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攀

（广东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肇庆 526114）

2020年于美国上映的《爱玛》是由奥特姆·代·怀尔德执导，改编自简·奥斯汀同名小说的最新版电影。电影沿用了小说的主线情节：美丽、有钱还喜欢做媒的少女爱玛·伍德豪斯与年长许多的乔治·奈特利先生曲折的爱情故事。显然，借助光影声手段的镜头语言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方式，而经典的作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被重新诠释，赋予了经典新的内涵。

2020年电影版《爱玛》所展现出的男权社会的阴影远比女性主义要浓郁得多。笔者从电影中截取11个男女主人公对白的片段进行定量与定性的研究，以期揭示《爱玛》中所展现的女性主义不过是父权驯养下的“女性主义”。

一、奈特利的话语权高于爱玛

整个影片，奈特利和爱玛共有11次会话，其中，有6次奈特利的话轮数目多于爱玛。而针对话轮长度而言，有8次奈特利的话轮长度高于爱玛。总的来说，奈特利的话轮数目和话轮长度均大于爱玛，这不符合男性没有女性善于言辞的一般特征。其中，有3次会话，奈特利的话轮长度几乎达到爱玛的2倍。这3次会话的场景分别为奈特利训斥爱玛唆使哈莉特拒绝马丁的求婚、奈特利训斥爱玛对贝茨的无礼态度和奈特利表白。奈特利对爱玛滔滔不绝的教诲足以证明其爱之深，则责之切。反观爱玛，奈特利赞赏简的才华和品行时，她深受触动，因嫉妒和醋意而不自觉地剖析内心。

奈特利总是会话的发起者。11次会话中，有9次是奈特利开启话题。他总是省去寒暄，单刀直入地挑起和爱玛的会话。提问、质问、甚至训斥是奈特利对爱玛发话的常用手段。而质问和训斥本身带有责怪的意味，这定会损害听话人的面子，因而，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是长辈对晚辈或者上级对下级才会做出的行为。而奈特利常常质问和训斥爱玛，这足以说明他自居为长辈，他认为自己有权干涉爱玛的言行，在与爱玛会话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带有教导的动机。他甚至对爱玛表白时也直接坦诚：“我总是对你说教，总是责备你，而那一切你都容忍了，全英格兰没有其他女人能像你那样容忍我。”

据统计，在11个会话片段中，奈特利共呼叫爱玛名字多达18次，而爱玛则只在打招呼时称呼奈特利为先生，会话过程中并没有提及奈特利的名字。他们对彼此不同的称呼方式体现了两人的年龄差，说明奈特利把爱玛当作晚辈，而爱玛很敬重奈特利，在她心里，奈特利是亦师亦友的存在。

法国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1]，他论证了权力和话语的关系，认为话语是一种权力，拥有话语权意味着拥有更高的权力。纵观奈特利和爱玛的互动过程，奈特利的话语权明显高于爱玛，他在与爱玛的谈话中，占据主导和权威的地位，就像是站在一个长辈的立场对晚辈进行规诫教导。至少在话语权层面，两人的互动并未体现出“女性主义”倡导的所谓的“男女平等”。然而，讽刺的是，爱玛也逐渐被他教育引导成为他所期待的样子，“养成系”爱情的既视感逐渐凸显。

二、三角形构图的强烈暗示

奈特利与爱玛言谈的场景多为室内，有烛光，渲染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11个场景中有7个都设置在爱玛家里，说明奈特利经常过来看望他们。爱玛家的每一个重要的场合，比如泰勒回家探望爱玛父女、贝茨一家受邀到访等，奈特利都在场，说明他与爱玛家关系极为亲近，爱玛一家把他视作亲人般的存在。而除了这些略显正式的场合，奈特利时常散步来到爱玛家与父女俩交谈，显然这也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且，在爱玛与奈特利互动的片段中，爱玛父亲直接参与会话或是在场的场合多达5个，这说明爱玛父亲对两人关系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三人同时在场时，构图永远为三角形。奈特利初次登场拜访爱玛父亲时，从爱玛的视角出发，她离父亲和奈特利的距离相等，这说明她潜意识中敬重奈特利的程度就像敬重自己的父亲一样。起初，客厅里只有伍德豪斯一个人，奈特利与他交谈了几句，等爱玛进来后，奈特利逐渐把会话对象转移到爱玛身上，他移动到爱玛身后，开始跟她斗嘴。在奈特利向爱玛父亲辞行去伦敦时，爱玛刚拜访贝茨回来，她走到两人跟前，在距离奈特利和她父亲同等远近处停下，这在有意无意间又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构图。而在该场景的最后一幕，奈特利辞别爱玛父亲后，走向爱玛，单独与她道别，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原本的结构，暗示了奈特利在无意间试图改变他与爱玛固有的长晚辈的关系。接此，奈特利与爱玛在草地上互相表明心迹后，奈特利再次拜访爱玛一家。爱玛父亲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异常，于是借着移动屏风刻意制作机会，迫使奈特利从与他同侧的位置移动到爱玛身旁。再一次，原本奈特利与爱玛父亲同一水平线的三角形构图转变成了奈特利与爱玛同一水平线的构图，这暗示着奈特利最终将调整其亦父亦兄的身份为与爱玛具有平等身份的恋人。

