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冲 严 巍 庄馨蕾

(福州大学建筑学院， 福建福州 350116)

城村又称“古粤城村”。地处武夷山南麓与崇阳溪交汇聚结的平衍之处，村西南有筑于西汉初年的闽越王城遗址。城村曾经作为科技部“十二五”支撑计划的示范点，[1]但2010年洪灾之后，村民相继在原有宅基地上修建裸露红砖、水泥面的二、三层楼房，破坏村落历史风貌的同时，导致研究团队不得不更换示范点。自明清以来，城村的传统民居就已经发生了空间形态的变化，本文通过对其演变机制的推论，对未来空间形态进行一定的预判。

一、 城村的空间演变

城村位于古汉城遗址[2]东北处，但城村的形成、建设其实与古汉城无直接联系。[3]据城村各姓氏宗谱记载，南宋末年，中原望族赵氏先由中原辗转迁徙至此，随后林氏从福建省内莆田迁徙而来，最后李氏为躲避中原战乱，迁徙于此。关于城村的空间形成，没有任何详细的史料记载，《赵氏宗谱》中记载的迁至城村时间和几张古地图是探究城村初期形态的唯一文献。

1. 建筑结构的演变(2005-2017)

课题组于2005年始对城村进行跟踪调查，如图1所示。2005年初始，现代砖混建筑主要以小规模的形式发展，大都是在原有传统民居旁进行加建。2010年，村内小学和青少年培训基地相继落成，又借“洪水”之名，大量砖混建筑侵蚀至村子各个角落。2013年至2017年变化尤为显著，村内大部分建筑被“统一的蓝色”铁皮屋顶所取代，新公路两侧建筑高度普遍达到四层。

2. 街巷体系

城村的街巷系统形成于明清时期，村内主要的四条街道呈“井”字型布局，不规则的小巷则曲折迂回于村子内部，如图2所示。由于村内宅基地和建筑形态的演变，出现大量的“尽端路”。1975年，一条机动车道贯穿城村南北，因这条道路付出了拆除大量传统民居的沉重代价。

图1 城村砖混建筑的演变2005-2017年

图2 城村街巷系统

二、 传统民居类型及其平面形态演变规律

1. 基本型

城村的传统民居，主要可以分为“合院式”[4]大厝和“街屋式”商铺住宅两种。“合院式”传统民居外墙一般土筑，讲究做匡斗型砖墙，穿斗式木柱网承重，基本单元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入口处形成内天井做采光通风，天井相对狭小，厅堂高大开敞。“街屋式”传统民居即商铺住宅，与闽南的“手巾寮”形制相似，分为单开间和双开间两种，开口狭窄、进深较深是其主要特征。城村的“街屋式”传统民居多为二层，砖木结构，各栋之间共用一字叠落式山墙，临街“一进”部分大多是营业空间，后进为作坊、仓库，二层为居住空间。“街屋式”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城村的商贸古街(大街与横街)，此建筑样式的出现，也是当时城村商业繁荣的缩影。

如图3所示，[5]早期的“合院式”传统民居为三开间两进布局，入口处有前院作为过渡空间，建筑进深较长；晚期虽仍为三开间两进布局，但纵向进深缩短，建筑横向发展，以基本平面为基础进行拓展的做法相当普遍，在左侧或右侧增建住宅空间。[6]

图3 城村“合院式”大厝原型

2. 传统民居类型化

本文对于保存较好的41栋传统民居进行测量, 其平面构成(剖面)，由开间、进深(院子的数)进行分类，如图4所示。首先，关注开间数，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图4 城村传统民居类型

