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爱 国

(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对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来说，1923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平江不肖生的两部代表作正式问世。其中，《江湖奇侠传》于1月自《红杂志》第22期开始连载，由施济群评点；《近代侠义英雄传》于6月自《侦探世界》第1期开始连载，由陆澹盦评点。这两部小说获得了较高评价，范伯群先生赞誉《近代侠义英雄传》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1]。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其中尤以2010年平江不肖生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近年来，学界不断有新的观点提出，如孙金燕揭示了《江湖奇侠传》“在虚构性与历史性的微妙平衡中所隐藏的不可规避的矛盾与写作困窘”[2]；石娟讨论了《江湖奇侠传》“从酝酿到单行本出版完成之前的文本生产全过程”[3]，全面剖析了其经典化过程中的各种推力；韩云波认为《江湖奇侠传》“首创了‘理之所无，事或有之’的‘奇侠’观，遵循的是证伪主义的思维逻辑。在小说的形式结构上，以突出‘奇’的特色为核心，自由穿行于幻想与现实之间”[4]，通过对百年武侠小说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出《近代侠义英雄传》在主题建构方面尚“未能够上升到民族国家之‘拯救’意义的宏大层面”[5]，他还以“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为标尺对两部小说的价值进行定位[6]。以上诸论，均能给人以启发。

与对小说本身的研究相比，对这两部作品评点方面的研究则显得不足。近代以来，小说评点虽然总体呈衰微之势，但自1902年《新小说》杂志问世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曾有部分小说的评点产生过较大影响。如《新小说》中的《东欧女豪杰》《新中国未来记》，《绣像小说》(1903年)所刊《文明小史》《活地狱》，《新新小说》(1904年)所刊“侠客谈”《刀余生传》，《月月小说》(1906年)所刊《两晋演义》等，评点者往往采用眉批、回评等形式，阐明政治思想，剖析创作得失，汇聚成一股潮流。与这些名家名作的名评相比，民国年间武侠小说的评点相对来说声势较弱。在1910年代，有姜侠魂辑、杨尘因评《三十六女侠客》，姜侠魂编、杨尘因批眉、庄病骸评点《武侠大观》；在施、陆二人评点不肖生作品之后，又有陆士谔对泗水渔隐著《双雏记》《江湖铁血记》《艳塔记》等的评点，以及赵苕狂评、曹梦鱼著《情天奇侠传》，范烟桥评、顾明道著《草莽奇人传》，陶凤子评、何一峰著《湖海大侠》，江红蕉评、张个侬著《关东奇侠传》等。相比而言，对于不肖生这两部小说的评点，无论是作者、作品或是评者，其分量都不可等闲视之，颇有直追当年之势。不仅如此，石娟在分析《江湖奇侠传》时曾指出，对不肖生小说的评点已经显现出现代意味[3]。但遗憾的是，现有关于两部小说评点的分析虽见亮色，却显得不够具体。基于此，本文拟重点讨论施济群与陆澹盦对这两部小说的评点，一方面有助于具体地把握此时期的武侠小说观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入地理解这两部小说在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一、施济群：立足传统，偏向审美功能

施济群评点《江湖奇侠传》，仅限于小说在《红杂志》的连载部分，至小说第三十九回止，采用“回评”的形式，标题下署名施济群，评语中则署名为“冰庐主人”。

(一)基于传统小说理论的形式批评

《江湖奇侠传》第一回回评显现了施济群评点这部小说的主要旨趣。试观回评原文：“作者欲写许多奇侠，正如一部廿四史，竟有无从说起之概。乃不知费却几许心思，善为布置，始以柳迟一人，作为引子，开首先写地点，说白果树，已使人惊奇，然后徐入正文。写柳迟状貌十分丑陋，而性质反极聪颖，其种种举动，已是一篇奇人小传。若随便看去，必以为作者有意描写卑田院中动作，琐琐可厌，其实柳迟一片志诚向道之心，即圣贤豪杰，亦不过如是。观其叩头求教，敬谨侍奉之状，与张良圮桥之进履，初无二致。作者曲曲写来、传神阿堵，佩服佩服。”作为小说评语的开篇，此段文字至少表明了四层意思：第一，“费却几许心思”一语，生动地说明了小说写作之难，暗合金圣叹评《水浒传》提出的“文成于难”的观点。“一部廿四史，竟有无从说起之概”一说，虽涉廿四史，却是一句惯用语，以进一步强调小说开头之难。第二，紧扣“奇”字，强调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此处涉及两点：开篇设计奇，以柳迟为引子，写出诸多奇侠；人物描摹奇，状貌丑陋而性质聪颖。第三，对柳迟“志诚向道之心”的正面强调，通过与圣贤豪杰的对比，明确表达了评点者的价值观。其中“张良圮桥之进履”可以追溯到《史记》，也是古代戏曲的重要题材，由此可见评点者价值观的普适性。第四，以“曲曲写来、传神阿堵”总体评价小说的叙事，二句分别借用张竹坡评《金瓶梅》与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评《西游记》的话语。从这一段可以看出，施济群的评点，其价值在于减少小说阅读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加强对读者的引导。其评述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小说理论，基于习惯认知，以解读文本、臧否人物、评判价值。