上述3个场景中，爱玛父女和奈特利3人同时在场，三角形的原有顶点为爱玛，她离父亲和奈特利的距离相等，这说明奈特利和父亲在爱玛心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也说明这三个人的关系稳固，不会被轻易打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每次会话的过程中，奈特利都移动了位置来到爱玛身旁，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改变原本的正三角形构图。而他的一次次主动言行使得他和爱玛的感情逐步升温，最终，正三角形变为斜三角形，其顶点也由爱玛变为爱玛父亲，这说明奈特利愿意和爱玛统一战线，一起担负起照顾爱玛父亲的责任。但无论怎样调整位置，此3人三角形构图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其稳定性也将长长久久地存在。同时，这也预示着爱玛的婚姻大事是妥协了她父亲生活需求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婚后生活与婚前并无二致，她被父亲和奈特利联合教导成了理想的女儿和妻子人选。

三、被父权驯养的“女性主义”

一方面，奈特利乐此不疲地教导爱玛如何为人处世，另一方面，爱玛虽时常口头反驳奈特利的意见，但内心深处却也对奈特利的教导产生依赖，她不仅很在意他对待事物的态度，也每每在被教导后朝着他的期望不断改正错误。

有一个场景设置在爱玛家的客厅，哈丽特和爱玛紧挨着坐在沙发的正中央，奈特利坐在靠近沙发的椅子上面看书，距离她们一步之遥。哈丽特引用马丁夫人的话夸赞爱玛是“整个海布里最好看的女人”，爱玛听后哈哈大笑，但她注意到奈特利在看她。于是，她一边留意奈特利的表情，一边开玩笑似地向哈丽特抱怨，永远不要在奈特利面前夸赞她，因为奈特利认为她已经很自负了。奈特利没有抬头，回答道，她的自负不在于美貌，而在于另一方面。纵观整场会话，虽然爱玛的会话对象一直为哈丽特，但她每次发言之前都停顿几秒，先观察奈特利的表情，斟酌之后再开口，这足以说明她的发言内容深受奈特利的影响。爱玛迫切地希望得到奈特利的认可，而奈特利却因为太了解她反而更容易看出她的缺点。鉴于两人的年龄差，一幅小女孩儿渴望得到大人的肯定却接收到了持续的否定，从而不断证明自己的画面浮现于眼前。

爱玛在画室为哈丽特画了一幅肖像画，希望能够增加埃尔顿对哈丽特的好感。画像完成时，爱玛的父亲和奈特利一同前来欣赏。爱玛先是看向父亲，随即立刻转向奈特利，期待他的评价。奈特利认真端详了一会儿，真诚地指出画作有些夸张，爱玛流露出失落的表情。

在威尔顿夫妇家举办的宴会上，埃尔顿拒绝与哈莉特跳舞，这让哈丽特非常难堪。奈特利及时出现帮忙解围，爱玛目睹了这一幕。一曲舞毕，爱玛走到一旁安静的角落休息，心中不免因先前看错了埃尔顿，又因罔顾奈特利的警告而自责不已。这时，奈特利走过来安慰她。这是整部电影中，爱玛第一次主动道谢并道歉。长镜头呈现了两人的背影，把爱玛羞愧自责无颜面对奈特利的心理展露无遗。

继奈特利训斥爱玛对待贝茨太过无礼后，奈特利来到伍德豪斯家辞行。他与爱玛父亲正聊着，爱玛拜访贝茨归来。爱玛父亲在这场互动中起着重要的调解作用，看到爱玛回来，他先是询问爱玛贝茨姑侄二人的状况，随后向奈特利解释说爱玛去探望贝茨了，平时也一直很关心他们。爱玛听到父亲在奈特利面前为自己说话，羞愧难当，她并没有接话，而是把脸转向一边。奈特利得知爱玛探望过贝茨，他感到欣慰，笑了笑。表面看来，爱玛虽在场，却并未发言，这场会话是由伍德豪斯和奈特利完成的，但爱玛却是两人谈话的主题。爱玛父亲对爱玛的肯定，变相地向奈特利传达爱玛知错已改的信息，这一方面体现了父亲对女儿的偏爱，与此同时，也说明爱玛父亲很看重奈特利，想要为女儿争取一个好印象。

