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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生院之道》读后感

2018-02-26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年1期
关键词:研究生院博士生博士

张 炜



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困境与出路——《研究生院之道》读后感

张 炜

《研究生院之道》讨论了美国研究生特别是人文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双轨模式定位不清、课程教学脱离实际、综合考试方法欠佳、论文写作偏离培养目标、完成学业时间过长、辍学率偏高、学术就业供求矛盾等,并从历史演变、系统背景、市场作用等视角分析了原因,建议应加强道德规范、优化培养目标、改革课程教学、明确论文要求、拓宽就业选择、强化导师责任,对于了解和借鉴美国研究生教育不无裨益。

研究生院;人文博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培养过程;研究生教育学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赵沁平院士多次强调,应加强研究生教育学的学科建设[1]。在他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教授策划组织,启动了世界研究生教育经典译丛的翻译出版。2017年3月,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周文辉社长转来荣利颖博士翻译的《研究生院之道》一书的文稿,有机会先睹为快。

一、简介

“The graduate school mess: what caused it and how can fix it”一书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作者莱纳德·卡苏托是美国福德汉姆大学教授、《高等教育纪事报》“研究生”专栏的撰稿人。他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教学 科研工作,对美国研究生教育有亲身体会和理论 思考。

此书出版后引用和评论不少。书商在推介该书时强调:美国研究生教育处于混乱(disarray)已不是秘密[3]。Schuman非常赞赏作者自己指导博士生的做法和观点,即导师要与学生讨论如何在攻读学位与家庭生活之间寻求平衡[4]。Rodrigues认为,作者不仅描述了美国研究生与研究生院存在的问题,也检验了围绕这些问题的一些假说,还为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出了建议[5]。Grossman认为,作者指出的美国博士教育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Marks赞许作者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在大学与社会关系这个更大范围内讨论研究生教育[6]。Bush强调,作者通过研究生教育这个透镜,向读者展示了当今美国社会的“学术病”(ills of academia)。还有书评指出,有很多指引研究生走向学术的书籍,但至今还没有一本写给研究生教师和导师及管理者的专著,人文研究生、项目管理者和高校教师可能会发现阅读此书是一项值得的投资[7]。Hayford则强调,尽管本书是针对大学教授写的,但却是说给公众听的[8]。

多年来,国内文献较少直面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9],存在不少认识误区和似是而非的观点[10]。即使美国不少文献涉及其博士生教育体系存在的问 题[11],阿特巴赫也在10多年前就在我国期刊上介绍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现状与问题[12],但依然有国内文献认为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是世界博士生教育改革的“金本位”[13]。《研究生院之道》的翻译出版[14],为我们了解和借鉴美国研究生教育,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窗口。

二、主要问题

作者在书中毫不掩饰对于美国研究生教育的不满,在前言中的首句就发问:“我们的研究生制度已经‘病入膏肓’了吗?”并强调“这种病态无疑横行内外,贯穿始终”(pp1-2)。①作者回顾总结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并着重以人文学科为例,深入剖析了美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1.双轨模式

在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早期阶段,博士既是纯知识探索的象征,也有实际应用的职责,而博士学位的教学功能远不及研究使命来得重要(p110)。

在19世纪末,美国高校注册学生仅23.8万人,1947增加到233.8万人[15]。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使得高校教师供不应求,博士生培养重心转向准备和提供师资,为此有批评意见认为研究生院成了“伪装的师范学院”。面对上述问题,不少大学尝试分设学术博士与专业博士,构成了博士生教育的“双轨模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于应用型高级人才需求的矛盾,但学术博士与专业博士的界限纠缠不清,专业博士的声誉不高。例如,教育博士被贬称为“低端的”“删减版的”教育学博士(Ph.D. in education)(p112)。

尽管如此,专业博士培养模式持续实施,已涵盖教育博士(Ed.D.)、文科博士(D.A.)、音乐艺术博士(D.M.A.)、工商管理博士(D.B.A.)和工程博士(D.Eng.或E.E.S.)等。同时,第一级专业学位(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的数量快速扩张,自1969年起一直超过学术博士与专业博士之和[16]。

