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杰 王馥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宁夏师范学院，固原 756000；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提 要：“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民谣，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在简要回顾隐喻认知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通过建构隐喻义生成的认知模型，探讨隐喻义多维向度性的理论根源及其内在关联性，据此对“花儿”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进行理论阐释。分析表明，“花儿”为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提供很好的语言范例。本文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1)指出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3种体验向度：施为互动体验性、交互主观体验性和主观体验性；(2)分析隐喻义生成和建构多维向度性的理论根源：源于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的次范畴化(主—客互动基本ICM、主—主互动基本ICM和客—客互动基本ICM)在语言层面的语义实现。

1 引言

“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民谣，2009年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于什么是“花儿”，学界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马俊杰、王馥芳(2017)首次对“花儿”作出“以歌为体，以诗为用”的界定。关于“花儿”的研究成果显示出多学科态势。语言学视角下的“花儿”研究主要围绕以下4个方面：(1)“花儿” 语言的地域性特色研究(吴土艮 2001；孙祥馥 2011；曹强 2010，2011，2012，2014)；(2)“花儿” 语言修辞研究(武宇林2002，曹强2011，高传峰2012)；(3)“花儿”起源问题(曹强 2014)；(4)“花儿”语言的认知研究(马俊杰 2014a，b)。上述4类研究体现出“花儿”语言研究由静态描写到动态生成与建构的过程，其中“花儿”语言的动态生成与建构研究为其最新研究进展，但此类研究仅从概念隐喻这一理论维度探讨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未考虑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考量综合维度的基础上。有鉴于此，“花儿”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应从多维度进行阐释和研究。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对隐喻的认知研究状况，并从多维度分析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其次，基于王馥芳(2015；2017)建构的隐喻义生成认知模型，阐释隐喻义生成和建构多维向度的理论根源及其内在关联性，为语言范例——“花儿”的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最后，对“花儿”的隐喻义进行多维度剖析。

2 隐喻义生成的认知基础

2.1 隐喻的认知研究

1980年，Lakoff 和Johnson联手推出《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至此，隐喻不再被视为一种修辞方式，而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由此，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①首次得到全面而详细的描写和论述。“隐喻符合人类认知规律，具有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抽象为具体、化生硬为灵动等优势。”(陈朗 2017:106) 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以概念隐喻的应用研究(Putz, Niemeier, Dirven 2001；Velasco-Sacristán, Fuertes-Olivera 2006等)、概念隐喻理论的赞赏与批评(Haser 2005，Murphy 1997，Croft 1998，Moore 2006，刘正光 2001，李福印 2005，王馥芳 2014等)、概念隐喻理论的拓展性研究(Steen 2010，2011，2013，2015，2017)为主。应用性研究主要关注具体语言层面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概念隐喻的研究主要探讨隐喻建构的认知基础及映射机制。概念隐喻的拓展研究——蓄意隐喻是隐喻研究的最新进展(束定芳 2017)。蓄意隐喻研究者(Steen 2017，Beger 2016，Musolff 2016，Xu et al. 2016，Gibbs 2015等)主要探讨隐喻义的建构是否有意识性。无论关于概念隐喻的认知基础和映射机制，还是关于隐喻义建构有无意识性的争论，学者们都是从某个特定的理论维度来看待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问题，而没有考虑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向度的本质及向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从本质上来讲，隐喻义的建构是多维度的，且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果单独从任何一个维度来阐释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都会具有片面性。