综上，无论是爱玛在意奈特利对她的评价，她期待奈特利肯定她的画作，还是她在被奈特利训斥后去找贝茨道歉，都体现出爱玛听从且依赖奈特利的教导。奈特利帮助爱玛改正缺点完善自我，将她塑造成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女性，而爱玛就像一个小女孩儿一般，试图通过不断满足来自男性视角的期待，以维持和谐发展的两性关系。

四、揭开“伪独立”的面纱

爱情与婚姻是奥斯汀笔下永恒的主题。浪漫的爱情或许是偶然，情感战胜了理智，然而，朴素的婚姻却需要将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拉入凡尘，历经生活的洗涤。自小说发表以来，“爱玛”这一文学作品形象，一直被称作是“白富美”的代名词，新时代女性的代表，她与奈特利喜结连理也被视作为一个女性嫁给爱情的最好典范。诚然，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在那个年代已属先进，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展完善。但倘若我们以批判的眼光稍加审视，不难发现，无论是小说原著，抑或是多版影视剧改编作品中，在喜剧的表象之下，其苍凉的底色依旧清晰可见。

如果说爱玛为哈丽特和埃尔顿牵线是自负的表现，是一种理想主义。她认为哈丽特值得比马丁更好的人，然而代表男性观点的奈特利却毫不留情的泼了她一盆冷水，事实也证明，只有阶级匹配的马丁才是哈丽特最好的归宿。同样，奈特利也没有俗套地爱上如灰姑娘一般的哈丽特，而是倾心于与他家世、财力等旗鼓相当的爱玛。而爱玛的美貌、财力和家世等都得益于她先天的条件，并非是依靠个人奋斗所得。因而，女性主义所宣扬的“独立”并不成立。况且，爱玛与奈特利协议，婚后将一起住在爱玛家，这也意味着至少在物理层面上，爱玛并未与其原生家庭分离。表面上看来，奈特利迁就爱玛，没有强制她放弃原有的生活环境，愿意搬过来与她一起生活，这是一种妥协，是女性主义在某种层面上取得的胜利。但细细品来，爱玛其实并未脱离其家族为其提供的优渥环境，反而是仰仗这些优势，才觅得如意郎君。

此外，影片中的爱玛并非是完美的女性形象，她也有一些性格缺陷，比如骄傲、自负、明确的等级观念等，但这丝毫不影响哈丽特膜拜她、奈特利爱上她，小镇人们尊重她。但如果没有出身、阶级、财力等光环的加持，爱玛很可能只是一个寻常人家的普通女孩儿而已，很难获得与现在同等的关注和爱。她的最终归宿也很难是完美伴侣奈特利。

结语

《爱玛》常被认为是一部体现“女性主义”的作品。在原著中，奥斯汀赋予了女主人公爱玛美貌、出身、教养等先天优势，企图证明，如果一个女性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精神自由，那么，她所选择的婚姻将不会受到太多世俗条件的限制，而是以爱情为前提的。不难看出，奥斯汀用心良苦，在那个男性地位明显高于女性的时空之下，她刻意描绘了一个宛如童话般的故事，将心目中的理想呈现于众。后续多个影视改编版中，也都保留了爱玛这一“白富美”的设定。2020年的最新改编电影中，甚至出现了奈特利躶体穿衣的镜头，这更像是对男性主义的一种调侃。可即便如此，整个影片依旧被笼罩在深厚的男权社会阴影之下，爱玛出嫁前从父，出嫁后从父和夫，在其成长过程中，她鲜有独处的时光和独立的意志，更不必说她是否心怀梦想，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某种意义而言，爱玛的一生都在不断满足来自男性的期待。因为母亲早逝的缘故，她自小就协助父亲掌管家务，俨然一幅女主人的模样。在成长过程中，她不时接受奈特利亦师亦友的教导和规劝，被他调教为理想的妻子人选。又因父亲的过分依赖，爱玛最终并没有远嫁，而是在权衡之下，选择了无须改变生活方式的婚姻形式——奈特利搬来同住，两人共同照顾父亲。哪怕是最新的电影改编，也未能逃脱父权社会的阴影。所有迎合时代的改编无非是为伪“女性主义”裹上了一层华而不实的鲜亮外衣，其悲凉的底色未被撼动分毫，本质上，不过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女性主义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