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 睿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1972年在中美、中日关系史上都是不平凡的一年。2月份尼克松访中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新进程，9月份田中角荣访中结束了战后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两国恢复邦交关系。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或中日建交的研究成果丰硕，但碍于美日双方外交档案开放限制*美国外交档案文集FRUS截止2017年4月，仍未解密该时段日美关系相关档案。，对中日建交进程中有关美日交涉情况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主要研究成果可参见刘宏：《中日建交再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主要依靠DNSA数据库收录的该时段分散档案就日美间的交涉进行了初步梳理和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丰富了DNSA数据库的零散档案数量，另一方面利用了石井修监修的《アメリカ合衆国対日政策文書集成》对档案进行了补充。。本文利用美方原始电子档案以及日方汇编的相关原始档案文集，一方面梳理了田中政府上台后在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向美方进行的主要三次交涉，集中讨论了日美双方在日中关系正常化中的分歧焦点以及日美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从美国政府内部对日政策评估与外交实践活动的视角，考察了美国政府对日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过程，总结了美国对日政策的新特点。美日双方最终在夏威夷峰会上由两国首脑就双边关系修复调整达成默契，会议最后发布的共同声明成为美日关系新的起点。

一、田中政权对美交涉

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正式成立，大平正芳被任命为外相。就在新内阁成立当天，大平即密令外务省中国课课长以及条约局长和条约课课长着手开展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准备工作，同时将对美协调的工作交由事务次官法眼晋作负责。从田中政权上台到日美夏威夷首脑峰会前，日方分别于7月15日、7月27日、8月16日三次向美国通报了当时日中关系正常化进展情况。日方的这三次重要通报既表明了美日双方在日中邦交正常化政策上的分歧焦点，又展现了随着日中关系推进，美日逐渐在该问题上协调的交涉过程。

(一)七·一五通报

7月15日外务次官法眼奉命向美大使英格绍尔(Ingersoll)通报了新内阁对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态度，并希望听取美国意见和获得支持。据美方文件[1]记录，法眼首先谈道“去年日本在面临众多压力之下，仍然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进行合作。公众舆论已经发展到如果田中政府不努力实现正常化，政府就不太可能继续维持”。

关于正常化的政策，法眼表示：“基本政策是希望继续与美国保持紧密合作以及盟友关系。与中方交涉的政策主要包括：第一，作为谈判的前提，日本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因此在日中谈判成功结束后，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将自然地结束；第三，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和实用交流将会继续。”关于台湾法理地位问题，法眼表示会继续佐藤时期日本无权就该问题表态或决定的政策，同时“表示最大限度的理解”。他还补充道，“日本正在组织语言和措辞解决这一问题，或者至少允许双方能作出各自解释。”关于中方可能提到的日美安保中台湾条款问题，法眼表示不会接受中方意见，同时也再次询问了美中是否就台湾问题有谅解。他还提醒“日本政府不挑战(远东条款)有效性，但公开重申将破坏谈判，并引起日本公众的强烈抗议”。

七·一五通报应该是田中政权上台后首次较为全面地向美国政府传递日方在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与策略。从这次通报内容上也可以看到，日美在有关日中关系正常化交涉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即对中国的承认、与台湾的关系、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

虽然日方在总的策略上确认了继续维持日美同盟的紧密性和重要性，但在上述三个焦点问题方面与上海公报中美国对中国的立场还是有显著区别。

一是日方明确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却仅仅只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二是日本准备以与中国建交为目的而开展交涉，并将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却仅仅是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仍然保持美台间外交关系。三是在美日安保条约框架内台湾条款的适用方面，美日间还存在相互不信任和不同解释分歧。

此次通报是尼克松冲击以及尼克松访华后，日美关系动荡调整的一份真实写照。长期以来一直追随美国对中政策的日本政府认为在中国政策上受到了美国背叛，国内充斥着不能在建交问题上再次落后美国，甚至还怀疑美中存在有关台湾问题的秘密协定。

美方显然也意识到与日方进行高层充分交流的必要性，就在日方通报后不久，7月21日美国务院向东京大使馆发送了秘密电报[2]8，要求“这封电报由高级通讯员处理，直接且仅仅送大使一人”。电报表示“总统希望邀请田中首相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夏威夷会见。如果田中同意，正式邀请以及会谈公开声明将随后送到”。仅仅一天，大使馆便传回消息“田中立刻给予了积极回应，并希望尽快对外宣布”[2]12。

(二)七·二七通报

美日首脑会谈确定之后，日方进一步加强了对美国的信息传递工作。7月22日，大平会见来访的孙平化一行了解中方态度后，日方对中方政策有了进一步评估，并将情况及时向美方再次做了通报。此后，日本方面由驻美大使牛场以及外务次官法眼分别向美方进行了传递，但正如前文提及，当时日本外务省对中政策准备工作只在一小部分圈子内进行，牛场大使并非核心成员，因此他通报的信息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日本政府的态度。另据他7月14日遭到日本上层批评失言[3]95，也侧面印证其把握信息的不精确性。因此，7月27日法眼向英格绍尔通报的内容准确性更高。

