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保荣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新世纪岭南文学研究（主持人：黎保荣）

栏目导语：在中国历史上，肇庆籍的文化名人似乎不太多：汉朝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唐朝禅学家陈希迁，近现代学者吴桂丹、陈焕章，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实乃学者居多，作家甚少。而就民国以来的文艺创作而言，高要籍的黎雄才是岭南画派的宗师。至于作家，具有全国影响的，似乎也只有1980年代以小说《你不可改变我》而闻名的刘西鸿。

我的困惑在于：一，为什么那些作家都是离开了肇庆之后，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声名显赫？若说这与肇庆的地理位置并非中心有关，那为什么肇庆作为省中心两广总督府的182年间，除了来自西洋、学识甚高的利玛窦，肇庆似乎也没有出现什么著名的文人？二，是否有实力派的作家学者，毫无功利地帮助、扶持年轻的文学人才成长？三，是否平台也是拉大差距的诱因之一？鉴于此，我组织了新世纪肇庆文学方阵研究，它也属于广府文化带文学。其中钟道宇、林炳坤、邹月照、覃志端、何初树、李罗斌、梁宝星、路魆等的小说，文一、陈锦润、杨芳、唐希明、林盛彬、蔡雪莲、邝耿力等的散文，徐金丽、八炎奎、叶清森、黎保荣、倪海燕、蔡俊、白炳安、苏泽明、高世现、杨芳等的诗歌，都各有特色。而知名诗人、法官陈陟云从佛山调到肇庆工作，可谓为肇庆诗坛添了帅才。

林炳坤是肇庆封开人，1950年生，广东省肇庆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他1987年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半年，之后又到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他的独幕话剧《晨星》《律师的自述》分别荣获1981年度和1982年度全省业余文艺创作评选一等奖，话剧《婚恋奇情》由广东省话剧院喜剧团排演，在全省巡回演出。另外，他曾与张富文合作出版报告文学集《时代的风流》。但是，客观而言，林炳坤的短篇小说最具特色，他的小说《夜半吉它声》获得省创作评选优秀奖，收入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以其为书名的小说集；他的小说《书签》在1981年获得广东省第二届新人新作奖二等奖，并且入选《作品》月刊小说精品集《挣脱了十字架的耶稣》。据林炳坤好友文章反映，林炳坤的创作在1980年代初是第一个高峰期，之后由于在南京大学作家班刻苦的“参禅悟道”，得钟山玄武湖之灵气熏陶，加上来自全国各地佼佼者的相互激励，林炳坤在1987年至1991年进入了第二个创作高峰期[1]。从此成为具有一定实力和名气的作家。但是，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林炳坤因为身体欠佳的缘故，没有迎来第三个创作高峰期，而是逐渐沉寂。鉴于当下文坛浮躁和急功近利风气，为了不埋没好作家，笔者经过多方查阅，搜集到他主要的短篇小说，大概如下：

《书签》，刊于《作品》1981年第10期；《退党》，刊于《作品》1984年第8期；《增寿记》，刊于《作品》1987年第2期；《鸟嗻》，刊于《作品》1988年第11期；《祭蛤》，刊于《清明》1989年第3期；《匪碑》，刊于《作品》1989年第5期；《弃雀》，刊于《作品》1990年第1期；《马疯》，刊于《作品》1991年第2期；《龙虱》《虾笛》，刊于《作品》1991年第10期；《盲猫》，刊于《作品》1991年第11期；《牛戏》，刊于《西江文艺》1992年第2期；《斗猪》，刊于《作品》1992年第12期。另外，林炳坤还陆续在《岁月》《珠江》等刊物发表小说。

有作家认同做人要老实，文学创作可不能老实，并指出林炳坤“淡泊为人，他的写作却拒绝平庸，笔底流淌的是至情至性的雅韵清音，一如空谷之幽兰，不事张扬，弥溢的却是高品味的馨香”[1]。林炳坤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具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主要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一、英雄传奇

从历史层面来看，英雄传奇是林炳坤小说的一大特色，以《匪碑》《牛戏》为代表。它们或许是受到莫言1986年刊载于《人民文学》引起轰动效应的《红高粱》的影响，或者是受新时期重写抗战题材小说浪潮的启发。

《匪碑》写土匪陶豺牛是闻名西江的匪首，他无恶不作，“镇子里，无数人受到他的戕害”，他爱上封溪镇第一美人楼影碧，为了得到她，在山上杀死了她的丈夫，后来借她扫墓的机会，强暴了她，并且经常到她家过夜。不久后，她用麻药让陶豺牛俯首就擒。人们把陶豺牛押送到镇公所，但镇长等官员接到日本兵即将打来的密报，故意拖延，半夜偷偷撤离，罔顾百姓死活。陶豺牛趁2个日本兵用铁线穿他手掌的时候，出其不意，将2个日本兵的脑袋猛撞而杀死他们。他本可轻易脱身，但为了让楼影碧和民众成功撤退，他摘下2个日本兵的枪支弹药，与获得警报前来的一队日本兵展开激战。虽然他全歼日本兵，但他也壮烈牺牲了，在受重伤的情况下，用手榴弹与虐待他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同归于尽。换言之，他从土匪变成了英雄。

