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顺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高校是从事高等教育的场所，承担着为社会培养高等级人才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多种重要社会职能；高校作为知识分子的集聚地，还是国家和社会的精神高地。但近些年来，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各种不良社会风气对高校也有不小的冲击，高校不再是一方净土。而高校因其特殊的身份和社会期望，其腐败行为的社会负效应往往更大。在当前教育领域贪腐频现的形势下，高校开展廉洁文化建设势在必行。廉洁文化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不会自然生成，而需要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主动构建。就理论而言，必须找到一种具有说服力的廉洁文化理论。君子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与高校的特性高度契合，应成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就实践而言，高校的反腐倡廉须从源头抓起，即筑牢高校教师的廉洁思想根基①，切实推动高校的廉教廉政文化实践。

一、君子文化概述

君子文化在我国有深厚的语言基础和文化根基。“君子”在现代汉语中使用极为广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等众多为当代人耳熟能详的熟语比比皆是。而在先秦文化典籍中，“君子”更是一个使用频度极高的热词，其在《周易》中出现124次，《诗经》中出现183次，《论语》中出现106次[1]。“君子”的词义也经历了多次变化。从造字法角度看，“君”字从尹从口，是一个会意字，“尹”像以手执笔，与“口”合在一起表示发号施令、管理国家；“子”在先秦时期为男子的尊称。由此可见，“君子”本义指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即国君；后来词义扩大，国君、卿、大夫等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甚至贵族男子等都可称为君子。但总体而言，君子必须是地位尊贵者，与其相对的则是出身社会下层的“小人”，即庶民，也就是今天的平民百姓。但是到了孔子时代，“君子”的词义有了重大转变，“君子”和“小人”两词均被道德化，“君子”脱离贵族出身，专指才德出众、人格高尚的人，《论语》中的“君子”多为此意；“小人”则指人格卑下的人。到了中古时期，君子则成了对人的尊称。

儒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圣人，即至善至美的完人；其次是君子，即修身成德之人。圣人可望而不可即，但君子则不同，“君子人格是儒家做人的理想或人格追求”[2]，儒家文化认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只要通过修身养性，人人都有成为君子的可能。正因如此，君子文化无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代社会，都具有极强的道德性和现实性。

以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君子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清朝末年科举制的废除，儒家文化一直以来的社会主导地位被打破，君子文化失去了制度性的社会支撑。于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转而崇尚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以至于国人与传统的君子文化渐行渐远。但先秦君子风范即使在当代社会仍然闪烁着道德的光辉，其对崇高人生价值的追求对当代社会的廉洁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先秦时期，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与“士”大体可以通用。“君子被孔子定位为社会精英阶层(士)的理想人格，反映在《论语》中，君子和士的品格往往是交错套叠的”[3]。高校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与古代同为“读书人”的“士”极为相似，且君子文化中蕴涵丰富的廉洁文化基因，因此，君子文化对当今高校的廉洁文化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性。

二、君子文化的廉洁文化价值

君子文化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从传统比德文化可见一斑。作为国人广泛尊崇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在传统诗画中往往被形象化为松、竹、梅、兰、菊、莲、玉等各种特定的自然物，其中松、竹、梅还被古人形象地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合在一起则被称为“四君子”。这种以自然物比配德行的比德文化是君子人格的具象化，其在我国社会流传久远。“‘比德’通过对自然物的‘凝神观照’而展开‘格物致知’，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修养上的范型”[4]。这些自然物正是因其清正刚直、不同流合污的高雅、廉洁属性而深受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喜爱。由此可见，传统君子文化有着丰富的廉洁文化蕴涵。

