，“是历史的自然所演成”。唐代女性对首饰非常重视，上层女性流行梳高髻，戴假髻，平民受此潮流的影响也纷纷效仿，因此妆台上几乎都有钗的身影。此外，唐代女性崇尚绮丽浓艳的妆饰，对钗的装饰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有专门作为装饰的钗。钗的材料、做工更为考究，钗头饰物也更为精巧。

从物的实际功用出发，唐传奇中钗常用作爱情表记。男女交往时常以钗为互赠之物，如繁钦《定情诗》中有“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句。一旦分离，女方往往将钗送还，以免睹物思人，如鲍照《拟行路难十九首》“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句。又因钗为双股，男女双方在分离前往往将其分为两半，一人保留一半，如杜牧《送人》“明鉴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句。诗歌中常借钗来渲染离愁别绪，传奇则以钗为基点展开叙事，如苏鄂《杜阳杂编》中的龙角钗，为“大历中，日林国献”，其“类玉而绀色，上刻蛟龙之形，精巧奇丽，非人所制，上因赐独孤妃。与上同游龙舟池，有紫云自钗上而生，俄顷满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内，以水喷之，遂化为二龙，腾空东去”。从结构上看，钗贯穿整个故事，将情节串联起来。但作者仍旨在“夸远方珍异”，因此延续了六朝志怪的惯有程式，仅强调钗的奇异特性，细致描述其不凡的色泽及形制，而忽视其在情感上的象征作用。此外，也有作者突破了此种定式，将钗与人物行为相结合，从而表达言外之意。如张文成《游仙窟》中载：临别时“五嫂遂抽金钗送张郎，因报诗曰：‘儿今赠君别，情知后会难。莫言钗意小，可以挂渠冠’”。钗作为情感表记代表着五嫂对张郎的爱慕与不舍。而“抽金钗”的动作更加意味深长：钗乃五嫂自用之物，自用之钗本不可轻易赠人，更不必说自头上当场取下，除非关系密切。对比伶玄《赵飞燕外传》中赵飞燕“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雏钗，为昭仪簪髻”之举，同样是抽钗，一个赠胞妹，一个赠情人，足见五嫂待张郎之深情。

三

与爱情表记相比，唐传奇中的钗更多的则是作为女性身份标识。唐传奇中不乏对人物服饰的程式化描写，如《红线》中写红线装扮：“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钗在其中未能引起读者的关注。更多情况下，通过强调钗的质地、形制或形态，钗起到塑造人物、揭开悬念以及勾连事件的作用。

(一)塑造人物

物象的质地是物主身份的直观反映，通过物象的质地塑造人物，这种手法在小说中由来已久。唐以前叙事文本中金钗、银钗往往混用，但王室成员皆用玉钗，因玉石在当时为稀贵材料，如王嘉《拾遗记》卷六载伏皇后为献帝疗伤“刮玉钗以覆于疮，应手则愈”。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法律注明了社会各个阶层可使用的物品范畴。唐代对钗的使用亦有明确规定，《唐六典》中记载：“钿钗礼衣，外命妇朝参、辞见及礼会则服之。……凡婚嫁花钗礼衣，六品已下妻及女嫁则服之；其钗覆笄而已。……其次花钗礼衣，庶人女嫁则服之。钗以金、银涂，琉璃等饰。”钗作为礼衣的组成部分，有明确的等级指向。基于现实，唐传奇中钗的材料已经同女性的身份地位“挂钩”。如《游仙窟》中，五嫂用金钗赠张郎，紧接着写“桂心已下，或脱银钗，落金钏，解帛子，施罗巾”送给张郎。两个赠钗动作间只隔了十几个字，金钗同银钗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主人与婢女地位的差异，可见作者已察觉到钗的质地与物主身份的关联。

物品的质地决定于物主身份，但如果作者根据人物的特殊身份选择相应的物品，则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积极作用。如杜青荑《奇鬼传》中“道政坊宅”条描写凶宅鬼母形象为：“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褡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肋骨于其髻为钗。”作者起初并未直言老母为鬼，而是暂停叙事，不厌其烦地描写其担中之物与髻上之钗，通过钗的独特质地暗示老母非人，结合接下来老母的话，读者可推断出其身份。骨钗之说，东晋已有，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钗子”条载：“又至东晋有童谣言，织女死时，人插白骨钗子白妆，为织女作孝。”可见白骨钗本就和幽冥有关。

(二)揭开悬念

钗是女性日用的装饰之物，使用频率较高，且同服装、鞋履等衣饰相比，不易磨损、脏污，更换频率较低，因此往往容易引起观者注意。钗成为女性身份的标识。唐代诗歌中已经用钗意象指代女性，如李贺《残丝曲》“绿鬓年少金钗客，缥粉壶中沉琥珀”，清人王琦注：“绿鬓年少指男子，金钗客指女子。”再如沈亚之《异梦录》记王炎葬西施挽诗有“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句，前者以金钗泛指歌伎，后者则专指西施。又如冯贽《云仙杂记》卷六“敛诸妓钗钿以记意”条载：“金城多美妓。贺兰剑曰：‘吾既临人，私情难展。遇宴饮则敛夺诸妓钗钿，退以记意。’”凭钗忆人，可见钗已成为物主身份的象征。正是利用钗与物主的这种对应关系，叙事者可以通过强调钗的独特形制，表明女性身份。如《搜神记》卷十四“人化鳖”条中宋士宗之母变为鳖后，正是由于她“尝先着银钗，犹在头上”，家人才得以认出鳖的真身，叙事得以继续。唐传奇中亦有逻辑相似的作品，但情节更为复杂，且均为因果报应、轮回的故事。如唐临《冥报记》卷下“唐韦庆植”条：

