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嬴嬴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引言

汤亭亭(1940—)，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其作品《女勇士》(1976)一经发表，就轰动了整个美国文坛，被出版商和评论界认为是多年来不可多得的小说，并斩获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非小说奖。这部作品因汤亭亭独特的文化身份背景，展现出的高超写作手法，蕴含的浓厚人文情怀，被频繁地收入美国文学选集，当作文科教材广泛地教授[1]12。《女勇士》的横空出世，改变了华裔文学长久以来的边缘文学地位，使得华裔作品昂首阔步地登上了美国主流文学舞台。

《女勇士》一书由“无名女人”“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门宫外”和“羌笛野曲”5个故事组成，其中第一、第二和第五个故事以“我”的视角叙述，第三、第四个故事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这部作品凭借鲜明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叙事技巧、丰富的内涵长久地吸引着中外学者的目光。虽然有关《女勇士》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有关其“孤独”主题的研究却依然呈空白状态。尽管“孤独”这一字眼甚少在文本中出现，但却贯穿于主人公“我”的成长历程之中。从一出生，“孤独”就与“我”形影不离，直至成年后依旧“不离不弃”，可以说《女勇士》是一部“我”与孤独的抗争史。

“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弗洛姆(1900—1980)，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精神分析学家之一，因其在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被称为“世界思想家”“影响人类历史的名人”。本文将运用弗洛姆的理论，从“我”的孤独表征入手，分析造成“我”孤独的原因，阐释“我”与孤独的抗争经历，从而浅析作者的意图，丰富该文本的研究。

一、“我”的孤独表征

在弗洛姆看来，孤独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而非简单的心理问题，不是仅仅依靠沟通和心理医生的治疗就可以治愈的精神疾病，而是基于人本性之上的哲学范畴。当人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实体的时候，他就已经陷入了孤独的牢笼，“儿童一从那个世界脱颖而出，他就领悟到自己是孤独的”[2]46。孤独“之所以没有发作或被发现，是因为此人的精神结构将其控制于内”[3]4。

虽然“孤独”这两个字在文本中仅出现了寥寥几次，但却是“我”精神世界的常态。从小时候的无人理解，“我妹妹几乎与我是孪生姐妹，是世界上与我最相像的人”，也会因“我”的问题而“惊奇地问：什么？”[4]173到长大以后，以为“我”被母亲和世界孤立，“只要我让母亲了解我的这些事情、这些想法，她——乃至世界——会更喜欢我的，我将永远都不会孤立了”[4]181。以及争吵爆发后，“猛然间，我感到分外困惑，分外孤单，我正在一条条地向母亲倾诉我的不满，与此同时，不满的事情又在增多。除了我之外没人在倾听，没有一个比我高级一点的听众”[4]187。由此可见，“孤独”与“我”如影随形，贯穿着“我”的成长过程。

二、“我”的孤独来源

(一)缺乏身份束缚

“弗洛姆将人从出生到儿童阶段与外界的依附性联系叫做‘原始纽带’，并称人类对血缘和宗族的依赖就属于这种原始纽带的表现……原始纽带能为这一阶段的人提供安全感和方向。”[5]66一旦这种“原始纽带”被割断，人就必然陷入不安与孤独之中。《女勇士》中“我”是在美国唐人街出生的第二代华裔。唐人街是一座白人世界里的“孤岛”，是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为了消解美国白人的歧视，抵抗美国文化的“洗脑”而自发形成的华人社区。这个半封闭的华人聚集地隔离了华人与白人的接触，为延续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习俗创造了一方飞地，较好地保留着中国性。“我的父母不懂英语”[4]149，可想而知，出生在唐人街的“我”在幼年时期说的应该是汉语，受到的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国文化为“我”提供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但当“我第一次进幼儿园，不得不说英语的时候，我就沉默了”[4]148。此时的“我”离开了熟悉的环境，进入了充满异域气息的“美国学校”，面对着满是说英语的同龄人，“我”深感孤单与无力。“原始纽带”的打破使“我”立即陷入了不安与孤单之中，为了逃避这一现实，“我”决定沉默，不再开口讲话。“我”以为只要“我”不说英文，那么“我”依旧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依旧可以找到“我”的根。但是，只要不说英语，保持沉默，就能够避免孤独，找到归属感了吗？可想而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以及文本中夏威夷老师对华裔学生的歧视，从文化到法律到日常都体现出了美国人对华裔的排斥。那么，既然美国社会对华裔如此不友好，“我”选择做一个中国人，依附于中国传统文化，就可以摆脱这种孤独吗？答案依旧是否定的，“我”是在美国这片大陆上出生的，出生证明上写着“我”是美国公民，这是“我”的合法身份，自然而然，在父母及其他人眼中，“我”就是一个美国女孩子。