(一)君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利于形成清正廉明的个人品行

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对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引导有重要作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逐利热情高涨，部分人为利益的最大化甚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观念的错误理解既使部分公职人员放松了自我要求，也使社会对某些人利用公职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既恨且羡，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同情。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少数高校领导和教师为了争名夺利可能会斯文扫地，丑态百出；高校校园的恶性校园贷导致的极端事件也时有耳闻。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拉大，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生存压力，使得“小人”蠢蠢不安，总想伺机而动；少数“小人”为了“利”甚至走向了穷凶极恶的犯罪之路。种种社会现象提醒我们，我们的社会“病”了，而医治这类社会病，重建有序和谐的社会秩序，高悬的法律之剑亦有力所不逮之处，惩办了一个罪犯，还可能有其他的罪犯冒出来。因为法律可以治标，而不能治本。而君子文化则可以深入人“心”，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君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利于形成清正廉明的个人品行。

儒家文化中的君子既不是神，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圣人”，而是现实社会中的人。所以君子也有七情六欲，对金钱、权力和地位等同样存在占有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孔子认为，人们追求富贵是合情合理的，但君子获取富贵的方式是“道”，否则，宁愿不要。此处的“道”就是儒家学说的“义”，即道德和正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由此可见，“道”与“义”是界定君子与小人的最重要标杆。君子不会通过卑劣的手段来满足自己对金钱、权力和性欲等私欲的满足，因为君子的心中还有比“利”更重要的“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不排斥“利”，但在两者只能取其一时，其首先看重的是“义”，小人的眼中只有“利”。由此可见，君子说话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且君子文化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其易被国人认同与接受，其效果胜于片面的说教。因此，君子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有利于社会形成清正廉明的个人品行，对教育领域而言，则有利于形成廉洁从教的师德师风。

(二)君子自律优雅的人生追求有利于营造廉洁自守的社会正气

人生总是会面对诸如物质、美色、权力等各种诱惑。有德之君子与无德之小人在诱惑面前往往有不同的选择，君子的选择是“克己复礼”。“克己”即节制自己包括性欲在内的各种私欲。如果人类对私欲不加节制，而是选择“纵欲”，将会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为人一旦变成欲望感官之集合，我们生活的社会就可能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进而毫无顾忌地相互伤害，由此必然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谐社会建设也将遥遥无期。“儒家坚决反对掌握权力或财富者之纵欲”，而提倡以“礼乐”节制放纵的欲望[5]。故当颜渊向孔子请教践行“仁”的具体做法时，孔子的回答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此即孔子所言的“复礼”。“复礼”是指言行要符合儒家礼仪规范，“礼”是君子行动的指南，君子总是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不会做出“越礼”之事。君子不仅这么做，内心也这么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这么做的内在出发点是“仁”，“仁”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核心，君子“以仁为内核，以文明化的行为和优雅风度为其外表，从而达到一种内在美和外在美的有机统一”的形象[6]，其实展示了一种淡定从容的人格气象，其可以让社会上的人们“见贤思齐”，这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社会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当人们处在物欲横流的不良社会风气中时，焦虑与茫然在所难免，一旦私欲抬头，而又没有合适途径来满足时，贪腐等不法行为便会就此产生。社会转型期往往是礼崩乐坏、秩序重构之时，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的人们更需要精神的引领。“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正如程颢给《论语》作注所言，“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7](P159)而君子文化犹如一股清流，能给人以正面引导，提醒人们要如君子般树立规矩意识和底线思维，不做越礼之事，让人们在生活的喧嚣中保持平静与从容，这种人生追求能够让人在面对各种诱惑时保持心理定力，从而有利于塑造刚正廉洁的社会正气。

