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问题考论

2018-03-21王晓龙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刘怡，王晓龙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宋代地方官员在宴会的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择其能讴妓女，雇倩祗应”[1]，因此，妓乐的使用逐渐成为宋代地方官员宴会中一种普遍的娱乐活动。随着妓乐宴会的频繁展开，官场上出现了一些奢靡享乐、贪赃腐败的不良风气，朝廷不得不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性规定对其进行约束，但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近年来有几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柳春雨《身体的消费：宋代官妓的差排、祗应与国家权力》一文在叙述了宋代官妓从事的主要活动后，重点论述了妓乐活动妨碍国家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等问题[2]57-73；朱瑞熙《宋代官员公费用餐制度概述》主要论述了宋朝统治者对各级各类官员公费用餐的制度规定及所支给的膳食津贴，其中涉及到在公费用餐中使用妓乐的部分规定[3]。本文通过梳理宋代法律对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的规定，以及地方政府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分析地方官员中的一些违法现象，从而探讨两宋地方官员违法参加妓乐宴会所产生的多种不良影响。

一、宋朝法令中对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的规定

地方官员参加宴会使用妓乐这一现象在宋代频繁出现，宋廷中央试图通过颁布诏令、立法等方式对这一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对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参见：李文军，袁俊英著《论宋代皇权对司法的控制》，载《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文中提及“法律是实行社会控制最直接的工具”。为了巩固统治，宋朝皇帝往往会运用法律手段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限制。。

(一)对路级官员的规定

北宋前期，统治者忙于统一和巩固中央权力，对地方官员参与宴会活动并未明确出台相关禁令。而在仁宗嘉祐年间，中央政府为了保障路级官员的办事效率，以及加强路级官员对其它地方官员、机构的监察力度，规定“惟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明令禁止了诸路提点刑狱官参加妓乐宴会。神宗熙宁以后进一步严格相关法条，除仁宗朝的规定外，“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4]38，即诸路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转运司的主管官员及其属官均不得参加妓乐宴会。哲宗元祐初年，提举常平司并入提点刑狱司，于元祐四年(1089)“改立发运、转运、提刑预妓乐宴会徒两年法”[5]330，对神宗朝的法律规定略作了改动，路级发运司、转运司、提刑司的官员参与妓乐宴会要被徒两年，除更改了对提举常平司的规定外，对路级发运司的官员参赴妓乐宴会也有了明确的限制。徽宗政和年间，在继承前代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对路级官员参赴妓乐宴会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诸般运监司预妓乐宴会，……各徒两年。即赴所部及寄居官用家妓乐宴会者加二等。”*该处所指监司与神宗朝相同，包括了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因为在哲宗绍圣年间又恢复了提举常平司的建制。[4]38南宋基本承袭了北宋徽宗时期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卷9《迎送宴会》规定：“诸发运使、监司预妓乐宴会，……各徒二年。即赴所部及寄居官用家妓宴会者，加二等。以上不以失及去官原减。”[6]161

综上所述，宋廷明令禁止参加妓乐宴会的路级官员群体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仁宗朝仅限于掌管地方司法、监察事务的提点刑狱司，神宗熙宁年间扩展至监司及其属官，到北宋后期及南宋时则是发运、监司均不许，不仅地方政府公务性质的妓乐宴会不能参加，甚至监司参加下属官员家宴有妓乐者也要受处罚。可见，宋朝的这些法律规定对作为“一路表率”的路级官员限制越发严格。

(二)对州县级官员的规定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皇帝有诏令“自今内外群臣，每遇休假，不妨公务，并许宴乐游从”[7]530，可见北宋前中期的州县官员只要不妨碍公务是可以在休假的时候参加宴会的，而对其参赴妓乐宴会等问题尚未作出法律限定。徽宗宣和年间规定，“郡县官公务之暇，饮食宴乐，未为深罪。若沉酣不节，因而费事，则失职生弊。可详臣僚所奏，措置立法，将上取旨施行”[4]75，即郡县官员在闲暇之时可以开展宴乐活动，但若过分沉迷于宴饮妨碍公务，则按照臣僚所奏进行立法处置。“唯知、通许用妓乐，其次郡县官除赴本州公筵及遇外邑圣节开启与旬休日听用妓乐外，余乞并依教授法。”*神宗元丰年间便有诏令规定“自今学官非公宴不得预妓乐会”，并为后世所沿袭。宋代惯用“学官”泛称各级儒学的教授、教谕等，所以对各级学官的规定也能通用于各级教授。[4]75这表明在北宋后期，地方州县级官员中知州(县)、通判可以参赴妓乐宴会，郡县僚佐官员参赴本州公筵或在圣节、旬休日等特殊场合参加属县的宴饮活动也可以使用妓乐，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官员则只有公宴才能用妓乐助兴。

