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杰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100024）

作为现阶段我国艺术科学领域的高层次、最具权威性的基金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对包括音乐研究在内的艺术科学研究，在国家层面起到了示范引导的作用。因此，其立项情况，一方面体现了国家在音乐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推动了音乐文化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当代音乐学的发展现状，引领了学术研究的方向，成为学科建设的参考和参照。

而音乐传播研究作为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以及作为“音乐学研究在新的社会与技术条件下的延伸与发展”①曾遂今《音乐传播与传播音乐》，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93页。，契合国家社科基金所倡导的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其发展现状和趋势想必将在立项情况当中得到体现。

由此，笔者从近五年（2014年至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名单中，搜集整理出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的项目信息，②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着眼于“音乐类项目”，而在戏曲类、说唱类的立项项目中，其实也有不少与音乐传播研究有较高的关联度，例如2014年度一般项目“京剧在闽台地区的发展流播及其剧种辐射研究”（邱剑颖，福建省艺术研究院）、2015年度一般项目“民国年间的京剧唱片研究”（赵炳翔，上海师范大学）、“民国戏曲期刊研究（1912—1949）”（单永军，湖北文理学院）、“粤港澳文化生态与近代粤剧发展演变研究”（李静，华南师范大学）、2018年度西部项目“蒙古族说唱艺术胡仁乌力格尔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李淑玲，内蒙古会展经济科学发展研究会）等，本研究并未将其统计在内。希望能从其整体立项情况、选题方向、项目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分布等信息中了解到音乐传播研究在国内的发展现状中的一些重要面向及趋势，以期对相关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学术平台建设工作带来一些参考和启发。

一、整体立项情况

实际上，在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课题指南①课题指南的意义在于“进一步突出重点，针对我国艺术学各学科中所确定的若干优先研究方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对音乐传播研究方向的倡导，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的条目数量在所有音乐类条目中也占到大约四成乃至接近半数。②各年度课题指南中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条目占比情况及具体内容如下（括号中“分子”为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条目的数量，“分母”为所有音乐类条目数量；带“*”号为具体条目，其余为方向性条目）：2014年度（6/16）：区域音乐研究，传统音乐活态传承与保护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国音乐文化产业研究，音乐传播研究，广播影视音乐研究；2015年度（7/16）：民族音乐中的区域音乐研究，传统音乐活态传承与保护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电影音乐创作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中国音乐文化产业研究，音乐传播研究；2016年度（11/23）：音乐学的学科现状与前沿问题研究*，区域音乐研究，音乐表演体系研究*，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电影音乐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音乐生态研究，中国音乐文化产业发展及其价值导向研究*，音乐传播研究，音乐科技研究；2017年度（14/32）：音乐学的学科现状与前沿问题研究*，中外音乐表演理论研究*，中华音乐文化海外传承研究*，音乐批评的理论研究，区域音乐研究，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保护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电影音乐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传播研究，音乐科技研究，音乐产业研究，音乐的功能性研究；2018年度（17/35）：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革命音乐文化研究*，中国校歌文化研究，音乐学的学科现状与前沿问题研究，中外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中外音乐表演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华音乐文化海外传播、传承研究，音乐批评的理论研究，区域音乐研究，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电影音乐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音乐生态研究，音乐传播研究，音乐科技研究，音乐产业研究，音乐的功能性研究。此处的“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是基于音乐传播研究的广义界定的，不仅限于个别在字面上与“音乐传播”完全一致的条目（当然它们也是很重要的指标性条目），谨此说明。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近年来在音乐传播实践与学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音乐传播研究的社会与学科意义已经在国家的文化艺术管理层面受到重视。如果说课题指南只是从规划层面来反映学术方向，那么实际立项情况更能说明学界的响应和研究力量的显现。

通过统计各年度各子类的相关立项数量，可得知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立项的整体占比情况。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年度并无明显的属于音乐类选题的重点项目，但个别项目与音乐传播研究有一定的关联，在统计时作折半计算，例如，2015年的重点项目“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对外文化传播研究”（刘晓天，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度重点项目“网络文艺发展研究”（谭好哲，山东大学）等，各计为0.5项；2017年度青年项目的情况类似，本文将其中与音乐传播研究关联度相对较高的“新疆维吾尔族四种木卡姆生态与形态的比较研究”（王慧，陕西师范大学）计作0.5项。统计情况如表1。

