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罗晓莉 陈可嘉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6)

城市核心区是城市公共活动体系的核心，是城市结构的核心地区和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1]与城市其它地区相比，核心区人口、信息、物质能量以及客流、物流、交通运输高度集中，承担城市社会经济生活中金融、商业、贸易等经济功能以及居住、消费、休闲等社会配套功能，成为全市乃至全省的政治、经济、金融、科技、人才、文化、旅游中心等，对城市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膨胀，除了促进核心区商业文化活动的繁荣，也引发了人口密度过高、交通拥堵、住房短缺、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同时城市空间的蔓延、交通通讯的发达，出现了多中心、郊区化趋势，导致核心区发展受阻。[2]由此可见，对城市核心区发展模式的探讨对于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地理环境、城市规模、国家政策等差异，不同城市核心区发展的动力机制各不相同，发展模式也呈现不同特征。[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先后设立5个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等，凭借区位条件、经济实力及政策支持等，沿海经济发展迅速，沿海城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也受到政府的大力关注和支持。[4]当前中国，行政中心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最大，相较于其他城市，省会城市作为全省经济、人才、信息等资源集散地及经济政策集中区，经济发展多处于领先状态；作为省域社会经济功能中心，省会城市交通拥堵、房价高涨、人均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问题也逐渐显露。[5]我国沿海城市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注重提升城市核心区集聚辐射效应，优化省会城市发展空间。因此，分析研究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模式显得十分必要。

伴随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引发了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热潮。[6]如王成新等对济南和南京两个城市发展模式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两个城市的区位、自然条件、发展基础和发展契机等基本条件相似，但在经济发展质量、城市建设、外向型经济和社会事业等方面却存在一定差异[7]；钱紫华等总结了国内大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五种主要亚模式及其相关的三种机制[8]；张亚明等从城市规模、发展过程、发展动力、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对欧美日典型大都市圈发展模式进行对比，归纳并提出我国都市圈发展模式存在问题。[9]与此同时，核心区在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有关城市核心区的研究也引起了有关学者的高度重视，主要涉及城市核心区的划分、空间演变、土地利用、社会问题、生态研究、产业结构等方面。[10]如卞显红和方琰将杭州六大中心城区作为城市旅游核心区，对比分析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相对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11]；徐正全等以深圳市罗湖核心区与福田核心区为例，提出城市核心区更新改造的用地发展模式以及交通发展策略[12]；黄林秀和何健指出都市核心区必须坚持高效集约利用土地，并以重庆渝中区为例，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13]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有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不同区域、城市间的对比及国外发达城市发展经验的借鉴，缺乏针对中国国情下特定区域特殊城市经济发展的研究，有关沿海地区省会城市这一特殊类型城市核心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更是匮乏。鉴于此，本文将从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南宁六个我国主要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入手，分别从区位优势、发展条件和扶持政策比较评价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发展基础，并从经济发展动力、产业发展结构和功能空间布局三方面对比分析核心区发展现状，总结我国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模式经验，提出核心区发展的战略建议，推动核心区健康持续发展，不断提升省会城市影响力。

一、核心区发展基础比较

(一)区位优势比较

选取的6个核心城区均属于沿海省会城市，都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各省会城市乃至全省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和旅游中心等，在全市及全省范围内都具有发展社会经济显著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

沈河区作为沈阳市的政治、经济、商贸、文化和旅游中心，还是国家级优化金融生态试验区和社区管理服务创新实验区，是全国城区中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承担着国家和省市多层次多领域的先行先试任务；市中区是济南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金融中心，属于“国家级示范中央商务区”；秦淮区是国家东部地区重要的金融商务中心，华东地区的商贸、信息、文化、旅游中心，南京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核心区之一；西湖区是杭州规划中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所在地，浙江省会机关和国家级园区集聚区，还是著名的旅游区、文教区、龙井茶产区，并被列为国家“首批知识产权强县工程”创建单位；越秀区作为广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旅游、金融、信息中心，是广州市交通枢纽和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也是广州市规划建设最为成熟和完善的地区之一；青秀区是南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金融、信息的核心区域，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快建设、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成为南宁市近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快的城区。