2.2 概念隐喻义和语言隐喻义

传统修辞研究认为隐喻是语言的一种“装饰品”，是基于两个相似物之间的比喻。Lakoff和Johnson认为，隐喻不但渗透在语言中，也渗透在思维和活动中，人们的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的(Lakoff, Johnson 1980:3)。这样的隐喻即为概念隐喻或隐喻概念。基于此，他们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同上)。概念隐喻的理解涉及两个基本要素：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人们倾向于用比较具体的事物或概念(源域)来理解比较抽象的事物或概念(目标域)。在概念隐喻“爱是旅行”的允准和制约下，语言层面出现诸如“我们的关系走进了死胡同”和“我们的关系在十字路口”等语言示例性表达方式。为区分概念与语言层面上的隐喻义，本文将其分别表述为“概念隐喻义”和“语言隐喻义”。 例如，“爱是旅行”的语义阐释为概念隐喻义，“关系走进死胡同”和“关系在十字路口”的语义阐释为语言隐喻义。

2.3 隐喻义生成的认知模型

基于Lakoff(198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理论(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王馥芳提出意义来源的“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在这个ICM中，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类世界，且人类世界的意义主要源自人类身体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互动(王馥芳 2017:47)。按照互动ICM的分类体系，王馥芳认为，元互动ICM并不契合真实世界的运转，只是代表世界运转过程中的一个原型元互动认知模型(王馥芳 2015:11-14)。由于ICM的层级性本质，王馥芳将“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次范畴化为3个基本的互动ICM：主—客互动ICM；主—主互动ICM和客—客互动ICM，并认为这3个基本的互动ICM与互动体验论②、交互主观化理论③和主观化理论相关，且它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具有互补联结性(同上 2017:47-48)。基于此，我们建构隐喻义生成的认知模型，见图1。

对图1模型的解读是：语言隐喻义生成和构建的元认知基础是元体验义。从元体验义生成和构建的认知基础——元互动ICM出发，通过对元互动ICM的次范畴化操作，我们得到3个基本互动ICM：主—客互动ICM、主—主互动ICM和客—客互动ICM. 这3个基本互动ICM是3种基本意义类型——施为互动体验义、交互主观体验义和主观体验义(因3者是元体验义的意义示例，故用虚线方框将其框定)——生成和构建的认知基础。有鉴于概念隐喻义是意义的一部分，因此，从施为互动体验义、交互主观体验义和主观体验义这3种意义类型出发，我们区分出3种基本概念隐喻义：施为互动概念隐喻义、交互主观概念隐喻义和主观概念隐喻义。又由于语言隐喻义受到概念隐喻义的允准和制约，所以又区分出3种基本的语言隐喻义：施为互动语言隐喻义、交互主观语言隐喻义和主观语言隐喻义。另外，该模式还解释语言隐喻义所关涉的意义层级，自上而下的层级依次是：元体验义、体验义、概念隐喻义和语言隐喻义。自下而上的层级依次是：语言隐喻义、概念隐喻义、体验义和元体验义。

隐喻义生成认知模型的理论意义主要有4方面：(1)揭示体验义生成和构建的认知根源:“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次范畴化的3个基本互动ICM——主—客互动ICM；主—主互动ICM和客—客互动ICM——分别是施为互动体验义、交互主观体验义和主观体验义生成和构建的理论根基；(2)揭示体验义生成和构建3个不同的体验向度：施为互动体验性、交互主观体验性和主观体验性；(3)意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向度本质决定隐喻义生成和构建的多维向度本质：意义的施为互动体验性、交互主观体验性和主观体验性允准隐喻义的施为互动体验性、交互主观体验性和主观体验性；(4)概念隐喻义允准语言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概念隐喻创新是语言隐喻创新的认知基础。

图1 隐喻义生成的认知模型

须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3类概念隐喻义之间与3类语言隐喻义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织，共同构成隐喻义交叠网络。

