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颖

一、引言

1943年5月2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改过——记甘泉六里庙乡动员二流子生产大会》一文，记述了一场针对二流子的群众大会。这次大会对女二流子冯老婆子进行了斗争。冯老婆从墙角里走出来，她细瘦的身材，黄黄的脸蛋，看起来30多岁的样子，羞得连头都抬不起来。她走在大家面前惭愧地低声说：“我改过，我自新，你们看到我再吃洋烟就活剥我!”群众不同意，冯老婆子再三向群众表示愿意制车子纺花。“得寻保人！”群众提出了要求，可无人愿意为她担保。在难堪的沉默中，终于站起了一个红脸的老头——冯开文。冯老婆子终于寻到保人，感动得眼泪都出来了。[1]这篇报道呈现出抗战时期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二流子改造运动。冯老婆子作为妇女二流子的代表，对其进行的改造展现着发轫于大生产运动背景下边区政府试图将“二流子变成好劳动”[2]与“减少不生产的寄生虫”[3]215的意图。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研究集中于讨论二流子改造对于边区生产和社会教育的意义，同时开始进入这一改造对于根据地农民心灵的重塑。孙晓忠对文学中二流子改造的叙事分析，考察了乡村社会改造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观念的变化。[4]宋颖慧通过分析延安文学中的沦落——帮助——劳动自新的文本叙事模式，指出劳动成为延安文学中二流子形象转变的重要因素。[5]牛建立指出，二流子改造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教育，促进了中共乡村社会动员，增强了共产党对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