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青青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 400715)

一、引言

抗战时期，一国金融的安定和生产建设能否发达，银行业应负相当责任。作为中国抗战力量的宝贵一极，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华侨酝酿投资大后方金融业，力图吸收社会游资供给生产领域，使银行资金能与生产建设打成一片，从而支援抗战建国。目前，学术界关于华侨对大后方投资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就金融投资而言仍属宏观层面。基于此，笔者以侨资银行为线索，从金融与抗战的研究视角出发，考察华侨对大后方银行业的投资与西南建设的关系。

二、抗战中后期华侨投资大后方银行业的背景

抗战中后期华侨对大后方银行业的投资得益于国内外环境的综合作用。在国内，生产事业格外重要，国民政府因利导之，制定相应政策吸收侨资；在国外，随着南洋相继沦陷，侨资急需内移，对大后方银行业的投资遂成为侨胞资金的新出路。

(一)抗战时期国内资源的开发状况

抗战时期的工矿事业是一种军需资源，既可用作军备生产，又可维持国计民生。例如，煤炭是重要的动力能源，是国家工业发展的根本，铁是一切工具和兵器的生产原料，二者是“一线命脉所系”。锑、钨、锡等矿产资源则是制造炸弹、枪炮的原料[1]。又因矿产资源产量不多、用途广泛，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我国的钨、锑在世界主要金属原料产区中居第一位，这些矿物成为对内供给、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原本中国的矿藏资源十分丰富，但随着我国领土的大部分沦陷，原有的资源丰富区亦落入敌人之手。为了解决国内实业和军需工业的隐患，亟需大力开发西部富源。

国民政府倡导社会各界人士从事后方生产事业的投资，陆续出台一系列奖励政策。1938年12月颁布《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规定凡在后方兴办有关国防民生的工矿业，实收资本已达必要数额时，可以呈请奖助。针对小工业贷款，1939年2月又颁布《经济部小工业贷款暂行办法》规定纺织、制革、金属冶制、化工等，凡资本总额在5万元以下1万元以上，其实收额已达50%以上者，可呈请贷款。此后，后方工矿企业迅猛发展，但1942年后渐趋衰退，民营工业尤其突出。究其原因，与中小企业陷入资金困境相关。概因近代工业生产须有实质资本即原料、机器、人工等，但又必须以货币资本为前提[2]。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原料和工资随之变动，企业流动资本不足，维持生产所需资金无以为继，能否盈利尚未可知。市面上遂形成“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的现象。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资吸引政策

抗战以来，华侨之所以踊跃回国投资，除爱国心的驱使外，与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相关。1938年11月在《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中规定，凡是华侨投资国内农矿工商及与国防有关的经济事业，资金占其资本总额60%以上可获得奖助。经济部亦订立侨胞投资办法：将各地物产及需要开发的实业由侨委会列表转知海外各地华侨，鼓励侨胞组织团体回国考察，以便兴办乐于投资的实业。侨资事业还受到各地政府的保护，所需购进的材料除轻税率外予以运输便利。此外，侨委会成立了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华侨对国内投资实业有所请示者，该会及各地侨务局分别予以指导规划，另派遣熟悉侨务的人员分赴海外各地，调查侨民经济状况并就近予以鼓励、组织，使与国内生产建设机关发生投资关系，冀收实际效果[3]。在政策导向下，到1940年11月侨胞汇款回国投资实业、开设工厂已逾10亿元。

在金融政策方面，1941年1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修正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规定新设银行除县银行和华侨资金内移设立银行者外，一概不得设立。县银行本是为推行新县制设立的基层金融机构，营业区域有限，所以新设银行不惧过多[4]。侨资银行的设立则是国民政府出于利用侨资的考虑。南洋沦陷后，侨资内移既可保护华侨资金，也可吸收更多侨汇，平衡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国民政府财政部拟定投资金融办法，交侨委会通告侨胞，具体操作为：侨资内移者须证明确属华侨从海外汇回款项，并经海外部、侨委会等证明其人身份为某地华侨。通常侨资银行既可由华侨独立经营，也可与国内人士合作。无论哪种，只要华侨是真正的海外移民，侨资占资本总额50%以上，就准予注册设立[5]。