但是,文科等专业博士解决美国高校师资紧缺的角色正在受到冲击,伴随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增速趋缓,对高校教师的需求也随之减弱,加之学术博士也对本科教学岗位趋之若鹜,导致一些大学取消了文科博士培养项目,文科博士学位的授予规模也有所缩小(p115)。

2.课程教学

有文献认为,我国研究生对于课程体系合理性及前沿性的满意度较低[17],与美国相比,我国博士生的课程教学更加松散、随意、不严格[18]。而作者却认为,美国博士生的课程教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已经多年教学不得其法”(p23)。由于忽视对人的关怀,“教学法的地位岌岌可危”。教师(包括管理者)没有投入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研究生的学习,并提供指导,甚至根本就不愿去了解研究生想学什么、应该学什么(pp12)。

研究生院的教师之间很少交流如何授课,他们“从来不聚在一起讨论该如何教”,给同一批学生授课的教师即使不经意间地讨论教学也会感到不自在(p33)。

另外,尽管国内文献对研讨课(seminar)赞赏有加[19],但作者认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教师使得这种教学方式问题频出。有的研讨课从一个话题蹦到另一个话题,“就像一场多人沙滩球游戏,球从一人传到另一人”,而有的教师非但不加以组织引导,甚至根本就没有遵循教学大纲(p30)。

3.综合考试

有文献认为美国博士生的资格考试涉及的课程面广,考试程序严格,淘汰率高[20],这既保证了博士生在校人数的平衡,又控制了博士生的质量,提高了博士生的竞争力[21]。近年来,也有文献指出,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角色应该重新定位,以过程为导向,侧重其对博士生科研的导航和推动力作用,而不是将其作为终止博士生学习进程的淘汰过滤机制[22]。

在美国,研究生的“综合考试”(comprehensive exams)是基于教学内容而设计的考试,它所注重的考察范围是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全部知识。同时,与综合考试相似的“通识考试”(general exams)、“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s)也在使用。作者认为,上述考试都太过专注于“折磨”研究生而缺乏目的性(p53)。

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上述考试,原因在于研究生数量的大量增加,使得仅仅依靠学术论文一种手段来对学生进行考核已经不够用,需要增加一道关口来剔除那些读研能力不足的学生。这种考试的合理性在于,让不够格的研究生尽早退出,因为即使他们勉强完成了学业,最后也会由于准备不充分或水平欠佳而就业困难(p54)。

尽管举行这些考试的初衷无可厚非,但如何考和考什么值得商榷。作者认为,这种“覆盖其专业领域中所学全部知识的口头审查”,将“考查重点放在费时的死知识上”,对于博士生撰写学位论文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就像通过跳高来“测试他们是否具备参加马拉松比赛的资质”(p55)。

4.论文写作

作者指出,“全世界的博士生几乎都有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有大量书籍指导如何书写论文,但导师不仅很少讲授如何撰写学位论文,反而误导博士生“坚信他们的学位论文是应该被出版的”。不少博士生花费大量时间“过分修饰”论文的语言文字,这已成为他们延长学业的又一重要原因(p101)。

5.完成学业时间

调查显示,我国42所研究生院2007年以前入学并于2010年7月毕业的博士生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为4.5年[23],而美国博士生完成学业往往需要8到10年[24]。对此,作者批评美国博士生“获取学位的时间过长,在人文领域严重到了滑稽而令人蒙羞的程度”(p142)。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很少超过四五年(pp9),但现在获得人文博士学位大约需要9年(pp3)。

同时,由于学术就业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学教师聘用委员会一般会优先选择那些学习时间较长、学术成就更多及工作经验更丰富的申请者,迫使产出能力较强的研究生“延长学习时间”以顺应这种标准,也使得“有保障的经济资助”反而会增加学位获取时间(p138-139)。

6.辍学率

在美国,有高达50%的博士生最终放弃学业(p83)。原因在于,一是录取的标准不高。20个世纪中期,最挑剔的美国研究生院都录取了一半的申请者,稍差一些的研究生院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在威斯康星州,所录取研究生的40%曾排在系里的后一半。二是导师和管理者的责任缺位。一些教授对博士生放任不管,对他们不能按时完成进度不闻不问(p83),有的甚至“不让学生愉悦地受教、愉快地育人,而让他们饱受折磨、苦不堪言(p23)”。