通观评点全文，一如开篇所示，对小说叙事高妙之处的强调是施济群小说评点的重要内容。第二回回评在评析小说情节丰满、离奇的基础上，再次夸赞作者笔力：“作者纡徐写来，亦有白云苍狗、舒卷自如之概，非有绝大才力，何能至此？”“白云苍狗、舒卷自如”一说，为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对《史记·汲郑列传》叙事的评价，此处借用，可知其对小说叙事的评价之高，显现了评点者的基本立场。在进行具体文本分析的过程中，施济群调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小说批评理论资源。第二回回评说：“此回为全书一大关键，后文许多事实，即借杨天池、宋满儿口中略略点明，有草蛇灰线之妙。”所谓“草蛇灰线”就是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概括。第五回回评点明小说采用的“倒叙法”。第十四回回评提到情节上的“相犯”。以上种种概念，均见于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施济群的一些话语虽然没有直接沿用金圣叹的观点，但多少也存在着联系，如第十二回回评先是回忆自己下棋的经历，再引申到对小说情节设置的理解：“今读奇侠传，而知向君早洞此旨，故于盛写甲方之后，复从而渲染乙方，使均势既成，乃信笔挥写，则无往而非奇文奇事矣。”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六十三回夹批中也曾表达过类似之意：“虽意在极写宣赞，然终亦让出花荣，盖天罡之与地煞，固当有其辩耳。”[7]当然，虽然意思比较接近，但施济群还是尽量采用自己的视角，故而有其可取之处。更能够明确评点者对小说叙事基本判断的，是评点中多次直接将小说的文法与《水浒传》进行比较。第六回回评：“施耐庵作《水浒传》，辄于每回之末，另起波澜，故作惊人之笔，不肯平平写去，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且妙在笼罩下文，而无背谬情理之处。本书作者深得是法，每至回末，令人悠然意远。”第八回回评对比常德庆保送镖银与《水浒传》杨志押送金银担情节：“故吾谓近世深得耐庵笔法者，向君一人而已。”施济群对小说叙事的评价，调用了明清小说评点家的理论资源，着力将小说的叙事水准与《水浒传》进行比较，实质上是对《江湖奇侠传》经典性的论证。

(二)对传统小说人物性格理论的继承

典型人物之于小说的意义早已为前人所重视，施济群对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剖析也着力颇多。第三回回评说：“作者欲写诸侠小传，各有专长，弗使雷同，已须几副笔墨，而于此领袖群英之人，遂难着笔，因在二鹰身上加以描写，更在笑道人口中略略渲染，金罗汉之技艺，已觉有声有色，此即画家烘云托月法也。”小说写人是不宜雷同的，但如何避免雷同呢？他以绘画中的“烘云托月法”来类比，说明小说人物塑造的巧妙，这与金圣叹《西厢记·惊艳》点评中的说法基本一致。又如何将人物写得与众不同呢？施济群在第十五回回评中罗列了昆仑派和崆峒派两派人物，概括其总体差异并评价道：“作者尽力描写，莫不各得神似，跃然纸上，已令读者目眩神骇，叹为观止。”在第十八回回评中，他又指出解清扬与智远禅师这两个人物的“童憨可爱”与“仙机透逸”的差异，发出“作者亦奇人”的感慨。这些评价都是在《江湖奇侠传》自身范围内讨论人物塑造方面的成绩。在第二十二回回评中，他将万清和与《水浒传》中的吴用进行类比，指出万清和高于吴用之处。在此基础上，第二十九回回评说：“耐庵作《水浒传》，写一百零八条好汉，有一百零八副声音笑貌，后之作长篇武侠小说者，莫不刻意摹之，然肖者实鲜。今观此作，庶乎近矣。”在人物描写方面，施济群将《江湖奇侠传》与《水浒传》并称，这也是对《江湖奇侠传》的极高评价。

(三)对真与奇的艺术化理解

小说的真实性问题是明清小说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施济群同样也就小说的真实性展开讨论。事实上，《江湖奇侠传》的情节之奇，在真实性问题上给评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故而施济群的评点就如何看待“荒诞”这一阅读观感而展开。第三回回评和第十九回回评都承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较为恢奇，往往“令人目眩心骇”，近似《封神传》。第三回回评说：“余初疑为诞。叩之向君，向君言此书取材，大率湖湘事实，非尽向壁虚构者也。然则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见，安能谬测天下恢奇事哉！”按不肖生的解释，小说中的这些奇幻故事大多乃是事实而非虚构。这本不是什么新鲜的解释，中国古代不少小说作者都曾有类似表态，不肖生此言迁就了部分读者较为保守的阅读习惯。但这样一来，施济群就需要不断论证小说故事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了。第十三回回评说：“此回叙向乐山练辫功事，颇奇特，读者或又疑为诞，惟余则深信之，并引一事以为证。”为了让小说中的奇事具备真实性，除了以作者的解释作挡板，还需要自己现身说法，用亲身经历来回护。然而，以《江湖奇侠传》的想象力之丰富，这种解释显然难以支撑，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施济群就只好不断退守，借“奇侠”二字将“事实”给置换了。第十七回回评说：“则下文愈觉奇特，或病其诞，余谓不如此，即不足当奇侠之称也。”第三十六回回评进一步解释说：“此回上半写诛旱魃，既有声而有色。下半写灭怪物，更动魄而惊心。或病其诞，吾曰：是书以奇侠命名，此正作者用力写奇字处。矧驱神使龟，倒海移山，原是仙家妙用，特凡夫俗子，目未能写，概谓之诞，可乎？以诞目是书，非善读奇侠传者。”他在这里将“仙家”与“凡夫”区别开来，强调的是小说的“奇”在“仙家”这个层面才具备的“真实性”，这样一来，小说情节无论怎样奇幻，都再无后顾之忧。他的这一解释，与金圣叹“不说鬼神怪异之事”的立场相去甚远，而与明代谢肇淛“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8]的观点较为接近。施济群为虚构张目，为传奇辩护，虽非初创，但终究是给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空间。