(二)发展条件比较

考察一个地区或区域的发展条件，通常通过分析该区域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评价。[14]

对我国6个主要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人口规模(表1)进行分析，各核心区人口总量占全市人口比重在8%-13%之间，其中面积仅占0.75%的秦淮区拥有全市12.64%的人口；城区人口密度呈两极分化，沈河区、秦淮区和越秀区3区人口密度均超过12000人/平方公里，越秀区最高将近34000人/平方公里，其余3城区均低于2700人/平方公里，也已远高于人口过密标准。辖区面积与人口密度相对应，也表现为两个极端，人口密度高的3城区辖区面积最大不超过60平方公里，最小的越秀区仅为33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的3城区辖区面积最小超过280平方公里，最大的青秀区达到872平方公里。由此可见，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人口规模普遍居于较高水平、呈现高度密集，连人口密度远低于其他核心城区的南宁青秀区也已大大超过人口密集区水平，人口过密问题显著。

评价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主要从市场条件进行分析，用国内需求量=固定资产投资额+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示区域的市场容量。[15]对比6个主要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近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及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表2)，固定资产投资上，沈阳沈河区和南宁青秀区最高超过570亿元，中位数为杭州西湖区和广州越秀区约370亿元，总体上，省会城市核心区固定资产投资力度较为雄厚，发展后劲大；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广州越秀区超过1000亿元远高于其余5个城区，沈阳沈河区和南京秦淮区紧随其后，其余3城区较为平均在330亿元上下。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广州越秀区最高近43000元，中位数为沈阳沈河区和南京秦淮区35454元。综合体现为国内需求量，分为两个阵营，第一阵营为沈阳沈河区和广州越秀区，需求量均超过1400亿元，远高于其余4个城区构成的第二阵营约800亿元的平均水平，济南市中区最低仅为636亿元。

表2 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市场需求情况比较(2013年数据)

(三)扶持政策比较

城市核心区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市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作为全市乃至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中心，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得到充分重视。调研的各沿海省会城市对于核心区发展都给予了切实有效的扶持政策(表3)，针对促进特定产业发展等出台相关政策。结合目前核心区发展面临的难题，与核心区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主要包含土地使用政策、旧城改造政策、重点产业发展政策、人才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等。

表3 近年来沿海省会城市对核心区发展的扶持政策比较

续表3

省会核心区扶持政策广州越秀区为促进金融产业发展,越秀区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广州民间金融街发展的实施意见》,市政府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金融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在《关于全面建设广州区域金融中心的决定》中提出一系列人才强化保障措施;为鼓励总部经济发展,出台《关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的实施意见》;为推动电子商务和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发展,出台《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市电子商务与移动互联网集聚区总体规划布局的意见》。南宁青秀区为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发布《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从2013年起,市财政每年安排现代服务业发展财政专项扶持资金不少于3.7亿元;为加快推进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金融业的若干扶持激励规定》,提出设立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为促进总部经济和楼宇经济发展,2014年,市区两级政府共同引入投资45亿元的广西金融投资中心;为吸引更多人才,2014年发布《南宁市加快人才特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南宁市人才安家费补贴暂行规定》、《南宁市引进急需紧缺人才奖励暂行办法》。

二、核心区发展现状比较

(一)经济发展动力比较

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活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来体现，一个区域的GDP增长速度可以展示其经济增长活力，而区域发展能力则可以体现为区域的人均财政收入、实际积累率等，其中，实际积累率=(国民收入生产额-国民收入消费额)/国民收入生产额。[16]

