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云

“一灯如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多半说的是灯头之火，如同豆粒一样，所谓“一灯如豆不觉苦，红袖添香夜读书”“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然而，对于收藏老油灯的人来说，还可以把“一灯如豆”按照字面的意思，直接理解为“一盏像‘豆一样的灯”。

“豆”是一种盛器，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器物造型之一，最初为陶制，后来也有青铜、陶瓷以及玉石、竹木等质地。它的基本形制是：上有一圆形浅盘或碗盏，中有高柱，下有一个扁圆底足或喇叭口足。这种器物的造型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沿用到电灯普及。

人类的照明工具，从火堆到火把一直到演变成油灯，开始并没有固定的形制。随着时日的流逝和自然的选择，人们慢慢把“豆”这种盛器作为油灯的基本形制固定下来，成为“豆形灯”。《尔雅·释器》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周代“登”与“镫”通用，而“镫”即“灯”。由此可以得到两个基本结论：一是豆形灯的形制至少在周代就已经确立；二是豆形灯是从豆形器转变而来。从战国到秦汉，油灯造型虽然丰富起来，但作为基本形制，“豆形灯”在中国流行使用了数千年。

在众多的器皿中，古人之所以把“豆”作为油灯的基本形制，我个人感觉：一来可能因为“豆”的造型简约明了，便于烧制；二来“豆”中间的檠柱有一定高度，利于照明；三来底足圆大平稳，不易倾倒；四是中间的檠柱便于提拿移动。

出土或传世的豆形灯以汉代最多。多为陶质，也有极精美的铜灯。比如在满城汉墓出土了近四十盏油灯，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长信宫灯、羊尊灯、朱雀衔环灯等，而数量最大的还是青铜或陶制的豆形灯，占三分之二。在我的藏品中，有一盏汉代彩陶豆形灯。此灯通高11.5厘米，上盘口径9厘米，底径6厘米。彩绘从灯盘内起，到灯盘外沿，底座上下用红白两种颜色绘出一圈圈玄文，似很随意，却又是刻意的经营。

在油灯发展变化的历史长河中，对其变化影响最直接的有三个因素：一是房屋建筑的发展，二是室内环境和家具的变化，三是燃烧材料的变化。建筑和家居环境的变化，改变了油灯的体量与样式；燃烧材料的变化，改变了灯芯与灯碗。

人类从穴居到建房筑屋，火堆、火把（烛、炬、燎）是伴随人类长夜的主角。经过漫长的过渡后，油灯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亮堂明室的主角。而油灯的形制，又与人类坐卧起居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前，人类的起居坐卧，主要是席地而为，油灯也基本上像火把一样，是放在地上的，多为高柱灯、多支灯，形体相对都比较大。后来，随着几、榻、桌、椅、床、凳等家具的出现，油灯的制式也相应改变——因为有了可以依凭、置放的家具，油灯就不必再依靠增加灯檠的长度来为灯加高，放置在家具上就不能太大、太笨重，也不用担心席地而放，重量太轻、不稳重，所以，油灯就变得越来越小巧、轻便，在发挥照明作用的同时，还兼具了装饰的作用，使油灯的样式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精美。

战国、秦汉时期，城市得到了迅速发展，无形中促进了照明灯具的繁荣。而青铜器物由礼器向实用器的普及，也使青铜油灯多起来。我还收藏着一盏小巧的汉代青铜豆形灯。此灯高7.5厘米，盏盘直径7厘米，底径6厘米。灯盘正中有一个凸起的插钉，用于安置灯芯。盏盘至灯座的灯柄虽然不高，但却做成葫芦形的曲线，在柄中圆鼓腹处，优雅地伸出一个弧形持柄，使此灯既可以当座灯使，又可以当行灯用。

油灯的燃烧材料，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最初是动物油脂阶段，此时油灯的灯芯是由竹片、松木片和植物纤维缠裹成的柱狀体，就像一根小型的火把，可以直接放置在灯盘中间。后来，为了固定灯芯，人们发明了“插钉”，就是在灯盘的适当位置，设置一个或多个突起的签子，用来固定灯芯，就像现在的“蜡扦”。第二个阶段是植物油为主的阶段。东汉后期，植物油脂被人们发现并逐渐应用，同时也催生了棉麻等软质灯芯的应用，随之放置灯芯的灯插也变成了流口（灯嘴儿、灯槽儿）或灯草环儿，使油灯的灯草消耗变慢，灯火也更加明亮。第三个阶段是以“洋油”为主的阶段。十九世纪后期，煤油等油料开始进入中国，由于它燃烧充分、灯火明亮、油烟较少，很快成为油灯的主力燃料。但是，“洋油”也有两个缺点，一是味儿大呛人，二是挥发太快浪费。于是催生了豆形灯的最后一次变革——原来开放的灯盘，变成了密封的灯壶。从此，这种油灯成为普通百姓使用最广泛的油灯形制，一直到它们退出我们的生活。

如豆一灯，伴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一灯如豆的恍惚中，我们仿佛看见：一位勤劳的妇女，于灯下把纺车摇得飞快；一介清儒，在灯下摇头晃脑把书读到地老天荒；或一娇娘，蹙起如黛娥眉，于灯下把思夫的曲子唱得气荡肠回；或一慈母，把相夫教子的恩爱，用一缕长线密密地缝缀起来从远古到而企……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