据美方电报[4]记载，法眼当天通报了大平与孙平化交谈的情况，并表示“日本政府决心避免弱化美国在‘中华民国’立场的行动”。法眼本人也强烈赞同通过政治途径与中国解决分歧，而不是纠结于法律问题。据法眼陈述，大平与孙的会谈主要内容包括“第一，中方欢迎田中和大平在北京与中方领导人进行最高层级会见，如果他们能来北京，中方不会置他们于尴尬之境；第二，关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三原则，这是最终理所应当被解决的，中方不坚持日本承认其作为关系正常化前提；第三，周恩来相信，如果能与田中和大平会谈，这将为解决‘复杂问题’铺平道路”。

另外中方还表示准备不通过外交协议或冗长的过程讨论这些问题，日本没必要表示抱歉，如果日本面临任何困境或有困难，应该通知中方以便加以考虑。中方没有必要进行外交欺骗。大平则希望尽快举行下次会谈，并通过东京和北京直接对话讨论正常化相关事宜。法眼还表示，日本政府视美日关系最为重要，正常化不应影响安保条约，希望美方能就上次会议*7月15日，法眼与英格绍尔的会见发表意见。

而英格绍尔根据国务院指示(国务院第133183号)，向法眼传达了美方“不会与台北断交，也不会放弃对台湾的防卫承诺”[4]。然而法眼则打断并阐述了日方立场，“尽管美国政府已经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打开并保持与中方对话，日本将没有能力这么做。个人认为这是由于美国强大的国力。”关于美日安保条约台湾条款问题，法眼个人认为“只要看不到使美日安保条约实施的条件，也就没有必要在远东实施第6款，当然也包括台湾。最好通过政治智慧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陷入法条主义”。他还对美国不要求日本政府重申第6款表示感谢。

最后，综合最近信息，英格绍尔表示：“对日本政府在正常化立场上，着重注意美日关系，尤其是避免任何损害安保条约以及在其基础上部署军事力量能力的进展程度感到印象深刻。在使日本政府陷入战略困境的台湾条款问题上，法眼有关日本政府不会采取任何弱化我们对‘中华民国政府’立场的行动之表态意义重大。通过大平孙氏第一次会议，日本政府大概不会陷入被欺骗之中，他们似乎在以美国能够接受的方式前进。”

从此次通报中法眼打断英格绍尔这一行为来看，日本在对中政策的态度上更加积极，尤其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向美方传递了坚定的立场，而中方向日方的示好则是促使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中国方面主动发出最高级别首脑会晤邀请，并不再强调复交三原则为双方谈判前提条件，而是作为最终结果。另外在实现关系正常化方式上，中方也表示出通过非外交协议的方式进行，并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保留了相当弹性。这一系列举措让日本政府更加有信心直接以建交为目的进行中日双边谈判。

美国方面，仍然试图将日本对中谈判纳入其在上海公报所持立场范围之内，但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英格绍尔最后有关“他们似乎在以美国能够接受的方式前进”的表态，实际表明美国也已暗示中日建交不可避免，只是尽可能希望日本趋近美方立场。

在美日另一焦点安保条约框架内的台湾条款问题上，美日双方正朝着“心照不宣”的方向发展。法眼在当天对台湾条款进行的个人解释，表明了日本希望美国对该条款“不公开肯定”；而美国指出的“我们在这个重点问题上保持沉默的能力取决于日本政府同样如此”[4]，则透露出希望日本对此“不公开否定”。当然，该问题仍然是美日间不得不需要进一步协调的核心。同日，东京发往华盛顿的另一份电报[5]也表明“最困扰的两个问题是，远东条款在安保条约中的地位，以及1969年佐藤尼克松声明中的台湾条款”。

(三)八·一六通报

困扰美日双方的台湾条款问题，在8月16日的通报中终于有了重大突破。据当天东京大使馆发往华盛顿的电报[6]显示：“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向大使馆提供了由公明党主席竹入义胜转递的中方谈判草案的详细纲要，日本政府希望派遣由自民党领袖和外务省专员组成的高级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方立场。田中希望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访问中国。外务省感到中方立场有相当大的弹性。”

电报还特别提到：“日方有些决定还需要接受更多中方信息，只会在最高级会谈时决定；日方不确定竹入笔记是否准确反映周恩来意向，但它比其他任何材料都更好地给予了具体工作的基础；吉田透露中方没有意向涉及日美安保条约相关问题；不管达成什么协议将不会存在秘密协定；自民党鹰派在党内相对孤立，但可以借用他们以助于在谈判中作为决定日本立场的一个因素；吉田还预期台湾会请求美国干涉，希望美国能予以拒绝；最后，吉田再次强调信息保密，日本政府目前就计划只向美国进行讨论。”根据目前日方史料公开的会谈记录[7]来看，周恩来向竹入表示了中日建交谈判“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不涉及1969年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这也使一直困扰美日间的有关台湾条款这一解释分歧得以弥合。

田中政权上台后不久，在一个月之内通过向美方的三次重要通报，使得日方在与中国邦交正常化政策上得到美国原则上谅解，并商定在夏威夷举行首脑会谈进行最终确认。而田中政权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如此外交成就，一方面与其自身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中方示好使其能够无后顾之忧，能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坚持基本立场，不必盲目追随。日本政府对美通报从最初的政策试探，到随后的明确表态，至最终的弥合分歧。这一过程既是日美就中日正常化的政治交涉，同样也反应了中日关系不断前进，大势所趋的潮流态势。