贞观中，魏王府长史京兆韦庆植，有处女先亡，夫妇痛惜之。后二年，庆植将聚亲宾，令宰肉备食。家人置得羊，未杀。庆植妻夜梦，见其亡女着青裾白衫，头髻上有双玉钗，是生平所服者，来见母，涕泣言曰：“儿尝私用物，不语父母，坐此业报，今受羊身，来偿父母命。明日当见杀，青羊白项者是，特愿慈恩，垂乞性命。”母惊寤。旦而往观，羊项膊皆白，头上有两点白相对，如玉钗形。母对之悲泣，语家人勿杀，待庆植至将放之……

双玉钗是母亲辨认出羊为女儿的关键线索。唐代少女未出嫁前梳双鬟髻，发髻左右对称，各插一支玉钗，且玉器多为乳白色，因而母亲看到羊“头上有两点白相对，如玉钗形”，便认出其为女儿所化。从叙事上看，女儿托梦陈说时，读者和母亲皆不知真相，悬念形成。而当母亲看到羊身上玉钗之形时，读者和母亲便都断定了羊的身份，因此双玉钗具有揭开悬念的作用。

唐传奇中钗通常同其他物象组合，共同作为人物身份的佐证。如上例，除双玉钗外，“青裾白衫”也与变化后的“青羊白项”相合，只是不如双玉钗来得巧妙，且钗为叙事重点，因此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服装的作用。钗也可以制造悬念，如《冥报记》卷中“隋崔彦武”条：

隋开皇中，魏州刺史博陵崔彦武，因行部至一邑，愕然惊喜，谓从者：“吾昔尝在此邑中为人妇，今知家处。”回马入脩巷，屈曲至一家，叩门命主人。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谒。彦武入家，先升其堂，视东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处，谓主人曰：“吾昔所读《法花经》，并金钗五只，藏此壁中高处是也。经第七卷尾后纸，火烧失文字，吾至今每诵此经，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记。”因令左右凿壁，果得经函，开第七卷尾及金钗，并如其言。主人涕泣曰：“亡妻存日，常读此经，钗亦是亡妻之物。妻因产死，遂失所在，不望使君乃示其处。”彦武又云：“庭前槐树，吾欲产时，自解头发，置此树空中。”试令人探，果得发。主人于是悲喜。彦武留衣物，厚给主人而去。

唐代崇佛，钗、经书、头发都是女性现实生活中的易得之物。金钗与经书、头发均为验证崔彦武前世为人妇的证据。钗和经书是制造、揭开悬念的重要道具。叙事者先由崔彦武忆起前世制造悬念，入家后暂缓叙事，借助对话细致描写金钗、经书的数量、形制，从而加深悬念。之后发现二物，细节果然丝毫不爽，最后主人说明二物与亡妻的关系。通过3个层次的叙述，逐步揭开悬念。

(三)勾连事件

在超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当由非人与人引起的超现实事件结束，继而转入现实事件时，需要必要的逻辑连接，证明超现实事件的真实性，物象即可以发挥此功能。物质形态往往可以跨越现实与虚拟情境的界限，如《西游记》第三十七回中乌鸡国国王在梦中将金厢白玉珪留给唐僧作表记。唐僧梦醒之后说与徒弟，徒弟都不相信，八戒甚至说“做个梦便罢了，怎么只管闲话”。但当师徒“打起火，开了门……只见星月光中，阶檐上，只见真个放着一柄金厢白玉珪”时，方才相信此梦非虚。当白玉珪在现实中被证明为真后，师徒方才相信，从而引出后续事件。

唐传奇“盖出于志怪”，也多有此种情况。叙事者通过强调钗的真实形态，使其成为连接超现实与现实事件的物象，如《太平广记》中出于《志怪录》的“袁无忌”条：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疠，家百余口，死亡垂尽，徙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板床荐席数重，夜眠及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曙月明，共窥之，彩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无忌等共逐之，初绕屋走而倒，头髻及花插之属皆堕。无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其中，无忌还眠。天晓，视花钗牙梳，并是真物，遂坏井，得一楸棺，俱已朽坏，乃易棺并服，迁于高燥处葬之，遂断。

钗是勾连夜晚袁无忌遇鬼妇事件与白天坏井得棺事件的重要物象。袁无忌拾起鬼妇掉落的钗梳等物，且发现其“并是真物”，证实晚上所见为真，遂决定坏井。钗梳等物成为沟通阴阳的物象，使叙事逻辑得以完整。此外，通过强调钗的真实，将虚幻的鬼妇同现实的袁无忌联系起来，虚实结合，增强了故事的神秘色彩，渲染恐怖怪异的氛围。

综合上文，钗作为唐传奇中常见的物象，在女性书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虽然唐人尚未完全自觉地利用钗进行创作，但钗在人物塑造、揭开悬念以及勾连事件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叙事手法虽然不可与明清之际成熟的“以物写人”手法创造的物象相媲美，却也体现出物象叙事在叙事文学发展的过渡阶段的巨大进步，为宋代叙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除了钗，唐传奇中仍有许多物象在叙事中发挥了或多或少的功能，比如同为发饰的簪、梳、钿以及镜子、鞋履等物，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赵毓龙：《“箱笼”：〈金瓶梅〉女性书写的“功能性物象”》，《求是学刊》，2017年第4期，第118页。

③毕沅：《释名疏证》，中华书局，1985年，第145页。

④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42页。

⑤虞世南：《北堂书钞》，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94页。

⑥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⑧刘敬叔：《异苑》，中华书局，1996年，第42页。

⑨曹植：《曹植集校注》，赵幼文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