(三)抗战时期华侨的经济状况

随着战事进程的扩大，海外环境急剧恶劣，华侨资金受困甚至被敌利用。一方面，日本图谋在沦陷区利用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等金融机构套取侨汇，并组织伪华侨银行诱骗侨胞投资，加紧经济侵略；另一方面，欧战发生后，华侨居留地政府实行各种统制，对华侨经营的事业和侨汇的输出都有严格限制。而自太平洋战事后，南洋相继沦陷，各地侨胞生命受到威胁，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此时，侨资转移问题显得愈加急迫。相较战前，战时华侨投资经历了从房地产、商业等非生产领域到生产领域，从沿海到大后方的转变。我国资源丰富且事关抗战与民生，扶植工矿开发和农业垦殖成为华侨的重点投资对象。若说以上二者是直接为抗战服务，华侨对大后方金融业的投资就是以银行资金间接扶助生产。投资金融业的华侨认为金融安定是武力的后盾，银行则是最有力的经济机构。大后方的农工商矿、交通事业与抗战建国密不可分，国家银行纵使拥有雄厚资本也难以普遍兼顾，必定有调剂不均等问题。这当然期望后起之秀——具有新生力的银行共同努力推进。过去，国民政府虽以向华侨劝销公债、募捐等办法吸引侨资，但未能使侨资源源内流。所以，归国华侨投资银行业试图为海外侨胞树立金融中心，便利款项汇兑，使其资金内流，为祖国建设助力。在践行上述理念的基础上，抗战中后期在大后方涌现出一批侨资银行，如中国工矿银行、华侨信托银行、华侨兴业银行、华侨联合银行等。又因重庆为我国战时中心，故除福建实业、集友等银行外，华侨对金融业的投资集中在重庆，散布昆、贵。

三、抗战中后期华侨对大后方银行业投资的微观分析

侨资银行是华侨投资金融业的产物，虽各具特色，但将个体置于宏观背景下进行微观分析，可发现这类银行在资本来源、人员构成上具有共性。考察侨资银行的变迁历程，可知金融安危与战争进程相始终，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一)侨资银行的筹备与创办

侨资银行的创立离不开海外侨领的努力，其理念亦将影响银行的经营。1942年9月16日，中国工矿银行在重庆林森路2号成立，旅美芝加哥侨领谭赞是该行的发起人，曾创设华人制面厂、华人贸易公司等，膺任旅美芝城华侨救国会副委员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抗战爆发后，谭赞领导侨胞热烈捐款，常自捐巨金以为首倡，个人捐款已超美金20万元[6]。1943年1月27日，由菲律宾华侨戴愧生、缅甸华侨曾纪华、暹罗华侨孙雪樵等发起的华侨兴业银行在重庆小什字开幕，美洲侨领司徒美堂担任该行首席常务董事。司徒美堂关心侨务工作，对过去国民政府办理侨汇业务的弊端颇有感想，感念华侨在海外的处境和遭遇，希望华侨能有自己的银行，简化手续不受盘剥，藉以保护侨胞及其眷属的利益。因司徒美堂和侨务界关系密切，以其个人影响力吸引了一些华侨加入该行，胡文虎之子胡好就曾填写该行的增资认股书[7]207。1943年5月1日，在华侨参政员连瀛洲、徐生理、何葆仁等带领下，创办了华侨联合银行。连瀛洲是新加坡侨领，担任战时星洲华侨救济会主席，从事难民救济工作，回国后被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华侨代表、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作为发起人之一，连瀛洲靠人际关系取得银行的营业执照，担任该行董事长。该行开业时，侨委会委员长陈树人亲临主持揭幕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赐题“经济组合”，各埠会首长、银行界、侨领及各界人士到行致贺者千余人，颇极一时之盛[8]。由上可知，这些侨资银行的创办者都是素有声望的侨领，经商经验丰富且有经济实力，与国民政府关系良好，在其带领下其他侨胞亦纷纷加入，对于银行的发展功绩斐然。

侨资银行的资本来源相对复杂。在华侨对大后方银行业的投资中，仅华侨联合银行一家可以称为当时国内唯一纯粹的华侨资金银行。华侨联合银行将资本额定为国币1 000万元，分为10 000股，每股1 000元，先收半数营业，其余定期收足，此后增加资本也以南洋华侨为主[9]。其他侨资银行的资本来源较广。中国工矿银行系由华侨、总理实业计划委员会与国内金融钜子合作创办，成立之初资本总额为1 000万元，分为20 000股，每股500元，根据银行法规定募足500万元即可开业，其余定期全数收足。具体而言，该行华侨资本占总额的54.6%，国内工商界投资占总额的43.6%，国民政府官员个人投资占总额的1.8%，几乎是象征性入股[10]。后来，由于国民政府明令禁止官员经营商业，官股陆续退出银行。华侨信托银行稍有不同，决议集合国内外人士资金，额定资本2 000万元，分作100万股。为分散股权计，采取简易的小股制，每股国币20元，由殷富到小资阶级均可参加合作，先募集1 000万元开业，其余则派员分赴南洋群岛、澳洲、美国、檀香山一带，向侨胞和国内军政工商各业公开招募，以期募足资本总额[11]。为表示提倡鼓励，国民政府中央及各省政府认提倡股400万元～500万元左右，待到该行股份足额时再将全部或部分提倡股退出[12]。华侨兴业银行则将资本总额定为国币800万元，分作8 000股，每股1 000元，亦由华侨及国内人士共同募集，交足半数国币400万元，即正式开业[13]。