ⅰ)1列型：开间数是1；

ⅱ)2列型：开间数是2；

ⅲ)3列型：开间数是3；

ⅳ)4列型：开间数是3以上。

其次是对进深(天井数)的分析，也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0)无天井；

1)1个天井；

2)2个天井；

3)3个天井。

根据以上分类，可以得出纵横11种传统民居类型。即ⅱ类中多是“街屋式”传统民居，ⅲ、ⅳ是“合院式”传统民居，其中，ⅲ(三开间)类型的数量最多。

3. 传统民居的平面形态演变规律

测绘民居的分布如图4所示，传统民居主要垂直于道路分布。民居的平面扩张，主要平面轴线的横向或纵向发展，以及添加楼层的竖向发展。有四栋是最接近早期类型的民居，但在其前面没有设前院。另外四栋是两进三开间民居，在纵轴方向增加进深(天井)的扩张方式。只有一栋民居是“五开间”类型，在三开间左右两边增加“边房”，构成横向发展的形态。与其相似，有六栋民居也是横向发展的，但只是在左侧或右侧添加空间，主要作为厨房、仓库使用。还有两栋是在环绕民居的两侧增加房屋，将原有建筑进行半围合式的扩建，在测量的民居中是较为罕见的，在建筑周围宅基地足够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且其中一栋是将周围空地圈入自家宅基地之中，形成屋外“L”形的院子可以增建猪圈、仓库以及厕所。因此得知，越是在村子的外围，土地利用率相对越低。

城村中组团民居群只有一栋，原来宅基地是由两栋三开间三进式的合院式民居横向串联组成，由于兄弟分家，造成建筑宅基地一分为二。ⅱ的案例虽有六栋，但都是在原有民居平面上进行纵、横分割得到的。 “街屋”建筑的典型代表有两栋，其形成过程是在“合院式”民居的基础上进行总分割的结果。

结合上述考察，城村传统民居的演变规律如图5所示，与前文提出的早期和晚期的传统民居的单一性变化相比，从调研现状看，民居平面形态存在“扩张”“分割”“变形”多样化的演变规律。这些演变特征是如何形成的？下文就此进行论述。

4. 传统民居的平面规模

关于城村传统民居面阔和进深(如图6)，分析得出：面宽平均值为14.79m(最大51.77m, 最小4.70m)，进深平均值为23.23m(最大51.25m, 最小7.89m)。“合院式”面阔平均值为15.41m(最大51.77m，最小8.02m)×进深平均值为22.28m(最大51.25m，最小7.89m)；“街屋”的面阔平均值为5.76m(最大7.16m、最小4.70m)×进深平均值为26.03m(最大40.19m，最小13.27m)。 “合院式”的面阔是“街屋”面阔的2.67倍，而进深基本相等。[7]结合问卷调查，故可推测城村“街屋式”传统民居的起源，是在原有宅基地的基础上再建或直接纵向分割原合院式民居形成的，这再次证明了关于“街屋(店屋)”[8]之起源问题。[9]

图5 城村传统民居演变过程

图6 城村传统民居面阔和进深规模

三、 传统民居演变的影响因子

多数考证有提及平面形态的变迁与建筑结构形式[10]、“基因体系”[11]有着紧密关系，但刘致平先生在《中国居住建筑简史》中提出一个非常重要

的观点，即唐宋以后家庭人口影响第宅的规划。家庭结构与居住形式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关系，家庭结构的变化、居住人口的增加是导致居住建筑形式变化的主要原因。即使是在西南少数民族民居近代演变研究中，家庭结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12]

1. 人口与家庭结构的影响

随着家庭结构的扩展，对居住空间产生了新的需求，首先是卧室、厨房、厕所等生活空间数量的增加，新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刺激了民居的变迁。其次，由于居住人口的关系不再限于直系亲属，对“内外之别”“空间层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村人口呈递增趋势，现有居民669户，2800多人。多数年轻人更倾向住在武夷山市内的商品房，经问卷调查得知，城村的房产(房屋)继承权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基本完成，因此可以推断，由人口和家庭结构影响的民居形态演变也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图7中，No.1、4、8、9、13、15、17、29、41都是在人口与家庭结构作用下引起的民居形态演变。同时，对功能性与舒适性的重视，也反映在传统民居部分或增建建筑的二层化的变化上。

No.39民居的演变，也是“街屋”起源的一种形式，原址是“三开间一进式”，带天井的合院式民居，现户主60年前跟随父母由泉州迁徙于此，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商业化发展，拆除原宅，在原宅地上建“双开间二层”商铺住宅，即“下店上住”式，与邻居No.37的形成背景相同。No.1与No.41曾为一栋建筑的大户人家，家庭结构的瓦解导致民居建筑在“第三进”处用砖墙进行横向分割。而No.9是家庭人口增加导致民居扩张的典型，清代末期建造的部分由于宅基地的关系，向西偏移中轴线1米。