二、尼克松政府策略应对

由于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一事上对日本事前未曾透露，尼克松政府也深知会引起日本政府的不满和猜疑。加之联合国美日阻挠中国政策的联合提案失败，进一步加深了日本自民党执政危机，也间接加快了佐藤内阁下台。田中内阁上台后，尼克松政府为修复美日关系，主动提出了举行首脑会谈，得到日本方面积极响应。而为了确保美日夏威夷首脑会谈的成功，美国从外交活动和政策评估两方面做足了会前准备工作。

(一)基辛格访问日本

就在美国接到日方第三次通报后三天，基辛格便于8月19日分别会见了田中和大平。这是田中内阁成立后基辛格首次与日本政府首相及外相会见，也是基辛格本人与田中个人的第二次会见。

根据霍尔德里奇给基辛格的备忘录[8]显示，此次会见“将主要集中于日本可能在夏威夷会议上提出的美日间主要政治和经济问题”。备忘还认为基辛格此行目的应该包括“尽可能与日方就峰会联合声明形成具体文本”“维持美日紧密联系作为日本最优先级”“在减少美日贸易巨大不平衡的措施方面与田中达成尽可能具体协议，以便能在夏威夷或其他相关位置宣布”，此外，“引导田中在访中计划中，不要弱化美日安保条约，使其在对台湾的防卫上受到限制。表达我们希望日台能够至少维持经济和文化关系”。

而在附件第二部分中国政策中，备忘录指出：“田中最近表态一旦与中国建交，不太可能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这个我们预期得到但是实际上无法阻止。关于更复杂的台湾条款问题，在田中看来，鉴于比最初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可能不再适用(至少在台湾方面)。但我们看来，日本不能单边重新定义一个涉及双边关系的协定，尼克松-佐藤声明是归还冲绳的基础。”文件建议基辛格在会谈立场上“希望日方在安保条约和台湾条款上保持沉默。他们说的越多，中方越会带入谈判中。我们已经告诉日方，如果他们试图公开单方重新定义安保条约范围，我们不得不公开表态在我们看来条约没有改变。我们感谢日方让我们能够及时了解他们与中方关系正常化进展步伐，但我们不打算教日本这个伟大的国家如何开展。我们都应该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进行，只要不影响其他国家立场。鉴于中方现在急于推进正常化，面对中方的条件，日本明显占据有利调节地位。我们希望日方把台湾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处理。希望日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使我们孤立，能够保持与台湾经济文化关系”。

在经济问题方面，备忘录也提到“田中已经承诺在1973年3月31日前将双边逆差缩减至30亿美元之内。但他将希望作出减少不平衡的总体承诺，避免具体细节”。

根据基辛格与田中会谈的备忘录和会议记录[9]142-166，基辛格的日本之行基本取得了预期效果。在8月17日上午与田中的会谈中，双方就削减贸易赤字到30亿美元达成了协议，并提出了长期和具体稳定美日经济关系的措施，该工作交由英格绍尔和日方专员会后专门处理。在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上，田中和大平都对基辛格进行了确认，基辛格还单独与田中会谈再次提到英格绍尔大使作为直达白宫的渠道作用，得到了田中的积极响应。

在与大平会谈中，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与美方预估基本一致，大平表示不会与台湾保持官方外交关系，但是会维持经济和文化联系。至于涉及美日安保的“台湾条款”问题，双方虽未在此次会谈中直接提及，但由于16日日本外务省已经将竹入笔记内容向美方进行了通报，并表示中方没有提及美日安保条约的意向，实际台湾条款问题已不再是日美间重大分歧问题，大平在会谈当天也宽泛地表示日本将“不得不非常谨慎以免对美日或其他第三方关系产生损害或不利影响”[9]170。

基辛格访日的最大意义在于，美日最高决策层之间进行了直接面对面接触，双方通过在一些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对话，弱化了之前因尼克松冲击带来的美日间的不信任，也通过高层面谈确认了之前美日事务级交涉所达成的共识，增进了高层情感共鸣，为接下来首脑峰会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从会谈语气和内容上，日本外交政策自主性明显增强，坚定明确地表示了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将不再与台湾保持官方外交关系的态度。美国也意识到要努力不造成干涉日本政策的印象，声称日本作为伟大国家应该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进行；同时又对日本暗含牵制，仍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对日产生影响，在台湾条款的适用上频频对日施压。美国的这种矛盾处境也正是该时期美日关系动荡调整的典型特征。

(二)美国职能部门对日政策评估

就在美日间涉外活动进展的同时，美国内部主要职能部门对日本新政府上台后的美日关系以及日本对中政策走向进行着评估，其中包括国防部备忘录、东京大使馆电报、国务院系列分析材料，最终汇集到国安会整理，由基辛格在峰会前的8月29日以备忘录形式向尼克松进行了汇报。

1.国防部备忘录 国防部主要关注的是防御问题，部长莱德在备忘录中认为“与田中的会见可以提供一个向其传达我方担心的一系列影响美日安全关系的防御问题的机会。这包括在安保条约内紧密合作、美国从日本基地行动的必要性，以及我们与‘中华民国’和韩国的安全关系”[9]74。国防部的这一意见也直接体现在日本向美国通报的焦点问题上，即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尤其台湾条款的重视程度。正如上文所述，这一问题一直贯穿美日交涉全过程，不过在中方向竹入明确表示不涉及该问题后，实际该问题已不再是日美首脑会谈的核心。