(四)对小说社会功用的着力强调

尽管施济群认可小说的“奇”，却始终竭力否认小说情节的“诞”，何以如此？《晏子春秋》载：“曾子问晏子曰：‘古者尝有上不谏上，下不顾民，退处山谷，以成行义者也？’晏子对曰：‘察其身无能也，而托乎不欲谏上，谓之诞意也。’”[9]诞意者，诞妄也。施济群之所以不承认小说的诞妄，是因为评点者要突出小说对社会的“谏上”“顾民”功用，进一步说，就是突出小说之于群治的功用。

怎样“谏上”？如何“顾民”？如何有益于“群治”？施济群对《江湖奇侠传》的评点首先通过勾勒理想化的个人品格作为榜样，重点肯定求学者的坚毅心志。第二回回评以柳迟为例，批评了一些不良倾向，说明潜心求学的重要性和学习有用知识的重要性，他说：“夫柳迟一稚子耳，而竟悟此义，奈何世人之不惜以有用精神，去学无关于身心的学术者，竟懵然不悟耶。”强调一次仍嫌不足，第三回回评又说：“柳迟有如是强毅之精神，宜其他日学艺冠侪辈也。”由此可知施济群对诚心求学的肯定。他还强调了谦虚谨慎的处世之道，第四回回评围绕董禄堂之败，他评价道：“夫以八十六岁之老人，虽有天大本领，极宜善目韬养，以保天和，奈何好胜之心，反甚于少年。”显然，在他看来，好胜之心是招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在第七回和第八回的回评中，他又强调了谦虚之于为人处世的重要性，如第七回回评说：“谦德亦为人生要素，良足信也。”两相对照，“谦德”的正确性就自然可为人接受。

不仅局限于呼吁自我的完善，施济群的评点还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色彩。第十回回评揭露社会的虚伪面目：“然近世拥牙建纛者，何一非无形之盗耶？峨冠博带者，何一非无形之盗耶？”将矛头直指近世的“拥牙建纛者”和“峨冠博带者”，二者本系社会精英，竟皆为“无形之盗”，在施济群眼中，民初军阀割据时代的社会道德业已沦丧。第三十二回回评对“峨冠博带者”提出警告：“夫文字道法，俱所以助人立身之本，匪所以供人犯罪之阶。故圣人谓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若假文字道法以济其恶，则其恶必甚，而罪亦弥大矣。”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能为虎作伥，还是应该走修齐治平的传统道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方面发挥正面作用。施济群的评点同时也透露出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对新文化运动的抗拒，第六回回评说：“吾尝痛夫近世非孝说之背谬，不惜浪费楮墨，一再斥之。亦欲纳人心于正轨，挽既倒之狂澜，使枭獍之徒，憬然自知觉悟耳。今读奇侠传一书，而知作者与余有同情也。”当时主张“非孝”者中，以柳亚子较为著称，他提出父子以兄弟相称，其诗《自海上归梨湖，留别儿子无忌》云：“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而公。”[10]新文化运动在反封建礼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柳亚子等人提出这一观念，目的也在于此，惟用力过猛，故引起施济群等人的认识反弹，可见施济群在思想认识上有较明显的传统特征。

二、陆澹盦：细读文本，凸显问题意识

陆澹盦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评点自第一回始，于《侦探世界》最后一期所载小说第五十回暂告段落，署名“吴门陆澹盦”。后不肖生陆续写至第八十四回，并结集出版，其中亦可见陆对于后续内容的评点。相比于施济群的评点，陆澹盦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评点要丰富得多。在形式上，不仅文中有夹批，且每回有总评。在内容方面，于文法、思想等着力颇多，于武术一道更是不遗余力。

(一)对传统文法等理论的继承与实践

《近代侠义英雄传》以谭嗣同开篇，本是评点者强调小说思想立意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陆澹盦虽在夹批中对谭嗣同的精神有所提及，而在此回总评中，偏生是从文法讲起。其总评云：“此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大概作文之法，起笔最难。古之善为文者，往往一出手间，其气魄声势，即足以笼盖全篇，小说亦然。此书写近代之侠义英雄，而一出手间，先写一玮行奇节之谭壮飞。四句绝命诗，何等悲壮，何等阔大。此其气魄声势，真足以笼盖全书中无数侠义英雄矣。”由此可知陆澹盦小说评点的主要视角和特征。这段评语须注意者有三：第一是“开宗明义第一章”，此说可见于《孝经》，为文人学子的常用语，与施济群评点中的“廿四史无从说起”角色近似，用语贴近读书人的表述习惯。第二是作文之法，讲求起承转合，起笔之难，为文人共识。李渔《闲情偶记》云：“开场数语，谓之‘家门’。虽云为字不多，然非结构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是以此折最难下笔。”[11]30-31至于如何下笔，历代论者多有阐述，李渔说：“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11]32陆澹盦对小说起笔处气魄声势的强调也颇有来历。第三是谭嗣同之于小说的意义，金圣叹评《水浒传》第一回说：“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12]此段文字，与陆澹盦“先写一玮行奇节之谭壮飞”等语句的表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一回夹批云：“而开首先出一谭壮飞，提纲挈领，俨然为侠义英雄之首领，遂令书中所写诸人格外动目、格外出色。”此段文字，进一步强调了谭嗣同在精神上对整部小说的意义，突出了小说在主题上的立意之高，两相结合，表达更为完整。