表1 2014年度至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各子类中的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立项数量及占比情况（“T”表示“本子类中的音乐类项目总数”）

可见，各子类的立项占比情况与课题指南条目的占比情况基本一致。如果将所有子类加起来汇总，则可得知更确切的整体占比情况。其中，根据资助额度参考标准的比例，③根据2018年度课题申报公告的介绍，项目资助额度参考标准为：重点项目35万元，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均为20万元。“重点项目”的数据乘以加权系数1.75，可得出2014至2018年的占比情况依次分别为34%、37%、52%、46%、40%，五年平均占比为42%。在下面的插图中可直观看到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项目的整体所占“份额”情况。

2014年度至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的音乐类立项数量情况

从统计中可知，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立项数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6年度其占比迎来了一次高峰，目前较稳定地保持在四成以上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2017、2018年度这类研究开始有了重点项目，分别为“20世纪40—60年代香港国语时代曲研究”（项筱刚，中央音乐学院）和“华人作曲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创承研究”（熊小玉，江西师范大学）。

理论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我国文化建设中亟待研究回答的重

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参见《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

学项目申报公告》，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2018年

1月15日（截至2018年9月16日）。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8/0115/c219469-29765163.html

此外，从同时期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名单中，也能找到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的立项。而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相关立项情况，可以看出当前国家在音乐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所关注的重大问题。①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从2013年开始设立，“是现阶段我国艺术科学领域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基金资助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招标选题密切联系文化建设实际和艺术学发展趋势，是当前文化艺术建设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见《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招标工作顺利结束》，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网站，2014年8月27日（截至2018年10月26日）。http://www.npopss-cn.gov.cn/n/2014/0827/c351660-25551921.html

表2 2014年度至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的音乐类立项基本信息

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立项中计有音乐类项目6项（基本信息见表2）。其中，2014至2016年各有一项，2017年度虽无明确的来自“音乐学界”的立项，但“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项目可以说与音乐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因此在此亦计入；2018年度则有两项立项。其中，“互联网语境中中外音乐交互影响研究”、“中国当代音乐的海外传播研究”、“传统礼乐文明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等立项涉及传媒与音乐、音乐交流与传播或社会音乐文化等领域，也就是说，有半数的立项与音乐传播研究有直接的关系。而“中国传统音乐表演体系研究”或涉及音乐表演信息的传播与接受，“新时代中国民族歌剧创作研究”则或对音乐与民族、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有所论述，若如此说来，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的立项比例则更高。艺术学重大项目是国家艺术科学领域级别最高、分量最重的项目，从中可见着力体现国家水准的高水平学者及其团队的科研资源聚集处及关注点。

另，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名单里也有不少相关选题，例如“中西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租界城市的交融”（2014，后期资助，艺术学，李俊，台州学院）②课题名称后括号中的信息格式为“立项年度，项目类别，学科，负责人，工作单位”，后同。、“智能音乐学与中国音乐数字媒体论”（2014，后期资助，艺术学，陈根方，杭州师范大学）、“性别研究与符号消费视野下的中国青年音乐消费亚文化研究”（2015，西部，社会学，王黔，宜宾学院）、“科尔沁叙事音乐与近代蒙汉文化交融研究”（2015，一般，民族问题研究，齐占柱，呼和浩特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地区佛教音乐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2016，一般，民族问题研究，胡晓东，西南大学）、“赣闽台客家礼俗音乐与中华文化认同研究”（2017，青年，民族问题研究，肖艳平，赣南师范大学）、“当代英语小说中的音乐叙事研究（1990—2015）”（2017，青年，外国文学，张磊，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2017，重大，孙尚勇，四川大学）、“中国革命音乐传播史”（2018，一般，马列·科社，唐应龙，贵州师范大学）、“当代蒙古族‘新民族音乐’组合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研究”（2018，一般，民族学，侯燕，内蒙古艺术学院）等。这表明，音乐传播研究也有着广泛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意义，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都在通过音乐传播的视角思考本学科的学术问题——这也从侧面体现了音乐传播研究的价值所在。

基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客观上的类似于“指标”和带动、示范的作用，或可推断，在各级各类科研立项中，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的选题也有着良好的生长态势和较充分的发展空间。