3 多维向度性的理论根源及其内在关联性

依据隐喻义生成的认知模型(见图1)，隐喻义生成的多维向度性理论依据为“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的次范畴化在语言层面的语义实现。具体来讲，隐喻义生成的多维向度性的理论根源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施为互动隐喻义是主—客互动基本ICM在语言层面的语义实现。从本质上来说，主—客互动基本ICM是一种施为性互动，主要体现为作为主体的施事对作为客体的受事的管控性、操纵性或者役使性，是一种“强互动”。(2)交互主观隐喻义是主—主互动基本ICM在语言层面的语义实现。主—主互动基本ICM是一种交互主观性互动，主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就互动性的强弱而言，它介于主—客互动基本ICM和客—客互动基本ICM之间。(3)主观互动隐喻义是客—客互动基本ICM在语言层面的语义实现。鉴于人类不能直接参与客—客互动，因此，客—客互动基本ICM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主观化识解基础上的心理投射性互动，主要体现为人类对客—客互动的观察和认识，是一种“弱互动”。为此，“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次范畴化的3个基本ICM的互动性强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主—客互动基本ICM(强互动)、主—主互动基本ICM 、客—客互动基本ICM(弱互动)。

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向度——施为互动体验性、交互主观体验性和主观体验性——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体现为：3者构成一个互动体验连续统：施为互动体验性的互动性最强、交互主观体验性次之，主观体验性最弱。3者本质上是3种不同的体验类型，它们代表意义生成和构建的3种不同来源，产生3种不同的意义类型。“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的层级性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本质上是多维的，任何单一维度上的认识都不能达到对世界本质的全面认知。因此，要想达到对隐喻义本质的全面认知，对隐喻义的多维性阐释是必要的。以此类推，“花儿”作为隐喻义的语言范例，也应从多维度对其进行阐释。

4 “花儿”隐喻义的多维性阐释

4.1 “花儿”隐喻义的体验性

隐喻是认知语义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认知语义学的哲学基础为体验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为“心智体验说”(Lakoff, Johnson 1999:3-4)。该假说的核心思想为“心智、理智、意义和概念不但根本上源于而且本质上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和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它们主要是依赖体验，特别是依靠视觉和运动能力产生的”(王馥芳 2015:114)。Lakoff和Johnson指出：“经验基础在理解隐喻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隐喻的建构基于不同的经验”(Lakoff, Johnson 1980:19)。因此，这里的体验可以是基于物理环境的，可以是基于心理环境的，也可以是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的。“花儿”隐喻义的体验性如下例所示：

① 贝母开的是铃铛花，花开是虚溜溜儿地吊下；出门的阿哥孽障大，不要嫌日鬼者要下。(徐兴亚 1987:174)

② 天上的咕噜雁向南飞，要有个头雁者领哩；咱两个再好白着哩，要有个红线者扽哩。(同上:81)

③ 姜子牙钓鱼渭水河，风大者起波浪哩。一晚息想你照没瞌睡，五更天哭你照亮哩。(张亚雄 1986:85)

这3首“花儿”的基本概念隐喻义分别为“爱是植物样貌状态”“爱是头羊效应”④和 “爱是历史人物行为借鉴”。在例①中，“花儿”创作者通过自己对“贝母”开花的观察体验，“虚溜溜儿地吊下”喻指阿哥的模样“孽障”，“孽障”为方言词，在这里意为落魄、垂头丧气的样子，创作者的体验是基于物理环境中花卉“贝母”花开。例②中的“咕噜雁”是民间文学的常见意象，用以烘托深秋的凄凉或者“白头偕老”的情感期盼。这里，“头雁”对整群大雁的迁徙起着头羊效应，就如同红娘对两个相爱之人的“牵线搭桥”作用。“咕噜雁”的意象体验是基于心理的体验。例③则借用历史故事“姜子牙钓鱼”来喻说两人相爱所遇到的波折。历史典故是一种基于阅读或者其他媒介途径获取的一种间接的社会文化体验。

4.2 “花儿”的施为互动隐喻义

Lakoff 和Johnson(1980:118)指出，自然经验是“人性”的产物。“经验、意义和思维的中心是连续而系列性的各种体验性有机体和环境互动，这些互动构成我们对世界的理解。”(Johnson, Lakoff 2002:249)因此，体验的互动性在本质上决定理智和意义的互动性(王馥芳 2017:46)。Lakoff等所强调的互动性本质上是宏观互动，因为他们探讨的互动性和体验性是基于“人类身体—环境”这一元互动ICM. 由于微观意义是宏观意义的一部分，因此，在本质上，意义的生成和建构从宏观到微观都具有互动性和体验性。