陆澹盦对小说叙事的评点，与施济群相比，传统色彩同样非常明显。他的评点明确指出作者所采用的若干种文法，而这些文法，有相当一部分与明清小说评点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第一回夹批提到“虚实宾主之法”，在第三回总评提到“反跌法”，第四回总评提到“叙事重叠法”，第五回总评提出“旁敲侧击之法”，第七回夹批提出“反衬法”“插叙法”及总评提出“暗写法”。事实上，这些文法概念，大多能从明清小说评点家的笔下找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同样也是金圣叹评《水浒传》，如“反跌法”“反衬法”等名词在金圣叹笔下清晰可寻。也有些概念来自其他评点家，如张竹坡评《金瓶梅》的“旁敲侧击法”，云罗山人评《红楼梦》的“旁敲侧击法”“暗写法”等。除以上文法之外，陆澹盦点评中所用的不少术语也分别有其出处。第二回回评指出“同而不同”“惜墨如金”等若干文章之妙处，其中“同而不同”见于李贽的《水浒传》第三回回评，“惜墨如金”见于金圣叹《水浒传》第六回回评。陆澹盦的“叙事重叠之法”，其中“重叠叙事”见于白居易《文苑诗格》：“每见为诗，上句说了，下句又说。文不相依带，只伤重叠。”[13]以上种种古人的述评，是陆澹盦评点的理论基础。与施济群近似，陆澹盦评点小说人物塑造也明显以《水浒传》为参照。第三回回评将《水浒传》的人物描写与《近代侠义英雄传》的人物描写相提并论。第六回回评说：“一枝笔写出几样人物，非熟读史汉及水浒诸传者，不能到也。”第十七回回评分析小说霍俊清、农劲荪二人的性格描写，直接搬出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价，赞道：“故我谓当世小说家之能得《水浒传》三昧者，惟作者一人而已。”以上种种表述，可见陆澹盦对小说人物形象个性化描写的高度认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陆澹盦的评语并不仅仅是套用前人评价，而是贴近小说文本，其评论几乎涉及小说叙事的方方面面。第一回夹批有“夹写景物，有好整以暇之致”等语，在总评中又择其要点再次强调。第八回总评赞小说结构之妙，“前后穿插结构贯穿呼应之处，煞费苦心”。第十一回总评赞文笔之从容，“在极急迫处，偏要写得极从容；在极忙乱处，偏要写得极整暇”。第十七回总评赞其详略处理的得当，“此是作者识得宾主，故笔下显然分出轻重也”。第十九回总评赞其情节设计的不入俗套，“事之不易测，一至于此，亦可谓极错综变化之能事矣”。第二十九回总评赞其伏笔设置的缜密，“伏笔之细如是，令人拍案叹绝”。第三十回总评赞其叙事节奏的有效把控，“此犹金鼓乱鸣之际，杂以筝琶细乐，足令阅者耳目，突然为之一新”。诸如此类，可见陆澹盦文本细读的功力和评点的细致程度。

(二)对真实性问题的现代阐释

陆澹盦的评点高度关注了真实性问题，显现出一定的现代色彩。他在谈及《近代侠义英雄传》的趣味时说：“全书八十回，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内中所叙述的，像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一类人，都是实事实情，讲得非常详细，看了自然比那种向壁虚构的，格外觉得有兴味。”[14]这里强调的是小说情节系实事实情。虽然《近代侠义英雄传》总体来说真实性程度较高，但徐斯年也曾指出：“《近代侠义英雄传》虽称‘无一字无来历’，或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但在我看来，它遵循的仍是‘嗜奇求怪’这一叙述纲领。”[15]陆澹盦在小说评点中也已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第十二回回评中，他就小说中的情节展开辨析：“赵玉堂飞身跃过火车一节，苟非目睹其事者，谁能信之？然天下之大，何奇不有，况此书所纪，绝无怪诞不经之事，则其信而有征，盖亦明甚。”第二十八回总评说：“叙刘三元一节，宛然神怪小说矣。猿之灵真有如此者耶？我又不敢谓其必无也，使其说而信，则三元之力绝人，亦无足怪矣。”用“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来解释小说情节游离于常识之外的问题，并不是陆澹盦的发明，王蕴章在《游侠别传》的点评中也曾用过类似的方法，“这种对故事真实性的辩解，略有强词夺理之嫌，却为小说虚构打开了一扇门窗”[16]。用猿猴的灵性来论证刘三元的力量这一段颇有价值，强调了小说情节自身的合理性，而不是在与现实世界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呈现的真实性。管达如1912年在《小说月报》发表《说小说》一文指出：“小说者，文学的，而非科学的、历史的也。诚不能责之以叙述实事。然书中所述之事，出于意造可也，而必不能不衷于情理。”[17]陆澹盦的解释，某种程度上与这一理论暗合。