2.东京大使馆电报 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作为美日间交流的最前哨，掌握着日本方面相对最新和最准确的情报。大使馆在8月5日至8月7日之间，接连向国务院发送了7份为夏威夷峰会政策评估所准备的电报。内容涵盖“政策目标”“田中政府初步评估”“日中谈判中东京的观点”“美日安全关系”“日美经贸问题”“日苏关系”“田中其人”等诸方面。这一系列电报构成了国务院汇总材料、乃至国安会最终备忘录形成的基础性文件。

在8月5日第一封有关美国政策目标的电报[10]中，大使馆认为：“夏威夷峰会不仅提供了与新首相建立有效和建设性关系的机会，同时可以再次确认美日同盟的基础，并在今后政策上形成广泛共识。同时也指出，田中希望能够表现出推行相对美国独立的政策，如果在国内形成他的对中政策是受美国指导的印象，对其而言是灾难性的。”因此，大使馆建议美国政策目标应该包含“双方再确认美日关系的重要性”“清楚地讨论并达成以下理解：美国欢迎日中关系正常化、有必要阻止中国利用我们方式上的不同、保持台湾条款和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的有效性是基础、日方应向中方强调我们共同的观点即台湾问题应该和平解决、台湾经济活力应该被维持、应该支持日方与中方谈判的信心”；“再次表明我们对日方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支持”；“努力协调政策并找到解决突出经济问题的方法”。

应该说最初这封评估电报奠定了当时美国对日政策评估的基础，大使馆在电报中提到的“再次确认美日同盟”“田中政府相对独立的政策”“保持台湾条款”“维持台湾经济活力”“解决美日突出经济问题”等诸多建议在国务院材料、基辛格备忘录、以及夏威夷会议上都被采纳并实行。

在对田中政府的评估上，大使馆则指出：“田中很受欢迎，党内外反对声音都柔弱。虽然田中代表了新的政治方式，但在基本政策和保守方向上与前任相差无几。外交事务上，他的立场是给予美日关系最高优先级，同时以稳健谨慎的方式寻求对中关系正常化。在政治领域的主要任务是重新统一自民党，巩固党内的权力地位。”[11]

总裁竞选前，福田一向被视为保守派代表，田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上显得更为积极，就美国政府而言，自然更希望福田能够在总裁选举中获胜。而田中政权成立后，大使馆对田中内阁的这一评估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对田中政权的担忧，将其定性为保守型，视美日关系为最高级、在中国政策上会相对稳健谨慎。

在日中关系正常化日方视角问题上，大使馆则认为：“日本目标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情愿却不得不牺牲台湾但维持经济联系，同时将其他双边问题留到将来谈判解决。田中上台后有两大转变，一是，中方从坚决不与佐藤政权交涉到寻求与田中尽快进行峰会。中方表明三原则不作为前提条件且表现出很大灵活性。二是，中方转变导致反对派无法就中国问题攻击政府，田中现在国内主要问题是获得自民党右翼支持。日方同意夏威夷会议表明美日关系的优先级以及日方希望与我方就中国问题进行紧密协商。最后，在夏威夷会议上，田中大平会与总统在安全问题以及安保条约上达成清晰谅解。可能会宣称日中关系正常化不会对日美安保条约产生不利影响，考虑到接下来与中方的谈判，也会希望避免公开宣称安保条约适用台湾。”[12]

大使馆的这一评估也准确察觉到中方对日方政策和态度的快速转变，以及这一转变促使日本更加积极的与中国建立直接外交关系，与台湾断交仅保留经济联系。大使馆同样表明了希望美日双方在安保问题上进行“默契”处理，不要公开谈论表态，在峰会上由首脑达成谅解。

在8月6日有关经贸问题的电报，大使馆则表示：“美对日赤字在1972年将达到38亿，占美赤字总额一半。虽然上个月在箱根进行了贸易谈判，但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今年及来年将有措施削减赤字。虽然田中和中曾根提到要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短期和长期行动。短期内保证大量进口美国货物，长期要放开当前妨碍美国在日本贸易和投资的限制。”[13]大使馆就日美经济问题的汇报，虽不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范围内的问题，但却间接影响着美国对日本在中国政策的态度，这也是上文基辛格访日的核心问题之一。田中政府通过在经济问题上的对美让步，也获得了美方在政治问题上更充分的谅解。

在日苏关系评估上，大使馆则比较悲观，重点仍是谈论北方领土问题。而关于田中本人的评价，电报认为其“快速决定并直接行动；对美国更加实用主义，较少受情感因素和等级观念影响，这些可能会使其政府有不可预知的结果”[14]。

东京大使馆从政府-政策-个人这三个维度，以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对新上台的田中政权进行的全面评估为之后国务院、国安会的最终政策形成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具备重大参考价值。之后美国外交实践与最终政策推行也证实了对上述意见和建议的采纳。

3.国务院预备材料 国务院作为美国执掌外交事务的职能部门，统领着各驻在国大使馆，东京大使馆电报最终都是发往国务院并进一步分析加工，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草案。通过此前日方三次通报，以及东京大使馆一系列有关田中政权的评估电报，国务院在对夏威夷首脑会议的评估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反应就是国务卿罗杰斯对会议结果的预期。

