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忠宝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推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通过国际比较，进而从学理上剖析“四个自信”，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有裨益。

1 道路自信：“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转变过程。苏联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路人，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学习苏联是中国顺理成章的选择。然而，一味盲目学习甚至照搬苏联模式的负面效应很快显现出来。尽管毛泽东同志很快意识到了照搬苏联模式问题的严重性，但不幸的是，苏联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弯路或发生的错误，都在中国不同程度上地发生了。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到反右扩大化，再到个人崇拜等，都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学习他国经验可以，但照搬他国模式则是荒谬的。国家的基本情况不同，那么其发展模式或道路也就必须有所不同。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很多人错误地将全球化理解为西方化，一种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模式的声音开始出现。甚至有人提出，当今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中国非要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呢？一旦我们的道路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按照一般人的思维定势，人们往往会首先怀疑自己的道路走错了，不自信就是难免的了。

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的道路走得对不对，显然不能仅仅看与其他国家是否一样，而更应该看事实，看成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仅就这一点来看，中国道路是成功的，我们是有足够的理由自信的。

200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跻身世界第六；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英国和法国，跻身世界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世界第二。有数据显示，如果按照可购买力评价，就是你们的货币能够买多少商品来计算，中国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世界第一。只是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中国还是世界第二。

2013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微软集团创始人比尔·盖茨指出：在短短30年内，中国帮助约6亿人口摆脱贫困。在过去20年里，中国粮食生产率每年上升了2.6%，农民收入翻了15倍，成为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此外，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智能手机，其所取得的突破性科技成就能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最贫困的人口过上更加健康、更富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中国取得的成绩，连西方人都看在眼里，我们自己看不到，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应该的；如果中国道路的成功，连西方人都不得不赞叹的话，我们自己不自信，这更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2 理论自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我们的理论是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很多人眼中，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没用了；有人说，100多年前提出来的西方理论，现在连欧洲人自己都不要了，我们中国没有必要再坚持了。实际上，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太多的误解，才导致人们对理论不够自信。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没用了吗？欧洲人到底如何看待100多年前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呢？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大师萨特对此曾经有过十分客观和中肯的评价：“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2]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势”还没有被超越呢？在萨特看来，就是资本。只要资本还在统治着人类，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显然，现如今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资本的依赖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当代英国著名思想家伊格尔顿才会针对马克思主义遭受到的误解而专门写了一部小册子加以澄清。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一书中，伊格尔顿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误解，更多地反映出人们自身的无知[3]。

应当承认，当今世界各国明确表示信仰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确实不多，更是鲜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甚至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本土的学说所取代，朝鲜就一直宣称其指导思想是金日成主义或金日成主体思想。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解构主义的代表德里达对其解读颇为深刻，他认为：马克思虽然并无现实“在场”，但却是幽灵般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主义并未以各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或指导思想存在，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面对资本对当代人的统治，德里达忧心忡忡，他表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的回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4]

就目前运行合作社一体化混合市场综合情况来看，在各方面合作综合化的前提下，各地区农民均愿意加入到农业改革创新的队伍当中。但不同地区农民所生产的产品质量不一，质量等级高的产品可以获得更好的销路。为了让农户的收益能得到稳定有效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竞争力有助于社员农户将注意力都转移到提高生产质量上来，对提高地区的相关农业产值有很大的帮助。虽然生产成本会有所提高，但质量有了保证，成本的提高可以由更多的销量来弥补，将产品分级的办法加入市场销售，可以获取较多的利润[2]。

不可否认，中国的主流学界自始至终坚持高度重视并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然而，总体看来，传播的效果并不理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受着严重的误解。其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不读马克思的著作。一个民族的理性认知水平，取决于全民的整体阅读水平。不幸的是，当前中国民众的知识获取渠道，主要来源于互联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主要是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如果说也有一些阅读的话，那么至多就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阅读。大致看来，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过于粗线条；而互联网的解读，误导甚至错误太多。要真正了解马克思，必须要读原著、读经典。如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著作《共产党宣言》，我们很少有人读。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多高校把《共产党宣言》列为大学生的必读经典。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读马克思，所以误解。因为误解了，所以理论不自信。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此我们只有深入开展学习，才能增强理论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1]。