(三)对个人修为的着重强调

与施济群类似，陆澹盦的评点也着重强调个人修为。陆澹盦对少年心性的磨炼有自己的看法，从第一回开始便关注于此，他说：“我尝谓子弟能阅读正当之小说，有益心性不浅，非虚言也。”第二回总评提到小说中王老头的行事之目的，在于“折其少年豪锐之气，期其大成耳”，显现出对挫折教育的理解。不仅如此，他的劝世言论还涉及多个方面，如第三回夹批提到不能恃才傲物：“大凡有学问有本领人，多不肯当众卖弄。”第十回总评提到君子应慎始：“杜渐防微，此君子之所以不能不慎其始也。”第三十四回总评提到应正视阴谴报应：“世所传冤魂索命事，大率如是，故人切勿作负心事也。”第三十六回总评强调对子女的严格管教：“父母爱其子女，欲令有所成就，必先使之吃苦，吃苦愈深，则所得愈多。若姑息溺爱，任意放纵，是直自害其子女也。……后之为父母者，孰去孰从，可自择之。”此类虽多属老生常谈，但与近世以来人们秉持的关于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基本一致。第十二回总评特别强调了武侠小说的正确读法：“我尝谓少年人读武侠小说，最易入于好勇斗狠之一途，作者深知此弊，故处处以好勇斗狠为戒，孰谓小说无益于世道人心哉？”由此可知他对小说与“世道人心”关系的重视，也同时解释了他在评点中探讨个人修为的动因。

(四)对时代弊端的反思与抨击

陆澹盦在评点中大量抨击时弊，并借此表达了对侠者的期盼和对被埋没的人才之同情。陆澹盦在评点中揭示并指责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第九回总评说：“虽然，今世人骨肉手足，往往相视若仇敌，甚至欲剸刃其胸以为快者，盖比比也。”骨肉手足何以视若仇敌？显然是源于社会道德的崩溃。社会道德何以崩溃呢？陆澹盦借对官场的否定回答了这个问题。第十五回总评强力否定旧朝大臣：“写裕禄宠信小安子一节，秽鄙不堪，满清封圻大臣，大率如此，清欲不亡，其可得乎？”第二十六回总评对官场进行辛辣讽刺：“今之宦途中人，以钻营逢迎为长技，其卑鄙龌龊，有十倍于杜知县者，安得有陈张其人者，暗中一一惩创之耶？”他认为，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分子未能发挥积极作用是其中重要的原因。第二回总评对传统士大夫的空谈表达了不满之情：“写王五见义勇为，直有圣贤已饥已溺之心。士大夫谈仁说义，徒托空言，以视此辈，能无愧汗？”第九回总评把矛头对准了提倡“非孝”的“新人物”：“我知新文学家见之，必又丑诋作者为头脑陈腐之学究矣。狂者以不狂为狂，我侪又将奈彼新人物何哉！”在陆澹盦的理解中，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建立在不同身份的个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基础上，当官员与知识分子等社会中坚力量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只能寄希望于王五这样的侠客了。这说明了陆澹盦的传统立场，毕竟他对现代制度还缺乏充分的了解。

陆澹盦的认识虽然传统，但并不完全保守。他的评点中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中西文化的对比，这一对比恰恰能够说明其认识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通过中西对比，他承认了中国的落后。第十一回总评指出中国法律制度的不足：“罪人不孥，古有明训。文明国家之律法，无不如是。独我国昔时，一人犯法，往往妻孥连坐，甚或有诛及阖门及九族者，真野蛮之制度也。”第十四回总评承认大力士所云中国国人的羸弱：“大力士演说数语，虽有藐视中国之意，然其实亦是吾国之实情，未可以人而废言也。”承认了不足的存在，方有进步的可能，陆澹盦的这些言论是有价值的。其认识的复杂性还在于，他对作为参照系的西方文明颇有微词，第四十五回总评说：“霍元甲谓西人必赖法律维持信义，亦是的论，然此语颇挖苦西人不小。”说西人信赖法律，何以就是挖苦？第五十回总评给出了答案：“霍元甲请与西人比武，西人必要求延聘律师，订立契约，前后一律，阅之可叹。法律者，所以济道德之穷也，西人事事拘守法律，亦正以见其道德之不足恃耳。”在他看来，西人对于法律的坚持，源自“道德之穷”。这一言论暗示，陆澹盦对中国当时的道德状况是有自信的。何以能够有此自信？他未作进一步说明。还要指出的是，陆澹盦对西方文明的体认，有部分观点是具有穿透力的，第五十回总评说：“白人盛倡平等之说，顾其对待他族，乃极不平等。”这一认识，直至百年之后，依然有重提的必要。

(五)对武道的重视与探讨

陆澹盦的评点于武艺一道特别重视，内容非常丰富。他首先强调了武术的重要性。陆澹盦不仅认识到国人的羸弱需要以武术来弥补，更是看到了武术之于现代战争的意义。第十一回总评谈到武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说：“近世战争，虽尚火器，然苟能济之以武技，则胜算之操殆可预卜……若以此技施之疆场，岂不一以当十，克奏斩将搴旗之功乎？今人鄙武技，以为火器发明，武技即可以废弃，又何其识见之浅哉。”由此可见，他对武艺的重视，正是出于对国族存亡危机的体认。