以上所述突显了华侨资金内移投资后方产业的典型特征，即归国华侨多与国内官绅合作创办事业。一是部分官员想谋取利益或建设经济，二是侨胞对国内事务不甚熟悉，与官员合作可以保护银行的发展。另外，上述几家侨资银行资本最多者不过2 000万元，而且都是先募集半数营业，若论财力，一家大纱厂可抵数家小银行，如何谈得上扶助生产事业的建设？但实际上银行的业务不是单靠额定资本，而是靠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以发挥金融调剂的作用。

(二)侨资银行的曲折发展

侨资银行兴起于抗战期中，其发展自然与战争历程相始终。因其经营旨趣正确，侨资银行建立后渐具规模，并通过设立分支机构，建立自己的金融网络，配合国民政府开发后方经济。分析其布局可知：一是在省会城市设行，如昆明、贵阳、桂林、西安、兰州等地；二是在特产区域设行，如自贡、柳州、南充等地；三是在水陆交通便利处设行，如衡阳、宝鸡、梧州等地。此外，侨资银行还有其特别之处。如在侨汇汇聚地设行，华侨联合银行在兴宁、梅县、揭阳等地设立办事处，以便吸收侨汇、救济侨眷[14]。又或是在国际枢纽设行，华侨联合银行董事长连瀛洲曾亲自前赴印度加尔各答等地筹设分行[15]。华侨信托银行考虑到无论时局如何变化，香港地区仍是中国和国外的重要枢纽，是华南商业的门户，因此除了注重内地的经营外，侧重发展香港的业务[11]。足以看出，战时侨资银行立足于重庆，以西南、西北为据点，在后方多省建立了分支行处，以收指臂环顾之效。

然而，侨资银行发展正劲时，1944年日军却发动疯狂反击，掀起了豫湘桂战役。战事由北向南推进，沿线各大城市遭逢大难，各地的公私机关、工商厂号只得奉命疏散，受其影响者首推金融界，造成存户纷纷提款、欠户甚难催收的局面。中国工矿银行长沙、衡阳、桂林等五行处亦奉令相继后撤，通过宜山、独山、都匀移至贵阳，嗣后因日军再度袭扰贵州边境，乃由贵阳撤至重庆，分别清理账务，计划办理结束[16]。华侨兴业银行亦是如此，为了维持银行信誉，顾念同仁安全，总行一面调款接济，一面预嘱随其他同业迁移适当地区，其桂林分行辗转到达重庆后清理账目，并遵照财政部规定商业银行及其分支行处迁地营业办法，选择适当地点筹设开业。待到衡阳局势好转后，桂林当局电召疏散者返回，桂行遂恢复原状。总行指示该分行尽量吸收存款，积极催收欠项弥补前失，但因市场秩序只是表面恢复，金融业一时不易有起色。韶关分行则随同政府机关迁往连县，业务已呈停顿状态，只有等待时局好转再谋恢复[17]。

抗战胜利后，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渐趋恢复，重庆市面陷入“胜利危机”。因返乡人员大量提取存款，银钱业搁浅者数见不鲜。经营不善者，如华侨兴业银行便于1945年9月因负债累累、周转不灵而告停业。经一年的整顿，各股东先后筹足10亿元资金，旧欠大部还清后，于1946年10月12日奉准复业[18]，并增设上海、南京、汉口、广州、香港等行。稳健经营者，如中国工矿银行为适应业务发展需要，改总行制为总管理处，并将总处迁沪，又呈准财政部增设上海、汉口、厦门、青岛等行。华侨联合银行出于发展海外商业、促进国际贸易、扶助侨胞返国投资等需要，在广州、汕头、厦门、上海增设分行，以开华侨投资门径，唤起侨胞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关注[19]。战后侨资银行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以华中、华北、华南为支撑，重视吸引侨汇和发展工矿。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加剧，加之国民政府实行金圆券等币制改革，造成银行业务萎缩，资金难得保障。为自保起见，许多银行都有另立字号、兼营商业的行为，侨资银行也不能幸免。比如，北四行之一的中南银行曾设立暗账，依赖货物囤积，勉强维持经营。1948年中国工矿银行沪行、汉行等亦查获有此行为，后于1949年停业清理。事实证明，侨资银行经历抗战和内战两个时期，其荣辱兴衰与时代背景相契合，只有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使经济步入正轨。

