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和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近年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以下简称《返乡笔记》）与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两文相继蹿红网络媒体，“返乡体”写作进入公共文化视野，并引发学界对知识分子如何关注现实、如何书写底层等话题的广泛讨论。笔者认为，这些讨论化约为一个关键问题，即如何写好“返乡体”。对此问题，我们如果放长历史眼光，不由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下简称农研会）——其会刊《中国农村》“农村通讯”栏目所刊载的农村社会调查类作品。1936年，农研会从已刊的一百多篇“农村通讯”中精选出23篇，以《中国农村描写》为题，汇辑成册出版（新知书店）。总体来看，这些作品的作者身份待考，但依据“农研会”相关史料以及农村通讯文本之内证，亦能够作出判断，他们大多是受过高层次教育而从事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作者或生于农村。作为一种“非虚构”的特殊文类，“农村通讯”作品与当今的“返乡体”具有某种内在的精神关联，能为后者写作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一、“农村通讯”写作：历史语境与价值取向

对于20世纪30年代“农村通讯”写作之价值与意义，需将其置于当时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这一特殊历史语境方能获得深入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兼含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等多个维度，亦关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与前途等重大理论问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国际与国内两个交互影响的场域展开。

国际方面，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与苏联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发生严重分歧。其中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已不存在封建地主阶级，资本主义经济已占据支配地位，由此认定中国革命不具有反封建性质。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则坚称，封建地主是国民党政治与经济统治的阶级基础，亦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代理人，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国内方面，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并重新制定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等系列方针政策。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藉此否定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针。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大力组织推行农村改良复兴工作，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梁漱溟和晏阳初分别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

概言之，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国内外各派势力的政治分歧与较量聚焦于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缠绕的根本问题：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否已经完成？中国将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分歧归结为一个中心问题，即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由于农村问题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依赖于对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认知，如“农研会”骨干成员薛暮桥所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村社会构成中国社会底极大部分；因此农村经济底研究，对于整个社会底认识自然占有重要地位。”[1]

正是肩负这种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翰笙于1933年在上海发起成立左翼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旨在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为突破口，探寻中国革命与民族发展的出路。农研会在鼎盛时期有一千多会员，并于成立之次年创办刊物《中国农村》（月刊）作为自己的言论阵地，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中国农村派”之称谓的历史由来。由于组织领导者陈翰笙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国农村》刊物实际上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中国农村》公开发行八卷，设“专论”“农村调查”“农村通讯”“农村问答”和“读者园地”等栏目，其中“农村通讯”栏目发表小型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由农研会汇编的《中国农村描写——农村通讯精选》一书可见，“农村通讯”的调查对象有“浙江贝母合作社”“鲁南临、峄、滕三县的租佃制度”“商业资本操纵下的无锡蚕桑”“建筑在鸦片烟上的涪陵农村”“广西水岩坝矿区的工农生活”“湖南临武琶溪农民挖煤概况”“蒙古乡村社会底奴隶制度”“瑶民社会的原始生活”“广西的歌墟”，等等。其中涉及农村的经济生产、土地制度、文化生活和风土人情等内容，囊括农业、纺织业、种植业、采矿业以及手工副业等行业，涵盖不同的民族与社会阶层。总体而言，“农村通讯”以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为基础，以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为读者大众多视角呈现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同时亦从不同侧面论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帝国主义入侵与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是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主要根源，反帝反封建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另外，部分“农村通讯”亦通过投稿的方式刊载于《东方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等全国著名报刊，由此进一步扩大其社会影响。

中国农村幅员辽阔，民族习俗各异，对其作实事求是的调查报道，亦能够帮助未涉足农村的都市青年了解它的真实状况，藉以消除对它的隔膜与偏见。譬如，农村通讯《瑶民社会的原始生活》一文开头写道：“一向住在都市中的先生小姐们，大概看过或者听说有过《瑶山艳史》这么一张影片罢。假如看过或者听过的话，则除瑶女的娟秀、瑶民的勇悍，以及瑶山的美丽以外，这里，我将提供一些关于瑶人农村的资料”[2]178。《瑶山艳史》是当时热播的一部电影，讲述国民党当局派遣青年人赴瑶山开化瑶民所经历的“艳遇”。电影以猎奇的方式展现“瑶女裸泳”“争风舞蹈”“游猎婚礼”等瑶民生活，并将瑶民形塑为“未开化”“不文明”的原始土人形象。《瑶民社会的原始生活》这一通讯报道将被《瑶山艳史》肆意歪曲的瑶民社会重新还原：“瑶山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瑶民也并不像所想象的那样凶恶。他们是些最善良最和平也是最被剥削的民族。”[2]179将瑶民“最善良最和平”的人性面貌和“最被剥削”的凄苦生活如实呈现，能够为农村革命争取广泛的道义支持，同时也使广大进步青年能够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从而为他们投身革命起到思想上的促进作用。