根据弗洛姆的“孤独—社会无意识理论”，“由于人一呱呱坠地，在社会中便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由于人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有了归属感和相属感”[3]15。而出生在美国的华人，既不被美国人所接受，又不被中国人所承认，他们从一出生就找不到确定的位置，必然会丧失这种由身份带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孤独感的趁机发作便顺理成章了。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的同胞又是谁，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我”不知道哪里是“我”的根，哪里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

(二)缺乏文化束缚

弗洛姆的“孤独—社会无意识理论”不仅指出社会秩序会束缚人的孤独，而且认为精神层次的理念也会束缚人的孤独。例如，因中世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信任与爱心的关系，而不是怀疑与恐惧的关系，所以人们严格恪守宗教信条，相信自己最终会获得上帝的宽恕和厚爱，这使得人从生到死的所有活动都明显处在一种因果关系之中[3]16。中世纪宗教对人类思想行为的束缚和影响，形成了一种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安全感，从而避免了人们孤独感的产生。从文化角度来讲，唐人街的形成是为了保护华裔传统生活习惯与风俗不受美国文化的侵袭。从小就生长在华人街的“我”，因这道人为的屏障，很难系统深入地了解美国道德规则的核心——基督教文化。在《女勇士》中，“我”接受基督教文化洗礼的情节少之又少，而且文中提到的接受方式既不是系统地学习，也不是耳濡目染，而是在公园门口被修女拦住，“威胁恐吓”几句，“她们对我们说，如果我们不受洗礼，就会下地狱，永世不得出来”[4]181。可想而知，基督教文化必然没有植根“我”心，对“我”的影响必定极其有限。既然“我”对基督教的认同度不高，那么萦绕在“我”身边的中国传统文化呢？如果说“我”不认同基督教文化，是因为没有正确的学习渠道，那么“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认同则是源于母亲对中国文化的闭口不提。“她(母亲)从不提前告诉孩子要过什么节，让孩子们充满兴奋地期待，她也从不做解释。”“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保持传统的呢？他们甚至不想让孩子们注意……如果你问他们，他们或是避而不答，或是显得很生气，甚至不准你问。”[4]168父母长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讳莫如深直接封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源头，断绝了“我”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并且“我”所了解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来自母亲所讲述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并不都是真实的，有一些是母亲的梦，也有一些是母亲对中国的记忆。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假难辨，东西方文化的混淆也是“我”难以接受与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汤亭亭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道：“我把东西方故事混淆了，因为我感到这种混淆现象常发生在小孩的头脑里，发生在美籍华裔小孩的头脑里。”不难发现，无论美国文化，还是中国文化均很难令“我”心悦诚服地接受，因此，文化对“我”的束缚力定然极小。没有文化对“我”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那么“我”的举动必然与常人有异，一旦“我”的所作所为不被他人理解，孤独感的触发也就理所当然了。人们常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缺少文化的束缚，“我”不知道该按照什么原则行事，按照什么方式生活，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什么都不清楚的“我”应该怎样与人相处呢，如何找到同伴呢？

(三)缺乏爱的滋养

“我”不仅缺乏束缚孤独的身份、文化，更加缺乏能够有效缓解孤独的爱。在幼年时期，“我”因女性身份备受邻居与亲戚的轻视与厌恶。“一帮华侨邻居冲着我和姐姐摇头。‘一个女孩还不够，又一个女孩’……父母听了以后也自惭形秽，不愿带我俩一起出去。”[4]42三爷爷对着我们大声吼道：“全是些蛆虫！我的孙子在哪里？我要孙子！给我孙子！全是蛆虫！”[4]174女性的身份，使“我”饱受白眼与冷落，“我”几乎从未感受到来自周边亲戚邻居的关怀与爱意，这必然会导致“我”与亲戚邻里的疏离，激发“我”的孤独感。