为了表现他的转变，小说几次写到他的心理：“日本人的罪行，激怒了他。要说杀人，他不是没杀过。但他从来都是干脆利落，或一刀，或一枪，让人死得痛快。不像日本人，杀人之前，还要先把人折磨一番，用铁线穿手掌，串鱼串，再扔到江里活活淹死，太嚣狂，太歹毒了。再说，你要杀人，在你日本国不能杀吗？为什么要飘洋过海行那么远的水路到中国来杀？……今天，就要让你小日本尝点厉害的。”“过去杀人都是为自己，今天杀人却是为别人，说好点是为国家。”“他又扭头朝后看，那些逃跑的人，已开始翻越山顶。翻过去就好办了。那些人里，肯定有不少人平日里受过他的戕害，今天，就算是把债还了吧！”从被激怒，不服气，到为别人，再到还债心理，小说将一个土匪的心理转变展现得淋漓尽致，细致而又真实。

这篇小说让笔者想起了端木蕻良的小说《遥远的风沙》，后者同样写革命军前往收编土匪，被派来联络的土匪煤黑子在途中作恶多端，浑身匪气，但是煤黑子在遭遇敌军，朋友阵亡的情况下，情深意重，义薄云天，他胆大逞强，冒险断后誓死要为朋友报仇，最后杀身成仁。故此，周立波曾于《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盛赞煤黑子是“一个在中国文学里不常出现的土匪的典型的性格。……到末尾，有着土匪性格、无恶不作的煤黑子焕发着殉难者的圣洁的光辉”[2]。他从“私恶蛮勇”向“大善大勇”的转变，从“土匪”向“英雄”的转变，与被收编作革命军参加民族解放事业的目的息息相关，否则他最后的临危不惧也不过是绿林豪气而非民族英雄品格。而这也许就是林炳坤与端木蕻良的差异所在。

林炳坤另一部关于英雄传奇的代表性小说是《牛戏》，它同样是抗日题材，不同的是它写了一男一女2个抗日英雄。小说用回忆的手法，写了王土根偶遇一个日本兵蹂躏一个陌生女子洪艳妹，他趁日本兵不备将其刺死，并且带着洪艳妹骑牛逃跑。只是他们在山林里迷路，半天后被一小队日本兵发现并抓获。面对日本兵的残暴，本为青楼女子的洪艳妹故意献媚，在交欢之前与日本兵喝交杯酒，她在只身进土屋取酒时，在酒里下了迷魂药，让6个日本兵在交欢后药力发作，昏迷不醒。之后她用军刀割下日本兵的脑袋，悲愤交加之中喝下剩余的半瓶迷魂药，倒在受伤的王土根怀中死去。在这种意义上，洪艳妹从软弱的青楼女子变成了坚强的女烈士，实现了个人价值和人格的升华。整部小说以看牛戏开头，以唱牛戏结束，洪艳妹就如王土根日后唱遍西江两岸的牛戏“红颜烈女代代有，娇媚热血染山河”一样，令人敬佩。

二、人才问题

如果说林炳坤的英雄传奇是抗战+情爱的历史叙事，那么关于人才问题的《书签》则从现实入手，是具有时代感的改革+恋爱的现实叙事。它或多或少有着197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一类反响巨大的改革小说的印记，属于改革小说潮流中的一朵浪花。