南宋高宗时对地方州县级官员参加妓乐宴会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及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绍兴十三年(1143)诏：“诸州自长贰外，非公筵若休告，毋得用妓乐燕集，违者坐之。”[8]2807此后的法律规定更为详细，如宁宗朝《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公筵若假日而用妓乐，杖八十”[6]161。

总体来看，宋朝对州县级官员参加妓乐宴会的限制略显宽松。如北宋徽宗时期才对部分州县官员参赴妓乐宴会予以限制，对路级官员则早在仁宗朝便已有了明确限制；在惩罚力度上，州县官员违法参加妓乐宴会只被杖八十，路级官员则要受徒两年之刑。统治阶级对路级官员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是因为路是宋代地方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州县在其统辖之下，路级官员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并要监察州县机构及官员，且需要作出表率，以影响一路官员。

(三)特殊的规定

虽然宋朝中央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限制了路级、州县官员参加妓乐宴会，但还是在某些地区和时节作出了较为特殊的规定。

自北宋开国至南宋灭亡，宋朝政府经常遭受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为了防止沿边地区的官员沉迷妓乐宴会，使其能够时刻保持机警的守备状态，保障国家边境的安定，维护沿边地区百姓的安全，对沿边州县的宴会尤其是妓乐宴会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六月颁布诏令规定“河北、河东、陕西沿边今后不得夜间筵会”[4]30，而且沿边地区臣僚开办宴会“不得以妓乐祗应”[4]26。南宋时期也有类似的规定。宁宗《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在任官，游从宴会妨公务者，杖一百。捕盗及缘边官夜筵准此。”[6]162即沿边官员夜筵要被杖一百，同时规定了沿边官员出巡“于所辖并干办处预妓乐宴会，并依监司法，其辖下干办处官司各减犯人罪三等”*监司法即诸发运、监司预妓乐宴会，徒二年。[6]161。

此外，地方政府能否开展或参加妓乐宴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节气或节日的影响。在农忙、国私忌日等特殊时期，宋廷明令禁止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违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诸守、令，劝农辄用妓乐及宴会宾客者，徒一年”[6]161，“诸国忌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4]4；当发生自然灾害时，也会禁止地方官府举办宴会及使用妓乐，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诏“以仍岁蝗旱，民多流徙，……官员所至不得宴乐游从”[9]2060。春季，守令劝农耕作，正是一年发愤图强之时，如果使用妓乐难免给人造成奢靡享乐的印象，与主题不符。国忌与自然灾害时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

在宋代遇重大的节日开展妓乐宴会则成为了一种惯例，且为法律所允许。如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许臣民宴乐”[7]524，“天申及人使往来之处，守臣休务之日，许用妓乐于公筵”[4]153，其他如上元、乞巧等节日，地方官府也可以组织妓乐演出。但有时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禁止节日里使用妓乐，如高宗建炎二年(1128)四月，诏“郡县天申节锡宴，以二圣未还，勿用乐”*该处“锡”即为“赐”。[8]363，南宋建炎元年(1127)将高宗生辰定为天申节，但顾及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未还，即在建炎二年下令郡县举办天申节宴会时禁止作乐，这符合两宋相沿的惯例。

二、两宋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中出现的诸多违法现象

虽然宋廷对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仍旧不能避免地方官员在实际政务活动中违法使用和参加妓乐宴会，导致诸多问题的发生。

(一)违规渎职

仁宗朝，知忻州、四方馆使李中吉从忻州载家妓到并州，与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知寿州孙沔一同会饮、狎妓，还将家妓送予孙沔。李中吉因此被贬为东上閤门使、汝州钤辖*《宋会要》职官65之19有记载：“初，台谏言沔前在杭州贪秽不法，又在并州多暴虐，及令李中吉自忻州载家妓纵饮。下逐路按得其实，而贬责之。”即是孙沔要求李中吉载家妓前去纵饮，与文中所述略有不同。[9]4578；熙宁新法推行时期，对路级监司的督责也较为严厉。提举常平官韩正彦罢归时，自首曾与两浙路提点刑狱晁端彦、潘良器以及转运使张靓、王庭老等趁阅兵时违法赴杭州参加妓乐宴会，张靓、王庭老因张若济事件已被罢免，晁端彦、潘良器因此受到黜责[9]6731-6732。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王鈇帅番禺，有狼藉声”，是时韩璜为广东提刑对其进行按察，安抚使王鈇设宴款待，并“命诸娼淡妆，诈作姬侍，迎入后堂剧饮……韩甚醉，不知所以，即索舞衫、淡妆粉墨踉跄而起，忽跌于地”，酒醒后无地自容，“即解舟还台，不敢复有所问”[10]。韩璜作为提点刑狱，在巡视和监察番禺地方官员的过程中受邀参加了妓乐宴会，而且表现得极其狼狈，只好选择包庇王鈇，仓促离开。这一事件反映了统治者所规定的路级官员不准参加妓乐宴会的禁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甚至出现了因妓乐宴会导致的渎职舞弊问题。