除了缺失来自周边人群的爱意，“我”更缺少来自父母的爱。文本中，父亲这一形象的勾勒，作者仅用了寥寥数笔，“我”与父亲的对话也似乎难觅踪迹，由此可见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在弗洛姆看来，父亲是孩童精神层面的培育人，父亲用理智和行为对孩子的成长进行言传身教。而《女勇士》中，父亲对“我”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者对父亲这一形象的轻描淡写是“我”缺失父爱的有力证据。父爱的缺失，使“我”难以体会到来自至亲之人的关怀，加剧了“我”的孤独感。“父亲”本应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起着引路人的作用，但实际上，在“我”的生命中，父亲却如隐形人一般。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社会环境的改变，中国传统父权家长制被迫解构，导致父亲家庭地位降低。中美社会环境相比较而言，美国对女性的压迫较之中国稍小，女性地位与男性地位的差距较小。19世纪40年代，美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第一次女权运动的浪潮，美国女性获得了工作的权利，而此时的中国女性，却依旧只是承担着“贤妻良母”的职责。当华裔移居美国时，允许女性工作的社会环境为解构父权家长制创造了条件。为了生存，华裔女性不得不抛弃固有的“女主内”的观念，和男性一样，一同外出工作。且大部分华裔男性，一方面因美国社会的排斥，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因文化水平较低，能力有限，无法从事体面的工作，只能从事一些服务员、浆洗等工作，而女性温柔细心的天性使得女性在这一工作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女性的能力得到了肯定，相对消解了男性的权威。华裔男性卑微的地位，被否定的能力，使得华裔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他们不再是发号施令者。其次，“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抗拒，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教义“父为子纲”于“我”犹如过眼云烟。因“我”无法并且抗拒了解中国文化，导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没有建立“父为子纲”的理念，从而消解了父权。因此，父亲权威的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文化强力侵袭下的式微，使得父亲没有承担起教养孩子的重任，使“我”缺乏来自父亲的关怀。“我”不仅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关爱，甚至在母亲那里，“我”感受到的也只是孤立。弗洛姆认为，母爱是最少明确意识到爱的动机和目的的一种形式，是最伟大和无偿的爱。“我”之所以没有感受到母爱，不是因为母亲不爱“我”，而是因为“我”与母亲之间缺乏沟通。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传统孝道的影响，母亲作为第一代移民，依旧坚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认为孩子应该听从自己的安排，并不需要向孩子解释。二是母亲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拼命工作，没有过多的时间关心“我”的精神状态。三是“我”长期浸淫在母亲的专制之下，不敢反抗母亲的权威，不敢向母亲提出质疑，“我”与母亲的沟通之路被切断了。沟通的失败，使“我”对母亲的误解一步步加深，最终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隔阂。爱意的缺乏，阻断了“我”与他人沟通的桥梁，加深了“我”对他人的疏离感，加剧了“我”的孤独。

三、“我”的孤独消解

根据弗洛姆的孤独理论，“某个人即使生活在众人之中，但仍感到十分孤独。假如这种孤独超过了一定限度，其后果就是患以精神分裂症为代表的精神病”[2]34。纵观“我”的成长过程，孤独感在日积月累中一点点加深，为了避免成为“疯女人”，“我”不得不尝试着消解孤独。弗洛姆强调：“人有一种对孤独的恐惧，而在所有的恐惧中，精神上的孤独是最可怕的……为了满足这一欲望(即克服孤独)，他不惜使用他的一切力量，他的所有权力以及他的整个生命的活力。”[2]35面对压得“我”透不过气的孤独，“我”做了哪些努力呢？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弗洛姆的理论，克服孤独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与群体保持一致，顺从于他的风俗习惯与观念信条，从而达到自身与群体的结合，以此摆脱孤独[6]24-25。而这是建立在放弃自身个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的。要想打破孤独，就必须重新融入外面的世界。为了摆脱由身份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孤独，“我”选择迎合美国社会，放弃华裔身份，做一个美国女孩子。因“我”出生于美国，拥有美国公民证，从小学习的也是美国文化，再加上美国强大的国力，较为平等民主的社会环境，“我”不得不在二选一中，选择更加有利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美国身份。但效果如何呢？“我”为了成为美国女孩子，完全按照美国的要求塑造自己。因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声音听起来“铿锵刺耳”，为了显示出美国气，“我”就表现得“细声细气”。因美国社会排斥中国文化，所以“我”抗拒了解中国文化，厌弃中国文化。“我”处处模仿美国人，事事依从美国标准，这样“我”因身份不确定带来的孤独就消失了吗？“我”与世界的矛盾就消失了吗？答案是没有！即使“我”丢掉了自我，改变了“我”的思想，但“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肤色，改变“我”的血统，“我”依旧被夏威夷老师歧视，被美国社会排斥。“我”为了走出孤独，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依旧没有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而且因为“我”的美国化转变，“我”与父母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代沟越来越不可调和，不但没有打破孤独，反而使“我”深陷孤独的泥沼，不可自拔。那么，“我”究竟该如何做呢？

