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贤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近几年，解放初期拍摄的“红色经典”电影被翻拍成电视剧，先是《林海雪原》，后是《红旗谱》《小兵张嘎》等一些作品，这些电视剧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动荡不安的岁月，唤起了老一辈的记忆，又让年轻一代在红色革命精神中接受洗礼。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由胡春桐和王建为导演的，吴京安、巍子、夏和平等主演的电视剧《红旗谱》，以原著为蓝本，结合当下实际情况，满足大众需求，在情节内容、人物形象和语言上进行再创作，一播出就受到了不少好评。有人评价说“电视剧版《红旗谱》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改编过程中把忠于原著的‘核心精神’与今天的时代要求结合起来,在原著情节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地拓展延伸,使电视剧更容易为当下观众所接受”[1]39。《红旗谱》的改编，证明了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合理地运用电视传播手段，依然能够积极地宣扬红色革命历史精神。

1 情节内容的变动

《红旗谱》内容主要包括：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割头税、高蠡暴动、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和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反抗日本侵略统治、日伪政权作、殊死斗争等。从宏观上看，《红旗谱》主要为了突出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内容上始终围绕着他展开，再现文本经典场景，删掉了保定二师学潮。从微观上看，《红旗谱》在情节内容上的变动首先体现在将小说中拖沓的地方删除，选取重中之重的内容，同时也进行二度创作，增加了不少内容。比如电视剧开头，增加了一个情节——祭奠大钟，由此引出了朱老巩的女儿朱秀娟，她是当地的“水娘娘”，电视剧一改朱秀娟的死因，不是投河自杀而是被冯兰池糟蹋之后丢进河里。笔者认为，电视剧增加祭奠大钟情节一是为了渲染锁井镇人民对大钟的崇拜，显示出大钟在锁井镇人们心中的地位；二是为了引出朱老巩的女儿朱秀娟，为后面冯兰池的恶行做铺垫；三是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开始锁井镇人们正在欢天喜地祭奠大钟，与后来钟被砸、朱老巩被气死、朱秀娟跳河自杀等一系列的悲剧形成对比。实际上，作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强冯兰池砸掉千里堤上的古钟、霸占48亩官地以及逼死朱秀娟等恶行的批判力度。

革命历史小说的基本模式是“革命+恋爱”，《红旗谱》也不例外，主要讲述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大贵和金华之间的爱情故事，电视剧加入了张嘉庆和芝儿之间的感情戏，其目的是为了增加较多的情感故事来赢得观众的喜欢，同时也表现出革命人士柔情的一面。“改编者可以轻松，但是不可以轻佻，可以使人物的地位下移，但不可以下作，可以由原来单一的红色变成杂色，但没有必要变成桃色。”[2]电视剧版的《红旗谱》中感情戏部分增加有度，并没有使“红色”变成“桃色”，着重凸显了年轻一代在面临民族危难之际，舍小家顾大家的牺牲精神。另外增加的人物是张嘉庆，他以前是地主家的少爷，但是他毅然放弃了富裕的生活，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张嘉庆在原著中是作者有意作为一个批判对象来写，他外号张飞，做事鲁莽，不修边幅，还批评江涛和严萍谈恋爱，最终也是因为他，江涛和严萍产生误会始终没在一起。在电视剧中，这个角色一出场，就颠覆了原著中的形象，张嘉庆英俊潇洒，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最终娶芝儿为妻，成为李双泗的女婿。笔者认为这一人物的变化，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芝儿和他之间的感情戏，让内容更加丰富，使芝儿最后有一个归宿;另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像张嘉庆这一类人也被团结了起来。