从北宋到南宋的几百年间，朝廷对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的规定越来越详细，惩罚力度也越来越大。当地方官员违反法律规定开办或参赴宴会、使用妓乐时，一般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二)滥用财物

如北宋仁宗年间，前淮南转运使、直史馆、两浙安抚使魏兼出使江南，“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疫疠相属”，其不顾百姓安危聚敛财物，以用于宴会享乐。到达苏州停留三日，“穷彻昼夜，歌乐娱游”，其他诸州听闻此事，皆派妓乐迎候招待。魏兼作为监察官员在巡视过程中的这些行为，使得地方百姓处于极度困苦的境地，激起了极大的民愤[11]。

南宋时期台州知州唐仲友自到任以来有诸多不法行为，在本州发生旱灾、启建祈雨道场时，“追拘收外县弟子十余人及散乐三十人，逐日出入厅堂，以下棋弹琴为名，公然于道场前往来”[12]，因而废事。此外，唐仲友滥用公使库钱物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特别是他与妓女关系尤为亲密，公然在公筵中与行首严蕊媟狎，还无视法律规定在私忌日用公使钱为严蕊送行。公使库钱物原本是为了支给在任官员每月的供给及一些宴会之用，而唐仲友上任以后，将公使库钱物过多用于妓乐宴会及私自馈送官员，导致地方公使库钱物的大量支出，从而影响了地方财政的稳定。

上述地方官员违规参赴妓乐宴会并未受到严厉的惩罚，原因主要是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如北宋仁宗朝的魏兼与宰臣章得象、晏殊都是亲戚关系，所以没有人敢陈述其违规敛财纵情享乐的罪状，而在“唐仲友案”中，唐仲友与当时的宰相王淮为姻亲关系，王淮为唐仲友进行了辩护，因此身为台州知州的唐仲友滥用公款、狎妓废事等，仅被撤销其新任的江西提点刑狱职务，而弹劾他的监司官员朱熹同样被调离原工作岗位。

三、宋代地方官员违法参加妓乐宴会的原因及不良影响

(一)主要原因

宋朝太祖、太宗二帝时期尚可遵循勤俭治国的政策，而自真宗咸平、景德以后，随着政局逐渐趋于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片祥和的假象，奢侈享乐的风气在这种环境中孕育而生，“粉饰太平，服用寖侈，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13]17，不论是官僚士大夫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追求奢华。

宋代有些地方官员摆排场、讲面子而举办或参加妓乐宴会，甚至将其作为互相攀比的手段。如大中祥符三年(1010)夏四月，知雄州、兼河北安抚使李允则过天雄，“时寇准知府事”，寇准对其进行宴饮招待，“妓乐器用，皆极华侈，意将压之”[9]1669。此次寇准开展妓乐宴会所用物品极为奢侈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向李允则炫耀，以此给自己增加面子。

妓乐宴会还会成为地方官员之间相互勾结、馈赠钱物的重要场所。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宋代许多地方官员选择在宴会的过程中互赠钱物，使用妓乐助兴。时蜀中开办宴会，“其会聚之间，折俎率以三百五十钱为准，有一身而适兼数职者，则并受数人之馈，献酬之际，一日而得两千余缗”[14]。随着这些现象频繁出现，各级地方官员结党营私、行贿受贿的行为由此萌生。

(二)消极影响

1.地方官场奢侈享乐、贪污腐败风气盛行

地方公务宴会作为官员之间进行交流和拉近彼此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宴会中使用妓乐能够使长期忙碌于官场公务的官员们得到放松，是一种为众人所喜爱的娱乐性活动。而“每赴宴集，亵狎娼妓”[4]31，则使官员们过度沉迷于妓乐享乐，最终导致官场上奢靡享乐、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宋朝地方官员开办或参与宴会经常会出现“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5]4362、“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15]394的情况，仅开办宴会就耗费了如此巨额的钱物，所以在宴会开展过程中频繁地使用妓乐，花费只会更多。“为县官者，平时同僚相聚，厚为折殂用妓乐，倡优费，率不下二三十缗者。”*其中，“缗”为铜钱，一千文为一缗；“倡优”为古代歌舞杂技艺人。[16]当地方官员们持续毫无节制地参赴妓乐宴会、法律规定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时，地方官场上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奢靡享乐、贪污腐败的风气。