四、抗战中后期侨资银行的经营状况

抗战期中，华侨对大后方金融业的投资带有明显的爱国情怀，因而侨资银行具备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经营特色。

(一)侨资银行的经营理念

侨资银行的经济行为与其经营理念密切相关。概括说来，虽都是为了扶植战时生产事业的发展，但又各具特点。

关于中国工矿银行的创立和命名，常务董事陈兴国谈到：“中国的工矿业落后，因为没有重工业，不能制造现代武器以保卫国家的安全，所以使国家受到强敌的侵略。因为没有轻工业，不能供应民生必需的物品，所以使民生困苦。”[20]于是，该行将“扶助工矿建设”写进银行章程，立志担负发展工矿事业的使命，做到名实相符。华侨信托银行则将发展抗战时期的对外贸易、开发富源、增加生产和安定战后市面、扶助各种事业的复兴作为立行宗旨。华侨兴业银行原定为华侨工业银行，后因发起人孙雪樵认为“工业”二字范围甚狭，于是改为“兴业”。顾名思义，就是倡导各地华侨尽量将资金汇回祖国，聚集大宗款型，投资建设各种生产，尤其是辅助民营工业，以收融通资金之效果[21]。华侨联合银行除欲调剂后方金融、扶助建设外，考虑到因交通困难造成侨眷接济断绝、生活痛苦，归侨欲在国内办事也因无人照应，常有无从问津之感。因而，该行对于运用侨资、沟通侨汇、接济侨眷更是不遗余力。

(二)通货膨胀下侨资银行的业务状况

抗战中后期以来，国内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通货膨胀节节高升，物价亦逐渐飞涨。作为新生力量的侨资银行，如何在国家银行和大后方原有商业银行的竞争下生存是个问题。

总的看来，各侨资银行既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如存款、放款、票据贴现、汇兑等，又各有侧重点。华侨信托银行采取稳健策略和积极扩展的步骤，以200万元为营运资金设立储蓄部，办理教育储蓄、普通储蓄、团体储蓄、业务储蓄等。因华侨素有节俭美德，拟领导侨胞举行长期节约储蓄运动，倘若每人能按月节储，以年计之数目大有可观。另以300万元为营运资金设立信托部，重点发展信托业务，如以特厚利息经办华侨特种信托存款，以利侨资内流，引导华侨投资农工矿业等。尤其是侨胞因业务关系返国不易，且对国内情形不甚了解，虽有志投资或是置办产业，亦无从下手。信托部可接受华侨委托，翔实调查甚或代为办理，侨胞以在海外之身仍可兴办国内事业。为迅速配合抗战，该行与各省地方银行积极联络，沟通各地汇兑路线以广资金运用，为各工厂的产品和各地原料的运输提供便利。此外，该行发起人程鸿猷亦为华侨，对侨胞回国时的旅居不便感同身受，特决定银行成立时，在国内通商大埠如上海、广州、重庆等地视实际需要设立华侨招待所，专为华侨服务，招待回国或旅行之华侨，代华侨照顾所营业务之货运等[22]。

针对当时环境，国家银行奉命吸收各种款项，尤其是机关存款不准存储商业银行，故华侨兴业银行调整业务计划，尽力吸收社会游资、商业往来及机关剩余款项，藉以巩固行基。为吸收存款特订定优待存款办法，在开幕日规定纪念存款户500户，凡定期、活期存款利率均按原定利息增加2厘[23]。汇兑方面，该行各分支行处托收款项、汇兑调拨日益见繁，但因收费低廉，商人利用托收以代汇兑，导致银行损益受其影响，汇兑业务未能发展。故将分支行间托收款项收费以对方行处所在地之汇率为准则，使汇款与托收价格平衡，同时顾及行处间的调拨需要，相互利用以增收益[24]。1943年度华侨兴业银行因属新创且正值重庆物价频繁波动，推进维持均感艰难，该年利益总额为5 700 932.53元，损失总额达到6 423 936.33元，纯损额为723 003.38元。此后，该行一面成立分支机构，以灵活运用资金，一面缩减开支，业务渐有起色。1944年度决算时，利益总额为10 500 645.42元，损失总额为10 030 570.79元，实际盈利470 074.63元。然因豫湘战事陡起，支出颇大且物价递高，限于环境仍难以达到预期目标[17]。

