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霞

我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全球领先[1],是癌症相关死亡首要的原因[2],超过80%的肺癌患者确诊时已是III、IV期[3],因失去手术机会而选择化疗。化疗期间消化系统症状已被证实,是癌症患者治疗中常见而最为痛苦的副作用[4-8]。癌症患者多存在一定的心身状态问题,患癌后常采取回避、压抑等应对方式使其心身状态更差[9]。不良的心身状态是否会促使化疗消化道症状的发生或使原有的症状加重,鲜有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肺癌患者化疗消化道症状与心身状态的相关性,为后期临床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N=Z2×[(P×(1-P)]/E2计算样本量,其中N为样本量,Z为统计量,P为概率值,E为误差值。当置信度为95%时,Z=1.96。通过查阅文献[4-8,10]发现,化疗使消化道症状发生率较高,当P取值50%,容许误差值为10%,加上约10%的失访率时,计算样本量为106例。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6年7月-2017年5月在安徽省某医院呼吸内科住院进行化疗的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病理确诊为肺癌;②神志清楚,愿意参与本研究,依从性良好;③年龄≥18岁,卡西功能状态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60分。排除标准:①语言交流障碍或既往有精神病史者;②肺癌伴颅内转移引起明显颅高压或合并其他疾病、消化道症状明显者。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15份,剔除7份无效问卷,最终有效样本量108例,有效率93.91%。108例患者中,男80例,女28例;年龄为35～80岁,平均年龄(62.58±9.35)岁;已婚101例,其他婚姻状况7例;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60例,中学43例,大专及以上5例;农民57例,退休者20例,无业者28例,其他职业者3例;费用支付方式为新农合70例,省/市医保32例,其他6例;腺癌44例,鳞癌25例,小细胞癌22例,其他类型或病理分型暂不明确的17例;非小细胞癌Ⅰ、Ⅱ期2例,Ⅲ期9例,Ⅳ期71例,小细胞癌广泛期20例,局限期1例,分期暂不明确的5例;确诊时间为1～7个月;使用中、高致吐药物化疗者99例,低/极低致吐药物化疗者9例;首次化疗24例,第2～4次化疗40例,第5次及以上化疗44例。研究方案通过该院伦理委员会审查且研究对象及家属知情同意并签订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化疗消化道症状量表

化疗消化道症状量表[10]包括症状发生和症状影响2个维度14个条目,分别评估最近24 h内消化道症状最严重的程度和其对患者生活的影响。症状发生包括饮食摄入和消化排泄2个因子,严重程度从“没有”到“非常重”分0～4级,计0～4分,0表示无消化道症状,分值越大表示症状越重。症状影响程度从“毫无影响”到“有极大影响”分0～4级,计0～4分,0表示对生活无影响,分值越高表示对生活影响越大。症状发生和症状影响2个维度及总量表Cronbach′α系数为0.832、0.914和0.887,2个因子Cronbach′α系数为0.844和0.621。该量表信度和效度较好。

1.2.2 癌症心身状态量表

癌症心身状态量表[9]包括心理、躯体、社会及心理行为可塑性4个维度16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从“从没有”到“总是”分别计1～5分 ,心理行为可塑性维度反向计分。得分越高提示患者心身状态越差。量表4个维度均分及总分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66、0.575、0.578、0.527和0.780。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3 研究方法

所有量表均在患者化疗第2天发放,当场收回。个别文化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大患者由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说明并协助患者填写。个别当天出院的化疗患者则将量表由其带回,嘱其出院后第2天独立填写,下次化疗时交回。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资料用均数±标准差±s)描述,偏态分布资料用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描述,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肺癌患者心身状态

与良性肿瘤患者[9]相比,肺癌患者心身状态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在化疗期间提高且有统计学意义(除行为可塑性维度外)。见表1。

表1 肺癌患者与良性肿瘤患者心身状态量表得分比较 (±s,分)

表1 肺癌患者与良性肿瘤患者心身状态量表得分比较 (±s,分)

维度 肺癌患者良性肿瘤患者 t值 P值心理 18.59±4.31 8.42±1.33 24.412 ＜0.001躯体 13.50±2.48 11.70±3.01 7.495 ＜0.001社会 12.29±3.16 8.03±2.04 13.947 ＜0.001可塑性 13.66±1.21 13.51±3.25 1.310 0.193

2.2 肺癌患者化疗期间消化道症状发生频率、程度及其对生活的影响

肺癌患者化疗期间症状发生维度得分为9(5,15)分,症状影响维度得分为4(4,5)分。见表2。

2.3 肺癌患者化疗期间消化道症状与心身状态相关性

肺癌患者化疗期间消化道症状发生维度得分与心身状态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症状影响维度得分与心理及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也呈正相关。见表3。

表2 肺癌患者化疗消化道症状量表得分情况

表3 肺癌患者化疗期间消化道症状与心身状态相关性 (r)

2.4 肺癌患者化疗消化道症状与心身状态的关系

以化疗消化道症状量表2个维度得分为因变量,以心身状态各维度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心理与社会维度是消化道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可解释其51.2%的变异,心理维度也是症状影响的影响因素,可解释其8.0%的变异。见表4。

表4 肺癌患者化疗消化道症状与心身状态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肺癌患者在化疗期间消化道症状明显,发生率高,对生活的影响范围较广

