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传博

居斯塔夫·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在发表之初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乃至引起了一起诉讼事件。法国政府控诉作品内容有伤风化，对宗教形象和公众道德造成了严重侮辱，这也是作品艺术成就的一个反证。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意义都是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来生成并传递给读者，因此包法利夫人这个人物历来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宠爱。包法利夫人被定义为一个对爱情充满幻想的普通女性，作品展示了她是如何被现实生活一步一步逼上绝路并最终自杀身亡的惨剧。然而，包法利夫人之所以从爱玛变成包法利夫人，主要原因在于包法利先生的存在，两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爱好幻想的包法利夫人和平庸现实的包法利先生处处互为参照，最终都以悲剧收场。在这个过程中包法利先生作为医生的身份设定极为巧妙，同时也至关重要。可以说福楼拜在包法利先生身上倾注的心血并不比在包法利夫人身上的少，而且相比于独特的包法利夫人而言平凡的包法利先生更能代表法国的社会现实。

一、医治关键病人，拓展作品宽度

包法利先生以转学的方式出场，作者用没有穿制服及详细的服饰描写展示他的家境普通。在面对同学们的捉弄时，他局促不安的反应表现出明显的懦弱性格。但尽管不断有同学捉弄他，包法利先生依然能够端正坐两个小时而不动，努力而刻苦的学习，既揭示了他有坚韧不拔的一面，同时也充分展示了他资质平平的一面，因为即便如此刻苦，他也仅仅能够保持不降班的状态。一直精打细算的父母决定让他退学读医，尽管完全听不懂，但也能继续刻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欲望也日益膨胀，“偷懒”“不实习”“不上课”“坐酒馆”“唱小调”等，彻底毁掉了第一次医生资格考试。之后再次埋头用功，坚持不懈，靠着事先记住全部问题的笨方法通过了医生资格考试，得以在道特挂牌行医。

包法利先生医治的第一位重要病人是拜尔托田庄的卢欧先生。卢欧先生摔断了腿，包法利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腿伤这么简单，在医治断腿期间，小说情节飞速发展，首先是卢欧先生的女儿爱玛出场，并与包法利先生互相吸引；其次，包法利先生的妻子艾洛伊丝病死；最后卢欧父女在道特这个环境中都接受了包法利先生的求婚，爱玛与包法利先生结婚成为包法利夫人。第二位重要的病人是侯爵。包法利先生用竹叶刀奇迹般地治好了侯爵的口疮，侯爵邀请包法利夫妇到侯爵庄园做客。这个节点，让包法利夫人得以亲眼看见了理想中的上流社会生活。包法利夫人读书期间形成的爱情和生活幻想，即将被包法利先生婚后的表现消磨殆尽，“爱情仿佛一只玫瑰色羽毛的巨鸟，可望而不可即”[1]33。侯爵庄园之行让包法利夫人幻想成真了，本就难以忍受的平庸现实生活，顿时更加不堪，积蓄已久的情绪开始爆发。为了照顾包法利夫人的情绪，包法利先生决定举家搬迁到永镇。在永镇他医治了第三位重要的病人，罗道尔弗·布朗热的用人，医治过程是非常简单的放血疗法，但影响深远。风月老手罗道尔弗迅速把握住了包法利夫人的心理，并成功发展为情人关系。罗道尔弗的出现满足了包法利夫人对爱情的幻想，相比而言赖昂只能算是有共同语言。包法利先生医治的第四位重要的病人是跛足马夫伊玻利特。在药剂师和包法利夫人的怂恿之下，包法利先生打哆嗦着截断了马夫的肌腱，手术失败，马夫的腿被截掉，更为重要的影响是爱玛感到的耻辱“（包法利先生）这样一个人，她先前怎么会指望他有出息，好像他庸碌无能，她看了二十回，还没有看透一样”[1]157。从此之后，爱玛对包法利先生失望透顶，毫无顾忌地投入到与情人的生活中去。

纵观包法利先生的四次医治病人，前三次在医疗效果方面都比较成功，可惜并没有给包法利先生带来什么好的影响，第一次治好卢欧先生的断腿，使父女二人对包法利先生心怀感激之情，进而将精神层面毫无共同语言的两个人绑到了一起；第二次口疮虽说是小病，但却能带来肉体上的疼痛和生活不便，这足以让侯爵做出邀请包法利夫妇去庄园做客的决定，从而让爱玛在现实中看到了幻想中的生活，越发嫌弃包法利先生的平庸；第三次给用人放血，并没有多少医疗技术含量，但让罗道尔弗有机会接触了爱玛，进而让爱玛以为遭遇了所谓的爱情对象，堕入罗道尔弗的魔掌，为最终的死局奠定了基础；第四次医疗效果失败，被迫截掉了马夫的腿，并不能怪罪包法利先生，责任更多在不学无术的药剂师和望夫成龙的妻子身上，毕竟畸形足的医治根本不在包法利先生的能力范围之内。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玛遭遇罗道尔弗的背叛与抛弃之后，大病一场，包法利先生朝夕伺候，却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妻子为何而病。甚至最终爱玛吞服砒霜自尽，在漫长的毒发过程中，包法利先生也一筹莫展。

