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诗越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蕅益智旭(1599—1655)，吴县木渎(今属江苏苏州)人，字蕅益，号八不道人，出家后法名智旭，与云栖祩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并称为“明末四大高僧”。因其晚年住持、著书于灵峰山灵峰寺(今属浙江安吉)，故后人尊称其为灵峰蕅益大师。智旭一生博览群书，会通三教，博采各宗，著作等身，可谓一代佛门龙象。

智旭起初并非佛教徒，他十二岁时从师习儒，研读儒经，好谈程朱，以捍卫儒学正统为己任，斥佛道二教为异端，更大写文章辟佛排佛[1](P10)。后来他的人生接连发生转折：十七岁时因读到云栖祩宏的著作而深入了解佛教，被高深精妙的佛学义理所感染和吸引，悔悟自己谤佛的错误行为。此时虽然他依旧学习儒学，但已经改变对佛教的看法，对佛学颇有兴趣，并将所写辟佛文章全部焚尽。二十岁这一年的冬天，父亲钟岐仲逝世，给智旭带来的悲痛与困苦自不待言。值此潦倒之际，智旭听到他人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萌发出世之心，自此与地藏菩萨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三岁决定出家，二十四岁正式剃度[1](P10)。

十余年间，智旭舍儒入释，转向佛教。少时的这段人生经历后来被智旭反复提及，他坦言是自己年少无知，毁谤了佛法，罪孽深重，全仰仗地藏菩萨“深慈厚愿，拔我邪见，令厕僧流”[1](P326)。深懊自己排佛之邪见与谤佛之罪过，坚信是地藏菩萨慈悲示现拯救了他，使他能够听闻正法，回归正道。此后，智旭始终以地藏菩萨为榜样，自称是“地藏孤臣”[1](P326)，处处盛赞地藏、效法地藏，并且终其一生推崇地藏精神，推介地藏经典，推广地藏法门，为九华山地藏信仰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认同九华道场，推崇地藏精神

常言“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一说，即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和安徽九华山。但“四大名山”之说并非初始便有，在明朝中期时，只有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观音菩萨道场的普陀山、普贤菩萨道场的峨眉山这“三大名山”。该说法在当时屡屡被人提及，三名山声名显赫，其格局已然形成，但是其中并没有九华山，并且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的地位也多受人质疑[2](P41-45)。智旭对地藏菩萨无比崇敬，亲至九华山礼拜地藏菩萨，并居住于九华山上讲经说法，极力认同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之道场，且大力推崇地藏菩萨的大愿精神与大孝精神。

(一)认同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

智旭极力认同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之道场，金地藏即为地藏菩萨之化身。金地藏(696—794)，原名金乔觉，是一名新罗国僧人。他于唐开元七年(719年)来到中国，后驻锡九华山，苦心修行数十年，收纳教众，广施教化，于九十九岁圆寂，可称之为九华山佛教的奠基人。关于他的生平与事迹，一些记叙文章、高僧传记、地方志等多有记载。其中主要有唐代费冠卿所写的《九华山化成寺记》，宋代赞宁所撰的《高僧传》以及历代所修的《九华山志》《青阳县志》等书。地藏菩萨，梵文Ksitigarbha，音译为乞叉底檗沙，是佛教经典中塑造的一位慈悲大愿、救度众生的大菩萨，被视作“幽冥教主”。地藏菩萨在多部佛经中均有出现，中国佛教有“地藏三经”一说，指三部以地藏菩萨为主角的佛经，即《地藏菩萨本愿经》(以下简称《本愿经》)、《占察善恶业报经》(以下简称《占察经》)和《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以下简称《十轮经》)。《十轮经·序品第一》中称其“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3](P722)，故名“地藏”。可见，一方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新罗僧人，一方是佛经中虚构出来的大乘菩萨，两者在事实上并不是指向同一个体。

起初，世人更多视金地藏为一名得道高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对金地藏的崇敬之情日增，逐渐神话金地藏，将其与地藏菩萨混为一谈，并将两者相关的传说整合在了一起。这一混淆招致了不少文人的批评乃至诟病，不断有人辨析金地藏并非地藏菩萨。如与智旭同时代的钱谦益(1582—1664)，就指出九华山的金地藏与地藏菩萨只是法名相同，纯属偶然，并不是地藏菩萨的化身[4](P222)。智旭对此却不以为然，在《海灯油疏》一文中，他就指出“地藏大士，以无缘慈力，同体悲心，示居九子峰头”[5](P123)。认同九华山的金地藏即是地藏菩萨因悲悯众生而在人世间的示现。不仅如此，崇祯九年(1636年)春，智旭亲至九华山，来到金地藏的塔前礼拜地藏菩萨，赞叹地藏菩萨[6](P182)。并居住在回香阁进行禅修，在芙蓉阁参讲《本愿经》。在此期间，智旭肯定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道场，明确表示“九华实地藏慈尊现化地，山中大众，无非地藏真实子孙”[1](P326)。