2.败坏风俗、坏乱人心问题频出

过度沉迷妓乐享乐不仅有损官员形象，而且降低官员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影响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南宋晚期的著名学者杨简在任职期间发现妓乐活动“坏乱人心莫此为甚。盛妆丽色，群目所瞩，少年血气未定之时，风俗久坏，其能寂然不动者有几”[17]。杨简认为过度沉迷妓乐活动是极具危害性的，会败坏风俗，坏乱人心，使官员错失自己正确判别是非的能力[2]57-73。同时，它会妨碍地方官员办理公务，影响办事效率，破坏官场风气，甚至损害百姓对官员的信任。更严重的是会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今之乐……荡情性，惑视听，开嗜欲之源，萌祸乱之本，无益于至治也”[4]16。

3.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现象频繁出现

地方官员开办或参与妓乐宴会不仅仅是为了放松娱乐，有时也会以谋求某种利益为目的，容易导致在宴会过程中出现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的现象。庆历年间，文彦博知成都府时频繁地开办宴会，流言蜚语传至京师，朝廷遂“派遣御史何郯圣从伺察”。何郯到成都后，文彦博“作乐以燕圣从”，并命妓女“歌张俞少愚之诗”，待圣从还朝时，对于文彦博的谤议已经平息[18]。可以看出，宋代地方官员已将妓乐宴会作为处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开办或参与妓乐宴会招待上级或监察官员等，使其能够包庇自己的违法行为。

4.地方及中央财政的稳定性遭到破坏

地方公使库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供给官吏厨食，招待过往官员，即所谓“州郡公使库钱酒，专馈士大夫入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13]29。随着官员违反规定、频繁开展妓乐宴会，地方公使库的钱物入不敷出，出现了资金短缺的现象。虽然一些地方官吏“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以助公使耳”[15]394，但还是无法保证地方公使库钱物的充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同时，公使库经营牟利，成为地方与中央争利的机构，如用公使库酒来侵夺国家酒务的财政收入。宋朝实行严格的榷酒政策，酒课的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使库酒一般只能用于公筵、馈赠[19]，但地方官府往往会私自利用公使库酒进行牟利活动，从中获取的高额利润则用于补贴地方之需。各地公使库“广行造酒，置店酤卖，及巧作名目，别置酒库，或于省务寄造，并不分隶，搀夺省司课利，致诸路酒务例皆败坏，亏失国计”[4]23，可见地方公使库除自行造酒酤卖之外，还会侵夺诸路酒务的利润，严重损害了国家的酒课收入，使中央财政的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和破坏。

5.百姓生活受到严重剥削和压榨

地方官员宴饮聚会、使用妓乐的钱物一部分来源于地方公使库，“公使库，诸道监、帅司及州、军、边县与戎帅皆有之”[15]394，这部分钱物主要是归路州级官员宴饮聚会所用；另一部分则是民脂民膏，一般的县级官员没有公使库钱，这些县官会剥削地方小吏，小吏通过剥削百姓来满足这一需求，而剥削和压榨百姓的主要手段是法外增敛。地方官员的宴饮活动殆无虚时地频繁展开，会“使一岁如此之费当千缗，则此辈取于民者万缗矣，当万缗则取千万缗矣”[4]91，开展妓乐宴会原本一年只需千缗、万缗，却向贫苦百姓征收万缗、千万缗的赋税，最终使得百姓无力承担，生活也因此痛苦不堪。

在各种赋税、杂税之外，地方百姓还要因宴会承担一部分沉重的差役。当地方官员频繁开展或参加妓乐宴会时，会使被差遣的衙前役人负担更为沉重。本来衙前役一般是由一等户来承担，但实际上却落在第二、三等户即一般中下层地主和富农身上，从而使这个中间阶层遭受了重负，甚至破产[20]。

四、结语

北宋建国之初，统治者没有颁布明确的诏令或法律限制地方官员参加妓乐宴会，州郡虽设有公使库以供厨传之需，但地方官员因畏惧清议而秉持清正廉洁、节俭朴素的作风，不敢过度使用公款开办或参赴宴会活动。自神宗元丰年间以至南宋，虽然对地方官员参加宴会、使用妓乐的法律规定更为详细且愈加严厉，但无法有效阻止地方官员花费大量钱物去参与妓乐宴会，“厨传渐丰，馈饷滋盛”[21]，成为元丰以后地方官员特别是路级监司的一种普遍现象，最终导致法令频出却令行不止的困窘局面。两宋地方官员这样的行为最终使得地方官场上奢侈享乐、贪污腐败的风气盛行，严重影响了地方官员的办事效率，增加了地方财政支出，并影响着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加重了百姓负担。这一历史教训值得今人认真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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