基于此，陆澹盦揭示了当时中国武术界存在的若干问题。第五回总评明确指出因武术家秘而不传而导致武术难以推广的问题。他说：“大抵艺术一道，必须公开。合群众之心力以研究之，则传播广而进步速。顾中国之艺术家，苟能发明一种优美之技艺，往往私为己有，秘不示人，故俗有传子不传婿之说。万一子而不肖，不能绍箕裘，则此种优美之艺术，必且因之而灭绝。如是而欲望艺术之进步，其可得乎？霍氏之迷踪艺，不传异姓，私而不公，亦冒艺术界中之通病，故作者特表而出之，语有深意，读者勿轻轻看过也。”他指出艺术家技艺秘不示人、不肯公开的问题，并指出这同样也是武术家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第二十一回总评“言永福发明八拳，不自珍秘，传之罗大鹤，更嘱大鹤广为流传，俾不湮灭”，高度评价了言永福的度量与识见，并以此作为榜样。他还以少林派为例谈到世人对中华武术的偏狭认识，第七回总评说：“中国之谈拳艺者，动辄以少林嫡派自诩，一若少林二字，可以代表全中国之拳艺也者。其实少林拳棒亦不过技击中之一派已耳。其他派别之高出少林者，尚不一而足。世俗不察，徒知推崇少林，抑亦漏矣。此回叙述少林寺一节，语极翔实，足资证信，盖作者于拳艺一道，研究甚深，是以言出有据，不若他人之傅会捏造也。”这种既宣扬中华武术的丰富与多元，又夸赞作者“澄怀格物”从而着力于实证研究的点评，可谓一箭双雕。

陆澹盦针对现实种种，大力强调了练武之人的武德问题。练武者的个性经常为人讥讽，陆澹盦对此毫不避讳。第五回总评言辞激烈地抨击练武者的嫉妒与凶残：“原夫练武之本意，固欲藉以自卫，非欲恃技以凌人也。顾中国之习技击者，类皆度量窄狭，好勇斗狠，见他人艺出己上，往往妒而嫉之，百出其计，务欲胜之以为快，甚至残肢体、丧生命，亦所不惜，自残同类，恬不为怪，于戏，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回详述过堂一节，残酷凶悍，读之令人骇绝，野蛮若此，疑非人类所应有，可怜亦可恨也。”针对这一问题，他在点评中不断加以引导。第七回总评将慈祥宽厚的王东林推举为“练习拳艺者之模范”。当然，仅仅慈祥宽厚是远远不够的，陆澹盦从多个方面强调了英雄的性格要素。第二回总评点评王五的为人在于“气豪心细，方是英雄本色”。第三回总评通过点评王五与山西董的比武，认为“不巽懦，亦不刚愎，是为英雄，是为豪杰”。第十三回总评评价李富东面对失败的气度说：“李富东被霍俊清打败，能格外佩服，绝无妒嫉之心，此是富东局量过人处。侠义英雄之异于常人，如是而已。”第四十八回总评直接教导练武者如何习武：“世之研攻学艺者，第一步须能忍耐，不忍则心粗气浮，安有进步之希望？”诸如此类，都是针对练武之人个性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有感而发。

不仅如此，他还突出强调了练武者在处理各类关系时应具有的素质。第十四回总评通过评价霍俊清怒逐大力士的情节，强调了英雄在面对外敌时的爱国情怀：“一闻外人侮辱中国之言，即发指眦裂，投袂而起，此其爱国之热忱为何如哉。本来侠义英雄，无有不爱国之理，况轶伦绝群如霍俊清乎？”第二十九回总评指出英雄在面对世间不平时的担当意识：“锄强扶弱，为侠义英雄之天职。作者描写诸人，大都于此落笔，故格外动人心目。”第四十七回总评又进一步回归到人的本位，强调了“老吾老、幼吾幼”这一做人的基本责任心：“世间英雄义侠，无一非性情中人。此两回写陈志远之事寡嫂、抚孤侄，天性醇厚，笃于伦常，即此已是义侠英雄之本色。”从国家到社会，从集体到家庭，陆澹盦的言说涵盖了各个主要环节。他看到了练武之人被社会所忽视的困境，并为之呼唤。第二回总评说：“然天下有本领者多，而能驱使有本领者，何其少也。丈夫负才技，不得知己者用之，又羞与草木同腐，挺而走险，急何能择。不得流芳，亦当遗臭，此天下之所以乱也。”他对人才被埋没的困境表达了深深的遗憾，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名声不佳的练武之人作名誉的回护，这一观点在其小说评点中频繁出现。第三回总评不满“以貌取人”，为贤才呼唤伯乐。第二十二回总评指出俗人对武艺认识的偏狭，有真才实学者不为世人所知。第二十七回总评高声为英雄不遇而鸣不平：“叙铁汉李梓清一节，足令天下古今英雄之颠沛不遇者，为之同声一哭！”此语可谓沉痛。

三、对清末民初武侠小说观的选择性继承

施济群、陆澹盦二人的小说评点与明清小说批评理论之间的延续关系，前文已有所解说。本部分将着重谈清末民初武侠小说观念的源流，以有助于定位二人的评点在现代武侠小说发展进程中的位置。

(一)清末民初时期对侠义精神与尚武意识的提倡

清末民初，针对国族存亡的危机，有识之士提出国民性改造的方案。在这一潮流中，侠义精神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新民说》，提出公德、私德等若干“新民”要素。在此基础上，他又于1904年出版《中国之武士道》，大力宣传侠义精神。《中国之武士道》收入杨度、蒋智由与梁启超本人撰写的三篇序言。杨度强调了国族危机与个人的关系：“故在今日之世界，而居中国之地为中国之人，避死亦死，不避死亦死，等死也，与其为避死而死之人，何如为不避死而死之人。”[18]蒋智由认为，勇者应将其勇用于“保种族强国家之事”，“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19]。梁启超强调侠义精神的美德我国古已有之，今宜提倡，至于其内涵，“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20]。从这三篇序言可知梁启超等人对国族危机及其根源的清醒认识，“贯穿三篇序言的，是诸人对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前途的焦虑”[21]，同时也可见他们对所提倡的侠义精神本质的深刻理解。