对比二人的观点，钱谦益或许更多的是站在正本清源的立场，以严谨求是的态度出发，辨析二者的不同；而智旭身为佛门僧人，首先要考虑的是佛教的方便教化。相比于经书上有关地藏菩萨的大段文字描写，一个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过的金地藏显然更接近于常人的生活，而能得到世人的崇信。由此可以使佛教信仰更具亲和力和感召力，以吸引更多的信徒。其次，佛教思想中本身就有法身、报身、化身的“三身”说法。化身即是指佛菩萨为了救济众生而应机变化，示现出的各种形态之身。再次，经典文本中也能找到依据。地藏三经中有颇多化身示现的思想，如《十轮经·序品第一》，世尊称赞地藏菩萨能够“现作种种身，为众生说法”[3](P728)。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考虑，智旭充分认可九华山金地藏就是地藏菩萨之化身，是地藏菩萨在人间的示现，并躬身至九华礼拜。作为一代高僧，智旭的言行举止具有很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他的这一行为显然有利于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之地位的巩固。

(二)推崇地藏菩萨之大愿精神

在大乘佛教中，僧人出家时或修行时都要发心或发愿，以表明自己所要努力的方向和所要达成的决心。在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中，地藏菩萨代表的是“大愿”，民间广为流传的是其“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宏大誓愿。根据《本愿经·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所述，地藏菩萨曾发有“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成佛”[3](P780)，“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竟，我然后方成正觉”等大愿[3](P781)。无论何者，所要表达的都是要度脱他人、舍己为人、安乐众生的决心和使命，体现的是自觉觉他和自利利人的大乘菩萨道精神。

智旭曾听闻《本愿经》，被地藏菩萨的大愿深深折服，二十三岁决意出家时，便于佛前发了四十八愿，其中“第三愿，度法界众生成佛竟，方取泥洹……第九愿，我生生不忘本愿，于五浊世，善化众生”等[1](P20)，简直与地藏菩萨之誓愿如出一辙。无独有偶，智旭亲至九华山时，来到金地藏塔前，写下了《九华山地藏塔前愿文》，礼拜大愿地藏王菩萨，称赞地藏“善安慰说真救世，现声闻相护法者”[1](P53)。并且在地藏菩萨面前，重申自己的誓愿：“我复于大慈悲父前，沥血铭心，作如是愿：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先自取泥洹。”[1](P53)如果尚有一人没能成佛，自己绝对不会先入涅槃。这完全是地藏菩萨誓愿的“翻版”。智旭如此效法地藏，极力向地藏靠拢，可见其对地藏信仰之深，崇敬之真。不仅如此，智旭也切实依照誓愿而努力实践。他四处游行弘法，救济苦难，劝人积德行善，其足迹遍布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五个省份，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敬与称赞。

(三)推崇地藏菩萨之大孝精神

地藏信仰中富含孝的思想。在地藏经典中最为普及和重要的当属《本愿经》，它与《佛说盂兰盆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等经都被称作为佛门中的孝经。根据《本愿经·忉利天宫神通品第一》所述，地藏菩萨在过去阿僧祇劫时曾为婆罗门女，她苦心劝说轻慢三宝的母亲能够皈依佛法。然其母不信因果，死后堕入地狱，婆罗门女又想尽一切办法救度母亲，终使其母离苦得乐。在《本愿经·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中亦有一则类似的救母故事，经中说地藏菩萨前身为光目女，为母发下大愿，母亲终得以解脱。

智旭早年好读儒书，忠孝仁义的纲常铭记于心，应当是一位孝子。然其父的病故让他深切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无奈。恰在此时听闻《本愿经》，智旭突然意识到为父母尽孝的方式，并非只有儒家这般，佛教亦有出世之大孝。智旭后来自己也承认是因为听到了《本愿经》才“知出世大孝，乃转邪见而生正信”[5](P22)。与儒家孝道重视于现世对父母的孝顺有所不同，佛教之孝更着眼于对父母的来世救度，包括使父母信仰佛教，修行证悟以至永断生死，以及在父母殁后做法事超度亡灵，为父母祈福等等。这无疑给智旭提供了另一个为父母尽孝的机会。或许这也正是智旭选择信仰地藏菩萨的原因之一。