二、“农村通讯”的内涵旨趣：理论与事实的融合互释

《中国农村描写——农村通讯精选》一书的“序言”写道：“中国的农村问题虽然严重到了极点，然而较正确的农村经济书籍，还是异常缺乏。直到现在，街头上流行着的，除掉改良主义者的歪曲宣传之外；所谓科学著作，大多也只是些空泛的理论，和生硬的统计，为着正确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问题起见，我们必须要用丰富的事实来充实理论，同时要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事实。”[2]1“用丰富的事实来充实理论”和“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事实”这两点，精准概括了“农村通讯”写作的内涵旨趣。

一方面，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当时已有不少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要著，但它们侧重于探讨一些宏观理论问题：如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如何？中国是否出现过亚细亚生产方式？西方资本主义是否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的探讨主要从抽象的学术或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展开，匮乏农村经验的实证研究。农村通讯的要旨，恰恰在于弥补理论研究的悬空无依，它们以丰富的事实和翔实的数据，对中国农村各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作实证性调研。譬如，农村通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披露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潍县二十里堡推广烟叶种植的情况。该通讯报道跟踪下烟种、育烟苗、烤烟等整个种植过程，亦通过搜集烟苗、肥料、煤炭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数据，直观说明烟草种植“费人工”“成本高”的行业状况。作者满含辛酸地指出，“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家，特别是近几年来，几乎都在饥饿线上打滚，已经毫无能力从事农业上的再生产。可是‘种烟’这种生产尚能引诱他们，促使他们走上‘投机’之路（农民们都把种烟看做赌博）。”[2]7文章进一步揭露英美烟草公司如何联合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对烟民进行敲骨吸髓，其盘剥手段覆盖烟苗、肥料、煤炭、烟叶收购、定价等整个产业链。基于科学的社会调查和数据分析，文章得出结论：“农民种植烟草以后，帝国主义者自然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作为帝国主义者附庸的买办，官僚，银钱业以及商业高利贷者，也分润了不少。而烟草的生产者——农民，却得到了绝少的好处，甚至成本都收不回来。”[2]11

另一方面，所谓“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事实”，是指农村通讯所提供的事实材料，以明确的政治观作统领。《中国农村描写——农村通讯精选》一书的“出版说明”指出：“全书共分五部分，依据真实的调查报告，分别叙述帝国主义势力和都市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入侵和支配，各种改良主义如何到处碰壁；中国农村中的生产方式，以及中国农民所受种种半封建的剥削；中国农村经济如何破产，中国农民如何在死亡中间挣扎；中国农村中的几种副业，以及失业农民的生存状态；几种最落后的社会制度，及其没落和蜕变的过程。”[2]4可见，“农村通讯”从中国与西方、城市与农村、革命与改良、农业与副业等立体化视角探讨当时的“三农”问题，并明确肯定其写作的思想政治意义：“农村通讯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游记，也不是生硬的统计数字堆砌着的调查报告，它是农村中间最进步的青年，直接地从生活中间体验到的极深刻的现实问题，因此，农村通讯的实际价值往往是在一般人的估计之上，这本小册子的出版，目的不仅是在介绍许多研究资料；同时我们更想鼓励一般乡村工作青年，共同来扩大这种通讯工作。”[2]8

概言之，农村通讯作者以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为理论指引，对农村的土地制度、生产关系、商业资本、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全面深入的个案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作者运用“问题设定”“分门别类”“数据统计”等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由此获得的结论令人信服。农村通讯作为社会实践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相呼应，以思想理论引导对社会事实的考察，同时运用精确的考察结果检验思想理论，由此形成理论与事实的双向互释，有效扩大“中国农村派”的社会影响力。