3 制度自信：通过中西比较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

我们的制度是什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个自信里，我们最不自信的，可能就是制度方面；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尤其不自信。不少人一旦发现中国当前有什么问题，很多人就习惯性地归咎于制度，说中国没有民主，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尽善尽美，即坚持一种“民主万能论”。

谈民主，要从古希腊说起，民主的发祥地就是古希腊，民主制最早的实践，也是古希腊。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制。通过一人一票，决定国家是否打仗、讲和或者判处人死刑等。可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当时却问题重重。比如，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就被这种民主制处死了。苏格拉底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满城游走，通过与别人对话，让人认识到自己是无知的。苏格拉底的这个做法，在思想史上被称为“精神助产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将苏格拉底与耶稣、孔子、释迦牟尼并称为人类历史的四大先哲。然而，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却遭到了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不满，他们给苏格拉底定了一个罪，叫“腐蚀青年思想罪”。然后通过一人一票的形式，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异常愤怒，他质疑：这怎么能是民主制呢？这分明就是暴民政治。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智力、品行千差万别，而这种民主制却抹杀人和人的差异，让每个人行使一人一票的权利，所以必然带来暴民政治。柏拉图认为，民众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无法为国家做主，因此只有文化精英才可以治国，这就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思想。

柏拉图对民主制弊端的分析，奠定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博弈的理论基础。民主制发展到了近代，法国人托克维尔更是直接指出：民主无法避免“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通过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分析进而提出：“多数既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又拥有几乎如此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可以说不会遭到任何障碍。”[5]如何处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问题，依然是美国民主政治乃至整个世界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

既然民主制存在着这么多的问题，那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呢？第一，要高度重视，理性认知。最近的美国大选就是中国人认知西方民主很好的契机。通过美国大选，人们看到了美国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民主权利，同时也看到了美国民主制度内在的危机。第二，要立足本国，合理借鉴。中国对待西方的民主，决不能仅仅是一味地拒斥，而应该结合本国具体实际，合理借鉴。当然，借鉴西方的民主制要异常谨慎，因为国情不同，民主的实现形式也不尽相同。启蒙思想家卢梭敏锐地看到：国家规模和民主效果息息相关，国家规模越大，民主效果越差。

4 文化自信：以中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

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

当然，文化自信最根本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共产党95年的文化发展史，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历史。说到对文化自信的质疑，有一种西化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糟粕，尤其中国的政治文化，都是专制主义的一套逻辑。某网络大V径直宣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就是专制主义的历史，而这种历史至今还在延续。按照这种分析，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思想，还是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的基本逻辑，都是保守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有人对中国领导人的产生过程，更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没有执政的合法性。

必须看到，中西方领导人产生的过程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西方有谚语称：文化是制度之母。西方基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依赖票选产生领导人；而中国基于儒家的文化传统，侧重于对领导人的考选。在西方，人是原子式的个体，因此平民政治具有深厚的基础，习惯于自下而上的选举；而在中国，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贤能政治的文化根深蒂固，习惯于自上而下的选拔。

在中国政治人才的选拔过程中，能力是最重要的标准。而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例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作秀、演讲才能如何、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等等，而最重要的能力因素往往却被边缘化了。众所周知，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到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领导过的地区总人口累计超过1.5亿人次，创造的GDP也超过了1.5亿美元。习近平从村干部做起，治村7年，治县3年，治市11年，治省11年，治国5年(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后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当选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制度产生的一些国家领袖，其行政经验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小县长。进一步来看，基层历练等行政经验，不仅代表着从政的能力，同时还承载着人民的寄托。这些现实中的做法，都是由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决定的。

关于西方的民主制与中国的贤能政治的文化差异，国际知名哲学家、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坦言：“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民主和贤能政治本身并不矛盾，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贤能政治。他主张采取一种民主在基层，贤能选拔在高层的垂直模式。贤能政治应该兼含基层政府民主选举、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协商等方式，创造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并不包含高层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7]在这里，贝淡宁显然是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对中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作了全新的阐释。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就是对中国文化自信的一种全新解读。

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不可能尽善尽美，但也绝不是一无是处。全盘否定或盲目乐观，都是不可取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6]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2018-01-05].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 1867529.htm.

[2]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卷)[M].林骧华，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

[3] 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李杨，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68.

[4]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

[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84.

[6]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6-07-01)[2018-01-05].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1/c_11191 50660.htm.

[7] 贝淡宁.贤能政治[M].吴万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