(三)比较分析侨资银行的放款业务

在通货膨胀下侨资银行是否实现了促进生产建设的初衷呢？将国家行局、重庆一般商业银行和侨资银行的资金流向作一比较，可得出其贷款投资的实际成效。

战时中国金融的最高指挥机关是四联总处，从其放款变化中可窥见国家行局的资金轨迹。1940年四联总处尤以购销和盐务放款最为重要，两项事业共占放款总额的64.8%，工矿放款占14.8%，交通放款占5.4%。1941年单盐务放款一项就占54.5%，工矿放款为14.0%，交通放款为12.5%。1942年后因工矿事业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到1944年工矿放款比重一度增加到75.2%[25]51。但是，四联总处的工矿放款侧重于国营企业。至于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规模小、资金薄弱，难以维持简单生产，急需资金挹注。而向四联总处申请贷款手续复杂、时间较长，即使得到批准放款，也偏向于大厂家而忽略了小工厂。此后，四联总处虽加重对民营厂矿的放款，但在实际操作中不乏官僚企业冒名顶替，得到优惠有限，加之通货膨胀加剧，扩大贷款仍难抵物价上涨速度。

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中，重庆大多数商业银行选择将资金流向商业或是经营投机。在战时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中，活期存款远远高于定期存款，使其不便将资金大量投放在相对固定的领域，出于盈利考虑，多愿承做短期商业投资。据统计，1942年度重庆市58家银钱业放款按性质分类，商业放款总额达133 426 000元，占比为76.97%[25]52。尽管国民政府一再加强对商业行庄的管制，但到1944年重庆市银钱业放款总额49亿元中商业放款达41亿元，仍占总数的83%[26]，致使真正需要资金的产业没有得到应有的资助。

综上可知，战时金融机构在选择业务对象时各有侧重，有的生产事业无法兼顾，亟需更多金融力量的援助。此时兴起的侨资银行以辅助生产为宗旨，在放款对象方面尤注重扶植民营中小企业，凡与国防民生相关的产业有需求贷款者，经过银行的周详调查后可给予贷款，以此密切金融和企业的联系。现以侨资银行之一的中国工矿银行放款为考察对象，以得出其实际行动与初衷是否符合。1942年12月，中国工矿银行成立三月以来，稳妥选择贷款对象，既有化工、机器、矿产、钢铁等国防工业，也有纺织、面粉、制药、文化等民生工业，其实收资本500万元，在工矿放款方面总额已达15 980 000元。其放款方式有定期、质押、透支、贴现等，主要以定期放款为主。在时间期限方面，出于银行自身资力原因，贷款时间短至10天，长至3个月，均属于短期放款，期限较长的放款尚在推进中。随着业务逐渐步入正轨，到1944年1月，工矿事业放款总额达到20 519 311.2元[27]。但是，战时向工矿等生产企业放款确实有许多不可控因素，稍有不慎，银行就会受到损失，逾期还款的情形比比皆是，不得不说这正体现了其扶助工矿业发展的决心。

五、结语

抗战中后期由华侨建立的侨资银行是建设西南大后方的生力军之一。通过吸收后方游资转化为生产资本，直接或间接参与有关国防民生产业的投资，单独或联合其他金融业为生产事业供给资金，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行局和其他商业银行的偏颇之处，实现了战时金融业的使命。侨资银行也是开辟侨汇通路的重要途径，因其领导人是著名侨领或是国内绅商，素有声望，对引导海内外资金参加各种建设有很大影响。如华侨兴业银行为增加侨资，董事司徒美堂赴美洲向华侨募款，虽多为小额投资，但股东人数众多，增募股金达70余万美元，以该行名义存在纽约花旗银行，预计在抗战结束后投入航运建设事业[7]208。当然，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和通货膨胀的困扰，侨资银行扶植生产的作用有限，但仍是海外华侨对祖国的另一种经济援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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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庆市社会局、华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呈、批:创立大会决议录、登记事项单、公司章程等[A].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未刊档案, 档号00600002016070000010.

[22] 筹备华侨信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A].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未刊档案, 档号0015000100 066000153000.

[23] 关于华侨兴业银行订定优待存款办法并改订活期存款利率致全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函[A].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未刊档案,档号02400005001140000003000.

[24] 华侨兴业银行董事会关于请出席本行第二次股东大会致乐作霖、乐伯和、成记、庆记的函[A].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未刊档案,档号025400010005500000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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