二、立项选题所关注的领域

剔除掉3项在上一部分的数量统计中计作0.5项的项目，可得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的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立项共计60项（名单见附录）。本部分和下一步部分将以这60个项目的基本信息作为样本，分别对其选题内容、领域倾向，以及项目负责人的单位、地域分布等方面进行分析。

立项的选题一方面表明了人们在当下的科研中所具体关注的方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和艺术文化建设需求。

笔者通过“图悦”在线词频分析网站①网址为http://www.picdata.cn/indexb.php，统计日期截至2018年11月10日。对这60个立项选题的名称进行了词频统计，其分析结果显示，“音乐文化”、“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承研究”、“传播研究”、“一带一路”、“城市”、“跨界”、“互联网”、“时代”、“生态”等都表现出较高的频次和权重。然而，由于在线词频分析经常不能精准地断词，尚不能准确判断实际使用当中的术语语词，其抽取出来的“关键词”大多数要么只求“大概”，要么过于琐碎，因此只能将其作为参考。要想更妥洽地了解这些选题所聚集的方面，还应依靠人工读解、分析、归类。通过对立项名称进行判读，可大致将其所特别关注的领域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要提前说明的是，以下大致列举的几个类别并非彼此互斥，个别选题可能同时展现出两个或更多个方面的“属性”，表现出某种“类型交融”，因而可能被“重复举例”。）

（一）国家关注的、具有政策导向的领域

例如，“基于国家艺术基金视野的音乐传播研究”着眼于国家扶持下的音乐艺术精品的创作与传播问题，具有较强烈的通过“音乐传播”来研究社会音乐文化建设问题的意味。此类的例子又如“‘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敦煌石窟乐舞文化研究”、“‘一带一路’主要国家音乐产权制度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天山音乐文化研究——新疆与中亚各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文音乐传承研究”、“丝绸之路上十个代表性乐种外文文献整理及其音乐文化研究”、“海南黎族旅游音乐资源开发研究”等——这些选题或响应了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或契合了“文化—旅游”融合的潮流，典型地反映出社会文化建设需求。实际上，这些方向往往在规划阶段就有所导向，在指南中已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

（二）音乐（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在这一大类中，中华音乐文化的海外传播尤受关注，例如“中华音乐文化欧洲传承研究”、“广东传统音乐东南亚传播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文音乐传承研究”、“华人作曲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创承研究”等。这些选题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等问题在音乐学界的显现，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民族或区域音乐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研究也表现得较为活跃，例如“论同源民族音乐在跨境背景下的历史变容——以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的中俄跨境民族为例”、“蒙汉杂居区的音乐与文化认同”、“20世纪中蒙俄马头琴音乐文化跨界比较研究”、“云南跨界族群鼓乐文化研究”、“‘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环天山音乐文化研究——新疆与中亚各国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丝绸之路上十个代表性乐种外文文献整理及其音乐文化研究”等等。

音乐文化交流与传播史亦是颇受重视的领域，例如“‘一带一路’视野下的敦煌石窟乐舞文化研究”、“古代‘朝贡’体制与中国”、“朝鲜半岛音乐文化交流研究”、“清代中国音乐文化对朝鲜朝的传播与影响研究”、“魏氏乐谱之曲源寻踪及海外传承研究”、“中国古代祭礼乐舞的东亚文化圈传播与形态流变比较研究”、“日本幕府时期五大乐书中的中国音乐文化元素研究”、“传播学视域下犹太音乐家在中国的移民文化研究”等。

（三）传统音乐的（当下）生存与传播

在对传统音乐在历史上和在当下的生存发展状态和传播的研究中，针对特定对象（如特定区域或民族的音乐文化、乐种等）的研究较为普遍，例如“壮族音乐的当代符号学研究”、“新疆阿尔泰山区游牧民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明清散曲曲唱艺术及其文化生态与传播路径研究”、“秦腔音乐的百年变迁研究”、“江南音乐文化的历史语境研究”、“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粤乐发展研究”、“媒介融合视域下古琴艺术的当代传播研究”等。其中，“文化生态”、“传播路径”、“符号”、“城市文化空间”、“媒介融合”等皆成为较显著的关键词。此外，“壮族濒危曲种保护与传承研究”、“南音传承方式研究”、“‘川腔’瑜伽焰口仪轨音乐及其活态传承体系研究”、“北管音乐：源流·形态·传承”等则是将重心着力于传统音乐的传承、保护方面。

