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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1130； 2.北京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12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人均收入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日趋显著，经济增长回落、贫富分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等现象不仅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受到挑战，也使社会成员心理健康状况陷入恶性循环。

作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去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因为简单枯燥的工作性质给农民工带来了较大心理压力，其中富士康等企业严苛的管理、封闭压抑的工作环境甚至引起了农民工轻生现象，该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急需得到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1]。

Selye认为心理压力是一种应激反应，外部刺激导致了个体内部环境失去平衡，若压力被有效应对则个体身心健康得到恢复，若压力难以应对，个体心理则进入警戒—抵抗—衰竭的三阶段发展轨迹[2]。

由于农民工个人经济状况的原因，政府和社会往往都还只是强调农民工的收入问题，忽略了对农民工心理压力状况的了解和评估，但农民工作为我国工人的庞大群体，作为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工人，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根据《中国员工心理健康调查》，在被调查的15个行业中，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3]，而现在的农民工恰恰就大量分布于这两个就业领域中，因此农民工心理健康应该得到单独关注。

开展农民工心理压力状况调查的意义在于了解农民工主要压力来源以及最主要、最迫切的减压服务需求，使心理减压工作向农民工需求聚焦，提供适合不同农民工的心理减压服务，以此来提高农民工的工作、生活质量。

一、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及整体压力状况

此次研究对象为北京市农民工，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以朝阳区最大的农民工聚集地——皮村的农民工为样本。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内容、性质虽有不同，但该群体由于常年聚集居住，在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以及工作压力上具有很高的同质性。因此本次调查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北京务工的农民工心理压力状况，而且希望通过对皮村农民工样本的研究来推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心理压力大体状况。截至2016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共有住户20 541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14 603人，此次调查组在走访过程中共发放问卷4 603份，收回有效问卷共3 331分，问卷回收率为78%，有效问卷比例为72%。调查覆盖在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建筑业、其他行业工作的外来务工农民工，在对农民工的职业层级划分中，划分为拥有专业技术认证的技术型工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熟练度较高的劳力型工人和刚刚来京不久、对自己的工作熟练程度不高的劳力型工人(见表1)。

PSTRI量表正常参考范围为38～70分，超过70分视为有过高心理压力，分数越高心理压力越大，越需要专业减压服务；低于38分视为缺乏刺激，分数越低需要的刺激越多。皮村外来农民工心理压力平均分为72，这表示该地外来农民工总体压力高于适中水平。从表2可以看出，重度压力水平(大于93分)农民工比例为25%，中度压力水平(82～92分)农民工比例为11%，轻度压力水平(71～81分)农民工比例为13%，轻度及以上压力水平会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比例为49.23%，即接近半数被调查农民工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影响。压力水平适度(38～70分)农民工比例为37%，这部分农民工心理压力水平相当适中，不会对个体的健康造成威胁。压力感不明显(低于37分)农民工比例为14%，这部分农民工对压力无任何反应，生活相当沉闷，可通过增加不同程度的刺激来提高个体心理健康水平。

表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表

对被调查农民工压力状况的人口学差异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是所有项目均能通过方差齐性检验，于是使用非参数方法检验组别间的差异显著性，即对性别差异使用修正的独立样本T检验，对其他项目使用Kruskal-Wallis检验(见表3)。

表2 总体心理压力分布

表3 人口统计学变量差异分析

注：P>0.05表示不显著，P≤0.05表示显著，P值越小越显著。

由表3可以看出，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压力水平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其中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所处行业、职业技能层次的农民工心理压力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农民工心理压力高于女性；年龄阶段在35岁至50岁之间的农民工心理压力比其他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大；离异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大大高于其他农民工；制造业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大于其他行业的农民工；对所从事工作达到熟练级别的劳力型农民工的心理压力高于其他职业技能层次的农民工；学历对皮村的农民工心理压力不产生显著影响。由于被调查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层次分属于专业技术型、熟练劳力型、初级劳力型三个层级，不同层级存在较大差异，人口学变量对心理压力的影响还需详细讨论。

