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杰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面对社会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其中，党群关系的塑造始终是中心问题。执政党为了联系群众、实现政治整合，不仅通过党为了政组织自身，而且通过位于外围的群团组织。有学者将群团组织界定为政治社会团体[1]，凸显的正是其身负政治整合使命的一面。

1949年以前，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前身广泛动员工人、青年和妇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2]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规模有限的条件下，作为列宁所说的“传动装置”和“杠杆”，群团组织被建构为党、政、军之外的第四支柱，成为将人民群众纳入共产党直接组织联系之中的重要力量。[3]

时至今日，社会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群众的外延大大扩展。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代表”思想当中提出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意味着共产党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4]3这是在没有放弃党的阶级基础理论的同时，拓展了党的群众基础。[5]这些主张落在群团组织身上，意味着其需要动员和代表的群众范围大为扩张。其次，群众的差异性加剧。鉴于当代社会急剧分化的状况，需要动员和代表的妇女身份构成更为复杂化。与此同时，社会的整合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群众性团体依赖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实施的组织化整合而工作。妇联与工会、共青团各自划定工作对象的范围[6][7]，由街居系统和社队体系承担动员妇女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