因此智旭大力推崇地藏的大孝精神，他赞叹地藏菩萨、目犍连尊者等人发僧那愿，使得地狱众生得到解脱；设盂兰供法会超度亡灵，使得亡母即刻升天，这是“出世第一达孝也”[5](P9)。在寄给母亲的书信中，智旭也指出“地藏大士、目连尊者，累劫亲恩，皆蒙度脱之为孝也”[1](P303)。并且常常劝说母亲努力念佛，以求跳出轮回，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此外，智旭还多次为父母撰写文章，如《为母发愿回向文》《为母四周愿文》《为父十二周年求荐拔启》《为父回向文》《为父母普求拯拔启》等等，不断在佛菩萨面前为父母祈祷，并将持咒、燃香的功德“并向为父母”[1](P61)，希望以此能够为父母积累功德，助考妣解脱升天。

二、首次注疏文本，推介地藏经典

智旭虔信地藏菩萨，深知仅推崇地藏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吸引普通民众眼球的第一步，还要引导尽可能多的信众阅读和理解地藏经典，了解其中的思想内涵。因此智旭十分重视有关地藏菩萨的经典文本，尤其是《本愿经》和《占察经》。他撰文阐发《本愿经》思想，注疏《占察经》大义，不断向人推荐和介绍，促使地藏经典更加深入人心，地藏信仰愈发深入民间。

(一)阐发《本愿经》思想

如前所述，在地藏三经中，智旭最早接触的就是《本愿经》。《本愿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三册，唐代实叉难陀译，共三卷，可称地藏三经中最为普及和重要的一部经典。经中叙述了地藏菩萨的本愿功德和诸多本生事迹，赞扬其宏大誓愿，在民间广为流传。或许是因为《本愿经》以叙事为主，较少涉及抽象义理，因此在智旭以前鲜有学者重视经中的思想内涵，而一些僧人和民众也多在做法事时念诵《本愿经》以超度亡灵。

智旭本有写《地藏本愿经疏》的打算，可惜未及成书却英年早逝，不过其尚留有数篇论及《本愿经》的文章。综合这些文章来看，智旭首先是以儒家思想来比拟和阐发《本愿经》思想。他引用《孟子》中认为儒家之道只有仁与不仁两者的这一观点，指出是否具有仁义之心，即是区分舜与跖、人类跟禽兽的关键，进而强调：“熟读《本愿经》，不思自觉觉他，出地狱归华藏者，必不仁之甚者也！”[5](P41)意思是，虽然熟读《本愿经》，但是不去思考自觉觉他，不救度他人脱离地狱者，必是极为不仁之人。反过来说，在智旭看来，诵读《本愿经》的目的，应在于培养自己的仁义之心，也即佛教讲的慈悲心，亦在于立下自觉觉他的誓愿，以及救度他人脱离地狱以离苦得乐的决心。仅此寥寥数语，智旭便概括了地藏菩萨的大愿精神，并且给予《本愿经》更高的立意。

其次，智旭不止一次用《华严经》来跟《本愿经》相比较。他说：“试观华严世界，即空即假即中，不可思议；地狱众苦，亦即空即假即中，不可思议。《华严》明自心本具之净土，令人知归；《地藏》明自心本具之苦轮，令人知避。一归一避，旨趣永殊。而归亦唯心，避亦唯心，心外决无别法。”[5](P41)主张《本愿经》与《华严经》一起并读参详，认为无论是地狱众苦，还是华严世界，都是唯心所造，是虚妄不实的，其本为空。所立地狱名相是为了说明心中存有妄念与无明，要懂得规避和破除；所立华严名相是为了说明本有清净真心，要学会回归和彰显本心。真心、妄心乃一心之两面。在《九华芙蓉阁建华严期疏》中，智旭也说要将《本愿经》一文与八十一卷的《华严经》一起参阅，并且进一步指出：“《华严》明佛境界，称性不可思议；《本愿》明地狱境界，亦称性不可思议。一则顺性而修，享不思议法性之乐；一则逆性而修，受不思议法性之苦。顺逆虽殊，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一也。”[5](P123-124)在这里智旭从心性方面出发来理解两者，他认为《华严经》是顺性而修，《本愿经》是逆性而修，修行方法虽有不同，但都依于心性，修行目的都是要破妄显真，明心见性，两者可谓一体两面。路径虽有不同，但所要达到的目的和境界是相同的。由此，智旭批评世人“岂谓《地藏本愿经》，仅谈地狱因果事相而已”[5](P124)。反对那些将《本愿经》仅当作简单谈论地狱因果之书的人，而是通过与《华严经》的对比参照，从心性方面更深入地阐发了《本愿经》思想。