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9]181中指出：“田中和大平已经相信维持与美国合作的关系符合日本以及他们自身的最高利益。此次会议的最重要结果就是为今后国际关系相当不稳定的一段时期内的两国关系定调。”他还进一步表明此次会议美国的目标：“一是，强调消除贸易不平衡是维持我们紧密政治关系的基础。但这次会议并非具体问题的谈判会议，讨论不应该集中在日本向美国妥协，而是在保持双方紧密政治联系的必要性上。二是，向美国和日本证明，我们在与日本领导层协商美国亚洲政策的意图和期望。三是，向日方更好地解释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会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及日本国内政治选举造成困难。”

罗杰斯的这一态度实际表明，由于之前美日之间紧密沟通和协调，实际双方在夏威夷会议之前已经就日本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问题达成原则谅解，美日关系最优先级被双方确认。夏威夷会议的核心不再是美日就中日邦交正常化政策的具体谈判交涉，更重要是双方以此为契机，巩固今后一段不稳定国际关系时期内的双边关系。

同时他也对日本的政策目标以及中国问题提出了具体看法。他认为日本目标包括：“第一，田中特别希望与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建立私人关系，优于即将进行的日中、日苏谈判。与此同时，田中也必须对外展示一个更加独立于美国的政策，而又强调双方共同利益。对田中来说，允许出现美国正在限制日本对中路线这一印象是灾难性的。第二，日本也希望有证据表明我们承认和支持其大国地位。我们可以通过支持其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来表明。第三，日本希望在不伤害美日双边关系的基础上保护其经济地位。”[9]182

而在中国问题上，他则建议：“我们应该将对中国领导人的经验最大限度与日本分享，以便为其提供与中方谈判的本质感受。希望日方向中方强调我们在台湾问题的共同观点(和平解决)并将在目前安保条约下强化与美方关系。”

他还希望总统向日方传达下列信息[9]202-203：(1)在改善与中国关系上美日并非竞争；(2)承认我们在中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因此在与中关系正常化的形式和道路上将会不同，这由各自政府决定；(3)希望日本不要站在限制该地区美国履行安全条约义务能力的立场上；(4)希望日本如果觉得有必要将外交关系从台北转向北京的话，能够采取行动使台湾受到的经济与政治伤害最小；(5)虽然没有必要双方统一对中态度，但是在我们各自路线上保持持续协商仍是基本；(6)指出我们在与中方会谈中，谨慎地尊重美日盟友关系，避免任何有关美日双边问题谈判的暗示；(7)声明我们希望日本能够同样在与中方谈判中避免影响美日双边关系的话题；(8)建议在《联合公报》中，日本能够参照《上海公报》，表明美日关系的最高价值并寻求保持和强化双方关系；(9)给出您对中方领导层的印象，以及在与中国谈判中坚定直接方式的重要性。

此外国务院还准备了包括日本国内政治情况、美日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国际事务、公开声明等相关会议材料及谈话要点。

综合上述材料来看，国务院对夏威夷美日首脑峰会的定性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即消除之前因尼克松冲击及尼克松访华引起的美日间猜忌，再次确认并重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与最优先级，巩固美日同盟，并共同面对协调今后动荡国际关系中的两国关系。

此前美日有关对中关系正常化的分歧经过多次交涉已经不再是首脑会议的核心，夏威夷会议基调将不会是一次你争我夺的谈判会议，而更多的是友好磋商的协调会议。美国不再要求日本完全追随其对中政策，更多是希望日本能在与中方谈判中尽可能少作让步，不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立场。

4.国安会备忘录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尼克松上台后，经过改组上升成为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形成和最终实施的核心部门，甚至曾抛开国务院秘密实施了尼克松访华前的一系列秘密交流工作。基辛格作为尼克松安全事务助理，主持着国安会日常工作，他于夏威夷峰会两天前即8月29日向总统提交了峰会备忘录及相关附件，这份文件涵盖了会议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可以视作了解和评估夏威夷会议最重要的文件。该文件[9]42由1份备忘录和9份附件组成。

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提及此次会议的目的时归纳为四项：(1)再确认日美同盟，不仅仅只是一个总体性的提及，同时也需要双方实在的贡献去保持其前进。比如我们提供核保护，日方必须让我们使用日本基地。这个再确认在田中访中以及开始日苏和平条约谈判之前尤为重要。(2)确认日本在与北京关系正常化中不会抑制我们利用日本基地来履行我们对台湾和韩国的防卫承诺。同时我们希望日本保持与台湾的经济和文化联系。(3)与日本达成协议，在日本财年内将双边贸易赤字削减至30亿美元之内，并从日本处得到实现这一减少的具体措施。(4)通过与日本领导人的个人接触，营造日美关系提升的氛围，在长时期内能让我们保持成熟紧密的关系。

实际上，这四项目也涵盖了之前美国就日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即“日美同盟”“日美安保条约及台湾条款”“日美经贸问题”以及国务院也重点强调的美日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夏威夷峰会前，美国内部就此次会议的目的和预期基本达成了一致，美日就田中访中可能对双方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意见交换并达成了共识，会议的各项成果并非在会谈本身，而是会议开始前已经被双方确认，首脑峰会更多的只是形式上进行再确认，为今后日美关系良性发展开启新的起点。