包法利先生对包法利夫人的无视并不是对其冷漠而是他长期以来形成的女性观。包法利先生的女性观与其母亲有密切的关系。包法利先生的父母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其父亲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事无成，又拈花惹草、酗酒成性，导致其母亲“日子过得孤零零的，好胜心支离破碎，她把希望统统集中在这孩子身上”[1]7。于是包法利先生的母亲，为他争到开蒙，请教堂堂长教，后来又决定把他送进鲁昂的中学，之后又让他退学读医。在学医期间，他的母亲给他定好房子，定好房饭钱，事无巨细安排停当。在第一次医生资格考试失败后又安慰包法利先生，继续安排好一切，拿到医生资格以后又大摆筵席，选定行医地点，不惜盼望着当地的老医生去死。更夸张的是他母亲给他选定了一个四十五岁的寡妇做妻子，甚至想尽办法挤掉了一个又一个竞争者。可以说从小到大，包法利先生都处于自己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造成他对自由的渴望，以及他在男女关系之中的弱势。在与又老又丑的寡妇结婚之后，包法利先生又落入其掌控之中，比之前母亲的控制更严格，包括在人面前该如何说话，每周的食谱，如何穿衣，逼债，无时无刻不窥伺他的行动，尤其是与妇女相关的行为，在感情上也是畸形的蛮横索取压榨。包法利先生缺乏对女性的正常认知，根本不会与女性相处，甚至求婚时都没有直接面对爱玛，只是在卢欧老爹面前嗫嗫喏喏、结结巴巴地重复对卢欧老爹的称呼。婚后，他只知道自己无忧无虑，根本不了解包法利夫人的想法，以至于包法利夫人“推开他，半微笑，半腻烦，好像对付一个死跟在你后头的小孩子一样”[1]28。包法利先生只知道像“小孩子一样”从女性哪里索取，压根不知道该如何像成年人一样给予，又怎么能够给包法利夫人带来爱情呢？最后只能一切都归结给“错的是命”[1]302！而支配命运的人觉得他“说这种话，未免过于宽厚，简直可笑，甚至有点下贱”[1]302。包法利先生是永远处于母亲照顾之下的婴儿，承担不了成人的责任，他靠死记硬背考取医生资格证而并不能有效医治病人，何况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供他死记硬背的答案，最后只能是害人害己。

二、设定医生身份的缘由

首先，福楼拜出生在医生世家，祖辈行医，虽然多是一些底层医生，甚至是兽医。到福楼拜的父亲时，家族行医得以发扬光大，他父亲是当地市立医院的医生，并长期担任院长，去世后由福楼拜的伯父继续担任院长。《包法利夫人》中在爱玛服毒自尽的最后时刻，被寄予厚望的拉里维耶尔医生就是福楼拜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塑造而成[2]12。福楼拜的长兄按照父亲的意愿继续习医，虽然福楼拜没有从医，但他也从小耳濡目染对医生的职业较为熟悉，甚至也有过被医学研究所吸引、总想解剖的时刻。同时他本人也疾病缠身，长期接受治疗，可以说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这两种身份他都比较熟悉，因此在描写医生生活时较为便捷。在描写包法利先生给马夫伊玻利特治疗跛足的过程中能够切合实际，病情发展符合逻辑，医疗术语使用精当；在描述药剂师的生活时能够做到准确无误；在描述爱玛毒发的过程时极为逼真“吐血”“舌头更紧了、四肢抽搐，一身棕色点子”[1]278，让人感同身受。福楼拜给批评家泰纳写的信中称在“描写爱玛包法利服毒的时候，我自己的口里仿佛有了砒霜的气味，我自己仿佛服了毒，我一连两次消化不良，两次真正消化不良，当时连饭我全吐了”[2]82。

其次，在19世纪的法国，医生的社会地位较高，福楼拜的父亲去世时“这是一个普遍的殡丧，鲁昂市立医院的老外科主任埋往纪念公墓的日子，全城休业，仿佛遭逢了一场公共的灾难”[2]17。医疗行业越来越规范，包法利先生必须考取医生资格证以后才能以此谋生，药剂师也必须与医生合作才能合法经营药店，医学博士的地位更高，“卡尼韦博士割大腿，成了镇上一件大事”[1]156。爱玛吞服砒霜后，拉里维耶尔博士应邀前来时“天神出现也不见得会引起更大的骚动。包法利举起双手；卡尼韦赶快住手；郝麦不等医生进来，先就摘下他的希腊小帽”[1]278。这也让包法利先生这样的普通人能够以职业之便接触到上至侯爵下至马夫各个层次的人物，便于勾勒出社会的全貌。

最后，福楼拜在包法利先生的医生身份设定上寄寓了一些讽刺意味。包法利先生从医纯粹是为了挣钱糊口，本身毫无学识可言，只会照搬一些死记硬背的简单医疗手法。最认真的学习也就是第二次备考医生资格证，之后他从来不看书，即便是医书也看不到一行，就开始打盹。为人没有进取心，即便在外受到同行的羞辱也毫不在意。反而是药剂师郝麦，张口闭口大谈先进医学，标榜自己的能力，抓住一切机会拉拢医生，以便发展自己药房的生意。其实郝麦只会虚张声势，嘴上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实际上连拿手指催吐的动作都不敢做。

福楼拜从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医生行业入手，用手术刀般的笔法，切开了法国社会的一角。四次关键行医奠定了包法利一家的悲剧遭遇，揭开了从上到下各个阶层虚假腐败的生活面貌，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十九世纪法国社会风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