(二)注疏《占察经》大义

《占察经》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隋代菩提灯译，共两卷。经中叙述了地藏菩萨应佛陀之请，回答坚净信菩萨的两次提问，讲授用木轮占察善恶苦乐吉凶的相法，以及“唯心识观”和“真如实观”两种观道修法。《占察经》曾有真伪之争，甚至被官府列为禁书，不准流行。唐初视为真经后，影响逐渐扩大[7]。但是在智旭以前尚无僧人为其做注写论。智旭对《占察经》甚是喜爱，三十三岁时特遣人请回此经，读完之后感觉“悲欣交集”[8](P260)，并且盛赞此经是“指迷归悟之要津”[8](P114)，更是“照昬衢之宝矩，救痼疾之神丹”[8](114)。为了使这部经书能够流传更广，智旭投入了不少心血，从两个方面入手来阐扬和推介。一方面，智旭撰写了多部相关的作品，对其做了解读和注疏，共有《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一卷、《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一卷、《占察善恶业报经疏》两卷。在《占察善恶业报经玄义》中，智旭从释名、显体、明宗、辨用、教相共五个方面论述本经要旨。首先从多个角度出发，详释本经经名。其次彰显本经主质，是以一实为体，可称为一实境界。接着明确本经所宗为两种观道，其一是唯心识观，其二是真如实观。然后辨析本经之用，在于灭罪除疑。最后判断本经是大乘方等教摄。在《占察善恶业报经疏》中，智旭则是逐段逐段地解释经文，阐扬经中义理。

另一方面，智旭多次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本经。他找人刻印《占察经》原文及自己的注解，写下《刻<占察行法>助缘疏》一文，再次盛赞《占察经》可以破除修行当中遇到的种种障碍与疑惑，确实是末法时代使众生解脱到达彼岸的最好桥梁。他接着说：“三根普利，四悉咸周。无障不除，无疑不破。三种轮相，全依理以成事，故可即事达理；二种观道，全即事而入理，未尝执理废事；又复详陈忏法，即取相、即无生，初无岐指；开示称名，观法身、观己身，顿同一致。乃至善安慰说，种种巧便，不违实理。”[5](P120)在这段文字中智旭已经凝练地概括了《占察经》的内容和思想。他认为，只要按照经中地藏菩萨所述，掌握三种轮相、两种观道等修行方法，就能即事而达理，从事相中领悟真理，除障破疑。智旭还高度评价本经，谓其已提佛教义理之大纲，挈性相禅诸宗之要领，道尽了佛陀苦口婆心为世人众生所说的解脱之法。如此重视和盛赞《占察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实属罕见。

三、反复劝人修持，推广地藏法门

除了注疏和推介地藏经典以外，智旭还概括和提炼出地藏经典中所述的修行方法，反复向人宣传，劝说世人修持地藏法门，就可以灭障消罪，并能获得种种利益。他所概括地藏法门的内容主要包括忏悔自身罪过和称念地藏名号两个方面。

(一)忏悔自身罪过

忏悔法门是佛教的修行方式之一，兴起于东晋，隋唐时大为流行，历代僧人乃至帝王都依照佛经撰有不少指导忏悔罪过的仪则，即忏法，譬如天台宗智者大师就根据《金光明经》作了《金光明忏法》，为天台宗学人所修习。智旭自认为早年犯下谤佛大罪，终身悔恨无比，非常重视忏悔法门，在大量的忏文中检举自己的罪过，并忏悔自己的罪行。如在《陈罪求哀疏》中，他自称为“罪旭”，觉得自己“少年主张理学，妄诋三宝，过犯弥天，应堕无闲。”[1](P62)认为自己少时犯下排斥佛教、诋毁三宝的大罪应堕入无间地狱。唯有忏罪悔罪，才能不断消除罪孽。智旭以自身为例，告诫世人，尤其是那些已犯下罪行之人，应自承己过，不断诚心忏罪悔过，才能一点点消罪灭障，洗刷染污，走上正道。

为了帮助自己以及世人更好地进行忏悔，智旭根据地藏经典，编撰了《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和《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两部忏仪。前者分为缘起第一、 劝修第二、简择同行第三、占察轮相第四、正修忏法第五共五部分，第五部分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中详解修行忏法的具体过程，分为严净道场、清静三业、香华供养、启请三宝诸天、赞礼三宝、修行忏悔、发劝请愿、发随喜愿、发回向愿、补发愿端坐静室称念名号共十科，最后附占轮相法和忏坛中斋佛仪。后者则详述了应称念的佛菩萨的名号以及赞叹、忏悔的过程，解说较少，更加简洁明了。智旭以这两篇文本给信众的修行和忏悔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导和规范。智旭自己也曾多次据此修持，为人示范。