关于媒介环境或媒介技术给传统音乐带来的影响，或其传承与保护方面的支持，也是传统音乐传播研究时有聚焦的，例如“互联网+时代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播模式研究”、“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桑植民歌数字化收集与整理研究”、“20世纪50年代维吾尔木卡姆钢丝录音的复原与研究”等。

（四）社会音乐文化史

还有相当一部分音乐史领域的选题，往往聚焦某一历史时期、地域的特定音乐文化，可期展现音乐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与媒介的多样、生动的互动，亦可被视作广义的“音乐传播史”研究。其中，着眼于古代史的选题有“古代音乐制度：殷墟音乐考古与商代礼乐研究”、“唐前士人音乐观念与行为之研究”、“汉画乐舞与汉代音乐史研究”、“宋代城市音乐文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经济与管理：宋代城市音乐文化研究”、“‘制度’视域下佛教伎乐供养的流变研究”；关注近现代史的选题有“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音乐系”、“战时陪都重庆的音乐研究（1937—1945）”、“‘孤岛’时期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1927—1949年：大众化、民族形式探索与革命音乐形态的生成”、“东北沦陷区音乐文化研究（1931—1945）”、“20世纪40—60年代香港国语时代曲研究”、“共和国汇演史”、“音乐史学视阈下的中国电影音乐研究”等等。

（五）音乐文化产业

流行音乐是该领域的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相关的选题有“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创作的民族化研究”、“‘平台生态’视野下中国流行音乐的生产机制及其原创价值研究”等。可见，本土流行音乐的创作与生产受到重视。

“海南黎族旅游音乐资源开发研究”、“‘一带一路’主要国家音乐产权制度研究”等则分别从旅游音乐资源开发、音乐产权制度等角度关注产业生态与产业架构的不同层次与方面，将“音乐文化”与“产业”研究相链接，并顺应国家文化政策，表现出有利于本土音乐文化产业整体建设的应用价值。

“公共空间环境音乐应用研究”关注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音乐应用场景，是可融合音乐文化产业、音乐事业管理、音乐心理学等领域的交叉选题。

（六）其他

音乐批评与音乐思想研究方面的选题，也可期在社会音乐观察与分析方法上为音乐传播研究提供理论资源，例如“阿多诺音乐批评理论及音乐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音乐观之研究”、“当代中国乐评群体研究”等。

此外，“媒介影响”在中国当代音乐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受到正视，代表性的选题有“声音新媒介背景下的中国当代音乐研究”、“‘互联网+’与中外音乐观念交互影响研究”等。

另，一些音乐表演、创作研究领域的“跨界”选题，亦可对音乐信息传递与交流进行或宏观或微观的“深耕”，从而扩展音乐传播研究的图景，例如“跨学科视野下的音乐表演体系研究”、“现代西方音乐表演理论发展与前沿研究”、“‘歌剧思维’中的视觉唤起研究”、“华人作曲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创承研究”等。

从对前述选题的类别归纳来看，近几年来的立项紧跟国家文化发展的需求，并表现出了重中华传统、重史论的特征；相当数量的具有跨（子）学科性质选题的出现，意味着传统学科在链接当代媒介语境与技术视域，进行融合、“嫁接”后得以生发新芽，发展出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三、项目负责人及其单位与地域分布

在近五年的相关立项中，其研究者的身份表现出怎样的特征？本部分将对项目负责人的单位分布、地域分布进行统计，并尝试做出一定的分析和意义解读。

这60个立项项目的负责人来自共计51家单位，除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广州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新疆艺术学院获得两项以上立项外（见表3；如果考虑重点项目在其中的权重，将相关项目乘以加权系数1.75，则“大于1项”的单位还有江西师范大学，亦见表3），其余46家单位①包括：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泉州师范学院、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集美大学、敦煌研究院、暨南大学、广西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海南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大学、齐齐哈尔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吉首大学、吉林艺术学院、延边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忻州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音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天津音乐学院、新疆师范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宁波大学、温州大学、浙江音乐学院、西南大学、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化馆。各有一个项目，形成了“数家领头、广泛分布”的格局——其中可见较强的与相关单位的专业教育发展状况、科研专长和传统的相关性。