此时关于侠义精神阐释的文字颇多，汤增璧《崇侠篇》串联起了清末民初人们对侠义精神的认知线索。《崇侠篇》原刊于《民报》1908年第23期，后由《戊午》杂志于1919年再次刊发。《崇侠篇》首先探讨了儒与侠的关系。该文认为儒支持专制，侠则反对专制，如果能够弃儒而崇侠，则社会风气与道德皆会向着好的方向转变。该文进而又分析了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虽然技术发达、物质丰富，但强权更加强大，富人也越发占据垄断地位。如何摆脱这一困境，该文在列举了东西方人民与强权的斗争后指出，在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过程中，侠曾担负“先驱”的职责。该文赞道：“吾族侠史，虽黯淡无光，然侠之志，则日已广大……今兹则种族之思，祖国之念，为民请命，而宏大汉之声。”[22]此文的再次发表，说明从清末到民初，社会问题的本质有相通之处，故而人们对侠义精神的体认和呼唤得以延续。与侠义精神的提倡几乎同步，部分有识之士强调应培养尚武意识。梁启超在《新民说》的“论尚武”一节开篇指出，尚武是国民的元气，是国家成立的基础，是文明得以维持的依赖。他说：“今日群盗入室，白刃环门，我不一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以固国防，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求以免其吞噬也？”[23]蔡锷的《军国民篇》从《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开始连载，以“军国民主义”为解决中国之病的一剂药方，强调体育的重要性。

民国初建，孙中山撰《精武本纪序》，对尚武理念进行阐释。这篇序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为技击正名。自从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以为技击功夫已无用处，孙中山用欧战“最后五分钟之决胜”的事实来强调技击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二是揭示我国面临存亡危机的原因。他说我国民族不擅长自卫，因而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不适于生存。三是对精武体育会予以肯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以致力于世界平和之一基础！”[24]借肯定精武体育会的实践，肯定推广武术的价值，孙中山将技击与强国保种联系起来，“他的观点与近代以来无数致力于民族强盛的先贤不期而遇，也为技击、体育等一系列概念在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体系中争得了一席之地”[25]。

(二)武侠小说的类型化发展和小说观念的逐步丰富

清末民初人们对侠义精神与尚武意识的提倡，得到了小说的积极回应。创刊于1904年的《新新小说》杂志，其主打栏目“侠客谈”即大力提倡侠义精神。《〈新新小说〉叙例》云：“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26]这一做法是编者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集中体现，“时代为这些办刊者提供了必要的语境，而办刊者的使命感又回应了时代的需求”[27]。在陈景韩积极推动的“侠客谈”栏目“叙言”中，编者与作者的使命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他说：“侠客谈之作，为改良人心、社会之腐败也，故其种类不一。侠客谈之作，为少年而作也。少年之耐性短，故其篇短。少年之文艺浅，见解浅，故其义其文浅。少年之通方言者少，故不用俗语。少年之读古书者少，故不用典语。”[28]陈景韩创办“侠客谈”栏目，其精神指向是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其形式结构则针对少年这一预设读者群的阅读习惯。现代武侠小说在酝酿之初，即与少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解释了何以施济群与陆澹盦在点评中会专门以一定篇幅来讨论少年与学子修身自强的问题。

《新新小说》之后，义侠小说、侠情小说、技击小说等大量出现，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断发展，以此为基础，现代武侠小说逐步酝酿成熟。此时的义侠小说主要是营造了一种在强权面前无人不冤的氛围，深刻揭示了强权的肆意和社会的糜烂。《复报》1906年第3期所刊《仇人头》是较早的义侠小说，着重描述了为富不仁者的恶劣。这一背景下的义侠应如何面对呢？《仇人头》中的“邯郸城南游侠子”路见不平，拔刀而起，杀了富人，惩戒了恶行。当时的作者们对义侠的理解比较丰富，如《女学生杂志》1910年第1期所刊《白罗衫》讲述朱兰史和陈湘雯两个小姑娘遭遇轮船失事，朱兰史把生还机会让给陈湘雯，这种牺牲自己生命的举动便可称为义侠之举。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不少义侠小说倾向于强调小说情节的真实性，有些说明从何处听来，有些指出与小说中人物的关系。对读者来说，这样的表述是能够增加阅读趣味的。侠情小说既表现英雄人物，也重视男女之情，这使武侠小说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也更贴近市场需求。侠情小说在情爱描写方面往往重视才色的描摹，如《月月小说》1907年第9期所刊《岳群》就详细描写了主人公寿奴的理想化的形貌和才华，描写岳群时则融入了中国古代英雄和西方英雄的元素。小说让爱情遭遇伦理压力、社会动荡，甚至是国难当头，有情有义之男女该如何面对？小说中所刻画的侠义精神，不仅包括解救个体，也包括服务社会，更指向为国牺牲；《礼拜六》1914年第26期所刊《中华民国之魂》可谓代表。此时的技击小说则重点表现练武者及其神奇的功夫，以“技击余闻”系列小说为代表，包括林纾《技击余闻》、钱基博《技击余闻补》等，这一系列小说塑造了大量习武者的形象，对武术进行充分描写，对武德问题有较清醒的认识，同时也正面评价了习武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这些作品对于现代武侠小说的价值在于，“将技击功夫的呈现放在显要位置，并着力凸显其文学趣味，使‘武’与‘侠’能够以等量齐观的地位实现‘强强联合’”[29]。很明显，这些小说无论是在启蒙还是在审美方面都能给后来者以启发，《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的小说评点中出现诸如此类的话题，毫不意外。