一些博士生处于获得学位希望不大但又不甘终止学业的两难境地,不仅浪费紧缺的教育资源,也浪费这些学生的青春年华。而要作出辍学的决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抉择过程,因为要面对巨大的环境及舆论压力。美国的学术文化不支持研究生辍学,研究生院要考核博士完成率,博士生自身也会认为辍学是人生经历的失败,尽管有的博士生入学后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读研、特别是写论文,他们也会不得不努力拼搏至最后一刻(p82-84)。

7.学术就业市场

作者批评美国大学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很少顾及培养对象的职业需求,未能使他们准备好面对多种多样的职业生涯。在美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的“黄金时期”,教职岗位需求量很大。此后,“大多数人文学科博士并不能进入研究型大学的终身教职岗位”(pp10),不得不重新开始新的职业生涯,或在高校从事低收入的辅助工作。结果是,“年轻的学生经过长年累月的学术训练,只能换来一份收入低廉、不受尊敬、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pp4)。”

但是,盛行的观点依然认为“研究生院是培养未来教授的专业训练场所”(pp1)。导师们依然教导“学生不去找圈外的工作,告诉他们这充其量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会让导师们失望(pp7)。”不少博士学位获得者并未做好在高校学术岗位以外就职的心理和技能准备。加之学术就业市场的门槛不断提高,“竞聘者为了一个助教职位都要发表很多文章,甚至……比他们面试者的发文量还要多(p131)。”

三、原因分析

1.历史演变

1861年,耶鲁大学颁发了美国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而美国的研究生院及博士学位的标准化起始于1876年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p99-100)。一百多年来,对美国博士生教育存在诸多似是而非的假定和由来已久的偏见。

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回顾,作者指出,“美国是一个高等教育的使命与中产阶级身份和目标难以分离的国家”,而中产阶级的身份变化及社会结构变化,也使得大学(不包括英格兰式的文理学院)的使命向培养公民与生产知识二者并重转变后,大学功用出现了过分强调专业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将研究置于比教学更重要位置、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教育等突出问题。例如,芝加哥大学在成立时就明确“研究是最重要的,教学排第二”“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设计并没有包含本科生,克拉克大学也没有(p6-7)”。

同时,“研究生教育整体的保守性”(pp2),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抗拒改变”(pp10),使得研究生院“在‘人’这个层面出现了极大的问题”(pp7)。在美国高等教育由“老三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向“新三中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转变的过程中[25],研究生教育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研究生院的结构设计仍然根据教师的需要以及制度的需要,而不是学生的需要(pp11)。导师们受制于迂腐成规,总是选择用自己读书时的“受害”方式再去“为害”学生(p58),加之“又懒又自恋的教授数不胜数”(p30),使得学生们“感到失望甚至愤怒”(pp13)。

2.系统背景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不少都源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内更大的制度问题”(pp2)。因此,“研究生院的问题离不开美国高等教育的大背景”(p1)。

作者反对把高等教育看作是“商业行为”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日渐商品化掩盖了高等教育的使命”(p3),批评美国联邦政府对高校资助的缩减,批评高等教育学费太贵且上涨过快(p143),而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博士生在读期间花费过量的时间投入教学,“更何况有时他们只是要赚点课时费”(p81),影响了自身的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

同时,由于经费紧张等原因,大学教师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兼职教师的比例不断提升。1975年,多数大学还是由终身教授或教师授课,到2009年已跌破25%(p153),不仅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构成威胁,也使得博士的学术就业更加困难。

3.市场作用

基于市场视角,美国研究生教育一方面是市场失灵,尽管高校终身制岗位需求有限,但博士的供给依然严重过剩,供给和需求严重扭曲(distorted)。另一方面是市场驱动,由于高校扩大博士生规模可以吸引更多高水平的教授,以此提高研究生院的知名度和名次,管理者和教师都不愿砍掉一些招生项目以缩减博士生规模[26]。