“十二五”期间，调研的6个主要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均呈现经济总量持续增长、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民经济总量通常占据全市前三名，且大多处于翘首(表4)。经济增长活力上，济南、南京、杭州、南宁4市核心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较为平均约为628亿元，广州越秀区最高约为上述4区平均水平的3.8倍，沈阳沈河区次之，约为4区平均水平的1.5倍；除杭州西湖区和南宁青秀区外，其余4城区GDP年增长率基本持平均超过10%，西湖区和青秀区则处于8%上下；除南京秦淮区外，其余城区的人均GDP均超过1万美元，接近经济发达水平，广州越秀区甚至高达3万美元以上。总体上，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经济增长普遍保持较快速度，经济增长活力较高。

对于自我发展能力，从人均财政收入看，沈阳、南宁、杭州3市核心区均超过1万元，济南市中区接近1万元；实际积累率上，南宁、广州、杭州、济南4市核心区的实际积累率较高，平均水平在0.49，南京秦淮区为负是所有城区中最低的；综合来看，南宁青秀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和实际积累率在所有城区中为次高和最高，区域自我发展能力最强，杭州西湖区、济南市中区位于其后。总体而言，不同区域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存在一定差距，但整体发展能力较强。

表4 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经济发展动力比较(2013年数据)

(二)产业发展结构比较

区域产业结构直接影响区域的经济增长[17]，新经济形势下，我国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纷纷寻求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通常选择产业增长极、城区增长极和潜在增长极三种增长极模式中的一种或几种综合，其内涵都是利用区位条件、产业集聚、特色文化等经济发展资源优势，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城区吸引力和竞争力。

调研的各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均高度重视服务业，尤其是以高附加值、高科技、高土地单位面积产值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及新兴服务业。在政府科学规划引领下，各核心区不断优化产业结构，“调二进三”的产业政策几乎成为所有核心区的共同选择，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均占据显著主导地位，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均在82%以上(表5)，其中，广州越秀区的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远高于其余城区，占GDP比重高达近98%，现代服务业已成为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绝对主导产业。

表5 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服务业发展比较(2013年数据)

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指导下，各核心区不约而同地对传统优势支柱产业和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等进行了重点规划(表6)。传统优势支柱产业以金融服务业、高端商贸业、旅游业等为代表，潜在新兴产业以文化创意、高新技术、电子商务等产业为代表，均为核心区重点规划发展产业，如除南京秦淮区外其余所有核心城区均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柱产业，商贸业是除杭州外其余各城市核心区的主导产业，沈阳、南京、杭州、南宁4城市核心区均明确提出重点发展旅游业，除沈阳、南宁外其余各城市核心区都提出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各核心区产业规划存在一定共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各自鲜明的产业定位，如沈阳沈河区、南宁青秀区积极推动房地产业发展，杭州西湖区、广州越秀区则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等。

表6 “十二五”期间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主导产业及产业发展定位比较

(三)功能空间布局比较

产业空间布局是产业规划的重要内容，根据产业分布现状及“发展连片、企业进园”等原则，确定“点、轴、带、圈、片、区”的总体布局，或提出优势产业布局意向，明确各区产业类型及规模。[18]各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均在科学规划理论指导下制定详细的产业布局规划(表7)，并将城区发展、产业布局与城区建设规划同步进行。