二、影响农民工心理压力状况的因素分析

(一) 不同职业技能层次农民工心理压力

表4 职业技能层次对农民工心理压力分布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熟练劳力型农民工心理压力状况比其他层级更为严峻。熟练劳力型农民工共有1 716人，其中有轻度心理压力的农民工206人，占12%；有中度心理压力的农民工189人，占11%；有重度心理压力的农民工480人，占28%。即需要普通心理减压服务乃至专业心理治疗的人群高达51%。在熟练劳力型农民工里，心理压力水平为适中的农民工有584人，仅占被调查人数比例的34.32%。剩余257人，占比15%，由于该类型的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多为单一、枯燥的繁复工作(如组装某一配件、拧紧螺帽等)，缺乏刺激，生活相当沉闷，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上加入更为积极的因素。初级劳力型的农民工心理压力水平略低于熟练劳力型的农民工，在测试的1 465名农民工中，需要心理减压服务的农民工有659人，占比为45%。这是因为，作为刚刚进入工厂的新生，初级劳力型农民工还处于“学徒”的阶段，他们的很多工作任务虽然单一、繁复，但其中很多时候被带他们的“师傅”即熟练劳力型农民工所照顾，客观上分担了初级劳力型农民工的作业量，故该群体的心理压力略小于熟练劳力型农民工。专业技术型层级的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在走访中发现，处于该职业技能层级的农民工由于拥有专门技术(如挖掘机、起重机、塔吊等执业资格)，不仅收入较高，而且工作相对轻松，一般都是隔天轮休，有充足的时间保证他们的休息和生活，故心理压力较小，但也有42%的农民工需要心理减压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职业技能层级中，专业技术型农民工群体中，压力适中农民工接近一半，重度和压力不明显农民工比例都是最低，整体趋向于压力适中分布，健康状况最好，熟练劳力型农民工刚好相反，适中压力的农民工比例仅为三分之一，重度和压力不明显农民工比例都是最高，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压力两极分化，这意味着熟练劳力型农民工有压力过重与压力过轻人员并存的现象。

(二)不同性别农民工心理压力

测试数据显示，男性心理压力比女性心理压力要高，主要原因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差异，传统观念对女性的期望是更多承担家庭责任，对男性的期望则是更多的社会责任，男性因此对自己工作苛刻程度要求高于女性，在工作中承担更为繁重的任务，如果无法达到社会期望水平，则需承受角色失败带来的负面消极情绪[4]。

(三)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心理压力

表5 年龄对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分布的影响

从表5可以看出，在年龄35岁到50岁阶段的测试农民工有1 589人，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心理压力的农民工高达54%，为三个年龄段中最高；心理压力适度的农民工仅占35%，为三个年龄段最低。这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中年期农民工心理压力水平最高。

中年农民工压力水平较高的原因，从工作强度角度来看，青年(35岁及以下)、中年(35岁到50岁)和老年(50岁及以上)农民工在压力源调查中认为工作压力是压力主要来源的比例分别为74.06%、64.15%和53.30%，压力源数据可以解释中年农民工压力为何高于老年农民工，老年农民工因为体力衰退、技能减退等原因，工作强度低于中年农民工。

但工作强度不能解释中年农民工压力为何高于青年农民工，青年农民工认为工作压力是主要压力源的比例大于中年农民工。另一个可靠的解释是青年农民工和中年农民工的压力水平差异来自于生理因素差异，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使得青年农民工压力感知阈限高于中年农民工，心理压力在阈值以下，青年农民工并不将其感受为负面消极情绪。根据一项对农民工生理健康状况的研究，35岁及以下农民工得各种疾病的概率均不高，而36岁及以上则大比例患有各种疾病，青年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远好于中年农民工[5]。