这种从容的人生态度还表现在对特定人生处境的态度。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前进的路上总会遇到阻力，甚至困厄。有的人在困厄中沉沦，有的人在困厄中铤而走险，做出不法之事。而孔子的选择是在困厄中不改初衷，依然保持优雅与从容。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跟随的人饿得生病了不能起身。这时子路站了出来，“子路揾而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君子哪怕在困厄中也能安于穷困，依然保持节操严于律己，但小人在困厄中就胡作非为了。这一点对高校教师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教师就是清贫的代名词，近些年国家虽大幅度提高了教师待遇，但总体而言，与“先富起来”的那批人相比，教师的物质待遇仍然差距巨大，想通过当老师来发财致富是不现实的。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要守得住节操、耐得住寂寞。“君子固穷”是一种境界，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精神支撑。君子遵从义理，不为外物多累，自有一种自由与高贵的精神在。作为“读书人”的高校教师，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也应保有这种君子式的优雅与高贵。从这个意义而言，古代君子自律优雅的人生态度对当下高校的廉洁文化建设更具有独特的价值。

(三)君子深厚的家国情怀有利于强化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意识

君子应该做到廉洁自守和温良恭俭让，但君子并非谨小慎微、循规蹈矩、甘于贫穷和平庸之人，相反，儒家强调君子应当发愤图强，正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周易·象传》)。孔子的学生曾参也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是君子人格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君子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在儒家文化当中，不管是有官职的士大夫，还是未入仕的文人，都视参与政治和道德教化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儒家的人生理想是“修齐治平”，修身齐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即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君子有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的责任，这种以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为目标的“以道自任”实质是一种公共关怀，是君子社会责任的具体反映和家国情怀的具体实践。

“君子无论承担哪一方面的社会角色，都体现出社会中坚的外部形象。”[8]这一点对于同为“读书人”的知识分子，有极重要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应。当今高校中的知识分子虽然不以从政为人生选择，但作为为社会培养人才，以及从事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校教师，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把自己定位为单纯的专业人员。“在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一下子把人们扔进了各自狭小的专业中。个人得失似乎直接取决于他们的专业成就。在这种格局下,很多人失去了对于社会、人类的关注。”[9]因此，作为知识分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高校教师应接续君子文化的优良传统，保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自觉抵制贪腐，树立廉政廉教的正人君子形象，在以身示范的基础上，强化公共关怀，努力为净化社会风气输送正能量。

三、君子文化与高校廉洁文化实践

社会转型、经济繁荣并不一定带来文化的同步繁荣，作为先进文化的廉洁文化尤其如此。因此，高校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主动建构，这种建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文化实践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活动，“把文化观念以艺术作品、教育活动、道德践履、文化产业等形式呈现出来。”[10]高校的廉洁文化实践应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君子文化植根于我们的血液之中，已成为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是高校廉洁文化实践的重要思想资源，以此为基础更容易做到文化的入眼、入耳、入心。转型期社会特有的功利、浮躁等不良风气浸染着大学校园，使得高校与古君子之风渐行渐远，但高校作为社会的精神高地，理应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因此，作为高尚道德符号的君子人格存在复归高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以君子文化为核心的高校廉洁文化实践，需要做到内外结合，即激发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实现文化主体的道德践履，最终实现君子文化与廉洁文化的融合。

(一)以君子人格为标杆，激发高校教师的廉洁文化自觉

君子人格作为道德概念，应该首先“求诸己”，即通过内在和外在的促发，引导文化主体对君子文化产生心理认同，进而激发文化主体的廉洁文化自觉。

首先要强化高校教师的君子文化认同。君子是儒家的理想道德典范，但并非不近人情，高不可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篇》)，君子首先是人，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有对富贵与性等欲望的向往和追求，宋儒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并非儒家初衷。君子对待欲望的方式既不是纵欲，也不是禁欲，而是节制。“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那一点，这一点就是仁德，换言之，君子是在对他人和社会不构成伤害的前提下，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套用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真善美，君子是在真善美的前提下实现人性的满足，否则宁愿“克己复礼”。孔子有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君子能通过内心对仁德的追求来节制欲望，能够这样做完全取决于自己，也就是说，君子内心要有对仁德的认同与觉悟。