《书签》讲的是银行女工作人员唐小瑜与维修站男工人李明海在银行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李明海同时在市工人文化宫做英语辅导班的兼职教师，与参加该辅导班的唐小瑜慢慢熟悉。他英语熟练，家里最显眼的就是2米多高的大书架，奇怪的是他有用零钱做书签的习惯。他之所以要做兼职教师，是因为他要搞医疗器械改革，但缺乏资金。他想改进一台进口的医疗检测仪器，也得到了省医疗器械研究所一位老专家的支持。但是，他虽然“立下搞四化的志向，……不管怎样，我是会一条道走到底的。我知道，有人背后说我傻，但我却感到这样生活才有意义。”只不过他这个人才却不被重视，遇到了重重阻力：一是领导反对，站长不懂业务，只能凭着仪器的牌子来定好坏，不支持他改革；二是经费困难，站里也不拨给他分文，他不仅把自己400多元存款全部拿出来买材料，还利用业余时间教英语赚取经费，最终是唐小瑜以找零钱“书签”的方法巧妙资助了李明海缺乏的最后一笔材料费；三是领导贪功，他最终改革成功，获得省医疗系统技术革新三等奖，却被站长以革新小组名义上报，站长由此成为小组领导，他从唯一的改革者变成了小组的一员，就连奖金500元也被贪去了300。这是摆在改革面前，非常真实的人才际遇问题，正如小说中所言：“报纸上整天说搞四化缺乏人才，可埋没人才的事，哪个地方都有；中央的政策英明，可下面有些人就是不执行”。小说由此具有了时代感（改革风气）与现实感（怀才不遇）。只不过，小说给了李明海一点温暖，就是“他这种对事业的专注和勇于改革的不懈毅力，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唐小瑜，让同样怀有“作为一个青年人，应该有立志改革的抱负，为人民献身的思想，至少，应该有为社会多做点好事的志向。这样，才不至于虚度年华，浪费青春”这种向上思想的唐小瑜爱上了他，并能够同情他的处境，钦佩他的献身精神。换言之，改革加上恋爱的故事，使得被轻视的改革者的人生具有了一丝亮色。

而《弃雀》虽然同样是涉及人才问题的小说，却与恋爱无关。它讲的是擅长养鸟辨雀的雀五，10岁开始跟他父亲学习，数十年间练就听声辨雀的绝技，省内闻名，就连省城里的养雀高手，也前来请教。有一次他养了一批雀，发现其中有一只哑雀，遂将之抛弃，被老竿的孙女所得。他虽然耗费时日，将其他画眉鸟精心驯养，尽皆成才，但是他抛弃的哑雀，却被机灵的徒弟八鹩多次提醒其实非常出众，也许是雀王，让他过去辨识。他暴怒之下，辞退了八鹩。后来他无意中看到老竿的哑雀，才发现错怪了八鹩，它虽然还没叫，但“这么好的雀儿，他平生见了没几只。与它相比，他如今驯养着的那数十只画眉，尽皆失色。先前给港客看中，以一万元港币买走的那只雀王，也略逊一筹。”他从此焦虑成疾，一个多月之后他心生一计，到梧州购买一只声音清脆，能叫“您好”的令人赏心悦目的翡翠鹦鹉，跟老竿的孙女换回了那只暂时未叫的雀王。他本想将雀王放归山林，但是雀王忽然发出了激越之声，为了防止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狠心杀死了雀王，小说的心理描写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得甚为出色。简言之，小说反映了两种人才被扼杀，一种人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徒弟八鹩，另一种人才是雀王，但皆被刚愎自用、目空一切的雀五扼杀，由此引发的人才问题，令人深思。

三、地方色彩

如果说英雄传奇属于历史层面，人才问题属于现实层面，那么地方色彩则属于艺术手法层面。前述的《匪碑》《牛戏》《弃雀》也具备了一定的地方色彩，都以封溪镇为背景。由于林炳坤喜爱汪曾祺，就像汪曾祺喜写故乡高邮一样，林炳坤以家乡封开为故事背景，写作了封溪镇系列小说，或多或少致力于风土人情的描绘，彰显岭南地域特色。也正因为喜爱汪曾祺，所以林炳坤曾把自己收藏的汪曾祺作品集借给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学习怎样写小说。

除了上述的《匪碑》《牛戏》《弃雀》，林炳坤的其他小说如《龙虱》《马疯》《虾笛》《鸟嗻》《祭蛤》《斗猪》《盲猫》等都清一色地属于封溪镇系列创作。林炳坤喜欢用动物来命题，却主要注重其题材，难以超脱出来，缺乏与张爱玲并称“南玲北梅”的民国女作家梅娘的《蚌》《鱼》《蟹》等小说的人生象征性，而这也许正是林炳坤与梅娘的艺术区别之处。

封溪镇系列小说注重封溪风情与个人命运的表现，如《龙虱》《马疯》《虾笛》等篇什便是如此。首先是对江山风物的描写。如“紫荆怒放，如无数彩蝶纷飞，封溪镇沿江河堤，被装点成一条红艳艳的花街。晨风悠悠然然，从西江水面吹来，穿越长长的花廊，带着醉人清馨，飘然拂至临江的雀站”。这是《弃雀》的开头，把西江流域特有的紫荆、彩蝶、水波写进画面，同时也引出了小说的故事发生点——雀站，可谓一举两得。“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江里细碎的浪花，轻轻柔柔的絮语，若隐若现地传上岸来；只有屋后嘴碎的虫子，聒聒不休地鸣唱，长歌短吟的传进耳中。”这是《马疯》的描写，把夜晚西江的寂静、浪花、虫子融为一体，越发彰显西江的寂静，以及将之与马疯爱上阿娟的不寂静内心互相映衬。“王土根自幼穿山钻林，根本没想到自己也会在林中迷路，可是当他领着路七弯八拐的走出林子时，便不得不承认迷失方向的事实。他们本该走出林子的北面，眼下却走到了西边。西江波涛滚滚翻卷着浊浪从连绵不断的青山脚下流过，极目绵长的江岸渺无人烟，一只乌篷小钓船顺江而下，慢悠悠的在靠近江岸一侧随波逐流。”这是《牛戏》的叙写，它写出了封溪镇江边青山连绵不断，树林复杂难行，以及西江的极目绵长渺无人烟，也为人物的迷路和被捕作了铺垫。