表3 获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立项数目最多的6家单位

从地域分布来看，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分布在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北京的单位数量最多，有7家；福建、黑龙江各有4家；广西、河南、浙江各有3家；广东、湖南、吉林、江苏、山东、陕西、新疆、重庆分别有2家；有1家单位的包括甘肃、海南、河北、湖北、江西、内蒙古、山西、上海、四川、天津、云南等。可见，这些单位在国内各大区域均有分布，而在东部、南部相对集中。

如果按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立项数量来看，则排序将有些微调（有的单位获得立项数量多，拉高该省级行政区的“排序”）：北京有9项；黑龙江、江苏各5项；福建和广东各4项；广西、河南、浙江、新疆各3项；湖南、吉林、山东、陕西、重庆各2项；有1项立项的省级行政区则与有1家单位的省级行政区名单相同（其中，江西的立项为重点项目）。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是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的科研实力乃至科研志趣的集中体现，由此，从单位分布中，可粗见音乐传播研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态势。在项目负责人中，既有资深专家，也有中年骨干和青年学术新秀，在层次上形成了很好的人才梯队；负责人的（子）学科背景也是百花齐放。有多家具有科研实力的单位积极地进入了音乐传播研究领域，展现出了较强的学术能量。

四、立项情况反映的音乐传播研究态势及其对相关编辑工作的启示

从对近五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名单中与音乐传播研究相关项目信息的观察来看，音乐传播研究无论在国家的文化艺术管理层面，还是在学界的响应和研究力量层面，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更受重视——相关立项数量呈上升趋势，保持了较高的立项比例；近年还产生了一些重点乃至重大项目。

从立项选题来看，音乐传播研究能够发挥自身紧密联系社会现实的优势，以多项紧跟国家文化发展需求的选题，助力于国家文化艺术管理。同时，音乐传播研究显现出与传统的音乐学研究领域紧密而深度的联结，并表现为传统领域音乐学研究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再者，音乐传播研究对中华传统的重视，既是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议的积极回应，又是学界与学者们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中的文化自觉；对史论研究的重视，反映了音乐传播研究向纵深发展，以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并进一步夯实、加固学科基础的学术自觉。

从立项的单位分布和负责人情况来看，音乐传播科研力量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艺术类、综合类、师范类高校和科研院所及文化部门中，相对集中在开展相关专业教育和研究的单位中，而且从整体来看形成了人才梯队。

表4 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的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立项的地理分布统计

音乐传播研究作为推动我国当代音乐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其进一步健康、良性的发展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在当今，音乐传播研究已逐渐成为“显学”，音乐传播研究（学科）成了我国当代音乐学中发展迅速、颇有潜力和生命力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与学界同人十多年来相关的平台建设以及学术概念和观念的传播是分不开的。而学科与学术研究的发展，通常是由学术共同体所推进的，但其中亦离不开学术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专业学术期刊（群）的深度参与和主动策划、承担、执行的一些相关工作。因此，从专业学术期刊编辑的角度来说，如何更好地为音乐传播研究构架好一个优良的学术传播与交流平台，在学术平台、学术共同体、学术成果之间牵搭起紧密的联系，推动学科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平台建设是一个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动态的过程，需要结合学科研究现状、学术共同体发展的情况进行考量——相关信息可以从很多方面获得，例如学术期刊的论文发表、论著出版、科研立项、学术活动情况等，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因其权威性和示范性，无疑是其中一个较重要的窗口，展现出学科发展态势与动向中的某些方面，若能从中对其进行读取，相关工作便能够顺势而为，相对更有针对性地展开。

学术平台的搭建实际上也可以在期刊、作者/读者、稿件之间的关系的维度上进行理解。就音乐传播研究领域更具体地说，则是相关学术期刊的音乐传播文论编辑工作。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所反映出的音乐传播研究动向，对音乐传播文论编辑工作的意义和启发，至少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选题策划与组稿方向。

作为兼具理论与应用性的学科领域，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的选题策划与组稿，往往注重导向性，追求契合国家需求、社会与学术需求，关注国家文化政策和国家所重视的社会音乐文化建设领域、学术热点。从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情况来看，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传播、音乐文化交流、社会音乐传播史论，以及其他与传统学科领域融合交叉的选题方向等都可以带来启发，由此，组稿与策划方向可顺应之，进一步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的音乐传播、中国音乐学术话语体系、音乐传播史论、社会音乐文化事业发展及文化产业的引导和发展等主题，借势引领学术研究方向，并在文化身份及学术立场上加强自觉意识。

