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超

（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00）

一、引言

今年五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科技三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切实的要求，极大地坚定了广大学者投身科学事业的理想信念。

在认真学习总书记讲话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1］8，“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1］25；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中，总书记指出，“在基础研究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2］。当然，这里绝不是说不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灵感、畅想和假设，也不是说科技工作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党的领导，但毕竟我们能够明显体会到，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这种不同背后深层的理论依据。一言以蔽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二、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原因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进行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自然也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导思想。但是与科技工作相比，总书记为什么专门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指导地位呢？二者不都是我国的重要事业吗？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种回答实际上没能解释总书记讲话中的有关说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1］8，而只是转述了这个命题。

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入手去解释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顾海良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和显著标志”，是其“必然遵循和根本方向”，是其“基本任务和重要目标”。［3］刘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由其内在特征决定的”，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显著的实践性”和“博大的开放性”。［4］吴灿新认为，“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指南呢？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因为它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人民性”。［5］

毫无疑问，这些论述全面、深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性质、功能以及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进行指导的必要性。但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要求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和人民性，也绝非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总书记在讲话中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自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换言之，这不仅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还是由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俄国生物学家巴斯德曾经说过，“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情况更为特殊，它本身就是有国界的，也是有阶级的，所以总书记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在历史上，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总是带有鲜明的地域、时代、民族、国家、阶级甚至是性别的色彩。这里我们以政治经济学为例，来考察这些因素对一门社会科学的影响。“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在蒙克莱田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献给国王、教皇或其他资助人、庇护者的学术著作很多，但与自然科学著作相比，这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是有针对性地而非礼节性地献给国王的，因为这部著作的目的就在于增加作者祖国（法国）的国家财富，而在作为重商主义者的作者看来，这些财富势必要从其他国家取得。

当然，这门学科在任何时候都要受到科学原理的支配，因此当重商主义学说遇到不可解决的理论困难时，重农学派就登场了。再如使李嘉图学派解体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是等价交换原理与剩余价值事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科学的客观性在这门学科的发展中始终起着最终的判决性作用，但导致困难的根源和解决困难的方案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利益相关联。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6］

不只是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是支配，使得这些学科处在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中。更进一步，不只是哲学社会科学处于这种紧张的关系之中，众所周知的是在16世纪，自由的科学研究在天文学领域所遭遇的敌人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生物学，比如其中的自然选择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学说在19、20世纪依然受到非科学因素的压力。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利用政治手段打击科学上的反对者，使意识形态的因素支配前苏联生物学界数十年之久。甚至在数学领域中，毕达哥拉斯学派弟子希帕索斯因发现无理数而被处死；英国数学界因牛顿、莱布尼茨之争拒用后者发明的更为简便的微积分符号而使英国数学落后欧洲大陆百年。

那么，为什么在上述事例中，起支配作用的不是科学进步自身的逻辑，而是意识形态的力量？为什么数学、天文学、生物学这样的科学在历史上也曾经受到非科学因素的支配？为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时至今日依旧如此？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学说进行解释。

三、哲学社会科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合理性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提出，科学的发展通常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一）具有一个“范式”并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二）反常情况出现并引发危机；（三）危机不能解决导致革命，新“范式”诞生。科学革命也就以“范式转换”这个代名词被人们所熟知。但是这其中有一个要点却没有得到同等的注意，那就是发生“范式转换”的前提是得先有一个“范式”。所谓“范式”，尽管据统计有20多种含义并因而饱受争议［7］，而且库恩后来也认真反思了自己早先对这个概念的使用［8］，但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作者用朴素的语言所进行的描述还是足以让我们对其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一个“范式”就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具有两个特征：“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9］8取得一个“范式”，是任何一门科学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

这就意味着科学是以各门学科为单位相对独立地达到成熟状态的。库恩认为，“数学和天文学……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了第一个坚实的范式”，“生物学各分支……第一次有普遍被接受的范式还是更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各个部分中要完全取得这些范式，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历史向我们提示出，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9］12