表7 “十二五”期间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功能空间布局比较

续表

省会核心区功能区空间布局规划南京秦淮区形成“五大功能片区”(老城南文化旅游休闲街区、新街口国际商贸商务街区、瑞金科技创业创新片区、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部智慧新城),打造辐射长三角的金融服务中心、高端商务及总部经济核心区和都市观光购物首选区。杭州西湖区着力建设“一谷(西溪路高新技术产业带)、两翼(西溪路、天目山路以南的旅游度假休闲翼和以北的创业创新翼、三圈(杭州黄龙国际商圈、环浙大紫金港创新产业圈和环中国美院创意产业圈)、多园(西湖科技经济园等12个科技、文创园区)”的产业总体空间框架,全力推进十大产业集聚有序发展。广州越秀区打造“一区(中央文化商务区)四组团(文化商贸金融、现代产业发展、生态休闲、滨水文体休闲功能组团)”功能布局,推进“一带(东风路高端商务带)六区(环市东智力总部区等六个特色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格局建设。南宁青秀区构建“一核(泛东盟国际商务与总部经济核心区)二圈(南湖竹排江现代商贸集聚圈与南宁火车东站发展门户区)二带(沿邕江生态旅游经济带与沿南宁水城的水系商务文化休闲带)三组团(仙葫都市工业园区、伶俐工业集中区和长塘现代农业园区)”的战略功能布局。

从各省会城市核心区的功能空间布局规划上可以看出，首先，核心区都特别重视特色园区的建设，主要特点是政府规划、引导、服务，院校科技支撑，企业市场化运作，强调供应链整合效应，形成具有较强竞争优势和特色的都市产业园区。如南京秦淮区放大科技园品牌效益，大力建设高科技产品研发和高科技企业孵化基地，济南(市中)金融产业园、西湖科技经济园、广州移动互联网(越秀)产业园等均是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特色重点建设的特色园区。其次，制约于土地资源等的有限，近年来核心区都强调集约发展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全面提档以及供应链整合效应的产生，如杭州西湖区发挥区域内楼宇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楼宇经济;沈阳沈河区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其总部经济对全区财政收入贡献高达42%。再次，金融业本身属于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又是其他服务业发展不可少的支撑和服务体系，大多数省会城市核心区都非常重视金融业的发展，都强调重点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如沈阳沈河区规划建设的沈阳金融商贸开发区已初具东北金融中心雏形，济南市中区等也在规划建设金融商务中心区。

由于历史原因及城市的快速发展，省会城市核心区功能空间布局也面临一些普遍的挑战，一是核心区功能在空间上过度集中，二是与城市其他城区在区域产业结构、功能的雷同导致恶性竞争与资源内耗，三是居住区、工作区的不合理分布及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导致自然环境恶化、房价高涨、交通拥堵等“城市病”严重，此外，还存在步行者安全问题、对外交通枢纽布局问题等。针对用地紧张和建筑布局不合理、交通拥堵问题，解决主要途径是通过地面、空中、地下的立体规划和功能的有效再分配，促进城市地上地下空间的协调发展和三维发展。目前，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地下空间规划的主要模式有七种，一是地铁综合体型，如广州黄沙地区地下综合体，二是地下过街通道-商场型，如吉林市中心的地下商场，三是独立地下商场和车库-商场型，如沈阳站前广场地下综合体，四是城市中心综合体型，如上海人民广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和香港街联合体，五是历史风貌和景观保护型，如西安钟鼓楼地下广场，六是地下室利用型，七是改建型。

三、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模式的经验启示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何重塑省会城市核心区活力成为与新城区建设同等重要的大事。现代城市规划和管理理论[19]认为，核心区可以通过七项举措谋求发展，一是进行文化的自我发现和重塑创新；二是吸引金融、专业服务、文创等高端现代服务企业入驻；三是引入绿色、环保、低碳型业态；四是增加文化休憩类体验性业态；五是增绿和“缩路”双管齐下；六是发挥中心城区医疗、教育等配套资源优势；七是协调多元化利益主体。

通过对我国6个主要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模式的系统分析，对比分析各核心区的发展基础和发展现状，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存在的差距及面临的共同困境。新经济常态下，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必须以规划引领、凸显特色、提升产业功能、优化空间结构、改善城区环境、完善城区设施、落实扶持政策等为导向，实现核心区可持续发展。

(一)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完善产业和城区发展布局

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对于实现产业增长极和城区增长极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核心区发展的先行工作是制定完善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制定规划过程中，除了严格遵循产业规划理论指导，还要结合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发展趋势及载体资源基础，明确发展模式，进行专家论证和调研，兼顾局部利益，建立协调区域发展的大规划体系。