弗洛姆认为，摆脱孤独这一状态有两种方法：一是上文提到的通过放弃个性，从而融入整体环境，达到消除隔阂的目的；二是“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己、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6]26。在弗洛姆看来，爱是一种能力，包含着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这4个要素，并以博爱、母爱、性爱、自爱和宗教之爱这5种形式存在。“我”在尝试消解孤独失败之后，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呢？“我”是否找到了消解孤独的正确方法呢？为了消除母亲对“我”的孤立，“我”试图通过向母亲诉说秘密来换取母亲对“我”的关注。在沟通失败之后，“我”与母亲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极具破坏性的爆发的争吵打破了“我”与母亲之间的隔阂，开始消融“我”与母亲之间的误解，同时也让“我”意识到“我”的孤独不仅仅来自家人的疏忽，更来自“我”对父母的不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于是，“我”试图到中国去，去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化。一味地排斥他人，只会加剧“我”的孤独，“我”意识到了他人的重要性。“我还从现金收入记录机里偷钱买糖果分给大家，不仅分给弟弟妹妹，也分给陌生人、洋鬼子小孩。”[4]181弗洛姆认为，博爱是构成人类一切爱的最基本形式的爱，其基础建立在对无助者的爱、对穷苦人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上，博爱凝聚了人类的联合、人类的团结一致和人类的思想一体化[7]21。爱是一种勇气，是一种对他人的信任，“我”能够意识到关爱他人，说明“我”认同他人，认为他是“我”的同伴。博爱打破了“我”与外在世界的围栏，“我”开始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表明“我”正在慢慢走出孤独。

绝对的排斥与接受都不是解决族裔人民精神孤独的最佳办法。“沉默小女孩”一味地排斥美国文化，其结果是她只能在父母、姐姐的看护下生活，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依靠家人的这种方法虽然暂时缓解了孤独，但终究不是长久之道，一旦父母、姐姐老去，她又该如何自处？“我”起初一味地接受美国文化，结果不仅没有被美国人接受，反而加剧了“我”与父母之间的隔阂，孤独更甚从前。但当“我”试图了解父母，了解中国，关怀他人的时候，孤独的围墙似乎打开了一个缺口。“我”的成功除了找对了方法，还得益于“我”孜孜不倦的探索。“我”并没有选择像“沉默小女孩”一样，躲在父母的羽翼之下，等待他人的帮助，而是像女勇士一样，尽管前路布满荆棘，依旧毫不畏惧。笔者认为，“我”身上的优秀品质不仅仅在于“我”的勇敢，“我”的反抗精神，更在于“我”愿意抛弃成见，挣脱美国种族主义的枷锁，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尝试了解中国人，了解被“主流社会”所歪曲邪魔化的来自“低等”国家的文化。这是一种抛弃世俗身份，抛弃个人立场，以一颗纯净的求知之心，承载爱意之心去尊重他人、尊重不同文化的人文情怀。

四、结语

孤独是第二代美籍华裔的常态。美国的歧视与排斥，自身与父母不断加深的代沟，导致第二代华裔没有归属感与安全感；中西方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没有一套行为处事的标准；爱的匮乏，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如果任由孤独肆意蔓延，那么最后只有成为“疯子”才能摆脱这种状态。《女勇士》一文中的“我”，尽管被重重磨难包围，但依旧英勇地尝试着走出孤独，不停地摸索出路，最终凭借着爱打破了孤独的藩篱，实现了自身的健全发展，活出了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