前已述及，农村通讯所报道的农村实况，亦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改良复兴工作的有力批驳。譬如农村通讯《在农村改进的实际工作中》一文，作者以自己的实际工作经历，从“信用合作社 ”“ 改良 种 子 ”“ 减 租 运 动”“修 路”“清 洁运 动 ”“医疗”“识字教育”等方面，检视农村改良工作的失败，并对之作出整体评判：“我们揭诸的工作目标是以‘农民教育’的力量改进农村，实际上，借着帮助农民和指导农民的招牌，而寄生在农民的血汗之中，只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农民何曾得到些微的好处”[2]45；“现有的农村改进事业，以成功者而论，也只是给农民一些小恩小惠，而根本上非农民所需要的。有时，我们的工作，会得着相反的效果。”[2]55作者以大量事实证明，“复兴农村”“救济农村”等改良运动无法挽救农村经济的整体衰败，因为农村经济的振兴不是生产技术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等根本手段，彻底改变中国农村存在的不平等的封建生产关系。这是当时革命的“中国农村派”与改良的“乡村建设派”的根本分歧所在。总之，农村通讯中的社会调查虽从个别的乡村现象入手，但其背后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故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由此形成对农村社会的正确认识。

三、“农村通讯”的文体表征：思想与情感表达的切当合宜

思想与事实融合统一的“农村通讯”，富有独特的精神蕴涵，但未受到后来研究者的充分重视，这与该文类的文体表征以及学科研究的自我设限有关。大体上，经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侧重于“中国农村派”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理论研究，而文学学科研究则聚焦于“纯文学”文本。“农村通讯”这类文本因居于学科之罅隙而渐被研究者所忽视。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意识的逐渐增强，尤其是“非虚构”写作观念的盛行，“农村通讯”作为一种特殊文类，重新焕发出它的文本生命力。为此，我们比较两个同期产生的题材相同的文本：短篇小说《春蚕》与农村通讯《商业资本操纵下的无锡蚕桑》（下文简称《蚕桑》）。

作为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之一，小说《春蚕》（发表于1932年）叙述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民老通宝一家养蚕“丰收成灾”的不幸遭遇。根据吴组缃先生的解释，“作者企图通过这些作品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作大规模的全面分析从而指出社会发展及革命斗争的方向。”［3］2吴组缃先生进而指出，“茅盾的《子夜》、《春蚕》等作品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站在明确的革命立场和政治立场上来创作，使文艺青年具体地进一步地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进步理论，并由此来观察现实，透视现实的本质，虽然不全面，也不深入，但却使一般青年因而重视社会科学。”[3]25吴组缃一方面肯定《春蚕》的创作价值，另一方面亦指出其不足：作品透视现实“不全面，也不深入”，“某些重要情节的不真实，人物形象的歪曲，以及离开主题思想的要求而重视技巧”［3］22。

吴组缃先生对《春蚕》的批评是否正确，暂且存而不论，但值得注意的是，《春蚕》作为一个文学文本，除了再现江南农村桑蚕业之状况以外，还要给读者以审美体验，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演进等方面必须尊重艺术内在的规律。换句话说，茅盾在将一种社会现象演绎为一个文学文本的过程中，对于审美逻辑的考量优先于现实逻辑，亦即艺术之真高于生活之真。

农村通讯《蚕桑》（篇幅约三千字）一文迟于小说《春蚕》两年发表，两文均书写江南农村养蚕业，诸多内容甚至可以相互印证。《蚕桑》旨在揭露无锡“养蚕合作社”盘剥蚕农进而造成他们“丰收成灾”的残酷事实。《蚕桑》一文指出，无锡农村“地少人多，耕地所得，完去了奇重的赋税或是地主的田租以外，在丰年，也勉强只够一家人的饭米而已。遭到收成不好的年头，连饭米都无着落。在前几年，是靠蚕丝维持着农民的生活呢。”[2]73可见，农民养蚕是为生活所迫，明知风险巨大，也只能铤而走险。《蚕桑》一文披露，投机商故意把土种蚕茧的价格压低，甚至拒而不收，由此推广“洋种”，因为洋种更有利可图。而在桑叶行的交易中，“商业资本以八百五十文作本钱，不要十天工夫，变成一千零五十或一千一百文”[2]76。另在蚕茧售卖过程中，资本家通过有意制造战争恐慌或故意不开称等手段进行压价，导致蚕价不断走低。基于科学的社会调查与数据分析，文章得出无锡桑蚕业“丰收成灾”的结论：“各蚕户缺乏桑叶；商业资本操纵桑叶市场，每担涨至三元三四角。因此单单叶本，百斤鲜茧就需五十多元；以与最高茧价三十五元相比，还要相差有十元以上。因此今年蚕户的亏蚀，成为普遍的现象。”[2]79