此外，智旭还在《化持地藏菩萨名号缘起》中，结合《占察经》思想劝诫信众，若想证入一实境界，需要修行唯心识观和真如实观这二观。而修此二观首先要达到戒根清净、戒律严持。想要做到这些的关键还是要落到忏悔、持名两种法门上，舍此更无他法。对于那些并非有意作恶、过失伤人害事者，更应“速断相续心，起殷重忏悔。忏悔之力，亦能往生”[1](P79)。智旭以此来慰藉因无意而犯错之人，鼓励他们只要立刻悔悟，忏悔罪过，尚有机会往生净土。可见在智旭来看，唯有深深忏悔罪业才能不断洗涤内心，消灭种种业障，从而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去污显真，证悟至深佛理。所有这些“独赖有忏悔一门耳”[5](P118)，由此凸显了忏悔的重要性。

(二)称念地藏名号

“称名念佛”本是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是其四种念佛法门之一，内容为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最终乘佛愿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地藏经典中也有大量称念名号的思想，《本愿经·见闻利益品第十二》言每日念诵地藏菩萨名号千遍万遍，可以获得远离疾苦，衣食无忧，永保安乐等种种利益；《占察经》中也写道：“若未来世诸众生等，一切所占，不获吉善，所求不得，种种忧虑，逼恼怖惧时，应当昼夜常勤诵念我之名字，若能至心者，所占则吉，所求皆获，现离衰恼。”[9](P906)意思是说，若身处困境忧虑时，只要诚心勤念地藏菩萨名号，就能远离厄运烦恼，占得吉相，心想事成；《十轮经》所述则较为夸张，经中言：“假使有人于其弥勒及妙吉祥，并观自在、普贤之类而为上首，殑伽沙等诸大菩萨摩诃萨所，于百劫中至心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求诸所愿，不如有人于一食顷，至心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地藏菩萨，求诸所愿，速得满足。”[3](P726)意思是说，如果有人在百劫中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如弥勒、妙吉祥、观自在、普贤这样的大菩萨，其功德和利益都不如一个人在一顿饭的工夫中归依、称名、念诵、礼拜、供养地藏菩萨。何以故？因为地藏菩萨安乐一切有情，其大愿大悲、勇猛精进都已经超过了其他诸位菩萨。所以称颂、礼拜地藏菩萨所获得的功德与利益也远远超其他菩萨。

对此，智旭从两个方面出发劝说世人称念地藏菩萨名号。一方面，智旭强调称念地藏菩萨名号所获功德之不可思议。他郑重地将《十轮经》上述这段称赞地藏菩萨的原文书于《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的后序中，生动形象地向世人展示称名念诵地藏菩萨的功德之深、利益之多、福报之大，这是称念其他菩萨所比不上的。另一方面，智旭结合《占察经》的思想进一步指出称念地藏菩萨名号对于修行的重要性。他认为诚心勤奋地持念地藏菩萨名号，就能“圆摄二观，故名闻障净。障净戒得，戒得定慧发生，定慧而一实证入矣”[5](P7)。二观，即唯心识观和真如实观，持诵地藏名号即是在修此二观，如此才能净心去障，不断提高德性，生发智慧，终证得一实境界。可见，想要戒根清静，修三无漏学，还是需要持念地藏菩萨名号。因此智旭反复向人宣传，无论是在家普通信众，还是出家修行之僧人，都应勤念地藏菩萨圣号。正是在智旭撰写忏仪，以身示范并大力推广下，推动地藏法门被越来越多的信徒接受和修习，促进了地藏信仰在民间的盛行。

“知我者，唯释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释迦、地藏乎！”[1](P12)在自传《八不道人传》的结尾，智旭甚至这样高呼。他将地藏菩萨与释迦牟尼佛并称，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足见其对地藏菩萨的信仰与崇敬程度。综合智旭一生来看，他始终以地藏菩萨为榜样，认同九华山为地藏菩萨道场，大力推崇地藏菩萨的大愿精神、大孝精神；撰文阐扬《本愿经》和《占察经》思想，竭力推介地藏经典；劝人止恶行善，忏罪悔过，称念地藏名号，努力推广地藏法门。正是在以智旭为代表的众多僧人共同努力下，不断推动着九华山地藏道场地位的巩固，促使地藏信仰愈加流行，地藏菩萨形象更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