作者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纯市场调节,……市场也需要宏观上的人为调控(p34),”更何况“学术就业市场从根本上说并不能称之为市场”,因为大学既生产博士,也聘用博士,并非是独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p151)。这些都使得市场在调节大学对博士生的供求关系上显得力不从心。而学术市场供过于求的状态,造成了博士生教育的投入产出问题,“大量的输入意味着研究生院必须大量豢养教授,极少的输出意味着只有很少的研究生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到负有盛名的学府担任教师(p83)。”

攻读博士学位不仅剥夺了研究生赚钱的机会,还使他们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2004年,美国博士生的中等债务水平为4.5万美元,有些研究生的贷款额达到7.5万美元以上。作者认为,当教师和管理层明知学生贷款负担加重还要维持(甚至延长)获取学位的时间,“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p144)。另外,这样一种投入产出,依然有大量的申请者跃跃欲试,市场的调节作用似乎有限。

四、措施建议

1.加强道德规范

荣利颖博士将原著的“结论”部分放在译著的第一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作者反复强调的。美国研究生院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研究生以及大众的信任,要“重新赢回信任”,就必须证明研究生院“值得被信任”(p13)。因此,“高等教育需要一个新的共同的道德规范”,以“提供一种重新思考”当代教育行为的方式(p2),“形成21世纪高等教育新的‘关怀’伦理”,特别是应更加专注对学生的关怀,把人文社科的博士生教育与其个人发展目标相结合(pp8-10)。研究生和教授必须共同努力,“以保持学术界的正常运转,重建共生共荣、相互支持的关系”(p16)。实际上,这也就是构建“学习共同体”的关键所在[27]。

为了使公众了解和理解学术工作及其价值,作者主张应教给研究生“沟通”的技巧,并加强与各级教育的联系,构建“有学术意识的社会共同体”,促使博士生“学会如何接触不同知识层次的受众”,引导他们开眼看世界,帮助其与专业圈子之外的社会建立联系(p18-19)。

2.调整培养目标

如前所述,按照市场规律,博士毕业生就业难,说明供给超出需求,解决之道是压缩招生规模,但作者却主张调整“培养模式和目标以适应时代的需要”(pp14)。

国内已有文献介绍美国博士生教育目标从“学科看护者”到“可雇佣的人”的转变,培养学者不再是博士生教育的唯一目标[28]。作者也认为,大学、研究生院与导师都必须对研究生的职业生涯负责,必须明确告知能为他们提供何种教育,以及他们毕业后会有哪些出路,特别是这些出路绝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圈(pp6)。

“学会如何从工作中找寻快乐才是研究生教育最重要却常被忽视的部分”。为此,作者强调要拓展对于研究生成功的定义,不能将成功仅仅局限于很多博士毕业后实际上难以进入的学术工作(p147)。21世纪的研究生教育应当包括实用的技能训练,为毕业生在高等教育系统外部的就业做准备(pp11)。为此,应定期审查进度,并提供更好的财政支持和更加友善的就读环境(p84)。同时,要奖励那些能力出众、努力缩短就读时间的研究生,建立长效的奖励机制(p142)。

3.改革课程教学

研究生教育回归公共服务的使命,必须改革研究生院的教学,更新研究生课程(p147),因为“课堂教学变或不变事关全国硕博教育事业的兴衰。……也事关整个高教体系的兴衰(p32)。”改革的核心在于,要从现行的“教师中心型课程”向“学生中心型设置”的课程转变(p35),着力改进课程设置和标准,为学生进入更广阔的就业市场做好准备(pp4)。

关于课程内容,在本科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仍然争论不休之际[29],作者主张要为研究生设置“一个核心课程群”(p1),并“兼容不同就业需求的学生”,从“无视学生需求的内容主导式教学”转向更加“重视知识技能的培养”,“帮助学生提高诸多在圈外岗位就业的能力”(p44)。