(四)不同婚姻状况农民工的心理压力

表6 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心理压力分布的影响

表6显示， 已婚和离异农民工压力基本一致，仅在重度压力水平上离异农民工人数略高。调查结果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以往研究一般认为已婚、离异农民工压力水平高于未婚农民工，其解释角度为：处于婚姻存续状态的农民工需要处理协调双方父母关系、抚养子女、夫妻感情等家庭生活问题，并且这些具有发生率高、持续时间长、对个体心境有弥漫性影响的特点；而离异农民工同样需要承担子女抚养等家庭责任，同时又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系统的帮助[6]。

(五) 不同行业与职业技能层次对农民工的心理压力的影响

表7 从事行业与职工技能层次共同影响下的压力均值

从表7可以看出，熟练劳力型农民工在建筑行业中压力最高，在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压力稍低，交通运输、仓储和快递业以及商业、服务业的熟练劳力从业农民工压力值最低，这符合现实中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强度实际分配状况，也与以往研究对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压力最高的判断一致。但专业技术型层级和初级熟练型层级与该判断存在差异，处于专业技术型层级的交通运输、仓储和快递业农民工与建筑业农民工并没有表现出极高压力，在专业技术型层级，压力值最高的是从事制造业及商业、服务业的农民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民工所掌握的专业技术领域主要集中于运输业、建筑业，且这些行业采取隔日轮休制度，能有效缓解心理压力。而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中的专业技术型农民工，虽然收入较高，但是因为行业的性质，很多只能休息周末一天，而平常工作中还时常有加班现象，故心理压力依然很大。

初级劳力型层次中被调查农民工共1 466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快递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农民工仅10人，数据缺乏代表性，不纳入讨论；剩下三个行业中，制造业压力最高，专业技术型农民工和初级劳力型农民工压力较低，由于初级劳力型农民工多为新生代农民，特别是90后农民工，他们在北京存在干不惯工作就换工作、换地方的情况，并且可以发现初级劳力型的制造业农民工如果混合了工长或组长的身份以后压力值略高于专业技术型农民工和熟练劳力型农民工。

三、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建议

(一)优化农民工生活环境，加强生活设施建设

从压力层级差异结构中我们发现，北京市朝阳区皮村内存在压力水平过高和压力水平过低并存而压力适中人群较小的情况，这一现象在熟练劳力型农民工中尤为严峻。可以通过优化农民工生活环境，加强生活设施建设来改善。外来的农民工具有心理压力，和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糟糕的环境容易造成不良的心理反应，笔者在走访中发现，皮村作为北京市外来农民工聚集地，生活环境较差，基础设施建设堪忧。所以，首先是要对皮村内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住房进行改善；其次是要对皮村中的安全环境进行整治，针对皮村中的治安问题，成立起村民联防队，加强巡逻，保证皮村外来农民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最后改变陈旧观念，对所有在皮村居住的居民一视同仁，宣传平等观念，减少地域歧视，使外来农民工对皮村有归属感。

(二)通过皮村社会组织，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地推进心理减压工作

皮村中有农民工自发组织的农民工服务机构——“打工者之家”，在平时通过开展农民工就业辅导、文艺汇演、文学分享会等活动来丰富农民工的生活，服务农民工的日常需要。可以在该机构派驻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心理治疗师来对此次调查发现有心理压力的农民工进行适度的干预。

首先，使用心理健康量表定位高危农民工。此次皮村农民工心理压力调查仅得到了个体压力水平的一维数据，对于压力造成的不良影响、带来了何种心理问题都了解较少，为了了解朝阳区皮村外来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如重度抑郁、自杀倾向等，应该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90项症状清单(SCL-90)、自杀态度问卷(SAQ)等心理量表，针对高压人群施测，评价农民工的焦虑、人际关系、精神病性、敌对、强迫等症状，以及时发现农民工确切心理问题，采用相应介入手段进行干预。