由以上两个文本的粗略对比可见，农村通讯以客观真实为生命，拒斥生编硬造或浮夸虚饰。《蚕桑》一文将商业资本如何在蚕种、桑叶、卖蚕等环节盘剥蚕农等事实予以详尽披露，其中也有典型事例、人物神态、精彩细节、准确数据等材料元素。显然，农村通讯写作并非简单罗列材料，而是以全面的社会调查为基础，并有清晰的观念预设，如“事实”表达何种思想蕴涵，哪些“事实”作为选材等。由此，农村通讯作者能够站在思想的高地，紧扣时代的脉搏，以正确的理论为统摄，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精心谋篇布局，确保作品的高质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农村通讯为了感染读者，教育大众，也需要运用精妙的写作艺术。故此，一些农村通讯佳作亦具有情感性、形象性、生动性等文学审美趣味。譬如，《吴县东山聚村素描》一文写到苏州太湖边农民生活之窘况：“但是这村子里，虽然苦，究竟还有一点粥可以吃。过去不多路，有些属于横泾的乡村里那是荒得连今年的‘稻谷种’都没有！人呢，只吃些煮烂的豆饼和草根！这村子里的人，说到这些事，他们又似乎有些笑意，有些安慰似的。这决不是幸灾乐祸，不过是私自欣慰着他们还没有苦到那步田地！于是，他们不怨天，也不尤人，他们自以为还总算是苦命人中间没有苦绝的人！”[2]98此段文字如同散文笔调，融描写、叙述和议论于一炉，含对比、含蓄和幽默等多种艺术色调，将乡民生活之困窘富有生气地表达出来，思想与情感表达两方面做到切当合宜，足见作者文字功力之圆熟老道。

语言形式的优美灵动，大大提升了农村通讯文本的趣味性与耐读性。如农村通讯《广西的歌墟》写道：“每村的女子三三五五聚成一堆，男子也三三五五聚成一堆；一对对的男女对唱着，一堆堆的男女对唱着。袅袅的歌声在空中缭绕，绵绵的情思在胸中回荡；他们都融合在快乐的浪潮中。男女对唱的结果，大家的交情浓密起来；于是男的和女的互赠饼糕和手帕等物。哪一个女子所得礼物最多，为最荣耀；因这可表示她是唱歌会中最漂亮的女子。”[2]186-187此段文字以唯美欢快的笔调描绘歌墟男女之乐，颇富情趣，亦有力驳斥了国民党政府认为“歌墟”有伤风化的谬论。

四、“返乡体”写作：“农村通讯”鉴照之下的匮缺

“农村通讯”的许多作者或出生农村，或有农村工作之经历。《在农村改进的实际工作中》的作者坦承：“我在农村里面，从事农村改进的实际工作，到现在足足有三年以上的时间了。”[2]45《吴县东山聚村素描》的作者在文中言及：“为着春季扫墓，使我到了这偏僻的乡村”[2]93；“晚间，我在走过了整个村子之后，就同一些相识的农人闲谈着。”[2]96《乡居日记（二十四年暑假）——河北巨鹿县某村镇》一文多处出现“我村”“我家”“父亲”等指谓。由此可见，农村通讯具有所谓“返乡体”的精神蕴涵；与之相比，当下被媒体炒得火热的“返乡体”则显露出若干匮缺与不足，兹略举其大端。

其一，未能对庞杂的农村社会现象提供整体性认知。以《返乡笔记》为例，作者拉拉杂杂叙及一些不相关的乡村现象：交通工具、人际关系、孤寡老人、祭祀、葬礼、婚娶、住房，以及知识分子与农村的疏离，等等。综观全文，文章以“笔记”形式写就，主题思想模糊，亦缺乏整体连贯性，个别思想观念甚至出现严重错误。