关于综合考试的范围和重点,作者建议应该与研究方法及实践相互关联起来,将长期以来把综合考试作为对学生基本知识掌握程度的测试(顶石法),变为将其看作论文阶段开始的标志(基石法),象征着学生可以从通用基本知识的学习阶段进入具体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以指引学生向论文选题的方向思考(p59)。

4.明确论文要求

既然研究生的职业生涯具有多样性,就应“对博士论文格式的要求更加灵活”,明确撰写学位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使其获得指导委员会的批准认同以获得博士学位,而不是为了出书(p105)。

对于这一点,作者于2011年就指出,学位论文对于博士生在学术界工作非常重要,但非学术界的雇主通常更关心文凭(credential)。尽管“要么出版、要么离开”(write a book or else)是年轻学者接到的命令而不是建议,但并非所有的博士论文都适合出版。为此,作者建议在博士学位论文真正达到专著的水平后再去出版[30]。

5.拓宽就业选择

关于“学术就业市场”的范围,作者认为应包含学术工作、学术圈内的非教职工作与非学术工作(p151),并建议统计并公布历届博士的就业情况,以使研究生、导师乃至社会都明了学术就业形势(p168)。同时,应从研究生一入学就加强就业教育,如召开职业发展研讨会、强化就业服务合作关系等(p90),使研究生在入学时就清楚他们的前景,尽职尽责地辅导并帮助他们做出选择,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实习机会(p23)。

6.强化导师责任

美国高校对于研究生导师的称谓并不一致,多见“adviser”,也有叫“director”“sponsor”“mentor”,早期还称为“master”。作者主张用“adviser”,并将其界定为“大学里那些辅导毕业生论文并在上面 署名的教授”(p63)。他认为“导师就像园丁,培 养着一株株的嫩苗。修枝剪叶、浇水施肥只为他 们能茁壮成长”。师生关系如果处理得当,能使 双方受用终身,双方还能成为朋友,如家庭成员 般亲密无间;处理不当,会导致愤怒、怨恨、痛 苦(p81)。

导师可以改变研究生的一生,为此作者提出,导师应该有两个目标:第一,帮助学生完成学位论文,或者劝退;第二,为学生在其自主选定的学术或非学术就业领域做准备(p71)。“鉴于当今的就业前景,许多有前途的学生不会去追求教书这条路。这个决定可能会让导师失望,但是战胜这样的失望恰恰是导师的职责所在”,特别是导师应该“理解和支持学生辍学”(p88)。

作者强调,导师应根据研究生的日趋多样性来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建议,并训练其朝着确定的目标努力,并主张导师“每月见一次学生,检查他们的笔记和草稿,或者规定最后期限,或者让学生集体开会汇报进度,导师还可以指定参考书目或建议一个研究主题,等等”,特别是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应竭尽全力帮助他们(p79),“与学习上有困难的研究生坐下来好好谈谈(p86)。”

相形之下,国内文献对于导师的期望和要求更高,主张导师要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并强调这是研究生培养体系的核心因素[31]。调查显示,对师生关系满意或很满意的研究生和导师分别达到了79.6%和91.9%,对师生关系不满意的研究生和导师分别只占3.2%和0.4%[32]。

本书写得通俗易懂,翻译得也准确流畅,适合高校研究生、教师、研究人员,乃至关心关注高等教育的人士阅读。当然,本书也有一些可以完善之处。例如,叙事较多,但说理不透。一是作者认识到历史的原因使得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功能定位含混不清与变化不定(p6),但没有深入剖析大学使命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及对博士生教育的影响,包括大学理念的演变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不断提升与多样性[33]。二是作者指出要从高等教育大背景来思考研究生院存在的问题,呼吁“自下而上重塑我们的高教体系(p147)”,但对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着墨不多且显得零散,提出的建议力度和效度不足。三是作者对学术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和解读深度不够,使得读者有些不得其法。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需要更多的高层次拔尖人才。我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还需扩大、结构更要优化[34],统筹协调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实现内涵式发展,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学理论和学科体系[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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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黄欢)

①本文引用《研究生院之道》都加注页码,其中pp代表前言的页码,p代表第一章至第七章的页码。

张炜,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教授,西安710072。

10.16750/j.adge.2018.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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