其次要以君子人格为标杆，培植高校教师的廉洁情怀。君子人格作为儒家的道德典范，不会自然生成，而需要文化的熏陶和环境的促发。高校要以君子人格为标杆，对教师提出明确的师德要求。“君子博学于文”(《论语·雍也》)，即通过广博地学习文化，来提高自身的道德涵养。这是培育君子情怀的审美途径，在这一点上，国人传统的比德文化有特殊的用武之地。传统文人喜以梅、兰、竹、菊，或松、柏、莲、玉等自然物自比，并赋予这些特殊的自然物以人的品格，于是“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等逐渐成为中国古代诗画的经典意象，同时也成就了《爱莲说》(周敦颐)、《橘颂》(屈原)等咏物名篇。“比德所蕴育的审美人生境界，使主体自我意识升华到超然藐俗的诗化的境界，给人一种至善至美的感受。”[11]正如前文所言，作为传统君子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比德”文化，在传统知识分子中有重要影响，很多高校教师喜以“四君子”等自然物自励。来源于君子人格的比德文化是培育高校教师廉洁情怀的重要文化资源。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以此为基础，大力倡导君子文化，引导高校教师以君子人格为标杆，树立高贵廉洁的师德品质，从而逐步实现廉洁文化的自觉。

(二)以君子文化为导向，强化高校的廉教廉政实践

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应有更高的道德标准，高校作为知识分子的集聚之地，在君子文化建设方面做出示范责无旁贷。这种“示范”，要求高校教师在教育实践方面以身作则，真正做到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以为学生和社会的榜样。为此，必须强化高校教师行为的合“礼”性。如果说仁是君子的内在精神追求，那么礼就是君子对自身行为的外在约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由此可见，儒家是在礼乐教化中完成君子人格建构的。“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礼记·曲礼上》)，古训提醒我们，高校教师在“克己复礼”方面有更严格的要求，应争做遵礼守德的典范。

就高校教师而言，礼的外在表现即对教师行为的“合礼性”规约，即将君子的标准落实于平时的教学生活之中，让教师日常的教学实践处处彰显“礼”的存在，防止师德失范行为的发生。近些年见诸传媒的高校教师人格失范事件屡见不鲜，正提供了诸多有违“君子风范”的反面典型。

此外，加强高校的廉教廉政制度建设也势在必行。在一般的廉政规约如《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以外，高校还应加强诸如《教师廉洁从教行为细则》等制度建设，并在适当的时候，引入教师入职宣誓制度，把廉教廉政的要求融入入职誓言之中，以此强化高校教师的职业约束和责任担当。

(三)以君子文化为切入点，推动以责任为核心的廉洁文化构建

文化是高校的灵魂，但社会转型期一般也是文化危机并发之时，礼崩乐坏往往成为转型期社会的生动写照。这个时期旧的文化正在失去作用，新的文化还未完全形成，于是私欲膨胀，社会恶性事件屡有发生。高校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净土和社会精神高地，亦是扬君子之风的首善之地，理应扛起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大旗。

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要取得实效并不容易，君子文化是一种与知识分子有内在精神联系的传统文化，可以此为切入点，推动以道义和责任为核心的校园廉洁文化建设。为此，首先要坚定校园文化建设的传统文化品格。高校既要有包容外来文化的气度，更要树立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觉。以君子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理应成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之根，以此为基础，兼容并包，把校园文化发扬光大。其次要着力于相关校园景观构建。通过古代君子的雕塑、相关的碑训、君子文化植物园等进行君子文化的熏陶，发挥校园景观的隐喻教育作用。再次要通过相关文化活动把君子文化内化于心，可通过举办以君子文化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和实践、君子文化学术论坛等活动，激活高校教职工的家国情怀，让重道义、勇担当的社会责任感在高校教职工心中扎根生长。

高校廉洁文化实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需要行政、文化和社会形成合力，方能渐显成效。我们相信，只要持之以恒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廉洁文化的融合，以君子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力量必将在高校的廉洁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注释：

① 本文的“高校教师”为泛指，既指高校直接从事教学的教师，也指高校领导和一般行政管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