二是稿源建设。

对于各类立项课题来说，学术期刊是前期成果积累和项目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由此，学术期刊不妨可“借力”将立项课题作为一个“现成”稿源进行“开发”，其优点在于选题和作者水平都较为明确可期——反映的是“国内前沿、较新、具有社会与学术意义”的成果，作者群体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同时，作为具有示范性的项目，立项的选题也将会对其他来源的作者和稿件产生参考和引导作用，带动一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科发展现状、引领学术研究发展的成果的产生——对学术期刊而言，这些都是潜在的稿件来源。因而，从挖掘优质作者与稿件的角度来看，将立项课题作为稿源进行开发便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了。

三是学术共同体协同建设/作者群建设。

作为具有交叉性质的新兴学科，音乐传播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是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其研究成果也是需要被发现和培育的——对学术期刊来说，这则是一个不断挖掘、开拓乃至培育稿源和作者的过程，也是学术期刊参与学术共同体的聚集、培育和建设，并反过来为学科建设与刊物建设服务的过程。毋宁说，学术期刊本身就是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此间，“人”可说是最重要的因素，由此，将学术共同体的推进“转译”为学术期刊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和“抓手”便是作者群建设。

从目前的相关研究情况来看，音乐传播研究的作者及潜在作者群体自身的学科背景可能来自音乐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且从资深学者到“新鲜血液”都有介入。通过与相关的专家学者和单位建立联系，开展交流，进行音乐传播学术观念的探讨和传递，有可能使更多的学术研究力量参与进来。而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则可能提供了一份“索引”——通过项目负责人及单位的分布，可考察出一部分音乐传播研究的（潜在）优质、核心作者群体，他们有能力、有实力、有兴趣开展相关研究并产出较高质量的成果，乃至发挥出“意见领袖”的作用。因此，与他们重点展开交流，乃至有针对性地与其所在单位共同开展学术活动，可能是在作者（群）建设方面精耕细作、推进学术共同体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通过学者与学术平台的合力作为与耐心培育，相当规模的科研力量与科研成果将会问世并积累起来——经过持续的努力，音乐传播研究的学术平台建设在大的、广义的母体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中获得较高认可度后，自身“狭义”的共同体凝聚力和影响力无疑也会发生一次质的飞跃，在学术导向、推进当代音乐学的发展方面做出更加显著的贡献，并实质推进音乐传播学科建设。当然，学术平台建设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日积月累的长期过程，其间也会遇到各种新的情况，需要不断适应和调整。

余 论

本文的观察与分析毕竟仅基于选题立项名单中的有限信息，未作相关的跟踪，其结项情况、成果与发表平台的统计都未进行，因此难免不周，谨望学界友人多多指正。

另，本文仅就近五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的立项情况进行统计，而相关的分布统计并不表示各单位和各省级行政区在音乐传播方面的实际科研实力（本文的用意更不在于进行这种统计）——实际上，很多单位和作者的科研成果和实力主要显现在期刊学术论文、论著等方面，且有其侧重点和专长领域，这些并不容易甚或并未见得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立项方面体现出来。当然，本文的研究反映的也仅是音乐传播研究发展现状和态势中的某些方面。由此，对音乐传播文论编辑与学术平台建设工作而言，本文的观察结果只能代表相关工作参考依据中的一部分，仅宜以合理程度使用。

此外，对于相关立项到底“是否属于音乐传播研究”这一问题，本文的表述是从一个音乐传播研究者与编辑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展开的，而对相关的项目负责人和研究者来说，在对自身研究的学科身份归属的认识当中，是否有对音乐传播研究的“自觉意识”，或者是否认为其中至少有一些音乐传播研究的“成分”，则还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对此，今后有机会还可以进一步展开相关调查和访谈，对此加以认识和“校正”——当然，也可以争取进行对话，展开观念的交流与传播。不管是否有相关的“学科自觉”，“城市”、“媒介”、“传播”等实际上已成为各传统子学科在当下必须承认的关键词与背景；其所生发出的相关新课题，虽在当下还不一定被从“音乐传播”的学科意义上去理解，但无疑已经在客观上推动着音乐传播研究的发展与音乐学各相关子学科在当下的延伸。

附录：近五年（2014年度至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的音乐传播研究相关类立项名单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