拥有“范式”和尚未取得“范式”对于一个领域中的研究工作来说有着显著的区别。库恩以物理光学为例指出，在牛顿《光学》出版以前，“尽管该领域的实践者们都是科学家，但他们活动的最后结果却并不那么科学。由于没有采取共同的信念作保证，所以，每一位物理光学的著作家都被迫重新为这个领域建造基础……在这些情况下，所写的著作不只是与大自然对话，而且往往更多的是与其他学派的成员们直接对话。”［9］10-11库恩进一步指出，“这种模式在今日许多有创造性的领域中并不陌生”［9］11，很明显，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很多学科至今仍然以学派之争为主要活动。

康德也曾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描述了这种状态，尽管他对科学革命发生的时间节点的看法与库恩的观点不同，但他们二人都用了相同的笔触去描述了一门科学的不成熟状态。库恩对物理光学在取得“第一个范式”之前状态的描述，与康德对一门学科在“走上科学道路”之前的状态的描述非常相似。康德认为，当一门学科还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其研究“一旦要达到目的就陷入停滞，或者，为了达到目的而常常不得不重新返回，选择另一条道路；此外……不可能使不同的合作者就为实现共同的目的所应当采取的方式取得一致”［10］。库恩把这种状态叫做“前范式”状态，而康德则生动地称其为“来回摸索”。我们知道，恩格斯也把《资本论》出版以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称为“在黑暗中摸索”［11］。

尽管康德或库恩都没有使用精确的术语定义“前范式”或“范式”、“来回摸索”或“走上科学道路”，但他们的朴素描述却向我们清晰地显示了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与自然科学诸学科之间的显著区别。这种区别不在于自然科学使用了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而哲学社会科学没有使用这些方法。因此，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反对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为标榜，是没有理解“范式”的真正含义。这种区别真正在于，哲学社会科学远没有像自然科学各学科那样在某一个学科领域内就若干最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达成共识，对这些学科的性质、对象、方法、功能等的认识还没有取得广泛的一致，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就不可能，那么在一条确定道路上的进步也就不可能了。科学史学科创始人乔治·萨顿做过一个颇受争议的论断：“科学的历史……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唯一清晰可辨的、明确无误的一种进步”［12］，显然他指的是那些已经取得“范式”的自然科学学科。然而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广阔领域，人们相互指责对方的往往不是理论细节，而是认为对方从根本上就不理解这门学科，这样，一种具有基本共识的合作和基于这种合作所实现的整个学科的进步就无从谈起。

当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学者在同一个范式之下进行研究的时候，这门学科就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民族、阶级等因素的限制，这时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起支配作用的就不是研究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是这门学科固有的对象、目的、方法等。但是在大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这种作为“范式”的、为几乎全部研究者共同承认的对象、目的、方法还不存在，还没有哪个派别脱颖而出击败所有竞争对手而取得支配地位①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中尝试提出，从科学革命的概念和事实来看，哲学领域还没有发生过这种意义上的革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派别的哲学思想在整个哲学界占据支配地位。但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现哲学革命的优势。，所以研究者的各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影响甚至支配其研究了。

恩格斯说过，“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13］如果说自然科学家也总是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思想的支配，那就更不必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了。既然哲学社会科学至少就目前阶段来说总是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总是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接受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的指导？“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4］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代表世界上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思想，与之相比，很多思想主动宣称自己专门代表极少数人的利益，所以如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相信自己所从事的是一项与自然科学和技术一样造福全人类的事业，那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合理的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进行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它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和人民性不会因不同领域而有所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并不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其指导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则在于，哲学社会科学还没有取得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普遍认可的“范式”，还带有很强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必然要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受到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影响。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先进的文明成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不仅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也坚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终将成为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并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广阔研究空间的“范式”。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16年5月30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3］顾海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架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6）：26-28.

［4］刘飞.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认知［J］.重庆社会科学，2016（7）：17.

［5］吴灿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J］.岭南学刊，2016（4）：8.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

［7］马斯特曼.范式的本质［C］//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7-83.

［8］库恩.必要的张力［M］.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89-313.

［9］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1.

［12］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2.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0.

［1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