(二)以提升产业功能为抓手，增强城区集聚辐射能力

产业功能的发展和完善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土地资源有限、承载力弱，只有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有效提升产业集聚力和区域吸引力，获得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在提升产业功能时有四个重要领域。一是优化提升区域产业结构，依托资源和产业基础，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二是推进现代服务业创新发展。首先，以推进内涵式创新发展为路径，重点发展金融产业(尤其是新兴金融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同时大力发展潜在新兴服务业，如健康服务业、信息消费服务业、社区服务业等，谋求潜在增长极。其次，为传统优势业态注入时代活力因子，如培育体验式消费、免税购物等新兴模式。再次，要注意强化文化资源植入和旅游的商业价值。三是构筑“品牌经济”高地，发挥核心区高消费能力群体和高端品牌集聚优势，吸引国际品牌研发设计，搭建品牌交流服务平台。四是构建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如鼓励大型国企和跨国公司等在核心区设立研发服务中心，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自主创新环境。

(三)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完善土地利用体制机制

省会城市核心区要率先探索城市深度化发展模式，营造友好型城区发展环境。完善城市土地利用体制机制，合理编制储备供地计划，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合并激活零星地块，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商业街区等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缓解停车难、基础性设施短缺矛盾。优化城区内部空间结构，实现城区空间层次感和功能区块化，选取部分区域进行地上和地下空间的高密度开发。摸索旧区改造更新模式，重点研究旧地块收尾机制，加强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区保护。研究城市立体发展机制改革，推进商业楼宇联通建设，将单体商业楼宇的功能和布局转变为商业片区楼宇间的分工协作。探索盘活存量楼宇资源相关改革举措，试点建立高端商务楼宇物业管理规范，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常态化的高端楼宇物业管理流程等。

(四)全方位增强城区吸引力，实现核心区可持续发展

在强调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重要性的同时，注重城区环境、生态结构、文化氛围等城区质量的提升，最终实现城区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发展。实现核心区可持续性发展，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独有的城区风貌、区位优势、特色产业、城区文化等资源优势，同时要挖掘和利用核心区特色发展模式、创新能力、优质的公共管理与服务等可获得性优势，并根据科技、产业发展趋势及居民需求等不断创造新的优势。加强和提高基础设施的负荷能力，改造供电、供水、供气及排水等设施，改善交通保证出入顺畅，并增加充足的停车场地。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城区功能，做到尺度合理、功能完善、分工明确，保证“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环境；传承发展城区文化及环境，注重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继承，着力推进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及开发，大力实施城市生态体系建设等。加强城区形象的营销推广，通过政府、媒体、活动等传播途径对城区产业、企业、品牌、文化、投资环境乃至城市形象和人居环境等进行全方位营销，吸引人才，提升产业能级。

(五)省会城市开发落实对核心区发展的扶持政策

省会城市应结合核心区经济发展现状，根据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创新性地出台扶持政策，切实有效解决核心区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问题。首先，设立支持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的专项资金和投资基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发展规划编制及修编、人才引进、旅游规划编制及旅游示范、特色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引导的投资基金由政府部分出资，并吸引有关地方政府、金融、投资机构和社会资本，不以营利为目的，以股权或债权等方式投资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或新设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以支持创业企业发展，重点投向重大基础设施、产业转型升级、社会事业等领域。其次，强化土地政策支持，开发政策支持核心区通过提高土地开发强度、深挖存量土地潜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一是支持核心区继续做好“旧城改造”工程，如广州越秀区从2008年起通过实施旧城改造项目，释放区内28%的潜力用地，增加78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二是支持核心区大力发展地下空间。三是成立城市发展专项投资基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土地一级开发，引导有限合伙型城市建设投资基金等多种政企合作的基金形式。四是优先支持核心区大型公建项目建设和服务业用地保障等土地用途。再次，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立足于释放区域金融创新活力，支持核心区先行先试、率先探索改革模式，切实发挥金融推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投资倾斜力度，鼓励金融机构发展，加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