其次，针对中度、重度压力农民工开展工作。调查结果显示，被测农民工中重度压力农民工比例为11%，极度压力农民工比例为25%，重度及以上共36%，根据压力值常模分布，这两级压力水平农民工应当接受专业心理咨询，从皮村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部分农民工也是最容易出现自杀等极端行为的群体。由前文分析可知，在职业技能层级上熟练劳力型农民工的极度压力占比最高，在年龄分布上要尤其关注中年农民工，在婚姻状况上要特别注意处于婚姻存续状态的农民工，在行业领域方面要重点关注基层农民工，尤其是关注在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作的熟练劳力型农民工，采用这种方式定位最需要专业帮助的皮村外来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中间开展较大规模的心理咨询项目。

再次，面向中度压力和适中压力农民工中偶尔压力过大的农民工开展工作。这部分农民工身心健康开始受到压力的危害，需要减压行为训练和其他减压活动。在确保极重度症状农民工得到帮助，不会做出极端行为以后，开始巩固这部分工作成果和帮扶症状稍轻的农民工，一方面可以通过走访入户、在“打工者之家”设置定期治疗点等方式在皮村普及心理学中适调压力的专业心理学手段，使有需要的农民工可以学习模仿，以自行调适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依托“打工者之家”现有的各种兴趣活动小组，结合多种心理素质拓展活动，来减轻农民工心理紧张程度。

最后针对心理压力过低群体开展工作。这部分群体工作生活整体沉闷乏味,但对个体身心健康影响较小。要再次激发这部分农民工的激情和活力就需要生活设施优化、工作领导激励、农民工工友帮助等多方面努力。

(三)建立心理减压工作长效机制

首先，完善困难农民工帮扶计划。从总体调查结果来看，皮村外来农民工最重要的压力源是经济压力，原因是北京市高消费、高物价水平的棘轮效应，在消费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较大生活变故容易带来经济困难。皮村的外来农民工针对这些困难并没有多少解决之道，加上北京市近年来大力清理城区中的“地下室”“群租房”，城市中的农民工甚至是白领开始迁往皮村，导致皮村的房价、物价上涨，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压力增大。针对这样的情况，朝阳区政府应该对遭遇重大生活变故的农民工进行物质帮助的同时给予一定的心理援助。同时应当对这些农民工进行心理测评，如果症状显著则要及时干预。

其次，建立专业心理工作者队伍。抑郁、焦虑、恐惧甚至精神分裂等心理症状，在症状学上的表现类似于感冒，在症状消失以后，完全可以将个体认定为心理健康，但这些症状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因此，为了使农民工在突发心理危机的情况下能找到求助对象，建立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心理工作者就显得很有必要。心理专业服务志愿者队伍应当具备全面的心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并且可以进行心理诊断和简单的心理咨询，在求助者来访时识别其心理问题，针对其症状严重程度，采取疏导调节或是转交专业机构等措施。

四、 结论

本研究发现，皮村农民工整体心理压力超出适中水平，其中性别、专业技能层次、年龄、婚姻、从事行业对农民工心理压力的影响表现为：熟练劳力型农民工由于压力，“两极分化”，存在数量庞大的中度、重度压力群体；中年农民工受工作和生理因素双重影响压力最大；处于婚姻存续和婚姻破碎状态的农民工心理压力较大；专业技术型层次的农民工心理压力较小，熟练劳力型和初级劳力型层级的农民工心理压力总体上都较大。希望通过农民工社会服务组织开展全方位的心理援助服务，来舒缓农民工心理压力，以达到提高农民工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民工生活质量的目的。

[1] 习近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N/OL].人民日报，2016-08-21.http://potitics.people.com.cn/nl/2016/0821/c1024-28652126.html.

[2] Selye H. The stree of life[J].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1978,47(5):366.

[3] 张伟, 吴珊, 万兴亚. 工作倦怠网上调查报告[J]. 青年教师, 2005(1):56-57.

[4] 胡宏伟, 曹杨, 吕伟. 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倾诉渠道与性别差异：女性并不比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更严重[J]. 青年研究, 2011(3):76-86.

[5] 戴霞.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体育锻炼影响主因子与锻炼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 体育学刊, 2011, 18(1):64-70.

[6] 万懿, 张腾霄, 杨辉,等.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与负性情绪:婚姻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1):163-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