其次是就风俗而言。或者是关于虾的风俗，例如《虾笛》中写道：“碧水之下的沙滩，无数虾儿正在爬滩撒春。它们一只跟着一只，首尾衔接，象一支支玲珑剔透的玉笛，陈设在水底沙滩。捕虾人称之为虾吹笛。对吹笛之虾，绝不捕捉。捕一杀百杀千，无人会干这蠢事。虾儿吹的是天籁之音，从古老的过去，直吹至久远的将来。”这就把西江虾笛的美妙，以及捕虾人的善良风俗，以及虾伯的儿子虾仔被混乱世界所杀的隐喻同时呈献，耐人寻味。而《龙虱》描写了用龙虱可以治疗尿床的民间习俗，《祭蛤》写了捉蛤人到蛤儿生息栖身的田垌，念咒语捉蛤，捉来的蛤儿不能留在家里过夜的风俗。

再次是方言的引用。适当地引入方言，使得小说具有了地方色彩，也活跃了文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物。例如，《龙虱》把“尿床”写成粤语“赖尿”，用“针无两头利”的粤语来暗示“世事难两全”。又例如《马疯》用粤语“发花癫”来指“犯花痴”，就很有广东味道，也符合小说中疯子的癫狂之态。而在《祭蛤》里，作者用粤语“诈肚痛”指代“装肚子疼”，一个“诈”字很明显比“装”字更能体现诈骗欺瞒的感觉，而用粤语“虾公”指“公虾”，用粤语“蛤乸”指“母蛤”，不仅与普通话的语法搭配不同，也暗合了“蛤无公，虾无乸”的当地风俗。

但是，林炳坤小说营造地方色彩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此基础上，塑造了人物性格或命运，而这也许才是地方色彩的最终目的。例如，《鸟嗻》中雌雀被捕，雄雀飞来飞去到处寻觅妻子，边找边嗻嗻地呼唤，但是负伤的雌雀，似乎很有灵性，一声不发，以免把丈夫引入死亡的深渊。这样富有人情味的画面，不仅写出了一种当地看鸟的习俗，而且最终让胡知源感同身受，释放了雌雀，可谓两全其美。而林炳坤比较擅长的是勾勒外来现代事物对传统地方事物的影响。如果说《书签》讲的是正面影响，那么《龙虱》讲的却是负面影响。它用心刻画了捉龙虱的艰险，龙虱歌的悠长，祖传龙虱药汤的治疗尿床的奇效，但是它也极力写了杜阿吉用龙虱药汤治好了20岁的彩英姑娘以及中外合资毛纺厂外国技师汉斯先生的尿床疾病，但是却治不好彩英的贪慕虚荣和汉斯的贪图美色，彩英和汉斯经常喝咖啡吃牛扒跳交谊舞到深夜，后来彩英出轨嫁给汉斯，追随汉斯到国外。只不过，外国事物迷了彩英的眼，却不能迷住杜阿吉的心，当彩英在国外尿床复发，他还能不顾危险抓龙虱为其治病。而《虾笛》写的是捕虾人虾伯的淳朴养子虾仔没考上大学，到镇里中外合资的宾馆做工，渐渐变得穿着花里胡哨，迷上摇滚乐，爱跳霹雳舞，还与纺织工鱼雁玩没有爱情的缠绵性游戏。但当鱼雁卖身赚钱东窗事发，虾仔恍然大悟，慢慢恢复原有的朴实，并在城里找工时挺身而出独斗杀人的歹徒，不幸牺牲。小说以虾伯与虾仔生母在“让不让孩子上岸”的对话中结束，表达了一种如何走自己人生路的思考。

综上所述，林炳坤小说的三大特点：英雄传奇属于历史层面，人才问题属于现实层面，地方色彩属于艺术手法层面，它们虽各有侧重，但相得益彰。虽不够深刻，但也真实。有的小说构思也较为巧妙、但是如何写故事而超越故事，如何写地域而超越地域，直抵人性与历史的深处，也许这才是关键。客观来讲，作为纯文学作家，林炳坤虽不杰出，但也优秀。其小说艺术成就在肇庆屈指可数的，在广东省内也可圈可点，而他毫不骄傲，甘于淡泊，这确是其难能可贵之处。