基于本文提出的隐喻义生成和构建的认知模型，下文将依次对“花儿”隐喻义进行探讨。“花儿”的施为互动体验义主要建立在主—客互动这一基本互动ICM的基础上，其本质语义特征是主体对客体具有施为性。

④ 好甘草出在宁夏川，好黄连出在四川；尕妹是甘草比蜜甜，苦阿哥就像那黄连。(徐兴亚 1987:119)

⑤ 骑马要骑营盘的马，万马里头个跑马；搁花儿要搁个人梢子，万花里头的个牡丹。(同上:2)

⑥ 吃蒜要吃红皮蒜，不吃那山里的小蒜；维阿哥要维个美青年，不维那白头的老汉。(同上:2)

⑦ 搭桥要搭个板板桥，板板桥走上心不跳；维花儿要维个欢欢笑，欢欢笑维上人不老。(同上:4)

⑧ 吃水不吃冰凌水，冰凌水要火化哩；维朋友不维机灵鬼，机灵哥要机灵妹嫁哩。(同上:5)

例④和例⑥这两首“花儿”的基本概念隐喻义为“爱是植物的味道”，阿哥依据自己对甘草与黄连“味”的体验来喻指自己与尕妹的生活之“味”：甜与苦；尕妹依据自己对红皮蒜与小蒜之“味”的体验来喻指自己对阿哥的选择标准：美少年。例⑤的基本概念隐喻义为“爱是驾驭牲畜”，阿哥依据自己 “骑马” 的经验来喻说自己选择尕妹的标准：人梢子(人梢子为方言词，意为漂亮的姑娘)。 例⑦的基本概念隐喻义为“爱是人造的物”，阿哥依据自己对“搭桥”这一建筑工事的体验来喻说自己对尕妹的选择标准：欢欢笑(欢欢笑为方言词，意为性格开朗的女孩)。例⑧的基本概念隐喻义为“爱是饮食的选择”，尕妹依据自己对“饮水”的体验来喻说自己对阿哥的选择标准：不是机灵鬼。在上述例句中，对植物味道的体验、对驾驭牲畜的体验、对人造之物的体验和对“饮食”的体验都是具有施为性的强互动性体验。

4.3 “花儿”的交互主观隐喻义

Verhagen指出，语言不仅是交换世界信息的工具，而且在本质上起着“联结、区分和调整彼此所持看法和观点(而不是联结世界)的作用”(转引自王馥芳 2017:48)。也就是说，语言在交际中具有“交互主观性”功能。这一“交互主观性”涉及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自我”关注。关于隐喻义的交互主观性研究，国外的研究主要是以Steen为代表的蓄意隐喻研究。蓄意隐喻理论为主流的概念隐喻理论开创出崭新的视角，为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融合掀开新篇章(孙毅 陈朗 2017:715)。国内对隐喻的交互主观性研究大都停留在隐喻的认知语用层面上，强调语境对隐喻义形成的重要性。宋健楠(2016)在对情感评价隐喻的研究中首次采用交互主观性的概念。综合来看，隐喻义的交互主观体验性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强调交际互动层面的协调或者协作对隐喻义的影响和作用。正如Steen所言：“隐喻不仅是一种跨域的概念结构和表达思维中跨域映射的语言事物，更是语境中对于话语双方具有特定价值的独立交际工具”(Steen 2013:191)。“花儿”的交互主观隐喻义主要建立在主—主互动这一基本ICM的基础上，其本质语义特征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协调或共同行为。

⑨ 三站的路程你两站到，你走了捷山的道了；想你想得心飞了，给尕马儿加了料了。(徐兴亚 1987:103)

⑩ 怀里揣上油馒头，花儿好维气难受；天大的冤屈我能受，连花儿说话说不够。(同上:87)