备忘录附件还包括了“谈话要点”“日本的对中关系正常化”“经济问题”“朝鲜半岛”“对苏关系”“美国在日本军事存在”“田中档案”“国务卿罗杰斯备忘录”“国防部长莱德备忘录”。这些主题附件也进一步印证了之前国防部备忘录、东京大使馆电报、国务院资料都汇总到国安会进行最终政策起草的事实，夏威夷峰会虽然包括但不局限于日本对中关系正常化，它是美日在双边乃至全球重点问题上的全面意见交换，是美日在日本新内阁成立后最为重要的一次关系调整与确认。

三、美日首脑会谈

8月31日至9月1日，日美两国首脑如约在夏威夷进行了会见。双方会议形式主要包括总统—首相会议、国务卿—外相会议、共同会议三类。在全部会议结束后，美日双方发表了共同声明。

(一)夏威夷首脑会谈

1.尼克松—田中会谈 在首日举行的第一次尼克松与田中会谈中，美方其他与会人员只有基辛格与随从翻译，日方也仅牛场大使和翻译在场。根据会谈备忘录[9]83-95，双方在问候寒暄之后，首先进入的是经济话题。尼克松表示：“尽可能解决贸易不平衡从而阻止出现限制情况，促进更自由贸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强大繁荣的日本经济符合美国利益，日本角色不仅仅局限于亚洲，也是世界经济强国。”田中则回应道：“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不利于任何一国，也不希望出现，他将尽其所能减少当前不平衡，当然他也不相信一年半载内能解决。维持美元价值以及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也符合日本利益，这为维持世界和平以及自由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日本希望合作扩大美国经济。”

正如罗杰斯在备忘录中建议那样，尼克松并未在会谈中将经济问题作为谈判事项与田中交流，而只是强调其对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加之基辛格在8月访日之旅时就经济问题已经取得了进展，夏威夷会谈中，尼克松与大平在经济问题上商谈融洽。

随后尼克松便将话题引入中日关系，向田中询问了其对日中关系的评估，并特别强调：“提出这事并不代表我们双方政策应该完全一致，我认识到首相服务日本利益正如我们服务我们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美日在中国政策上不陷入冲突之中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不需要相同立场，但不应该允许在我们之间出现敌对。”

田中就对中政策作出了两项结论：“一是，日方不会在不利美日关系情况下考虑任何对中复交事宜；二是，如果日本能实现与中关系正常化最终也符合美方利益。”田中还特别指出：“日本国内情况已经发展到几乎不可能不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程度。”

对此尼克松一方面表示：“我们与中国在上海公报中就台湾问题‘同意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又极力解释“我不打算教首相怎么做，只是提供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务实；聪慧又难以讨价还价；有长远眼光。”对此，田中一再强调他推进对中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不忽视日美关系。当田中希望尼克松能进一步在台湾问题上得到美国帮助处理时，尼克松决定将该话题留至明天再进行讨论。

此次会谈是尼克松访中后，日美首脑举行的首次会谈。由于会谈前的充足准备工作，双方首脑以经济问题作为切入点，很快深入到最为关注的日中关系正常化议题。日方于基辛格访日期间，在经济问题上给予了美国满意答复，为政治议题的协调铺平了道路。尼克松有关“不代表双方政策完全一致”“不需要相同立场，但不应该出现敌对”的表态，实质上为整个夏威夷峰会奠定了基调，即通过最高元首之口，美国已默认同意日本与中国直接建交的基本政策原则。

2.罗杰斯—大平会谈 与首脑间原则性问题会谈不同，当天另一场由罗杰斯和大平为主的外务官员会谈内容则更加直接具体。根据会谈备忘录[15]，罗杰斯在会谈初就直接表达出了对日中关系正常化的关心，对此大平强调了“美日显然拥有共同的目标，在实现他们过程中，日本将会小心谨慎”。罗杰斯提醒大平“中方不坚持在争议点上达成一致，允许出现冲突观点的表达方式。中方急于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

对此大平首先对之前追随美国政策作出了三点说明：“一是，日本政府不明确公众对此问题的看法；二是，北京政府的国内和国际地位还不确定；三是，美国立场不确定。”随后大平即解释了当前日本对中政策改变的原因“然而不久后，国内的讨论澄清了民众的态度；中国国际地位稳固并加入了联合国；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态度也确定了。”

而在美国最为关心的中方建交三原则态度上，大平表示：“第一，日本愿意承认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一旦日本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将不会与‘民国政府’保持外交和条约关系，如果可能将维持其他方面关系；第三，关于台湾领土地位问题，北京宣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日本立场是，由于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台湾所有权利，日本现在没有立场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在与中国谈判中，日本将会在表态中限于‘理解并尊重’中方立场。”

日方的此番表态，虽然较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的立场向前迈了重大一步，但实际上与中方建交三原则还是存在较大差距。最为突出的就是台湾地位问题。日方希望以旧金山条约为借口，回避对台湾地位问题的直接表态，模糊处理这一原则性问题。但即便如此，罗杰斯也试图劝说日本采用美国方式或加拿大、意大利方式*加拿大、意大利在与中国建交时采用的表述为“注意到”，英文为take note.处理中国的立场，以免暗含接受中国立场意思，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但大平对此还是予以拒绝，认为“日本至少要与荷兰*荷兰在1972年5月16日与中国联合公报中使用了“尊重”，英文为respect.走得一样远”。最后大平也向罗杰斯强调了“‘理解并尊重’并不意味着日本同意中国”。

