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红

(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088)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独特的女性作家，她着力于讲述以上海或香港为背景的小市民故事，故事的主角大部分都是女性，借助系列的女性群像，张爱玲描摹了世态百相，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可以说，张爱玲是女性的代言人。

一 女性故事与结构主义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她写了很多性格各异的女性，按照年龄来划分，基本上可以跨越三代，第一代的代表有：姜老太太(《金锁记》)、姚老太太(《怨女》)、紫薇(《创世纪》)、杨老太太(《留情》)、白老太太(《倾城之恋》)；第二代的代表有：曹七巧(《金锁记》)、娇蕊(《红玫瑰与白玫瑰》)、白流苏(《倾城之恋》、顾曼璐和顾曼桢(《十八春》)、霓喜(《连环套》；第三代的代表有：葛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吴翠远(《封锁》)、郑川嫦(《花凋》)、许小寒(《心经》)、虞家茵(《多少恨》)。

女性叙事并不是一个学术化的概念，而只是借助叙事学的说法，再加上一个“女性”，以此来探究张爱玲小说中女性的生存现状、作家的写作手法和创作意图。在叙事学的概念中，叙事模式是叙事学重点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俄国文论家普洛普在其著作《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一书中，提出了“功能”的概念，他把功能定义为“人物的行为，服从人物行动意义的行为”[1]。“他对以往根据人物的特征划分民间故事类型的方法十分不满，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千变万化，很难找出供分类用的不变因素。他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了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功能”[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