情节上的改变也是剧版《红旗谱》一大突出特点。原著中写到冯兰池使计抓大贵去当兵，运涛被贾湘农派去南方参加革命，但是电视剧却改为抓运涛去当兵，最终朱老忠想用大贵换运涛不成，结果是运涛和大贵一起去当兵，这明显与原著不同。这一段故事的改动，一是为了突出朱老忠“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二是为了表现运涛和大贵不畏艰难、甘愿接受磨砺最终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吃苦耐劳精神;三是为了体现春兰对运涛不离不弃、对爱情的坚贞、至死不渝的精神。这不仅仅为了宣扬红色革命精神，也迎合了大众的审美。电影中原本弱化了争夺铺红鸟的剧情，在电视剧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影片中朱老忠和春兰带着铺红鸟前去参加冯兰池的寿宴，以为冯兰池贺寿为名，当众将铺红鸟放飞，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冯兰池得到铺红鸟。这一改编，一是为了突出朱老忠见多识广、足智多谋、英勇果敢的性格特征;二是为了突出另外一个足智多谋的女性人物——春兰。情节内容的变动，使剧版《红旗谱》在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上，比小说原著更丰富、耐看。

2 人物塑造的变化

小说中人物众多，剧版《红旗谱》将人物做了删减，同时，为了情节的需要，增加了一些人物,比如：桂仙、李稚天、牛宝利等。除了增加了人物之外，还有与原著相比性格变动较大的人物，比如：春兰、冯贵堂、李德才等。另外，剧版将原著中笔墨较少的人物重点塑造，特别是冯家三子，这些都体现出编剧为了迎合大众的审美做了精心的改编。电视剧中出现两个人物的错位，原著中李德才的女儿叫珍儿，春兰的表妹叫金华，结果在电视剧中李德才的女儿变成了金华，最终金华嫁给了大贵，所以李德才和朱老忠成了亲家。原著中的李德才是帮助冯兰池无恶不作的坏人，他狠心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冯兰池，但是电视剧中的李德才这一反面人物完全被“正面化”了，在电视剧中着重体现李德才也是受到冯兰池压迫的底层阶级，他屈服于冯兰池的威胁，不敢反抗，才帮助冯兰池做了很多错事，但是其内心是矛盾的，也痛恨着冯兰池的所作所为，于是他多次间接地帮助朱老忠，最终因不愿意将女儿送给冯家，被逼上吊而死。电视剧中的李德才在人物的设计上，更加饱满，内心的矛盾也更能凸显在那个时代下底层人民的悲哀与无奈。

在影片中春兰这一角色与原著出入较大，她代替原著中珍儿这个角色，潜伏在冯家做卧底，面对冯兰池一家的不怀好意斗智斗勇，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她不像原著中那样腼腆害羞，变成一位聪明伶俐、热情泼辣、不惧强权的新型女性形象。这样改编的目的体现了红色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冀中平原，人们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抛弃了狭隘、保守、愚昧的偏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未来。这其中也见证了春兰的成长，她最终投身于革命，为革命服务。提到春兰，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物——冯月堂，他是生活在反面人物群中的正面人物，作为冯兰池的大儿子，在冯家地位低，性格比较软弱，但从他帮助朱虎子护钟开始就表现出和他父亲不是一路人，后来春兰成为他的丫鬟，就算他一直心系春兰，但他尊重春兰的选择，一直保护她免受冯兰池的迫害，后来也无数次帮助朱老忠，最终为了保护金华和她的孩子，被冯贵堂打死。冯月堂虽然没有加入革命的队伍，但是他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反面人物的重新塑造也是剧版《红旗谱》的重要表现。小说中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冯贵堂，在外上过学，还当过军官，回乡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比如要在农村实行民主，对传统耕作与贸易方式进行改革，虽说是学以致用，但是其受益者还是他们自身，名义上是给老百姓谋利益，但实际上是在榨取农民的血汗。小说中，冯贵堂人物的塑造实际上是“为了让读者认识到新型地主对农民剥削的隐蔽性，从而更深地认识到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性”[3]。电视剧版中，编剧对于这一形象除了继续扣上反革命知识分子的帽子之外，还增加了政治投机分子这一形象。剧版中，冯贵堂为了实现他的当官梦，残忍地铲除政敌，还利用媳妇桂仙讨好上级，最终沦为汉奸。电视剧中的冯贵堂，这一角色形象相比小说更加出彩，成为第二大反面角色，安排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不仅仅揭示反革命知识分子的虚伪性、反动性,还与正面知识分子和工农兵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冯贵堂在错杀自己亲哥冯月堂之后，开枪自杀身亡。