在有关于台湾经济关系方面，大平表示“希望维持与台湾密切关系，但担心受到失去外交关系的影响”。罗杰斯则极力希望日本协助维持台湾在世界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并强调：“美国政策是改善与中关系而不是正常化，仍然保持与台湾外交关系和安全条约。”当然罗杰斯最后也试图避免产生对日本政策干涉的印象，声明“这个问题完全由日本政府决定，我们没有意图给予建议”。

此次会谈是美日双方最高外务长官的实质性会谈。其实从会前罗杰斯给尼克松的备忘录来看，他已知晓无法再影响日本对中政策发生重要转变，但仍然在会上对大平进行了劝说，此举可视作故意向日方施加压力，表明美国态度而采取的外交伎俩。而大平则在会上第一次完整向美方正式表达了日方对建交三原则的态度，这种与美国政策存在明显差异的宣示也表明日本外交开始逐渐由对美追随开始进行部分自主探索。结合《中日联合公报》的最终文本来看，日中双方有关建交三原则的最终协议成果与日本此次夏威夷会议上向美方表明的态度基本一致。这也反映出田中政权的高明外交手腕，能够准确把握中美双方利益考量与接受底线，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左右逢源，摸索开辟出了一条最符合日本利益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

3.联合会谈 夏威夷峰会次日，双方次级官员进一步就台湾问题进行了交涉，主要是日台断交后日本与其保持贸易和文化交流。同时日方也表达了对在台人员和资产的担忧，希望美国出于人道主义予以协助，美方则表示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危急情况。

次级官员会谈中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吉田课长简单推测了中方急于改善日中关系的原因，“一是苏联因素考量，二是周恩来希望获得声望，三是中国希望获取日方技术”。当然这些说法仅仅是日方官员个人猜测，中方的政策形成过程还有赖于中方相关资料的解密和公开。

9月1日尼克松与田中又就韩国、中东、苏联、越南等国际性热点话题进行了意见交换。会谈中途田中还是主动将话题引到前一天未谈完的台湾问题上，他表示：“可以确信日本将结束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但日本愿意与台湾维持像现在一样的经济关系；作为一个现实问题美日台可能形成三角关系，而美国处在顶点位置，希望得到美国协助。”[9]99尼克松并未直接回应田中请求，而是通过强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三方在玩，并非仅仅我们俩，还有台湾。台湾正在密切关注首相北京之行”来继续向日方施压。会谈进行一半，罗杰斯和大平也参与到首脑会谈当中。尼克松就此次会谈的意义表示道：“此次会见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之一是确认它提供了一个持续交流的纽带，不仅仅是讨论已经提出的问题，并且常规性地协商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商讨解决之策。”[9]104-105其后会议内容主要围绕今后美日在多领域的合作，以及就罗杰斯—大平会谈中有关中国政策及台湾地位问题处理方式的再确认。

(二)美日共同声明

夏威夷峰会结束后，美日双方于9月1日以共同声明的形式对外公布了会议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声明并非是会议上首脑交谈后的产物，而是在会议前已由双方多番交涉拟定草案，几经修改后才选择最终在夏威夷会议结束后对外公布。

早在8月10日，霍尔德里奇给基辛格的备忘录[9]18中就附上了国务院起早的声明初稿。草稿中双方谈及了变化中的国际局势，缓解国际紧张的愿望与和平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尤其关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中国、中东等地。随后双方进一步确认了日美关系的紧密性和重要意义，特别涉及了美日安保条约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核保护。在经济领域，初稿着重提及了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性和改善当前贸易不平衡的具体措施。声明还广泛提及了贸易管制、天皇访美、太空合作、控制毒品、能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问题，全文共计18小节。

从8月12日国务院发往东京使馆的电报[2]56来看，总体结构与节数与基辛格得到草案近似，仅在部分语句上作出修改。只是电报特别指出“有什么修改建议在向日本政府提出前迅速通知国务院”，国务院也预料到“经济部分可能有点过于强硬日本政府可能不愿意接受”。

3天后大使馆发回华盛顿的电报[2]64充分转述了日方对草案的意见，“日方收到草案感到惊讶，特别评论了文本的篇幅长度和广泛话题。也质疑在这么广泛话题的公开声明中提及经济问题的价值”。日方还表示“使用美方草案作为今后讨论基础是困难的，会就这些问题提出己方草案”。

可见，日方对美国提出的草案并不满意，对过长的文本表达了反对意见，也正如美方所料，经济问题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在日方看来，夏威夷会议更多为“形式上的和礼节性的活动”[2]66。

8月份基辛格访日之行对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在与首相的会谈中，田中就削减贸易不平衡的目标和今后长期措施向基辛格作出了保证，而具体细节交由美方大使和日方专员处理，基辛格也约定“在夏威夷会议上由只是由总统和首相确认美日双方人员共同协商的结果，而不包括细节”[9]155。但是国务院似乎希望在共同声明中更加突出经济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在8月22日做成的夏威夷会议系列准备材料中，联合声明草案文本根据日方意见已经从18节缩减为12节，但第七条有关日美贸易表述中仍包含“田中首相表达了希望美国双边贸易赤字能够在日本财年(1973年4月1日)从38亿美元减少到低于30亿美元”[9]227。实际并没有遵照基辛格与田中约定的“不包括具体细节”。日方对此态度比较坚决，据8月25日副国务卿约翰逊给基辛格的备忘录[9]244显示，“这种表述已经通过155416号文件提交给日本，据东京发回的8956号电报，它可能被日本建议用更模糊的表述代替。”根据公布的最终声明文本[16]870-872来看，美方还是接受了日方意见。在声明中仅仅表述道：“首相和总统在经济、贸易及金融等相关诸问题上，从广阔的视野上交换了意见。首相和总统强调了日美间经济关系尤为重要。”声明并未提及日美削减贸易不平衡的具体目标，只是笼统地说道：“首相和总统，在为实现双方国际收支和贸易收支平衡，双方应共同努力上意见一致。”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声明在田中即将访中问题上也是一笔带过，仅仅提及“双方希望首相不久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之旅，也能有助于促进亚洲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美日安保条约以及台湾条款根据事前双方达成的默契，并未在共同声明中提及。