《返乡笔记》写道：“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作者由此借题发挥，“所以我想说：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这存在明显的社会认知偏颇。首先，“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在当今农村并非普遍现象。国家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使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有病就医已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常识，仅有个别老人观念守旧（如怕死在医院），从而放弃就医。再者，将“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的意外事故，说成是农村“深刻的悲剧”，未免夸大其辞。许多农村老人去田间地头，是一种长期养成的生活积习，并非是藉以谋生的辛苦劳作。许多农村老人不愿与城里子女共同生活，主要是不习惯于城市生活方式，且有叶落归根的传统意识，并非城里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指出，“当社会学家试图研究某一种类的社会事实时，他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4］可见，科学的社会研究应尽量抛开个人的主观经验和情感，由此获得的结论才坚实可靠。藉此观照《返乡笔记》，我们发现，该文主要通过对局部的感性生活的浅表描述，表达作者面对家乡巨变所产生的失落与茫然等主观体验。作者未能从社会总体的视角出发，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对碎片的乡村社会现象作整合式分析，故无法形成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社会认知。此缺陷同样存在于其近著《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5］。

其二，“农村通讯”以科学严谨的社会调查为依据，在对象选择、材料搜集、数据统计等方面都做得相当专业，而这些恰恰是当今“返乡体”写作的匮缺。以《乡村图景》一文为例，作者说：“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乡村图景》一文主要写她出身农村的丈夫的家族灾难，其发生的主因，一是遭遇拖欠工程款，二是亲人出家。这两个事件在当今农村并不具普遍性。文中叙及的“乡村图景”，许多是未做具体调查的信口开河。如文中写道：“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如果说在当下中国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确实是不了解社会实情，因为农民工如遇老板无故克扣工资，完全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相关部门会及时处理。另外，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目前农村也有不少就业门路。

作者黄灯教授在《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一文中指出，“以前的乡村，确实是一个能被整体观照的对象，一个能自我生长、包孕精神和内在生机的场域，它可以孕育一个孩子，可以教养一个孩子，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能量场，可以让一个生命获得内在的自足和圆满。”［6］昔日乡村之美，往往是今人针对现代城市病而作的想象性建构。在连生活必需品都实行票证供应的短缺经济时代，乡村生活能称得上自足和圆满？至多恐怕是将人的原欲降到最低限度之后的“安贫乐道”而已。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比较野蛮人与文明人的生命体验时指出，“我们的神经系统变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能感受到更微弱的刺激，我们的祖先却感受不到这些，他们的神经系统是非常粗糙的。”［7］涂尔干的观点从一个侧面昭示：传统农业文明不可能真正成为现代人的精神归宿，至多只是一种心理补偿。

诚然，王磊光和黄灯两人将自我的情怀注入文章，感人至深。但当作者将个人体验转化为公共经验时，我们则需以客观理性的标准衡估其写作价值。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认为，社会分析家需要反复思考这些问题：“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8]7在米尔斯看来，对于此类问题的思考，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运用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理论前提，即是区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总体来看，《返乡笔记》和《乡村图景》两文作者尽显文学专业描摹情感之优长，但在剖析乡村现象时，则明显暴露出匮缺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与学术训练的短板，这一点恰如米尔斯所言：“人们想了解的是社会与历史的真相，而他们往往发现通过当代文学不足以求得真相。”[8]18

五、结 语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农研会”及其会刊《中国农村》，以农村经济研究为突破口，藉以探寻中国革命与民族发展的出路。作为《中国农村》的一个栏目，“农村通讯”发表小型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农村通讯”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入的实地调查，为读者大众尤其是都市青年多方位呈现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图景；另一方面亦运用专业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作出科学研判。作为社会实践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农村通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互相呼应，由此形成理论与事实的融合互释，从而以令人信服的结论在思想观念上引导有志青年投身中国革命。为了感化读者、教育大众，一些农村通讯亦巧用文学写作艺术，藉此增强文本的趣味性与耐读性。

由于许多作者出生农村，或有农村工作之经历，农村通讯亦具“返乡体”的精神蕴涵。与之相比，当下的“返乡体”写作显露出若干匮缺与不足，如：缺乏正确的思想与价值引领，未能对农村社会提供一种客观科学的整体认知；匮缺深入的社会调查和相关的专业知识与学术训练。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导致作者对农村社会的认知存在不少偏差。综上，对于当下如何写好“返乡体”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通讯”写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