2. 宗族的影响

相比上述影响因子，宗族的影响乃是建筑学和社会学都较为关心的问题。一般认为，宗族的自裁量权可以直接影响村落建设及内部各层次的空间建设，城村已经抛弃了以各氏宗祠为中心，聚居而生的宗族生活方式，这与外来姓氏人口的大量入村有密切联系。

如图8所示，虽然姓氏分栖共存的现象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分割上，但建筑形态尚未发生变化，NO. 4、6、12均为整然的“多进式”民居类型。

图7 人口与家庭结构影响下的传统民居演变

图8 传统民居的姓氏分栖共存

图9所示，外来姓氏的人口比例已占全村的三分之一。位于大街47号的赵氏祠堂(百岁翁祠)，已将临街的“下房”改为店铺使用，且经营者也非赵氏族姓。相比赵、李二氏，鱼家巷周围是林氏祠堂及其林氏居民相对集中的生活空间，通过访谈和测绘分析得知，NO. 21、29、30、31、32、33民居在建筑形态(原主宅)上没有根本的变化。祠堂作为村落关键性的社会空间，会影响或改变整个村落的格局。[13]反之，也会抵制“外力”的作用，城村的林氏是否还保持完善的宗法制度或户籍制度，需进一步考察研究，至少同其它两大姓氏相比，林氏宗祠周边的民居无明显姓氏分栖共存和平面形态演变。

图9 城村姓氏的分布

四、结论与讨论

如上所述，人口、家庭结构、宗族观念的驱动机制，是影响城村传统民居演变的关键要素，使得宅基地形状多样，主入口位置已无明显主次关系(图10)。传统民居的平面形态演变更受居民主观意识影响，传统的宗族理念已渐渐削弱，变迁不可避免。

本文论述了武夷山城村传统民居的“原型”与“变形”的空间关系，作为传统民居研究的一环，从量化传统民居平面空间规律入手，对其平面空间演变的量化评价分析研究虽刚刚起步，进一步的影响因子与演变规律之间的定量关系、不同地域传统民居演变形态的模型验证，为建筑类型学研究方法在传统民居的保护及其应用方面，实现类型演变的可视化、数字化、直观化提供参考并开拓思路。

图10 宅基地形状及主次入口

注释：

[1] 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传统古建聚落规划改造及功能综合提升技术集成与示范”(2012BAJ14B05)，项目负责人：张鹰。

[2] 关于汉城遗址的定性，学界说法不一，是西汉初年闽越王城的遗址。近年的考古成果表明，遗址主要包括官署区、居民区、冶炼作坊区、制陶窑址区、墓葬区等部分。

[3]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编：《闽越王城文集》，福州：海峡出版发行集团，2014年。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中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

[5] 福建省文物局主编：《福建北部古村落调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6] 经田野调查得知，增建建筑的空间轴线大都平行于主屋，与福建地区普遍垂直于主屋的“护厝(护龙)”有明显不同。

[7] 部分“合院式”民居的面阔尺寸包含了横向扩建的部分，如将其忽略不计，“合院式”民居面阔数值恰好是“街屋式”的2倍左右。

[8] “街屋”一词是台湾学界普遍使用的专业术语，但并非历史词汇，1970年末开始作为描写性用语陆续被使用。“店屋”是东南亚国家出现的“shophouse”一词的直译。

[9] 赵 冲：《福建·港市の都市組織および住居類型の形成、変容に関す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日本滋贺县立大学，2013年。

[10] 周 婷、单 军、张 博：《永顺老司成土家族民居的变迁》，《建筑学报》2015年第2期。

[11] 周 容、王 冬：《基于“基因体系”的建水合院式民居的空间演变分析》，《华中建筑》2016年第2期。

[12] 王晖博士在《民居在野——西南少数民族民居堂室格局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已证实堂室格局从前后型到左右型的变化与民族特征无关，主要是家庭居住人口和居住观念等内在因素使然。

[13] 谭刚毅、任丹妮：《祠祀空间的形制及其社会成因——从鄂东地区“祠居合一”型大屋谈起》，《建筑学报》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