3 语言的创造

梁斌的《红旗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具有较高的语言艺术价值。小说中除了描写激烈的革命斗争之外，还增加了大量冀中平原的景物描写。二十多年之后，朱老忠回乡之时，“老远望见千里堤上，大杨树的枝干在太阳下闪着白光，天气暖和的，桃李树正是放花季节，映着夕阳发散香气”[4]31。小说中的语言描写在电视剧中呈现较少，尤其是自然风景的描写，电视剧采用镜头的方式记录下来。电视剧的取景基本上还原了作品，小说中的滹沱河“打太行山上流下来，像一匹烈性的马”[4]4，养育着锁井镇一代又一代的人民，而电视剧中也经常出现这条河，比如朱老忠回来途经大钟被砸的河边、秀梅将手镯还给大娘，以及结局中给即将外出参加革命的年轻一代送行等，这些场景都发生在滹沱河边。在作品景物描写的基础上，电视剧基本上还原锁井镇一带的自然风光，用更加直观的方式让观众一目了然。

《红旗谱》的语言极具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出当地的风俗，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语言艺术，电视剧版中做了大量的删减，使之不能完整体现梁斌语言的艺术魅力。梁斌说“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5]56。同时，用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也能衬托人物的性格特征。为了庆祝朱虎子回到锁井镇，严志和一家准备了一桌菜，有炒鸡蛋、腌鸡蛋、萝卜丝等，两家人围坐在炕上，唠家常，呈现出冀中人民淳朴人家吃饭时的画面。小说中写到典型的北方过年的场景，家家户户“碾米磨面，扫房做豆腐”[4]255，还有蒸饺子，电视剧中将这些风俗习惯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吃的是当地最有特色的食物，穿的是北方最具特色的棉袄，住砖瓦房，外出赶马车等，再现了当地农民生活的场景。

电视剧在小说语言描写的基础上，从外貌、语言、动作、服饰等方面体现人物的性格。要想成功再现经典人物形象，演员的选择显得至关重要。电视剧中朱老忠的扮演者吴京安，无论从形象上还是演技上，成功塑造了朱老忠这一角色，并在原著的基础上不断升华，他凭借饰演朱老忠角色获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电视剧男演员”荣誉。朱老忠有一句口头禅“出水才看两腿泥”，是他坚韧性格的凝聚点，在电视剧中，出现的次数减少了。除了体现坚韧性的同时，朱老忠还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如帮助严世和夺回宝地、去牢里看望运涛等，在电视剧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剧版中人物的对话，继续保留群众的口头语，还展现了地方语言。

关于人物的塑造，梁斌认为“中国小说偏重于通过人物的行动来写人物性格，尤其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写人物的性格”[5]57。春兰这一角色在电视剧中有了较大的改变，其语言上最能体现这一人物性格的变化，比如江涛、运涛、大贵、二贵在关帝庙拜把子，春兰说:“朱大叔，俺不信啥鬼神，可俺刚才听见你说要为穷人办事，就得把整颗心都放进去。”春兰与朱老忠这一段精彩的对话，一改原著中腼腆的形象。可见，电视剧通过对话的形式将人物性格特征充分展现出来。

4 结语

改编的《红旗谱》通过设置悬疑、增加动作戏和感情戏，使人物形象饱满生动，更加符合实际。电视剧运用多条矛盾线索交叉推进，揭露人性的崇高与善恶，表现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走向胜利的保证的主旨。但是，剧版的《红旗谱》依然存在不足之处，比如长期生长在农村，从未接触到新思想的春兰，从一出场就具有很高的觉悟，这一点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还需要仔细斟酌。总之，剧版的《红旗谱》是新媒介传播的体现。虽然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但是这些“红色经典”文本，经过编剧的改编，演员的表演，通过电视荧屏得到新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任志明,黄淑敏.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的再审视[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6(6):39.

[2] 闻言．“红色经典”改编问题[N].文艺报,2005-02-03(8).

[3] 王金双.“十七年”小说中农村反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探析：以宋郁彬和冯贵堂为例[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0(3):156.

[4] 梁斌著.红旗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31,4,255.

[5] 周立波.创作经验漫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