清末民初有不少论者通过小说评论或序跋的形式表达对武术社会价值的认识，由此亦可知施济群与陆澹盦部分观点的渊源。此时的不少论者都强调了武术与现实的关系，恽铁樵《武侠丛谈》序言谈到该书缘起时说：“清之季世，教化不修于上，风俗媮薄于下……则窃取史公之意以为小说，私意欲救僿以武也。”[30]这显露出论者对社会糜烂的清醒认识，以及以武力澄清寰宇的设想。也有一些论者立足于现实，为武术呐喊，以图在救亡图存方面发挥作用，江山渊《续技击余闻》前言说：“日俄交哄，短兵相接，日本以技击之术摧强俄，由是谭军学者，尊为重科。然夷考其术，实权舆于我国，而流入邻邦。后世君主锄凿民气，指为顽嚣缀学之士，亦视若末技，屏而勿道。”[31]这是以事实作依据，为中华武术争取生存的空间。钱基博跋《武侠丛谈》说：“此其视中国之技击，有以异乎否乎？乃世之柄兵者不察，不自知崇固有之国粹，徒思学步邯郸，冀欲丐他人余沥以自润溉，是其舍己田而他芸，虽谓之大惑不解，不为过也。”[32]他肯定了武术这一国粹的价值，并批评了不知其价值的当权者。这些观点，在施济群与陆澹盦的评点中都有所体现。

清末民初的不少小说作者和评点者也都注意到了小说真实性的问题。钱基博在《甘凤池》文后的作者评点中说：“顾世之传说其事者，莫不言人人殊，余故撰次其可信者于右。”[33]他把可信度作为小说写作应秉持的原则。在《江湖异人传》序言中，胡寄尘也说：“据所见闻，笔之简册，事务求实，文务求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世之览者，抑有同心乎？”[34]显然，在他看来，事情的真实性要比文词的优美来得更重要。与此相对应的是，部分论者对小说的真实性并无太大的兴趣。许指严在《南阳女侠》的最后评论道：“夫世宗不戮曾静……尤为信史。而有一女侠贯串其间，惊心动魄处，红线隐娘所不足方驾也。聊取适观，奚暇论其事之真赝哉！”[35]他认为故事好看就行，没有必要讨论其真假。但同样是许指严，有时也会为情节的真实和离奇作一番辩解，他在《三奇人》文末说：“三奇人，皆清季人物，绝非虚妄。有才与力若此，未尝一竟其用，惜哉。当世交臂，相待殊落落，逮后世传一二轶事，则人徒以剑仙、飞天夜叉、铁扇道人、大力童子等视之，迂儒闭目摇首，且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呜呼，所谓奇人者，又安往而不数奇耶？”[36]这段表述旨在为奇人辩护，表达对社会误读英雄、埋没英雄的强烈批评，同时也为故事流传过程中的误读而鸣不平。他同时要表达的意思是，真实事件也可以看似离奇。恽铁樵也曾对武侠小说中的虚构部分进行分析，加以辩护，他在《武侠丛谈》序言中说：“或曰：今日以往，为科学时期，书中所言，多荒诞不中理，类神话，毋乃不可。曰：无伤也。齐庄避螳臂，勾践式怒蛙，史册美之。乃若其事，不已颠乎哉！吾子亦毋以词害意可耳。且天下之理亦赜矣。眼前事物，即而穷究之，在在有玄理，不能悟彻。吾侪于拳术，未尝学问，于所不知，存疑可也。”[37]所谓“毋以词害意”，强调的是“意”，即小说所传递的理念的重要性；所谓“天下之理亦赜”，指世界自有其深奥玄妙之处，这样的解释为小说的虚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施济群与陆澹盦在评点中对真实性问题的纠结，明显地显现出上述观点的交织。

四、结 语

施济群对《江湖奇侠传》的评点与陆澹盦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评点各具特色，各有千秋。毫无疑问，他们在评点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明清小说批评理论，从而使其言论显现出极为明显的传统特色。但是，其评点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呈现出一定的现代意味。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小说叙事的重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小说主体性的理解。他们对小说传奇色彩的解释与辩护，又使小说的审美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对武德的思考与建设，更是彰显了小说的启蒙性。不肖生小说作品中的这些优点，通过他们的评点，被进一步强调与放大。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在不肖生笔下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他们这里得到较为具体、贴切的评价，这显然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文本，也有助于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

施、陆小说评点的价值不仅是武侠小说批评，更是通俗文学批评的范本。汤哲声说：“大众性、商业性和类型模式是中国通俗文学性质的三足鼎，它们构成了中国通俗文学批评标准原则性的基本要素。”[38]从施、陆的评点来看，他们的批评往往着眼于小说创作类型特征的提炼，着眼于读者大众的理解与接受，着眼于小说经典地位的建构。而这些，正可以视作他们的批评实践与中国通俗文学批评标准的契合之处。通过这些评点，可感知此时期通俗文学批评新旧交融的阶段性特征，也可具体而微地理解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变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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