四、结论

不同城市区域拥有独特的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特定时代要求下，适应各自实际的发展模式也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比较我国主要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区位优势、发展条件和扶持政策，评价核心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同时从经济发展动力、产业发展结构和功能空间布局对核心区的发展现状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总结核心区发展经验发现，虽然各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的区位条件、政策机制、发展能力、产业结构、功能定位等各不相同，但却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普遍面临扩张发展瓶颈。如人口规模普遍居于较高水平，呈现高度密集；制约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承载力、发展空间有限；功能空间布局过度集中，与其他城区产业结构、功能重合，存在资源内耗等。结合核心区发展经验和面临困境，本文提出新经济环境下沿海省会城市核心区发展模式的战略建议。即重视规划引领，完善产业和城区发展布局；提升产业功能，构建现代服务业创新体系，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优化城区内部空间结构，完善土地利用体制机制，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注重提升城区质量，改善城区环境，提高基础设施负荷能力，实现核心区持续发展；开发落实核心区发展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和投资基金，强化土地政策支持，加快金融改革创新等，促进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协同并进。

注释：

[1] Yong-Na Y., Min-Jun S., Na L., et al., “ Intensity allocation criteria of carbon emissions permits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Based on a 30-province/autonomous region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AdvancesinClimateChangeResearch, vol.3,no.3(2012), pp.154-162.

[2] 覃成林、李红叶：《西方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12年第1期。

[3] 朱小檬、孙爱田、栾维新：《东北三省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1期。

[4] 苗 淼：《国内外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与启示》，《经济纵横》2009年第8期。

[5][17] 何宜庆、廖文强、白彩全等:《中部六省省会城市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发展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14年第7期。

[6][14] BolumoleY. A., Closs D. J., Rodammer F. 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le of Regional Logistics Hubs: A Cross-Country Stud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Models”，JournalofBusinessLogistics,vol.36,no.2(2015), pp.182-198.

[7] 王成新、姚士谋、王学山:《济南与南京城市发展的比较与启示》，《人文地理》2003年第6期。

[8] 钱紫华、孟 强、陈晓键：《国内大城市边缘区发展模式》， 《城市问题》2005年第6期。

[9] 张亚明、张心怡、唐朝生：《中外都市圈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城市问题》2012年第2期。

[10] He M., Zhang W. Y., “Discussion on Basic Modes of CBD Construction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Chengdu”，AppliedMechanicsandMaterials.TransTechPublications,vol,253(2013),pp.219-228.

[11] 卞显红、方 琰：《城市旅游核心区与边缘区旅游发展空间差异及其形成机制——以杭州为例》，《旅游论坛》 2013年3期。

[12] 徐正全、杨宇星、刘志杰等：《城市核心区更新用地模式与交通策略研究》，《城市交通》 2015年第5期。

[13] 黄林秀、何 建：《基于地块尺度的都市核心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以重庆市渝中区为例》，《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年第6期。

[15] 肖士恩、陈 娜：《省会城市郊区与中心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探讨》，《商业时代》2009年第25期。

[16] Sharma S. K., Sharma A., Saxena M., et al., “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aerosol at an urban area of Central Delhi, India”，AtmosphericPollutionResearch, vol.7,no.1(2016),pp.110-121.

[18] 任雪颖、赵慧娥、陈 鹏：《国外沿海经济带的产业布局及其启示——以辽宁省沿海经济带为例》，《世界农业》 2012 年第5期。

[19] 韩晓生：《中央商务区理论的缘起及发展模式分析》，《城市问题》2014年第9期。

[20] 袁海琴：《全球化时代国际大都市城市中心的发展——国际经验与借鉴》，《国际城市规划》 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