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秀良

前不久，我在保定参加了一场由民间机构组织的文化论坛，论坛的主题是保定、天津“双城记”。“双城记”的说法原本来自于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同名小说，小说里的“双城”是指巴黎和伦敦。而我们今天用“双城记”来指称相邻两座城市的关系，并且是较为友好的关系。保定和天津可以续写往日的“双城记”么？我们还是让过往的历史来说话吧。

保定和天津曾是“双城记”的主角

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观察，保定的历史要远比天津为长。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起，保定就已经成为一座府城。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开始以直隶省省会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清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仍驻保定。天津呢，明永乐二年（1404年）才设卫，清雍正三年（1725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天津变为一个县级城市，属直隶省河间府管辖。同年九月，升天津州为直隶州，辖武清、青县、静海三县，始成为府一级的行政区域。也就是说，作为地市级城市，保定要比天津早了将近400年的时间。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天津被迫开放为商埠。为了管理北方新开商埠的通商事务，清政府仿照《南京条约》签订后于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的先例，设立了三口通商大臣，负责办理天津、牛庄（今辽宁省营口市）、登州（今山东省烟台市）3个口岸的通商事务。三口通商大臣的设立，表明天津的城市地位大大提高。

到了清同治九年（1870年），清政府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归属直隶总督，同时谕令“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行馆，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至此，清政府明确规定了直隶总督在保定、天津轮驻制，直隶双省会制是全国首例，也是唯一的特例。而随着直隶省会“轮驻制”的实施，保定、天津“双城记”开始形成。

作为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本应坐镇直隶省城保定，但他认为天津的客观环境更有利于他与各国公使的协商沟通及其职权的发挥，于是以方便公务为由，李鸿章即以当时还不是省会的天津为他的办公驻地而几乎常驻，在修缮了的天津直隶总督衙署内办公，“遂终岁驻此，不复回驻保定”。其结果是逐渐淡化了省城保定，从而使保定的政治权能被渐渐分解、天津的政治功能渐渐显露。随着直隶省的政治中心由保定转移到天津，官僚集团也要随着衙门迁移，为各级官吏及其家属服务的杂役、工匠、奴仆等皆随之迁走，保定城内人数减少，到1900年时只有10万人。

在天津发展成为直隶省政治中心的过程中，城市人口数量大增，而且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1846年，天津城区共有住户3.2761万户，人口总计19.8716万人。到1910年，天津城区住户已达到10.2147万户，60.1432万人。天津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在当时是名列全国前茅的，新增人口中从事新兴职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其中以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最为迅速。

作为北方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的经济发展又深深地影响着保定的城市经济和社会面貌。不妨来看一看下面这段文字记述：

洋货贸易规模扩大，从天津有水路达该城。除了到处都有的布匹之外，还可以在商店里看到许多外国铁器之类的东西，比利时制的洋灯和价钱最贱而型式较好的美国和法国制的钟，比利时的挂锁、钉、螺旋和铰链。做玩具用的小火车和洋铁船似乎亦已进入了本地市场。这个城市居然有三家照相馆，其中一家对业余照相者提供材料。

这是一位外国人对1898年保定城市面貌的记述。此时，直隶总督常驻天津已有十多年了，保定城虽然还有繁华的迹象，但已经风光不再了，人们观察保定的着眼点逐渐转移到与天津的经济联系方面。保定、天津“双城记”，正好说明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

北京和天津变为“双城记”的主角

在早期的京津关系上，天津一直是作为配角存在着。自天津设卫以来，天津的经济发展就一直受到北京的制约和影响。即使到了晚清时期，近代工业在天津的出现，也是为了护卫京师的需要。天津的工商业发展比上海、广州等南方城市要晚，口岸开放也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北京顽固势力的约束。

开埠后的天津很快发展成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贸易中心，反过来对北京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谁都知道，作为都城的北京在清末依然保持着古老、保守的特征，守旧的自大感、优越感占据着北京城市性格的主流。即便如此，满洲贵族和高级官员还是喜欢上了洋货，像鸦片、珠宝、皮货、钟表、毛呢、洋布等等，起初是从广州、上海等地转运而来，后来直接从天津进口。洋货逐渐挤占了土货的市场份额，占据了北京的市场。到20世纪初年，北京城里专销或附销洋货的店铺达到几百家。外国商人也在东城一带开设了许多洋行、店铺，像英国的怡和、安利洋行，美国的慎昌洋行，德国的禅臣、礼和洋行，都在北京设立了分行，直接进行洋货的运售。

比洋货销售更进一层的，是北京城基础设施的引进，而且主要是从天津引进的。电报、电话、邮政等方面的情况不必说，以城市公共交通来说，也是天津走在前面。清政府对官员乘轿限制很严，只有一品文官年老疾病不能骑马者才许乘轿。清乾隆年后，京师官员都乘驴车、骡车，不乘马车。清末，“马车由津、沪传至北京，且日益盛行，特别是修筑马路后，马车更为发达，王公达官，富家巨室，无不备有马车。”原来，北京人以马车为交通工具还是从天津传人的。

入民国后，天津又成为了北京“政治生活的后花园”。民国初年活跃于北京政坛的各类要人，多喜欢在天津购置豪宅，从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到“辫帅”张勋，从国务总理段祺瑞到内阁成员及各省督军、民政长如靳云鹏、顾维钧、朱启钤、孙传芳、倪嗣冲等等，以及大名鼎鼎的梁启超，都在天津留下了鲜明的足迹。为什么这些民国政坛上的显要人物这么钟情于天津呢？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天津距离政治中心北京很近，往来比较方便；其次是因为它的安全程度比较高，天津是旧中国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形成了独特的租界效应。北京、天津“双城记”，反映出二者不同的城市性格和往来沟通的互补关系。

未来不复“双城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和天津都成为了中央直辖市，表面上它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延续原先的“双城记”格局。但是，到了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改天津市为河北省省辖市。4月28日，国务院批准河北省省会迁往天津。此时，不独北京、天津“双城记”不复存在，保定、天津“双城记”也被终结。

以后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1966年5月1日，河北省省会又从天津搬回保定；1967年1月1日，天津恢复为中央直辖市，直到今天。1968年2月3日，石家庄成为河北省的新省会。自那时起，河北省省会才停止了摇摆的节奏，终于稳定。然而，保定的城市地位也自此一蹶不振，复归到历史上持续了几百年的府城地位。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人重新以“双城记”来称谓北京与天津的关系，但双方城市地位总给人不对等的感觉。未来还有“双城记”么？我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北京、天津、保定大约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三座城市的“两两”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和现实联系。在前面所说的两个“双城记”之外，保定与北京有着更悠久的历史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不足以推动上演“双城记”。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行政区划的阻隔，京津保三地长期以来很难实现互通有无，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难基于市场力量的推动而自然生长。于是，打破人为划定的阻隔因素，谋求京津冀协同发展，便上升为国家战略。

京津冀協同发展战略的实施，需要有一个突破点，这个突破点选在了京津保地区，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就成为了最早提出的战略支点。雄安新区的设立，既是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大实践亮点，也是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的进一步深化。雄安新区处于历史上津保内河航线的中点位置，又在纵向上连接起津保内河航线与北京，进而加大了京津保地区的联系强度。如此有利的发展态势，未来怎么还会有“双城记”呢？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