从美日双方就共同声明文本的交涉过程来看，经济问题始终是美日间绕不开的重要问题之一，常常伴随着政治问题夹杂出现。日方通过在经济上进行实质性让步，换取了美国在共同声明文本上的妥协，以经济问题带动政治问题的解决也成为美日关系中最富特色的一面。其实早在田中担任通商产业大臣期间就通过在纺织纤维品谈判中的让步促成冲绳返还问题的解决，此次又利用在贸易问题上的让步促成了美国在日本对中政策上的谅解，日本经济外交也成为其在日美基轴框架下进行外交自主探索的最主要利器。

四、结 语

1971年尼克松宣布基辛格秘密访华到1972年夏威夷首脑峰会期间，是战后美日关系最动荡的一年。日本政府先后经历了尼克松冲击、联合国中国问题上美日联合提案失败、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长期追随美国对中政策、日本战后执政最长的佐藤政权在这些冲击下倒台，美日关系的稳固度和信赖度受到强烈质疑。

从日本方面看，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快速秘密调整，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政府的背叛，尼克松访华是否再次与中方缔结了有关台湾问题的秘密协定值得怀疑，日本国内部有着强烈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各种压力。

从美国方面看，日本保守派代表前政权外务大臣福田在总裁选举中败北，意味着新的田中政权可能在中国政策上出现极大不确定性，而新政权的对中政策又将直接影响美国在台湾的立场甚至东亚地区整体战略。

因此，围绕日本对中政策，在田中政权上台之初美日间就开始了各自准备和各项交涉工作。双方交涉的核心内容就是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以及日美安保条约问题。回顾整个交涉过程，可以发现该时段美日关系呈现出了新的变化与特点。

第一，日本开始有限度的探索自主外交政策。体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不顾美方多番施压，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了与美国不同的外交立场，并先于美国恢复了中日邦交。

第二，东亚地区中美日小三角关系初现端倪。从日本向美国通报的过程来看，日方态度的变化是随着中日间交涉和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中日关系正常化越来越顺利的进展，日本对美方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定。日本逐渐摸索并推行着更符合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第三，美方不再一味谋求主导日本外交，开始注重协调与合作。从美国政策准备上看，就明确提出要避免给外界干涉日本政策的印象；从交涉过程来看美方虽多次对日本言语施压，但也反复重申不会要求日本如何；从交涉结果上看美方最终也同意了日本的对中政策方案。

第四，经济问题是日美外交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利用日美经济中的部分优势地位，换取美国在政治问题上的妥协，一再被日本成功运用到外交实践当中，经济外交也成为日本在处理日美关系上的有力手段。

当然，不能忽视的是日美同盟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外交基本框架也没有改变。虽然自尼克松冲击之后，日美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佐藤政权与田中政权纷纷主动对动荡的日美关系进行了修复，而以夏威夷会议的闭幕为标志，美日同盟关系得到了调整与再确认，步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1] DNSA, Japan’s plans for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PRC[A]. July 15 1972.

[2] 石井修.アメリカ合衆国対日政策文書集成[G].東京：柏書房，2009，3(25).

[3] 中野士朗.田中政權八八六日[M].東京：行政問題研究所，1982.

[4] DNSA, Japan’s plans for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PRC[A]. July 27,1972.

[5] DNSA, China policy[A]. July 27 1972.

[6] DNSA, Japan’s plans for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PRC[A]. Aug 16 1972.

[7] 石井明，添谷芳秀，朱建荣，林晓光.記録と考証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条約締結交渉[G].東京：岩波書店，2003.

[8] DNSA，Your meetings with Tanaka and Ohira[A]. Aug 10 1972.

[9] 石井修.アメリカ合衆国対日政策文書集成[G].東京：柏書房，2009，2(25).

[10] DNSA, Honolulu summit background paper: policy objectives[A]. Aug 5 1972.

[11] DNSA, Honolulu summit background paper II: The Tanaka government——A preliminary assessment[A]. Aug 5 1972.

[12] NDSA, Honolulu summit background paper II:Japan-PRC Negotiations——the Tokyo perspective[A]. Aug 5 1972.

[13] DNSA, Honolulu summit background paper IV[A]. Aug 6 1972.

[14] DNSA, Honolulu summit background paper V: Japan-Soviet relations[A]. Aug 6 1972.

[15] DNSA, State of U.S.-Japan relations; Japanese position on relations with PRC; Status of Taiwan[A]. Aug 31 1972.

[16] 細谷千博，石井修，佐々木卓也.日米關係資料集1945-97[G].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