本研究结果显示,肺癌患者在化疗期间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是食欲减退、味觉异常、口腔/咽喉干燥、恶心、反酸、便秘等,发生率高达59.2%～89.8%,饮食摄入评级以轻度为主,而消化排泄方面,便秘程度较重者多见,其他症状也多以轻、中度为主。症状对生活的影响范围较广,但程度较轻。癌症化疗药物能改变味觉、激活化学感受器触发区[7]及其对消化道黏膜直接或间接的损伤等致使患者化疗期间消化道症状明显、发生率高,而这些症状往往以症状群的形式出现。多个症状同时发生可能比单一症状的出现对患者的生活负面影响更大,与其他类型癌症相比,肺癌患者症状群引起的痛苦最强烈[3],而上消化道症状群是其主要症状群之一,主要与化疗有关[5]。本研究全部对象为行化疗的肺癌患者,84.26%的患者在病理分期上达到IV期或广泛期,疾病本身及治疗带来的生物、生理、心理、身体变化较为明显,主观、客观上使得化疗消化道症状频发,患者自我不适感更为严重。因此,临床医护人员在患者化疗期间不但要重视患者的食欲减退、恶心、呕吐、便秘等单一症状的治疗与护理,更应关注整体消化道症状群的评估与管理,并提供个性化的干预措施以减少化疗消化道症状的发生或使原有的程度降低。

3.2 肺癌患者化疗消化道症状与患者心身状态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良性肿瘤患者相比,肺癌患者心身状态各维度及总分在化疗期间提高;其消化道症状影响维度得分与心理及行为可塑性维度得分、症状发生维度得分与心身状态各维度得分正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心理与社会维度对消化道症状发生、心理维度对消化道症状影响的预测有统计学意义,分别可解释其51.2%和8.0%的变异,说明肺癌患者化疗期间心身状态差,消化道症状的发生及其对生活的影响与其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一方面,可能是化疗的不良反应使患者躯体症状加重、角色功能及社会支持功能逐步变差,出现了较多的心身问题,进一步加重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症状;另一方面,癌症患者心身状态主要与焦虑情绪有关,患癌症后采取回避、压抑等应对方式使其心身状态更差[9]。化疗本身在带来较多的不良反应的同时增加了患者的心理压力及焦虑和抑郁,且不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或婚姻状况的限制[11],中晚期肿瘤化疗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高于早期者[12],化疗之后焦虑、抑郁程度有更加严重的倾向,而不良的负性情绪对患者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功能及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均有不利的影响,会导致患者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加重患者的躯体化症状[13],促使化疗消化道反应的发生或加重原有的症状。再者,晚期肺癌患者合并躯体症状和心理痛苦更为严重,绝大多数失去战胜疾病的信心,应对方式消极,而不良的应对方式也会促使化疗期肺癌患者发生消化道反应或使原有的程度加重[14]。由此可见,肺癌患者化疗期间良好的心身状态有助于减少消化道反应的发生或使原有的程度降低。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在患者化疗期间应重点关注患者心身状态并及时予以干预以减少化疗消化道症状对机体的影响,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化疗消化道症状与患者心身状态密切相关,但本研究仅在横断面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且样本来源局限,未对不同化疗周期患者进行动态追踪研究,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偏倚;专门用于评估癌症患者心身状态及化疗消化道症状的量表较少,需要进一步研发并统一标准。

[1]Wang M,Cao JX,Liu YS,et al.Evaluation of tumour vaccine immuno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a systematic meta-analysis[J].BMJ Open,2015,5(4):e006321.

[2]Wang L,Yu C,Liu Y,et al.Lung Cancer Mortality Trends in China from 1988 to 2013: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Government[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6,13(12):1052.

[3]Wang D,Fu J.Symptom clusters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undergoing chemotherapy[J].Afr Health Sci,2014,14(1):49-55.

[4]张立力,李琳,赵阳,等.肺癌患者治疗期间症状群及其变化研究[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6,32(18):1369-1373.

[5]臧瑜,于虹,李妍,等.肺癌患者症状群的调查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16,51(3):316-320.

[6]Turini M,Piovesana V,Ruffo P,et al.An assessment of chemotherapy-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direct costs in three EU countries[J].Drugs Context,2015(4):212285.

[7]Wahlang JB,Laishram PD,Brahma DK,et al.Adverse drug reactions due to cancer chemotherapy in a tertiary care teaching hospital[J].Ther Adv Drug Saf,2017,8(2):61-66.

[8]Palli SR,Grabner M,Quimbo RA,et al.The impact of 5-hydroxytryptamine-receptor antagonists on chemotherapy treatment adherence,treatment delay,and nausea and vomiting[J].Cancer Manag Res,2015(7):175-188.

[9]陈蕾.癌症患者心身状态量表的编制及相关研究[D].广州:广东药学院,2014.

[10]何海燕.肿瘤化疗消化道症状负荷的评估工具构建和临床研究[D].重庆:第三军医大学,2011.

[11]Nowicki A,Woẑniak K,Krajnik M.Understanding the purpose of treatment and expec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inoperable lung cancer treated with palliative chemotherapy[J].Contemp Oncol(Pozn),2015,19(4):333-337.

[12]李香花,唐小波,黄美珠,等.恶性肿瘤化疗患者焦虑和抑郁的调查及心理干预[J].重庆医学,2016,45(4):538-540.

[13]杨志彦,楚新霞.化疗前后肺癌患者生活质量、焦虑抑郁情绪变化及生活质量影响因素[J].中国医药导报,2016,13(5):122-125.

[14]刘桂霞,章新琼.化疗期肺癌患者应对方式与胃肠道反应的相关性[J].广东医学,2016,37(5):735-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