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强

近代中国是一个处于“变”的时代，这种变不仅来自外敌入侵使国人越来越意识到封建王朝的政体已经岌岌可危，更重要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使越来越多的精英知识分子认识到“向西学习”“启迪民智”的迫切性。报纸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它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宣传性强。[1]鸦片战争后，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等精英知识阶层从文人向报人身份的转变及大量政论报刊的出现，国内办报高潮应运而生。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办报救国”的热潮，涌现了大量具有爱国精神和高度责任感的新闻报人。潮汕处于粤闽交界，地理位置偏僻，自1860年开埠以后，商业贸易日渐繁盛，至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前已成为华南地区贸易大港。同时，以新式传播与教育事业为代表的新事物纷纷引入，早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先后开办电报通讯和新式学堂。在浓厚的商业和开放氛围下，1902年5月，杨沅、何士果、陈云秋、温廷敬等知识分子在汕头创办《岭东日报》。[2]《岭东日报》作为第一次国内办报高潮中具有影响力的地方报刊，当时在广东地区以及香港、泰国的潮汕华人圈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在新闻审查异常严厉的清末、民国打压政策下，还坚持办报八年之久，对潮汕地区的报人办报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除了影响力巨大的《岭东日报》外，近代潮汕地区还涌现了一批新闻人才，以黄天鹏（广东普宁人）为代表的新闻界翘楚，不仅具有丰富的新闻实践还有系统的新闻理论著作。新闻教育家罗列（广东澄海人）、方汉奇（广东普宁人）等在新闻教育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为我国的新闻教育提供了科学的方向。

一、三位近代潮汕新闻教育家的研究概述

黄天鹏（1905—1982），广东普宁人，近代著名的报人，新闻教育家、新闻思想家。黄天鹏是新闻界的全才，不仅具有科班出身的学历，毕业于北平大学报学系，还主编了我国第一本新闻界学术刊物《新闻学刊》。学界对于黄天鹏的研究内容较少且不全面，其中，单波、李秀云、曹爱民、张振亭的研究较深入。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中，单波认为黄天鹏是“以新闻为本位时代的一个总结者”。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中国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许多问题同时暴露出来，“新闻学面临着向广度与深度开掘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寻求更广阔的学术空间的任务”。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黄天鹏“以其全面的总结、细致的研究、丰厚的成果以及学术组织能力，打破了新闻学界的沉寂，引发了人们对新闻学的浓厚兴趣，启发了人们反思新闻现象的自觉”。因此，他把黄天鹏称为“新闻本位时代”的总结者。[3]主要表现有：一是在总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新闻事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广告在报纸经营中的主体地位做出了更深入的探讨”；二是通过创办新闻学刊物，吸引当时许多新闻学研究者，构建了一个松散的研究群体，对新闻学诸多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曹爱民认为黄天鹏“对民国时期新闻学和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他是“中国早期新闻学术活动的先驱人物之一”“全方位构建中国现代新闻学科体系的第一人”。曹爱民还系统地总结了黄天鹏新闻思想的多维构成：在新闻事业观上认为“报纸真正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在新闻记者观上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具有专业素质与职业修养兼备；在媒介教育观上，应“普及大众新闻教育，培养公民素质教育”；在新闻管理观上，应“尊重、扶植和善待新闻界”。[4]李秀云在其专著《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留学生与中国新闻学》《中国新闻学术史》以及多篇论文中对黄天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重点是研究黄天鹏在民国时期新闻学术史上的地位、贡献。因黄天鹏具有强烈的学科历史意识，曾多次对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做过详细的学术史梳理，李秀云称其是“中国新闻学术史观的第一阐释者”。[5]李秀云还认为他是我国媒介素养最早的阐释者之一。张振亭在其专著《专业化与大众化：黄天鹏新闻思想与实践研究》中，系统全面地研究了黄天鹏的从业经历及学术思想与编辑思想。地方史《潮汕文化选》第三集中介绍了黄天鹏创办中国第一本新闻学术期刊、设立万国报纸博览会中国馆以及首创报纸要闻版的情况。