4.4 “花儿”的主观隐喻义

关于隐喻义的主观性研究，国内学者张振亚和王彬(2009)以应答语“那是”的语用环境及效果为切入点，对空间指示的隐喻及主观性进行探究。魏在江对隐喻主观性和主观化进行专题研究。他认为，隐喻除规约性、系统性、非对称性和抽象性外，还有主观性。隐喻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1)隐喻表达说话人的情感，即所谓的“移情”现象；(2)隐喻表达说话人的视角，因视角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心理意象；(3)隐喻表达说话人的认识(魏在江 2007:8-10)。 “花儿”的主观隐喻义主要建立在客—客互动这一基本互动ICM的基础上，其本质语义特征是主体对客—客互动的主观性识解。

这5首“花儿”的基本概念隐喻义分别为“爱是植物生长样态”“爱是动物生存行为”“爱是植物长时生长过程”“爱是植物交杂生长样貌”和“爱是独一选择”。例以柳树的生长样态“两根杈”喻指两人婚缘的不合状态；例以“蜜粉踩蜡”和“蚂蚁搬家”的情景为喻来表达他们对待婚缘的决心：不忘恩负义；例以松柏树的长时生长过程和“铁树开花”的长时间孕育过程来喻说尕妹对阿哥永不变心之情：海枯石烂；例以黑燕麦间杂草的难以清除之植物交杂生长样貌来喻说他们自由成婚名声的难以清净之现实：跳进黄河洗不净；例以山里和川里牡丹开花样态“千层”和“两层”来喻说爱人是无数可选对象中的独一选择：千人里只喜欢她一人。这5首“花儿”充分展示隐喻表达说话人的情感、视角和认知，这是“花儿”创作者自我情感促使的结果，即这些隐喻表达的喻体选取是基于创作者不同的情感状态，如例的“感情不合”、例—的“为婚姻自由而战之情”和例的“赞慕之情”，这些喻体的选择具有“自我”成分的主观融入。以上这些“花儿”隐喻义的主观性表明说话人/创作者对“爱”的识解依赖于对植物或者动物的间接性观察体验，是一种弱互动性体验。

综上所述，“花儿”的3种隐喻义——施为互动隐喻义、交互主观隐喻义和主观隐喻义——是基于3种强度不同的互动性体验所产生的3种不同的意义类型。3种不同的意义类型相互交织共同构成“花儿”这部爱情史：初识、赞慕、初恋、热恋、成婚、抗争和分裂。同时，这也表明“花儿”为隐喻义的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阐释提供很好的语言“范例”。

5 结束语

本文在简要回顾隐喻认知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探讨“花儿”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通过全面考虑和分析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并建构隐喻义生成的认知模型，本文进一步论述隐喻义多维向度的理论根源及内在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花儿”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性进行阐释。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1)指出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3种体验向度：施为互动体验性、交互主观体验性和主观体验性；(2)论述隐喻义生成和建构的多维向度性源于“人类身体—环境”元互动ICM的次范畴化——主—客互动基本ICM、主—主互动基本ICM和客—客互动基本ICM——在语言层面的语义实现。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只对隐喻认知研究的不足之处做出宏观评述(如2.1小节)，限于篇幅和问题争论的复杂性，我们将另撰文对其做出具体讨论和研究。

注释

①隐喻的“认知转向”首先由I. A. Richard(1936)提出，而Lakoff和Johnson(1980)第一次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和论述。

②这里的互动体验论实质上指的是基于主—客互动体验基础上的施为互动体验论。所谓“施为”指的是作为主体的施事对作为客体的受事的管控性、操纵性或者役使性。

③交互主观化(inter-subjectivity)可译为“交互主观性”，也可译为“主体间性”。

④“头羊效应”指羊群中有一只领头羊，当领头羊朝一个方向运动时，羊群就朝这个方向运动；当领头羊停下来时，羊群也停下来，这只领头羊成为羊群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