罗列，汕头澄海人，对罗列的研究目前国内还是空白，没有检索出一篇相关论文。罗列在战争时期做过记者，解放后又出任《解放日报》编委，后又转入新闻教育领域，先后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汕头大学副校长。所以说，罗列是从业界进入教育领域的新闻专家。他在《目前新闻教育的几个问题》《十年来我国的新闻教育》等论文中系统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应从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在正确政治方向的指导下，抓紧基本功的训练，学好语言文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学科，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的基本功训练”。

方汉奇祖籍普宁，长于北京。对于方汉奇的研究，国内青年学者刘泱育的成果颇丰，他已经将方汉奇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出版了专著《方汉奇传》，以方汉奇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为生人立传。他的论文《论方汉奇的学术研究起点》《论学术研究中的分期标准——“以方汉奇学术道路的分期标准为例”》提出了方汉奇的研究是从1944年集报开始，并认为“集报”与“开始对新闻史感兴趣”并不意味着开始新闻史研究，认为方汉奇的学术研究真正始于1948年6月其第一篇新闻史论文《中国早期的小报》的正式发表。他还对方汉奇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论文《方汉奇先生的治学思想》与《方汉奇早期的鲁迅研究及启示》系统阐释了其治学理念。对于方汉奇的思想研究主要体现在方汉奇的自述、采访与漫谈中，陈娜的教育部课题“当代杰出新闻学者自述、实录研究”中采访方汉奇探讨中国新闻史的前世与今生。王天根的访谈《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方老进行了对话。

以上对三位新闻教育家的研究都是停留在个案研究上，侧重于阐释新闻教育家的新闻从业经历、新闻学术研究与思想、新闻实践及新闻观念，未能从宏观的媒介环境视角去探讨潮汕文化作为“社会环境”的媒介对他们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二、潮汕新闻教育家新闻思想研究的新维度

（一）潮汕文化对近代潮汕新闻教育家新闻思想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潮汕新闻教育家以黄天鹏、方汉奇、罗列为代表，他们的新闻事业成就与新闻思想深受潮汕文化的影响，在新闻活动与新闻教育中践行了潮汕文化的内核。黄天鹏早期的新闻活动都是在汕头地区进行的。方汉奇虽出生在北京，但“家学”思想主要来自祖父方云石（普宁人，为清朝秀才）。罗列（澄海人）战争时期主要从事记者工作，解放后从事报刊编委与新闻教育工作。他们共同受潮汕文化的熏陶，潮汕文化的文化心态、人体观念和行为准则使他们在新闻事业中形成了“凝聚、创造、开拓”的新闻事业观。潮汕文化的“怀抱祖德、慎终追远、银信合一、以善为乐”的宗族礼仪观对他们的新闻伦理观产生的重要影响在于为“公共利益代言的公共精神”。黄天鹏虽然承认报业的经营是一种商业经营，但它又与纯粹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经营是有差异的。报业营业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的，凡事与公共利益有损的，纵能获利亦不能为。罗列的新闻实践源于抗战时期，所以，他认为新闻事业的第一要义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方向把握不好，再好的新闻作品也是徒劳。这与马克思新闻观的“媒体党性”“党管媒体”是一致的。方汉奇强调新闻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新闻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恶意炒作，而是建立在内容真实、立场客观的基础上让受众认清真相。黄天鹏、方汉奇与罗列都具有丰富的新闻事业经历，要根据媒介环境学的理论，通过收集查阅相关文献和资料，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提炼出他们的新闻事业思想观，即对于新闻事业的地位和职责论述、新闻伦理论述、新闻事业的实践方法论述、新闻编辑出版思想与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和职责研究。

（二）近代以来潮汕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研究

黄天鹏、方汉奇与罗列的新闻教育思想具有先进性，研究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对指导今天的新闻教育具有科学的借鉴意义。经过系统提炼，黄天鹏的新闻教育观体现在：教、学、研一体化，倡导媒介素养教育；方汉奇认为新闻教育应该坚守“史论与史观相结合”“实证研究”“打深井、重个案”；罗列的新闻教育观主要体现在：正确的政治方向、匡扶正义、有理有据、实事求是、抓好基本功、拓展知识领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